张鼎丞在延安。（资料图片）

东南网9月12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朱子微 整理）

走进龙岩市永定区金砂镇的张鼎丞故居，目之所及，唯有一段高逾2米、宽仅1米有余的残墙静静矗立。断壁虽残，却见证着一位革命者为民服务的如磐初心，也向每一名来访者无声地诉说，这片红色热土上永不褪色的坚守与信仰。

张鼎丞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相连。从闽西游击战场的枪林弹雨，到江南抗日的烽火硝烟，再到率部入闽解放福建，他始终以铁血丹心践行革命信仰，铸就了不朽的革命丰碑。

挥师北上抗日寇

张鼎丞，1898年12月出生于永定县金砂乡西湖寨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并领导了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并领导了闽西南的三年游击战争。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于南昌命令闽西南、闽粤边、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同年3月，他率领闽西南2800多名子弟兵告别父老乡亲，离开了曾经浴血奋战过的红色土地，挥师北上，奔赴苏皖抗日前线。

到达苏皖抗日前线后，面对从山区到平原水网、从游击战到抗日战场的巨变，张鼎丞抓紧时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正规建军制度，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让新四军第二支队初步实现了从游击武装向正规部队的转变。

1938年6月，张鼎丞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挺进宁芜（湖）铁路以东、宁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句容、当涂、溧水、高淳一带打击日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坚持江南抗战中，张鼎丞、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坚持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壮大自己，然后继续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在异常复杂的江南地区，与日伪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发展统一战线、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党组织、建立根据地等各项任务。

戎马倥偬之余，张鼎丞还反复阅读和研究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并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总结经验教训，为支队讲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

在苏南的日子里，张鼎丞深知群众力量对根据地存续的重要意义，因此特别重视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

彼时，他精辟分析敌后抗战形势：苏南是日军重点占领区，敌、伪、顽、友、我等几股政治、军事力量并存，形势十分复杂，我军深入敌后作战仅数千人马，要想战胜敌人，一要靠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斗争，二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因此，在繁忙的军政领导工作之余，张鼎丞也不忘做好群众工作。当时部队作战，流动性很大，每到一地，他都要抽出时间深入到驻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宣传抗日，广泛结交朋友。在进入江南的一年多时间里，以张鼎丞同志为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形成了军民亲如家人的良好风气，继承发扬了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

与此同时，张鼎丞还切实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接触，争取他们支持和参加抗战；按照“一边打仗，一边建军”的方针，新四军第二支队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武装，到1939年4月已发展到6000余人，还建立和发展了以工农为骨干的地方武装，使之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力量。

高风亮节铸丰碑

张鼎丞自从投身革命，始终抱着革命必胜的信心，即使在革命处在最低谷的时刻，他仍然坚信只要留有一人一枪，革命就有希望。

为了革命胜利，张鼎丞的两个弟弟、堂妹、父母和结发妻子等6名亲人相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张鼎丞始终没有悲观，他在延安写的《自传》中动情地说：“虽然我的家庭被反革命破坏了，但我不能痛哭流涕，更应该慷慨激昂的为革命到底。”

1943年，张鼎丞出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在整风运动期间，他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整风方针，抵制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张鼎丞反复强调，整风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强加于人的做法。在他的带领下，党校二部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使广大干部真正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抗战胜利后，张鼎丞被中央派往华中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军区司令员，成为华中重要战略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在苏中战役期间，张鼎丞统管军区一切事务，参与决策运筹，要兵调兵，要粮遣粮，为保障前线作战做了大量工作。苏中战役也创造了我军内线作战的经验，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

从三年游击战争到转战大江南北，从延安的整风运动到解放战争的浴血奋战，都留下了张鼎丞坚定的身影。张鼎丞一贯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在白色恐怖下自己的亲人惨遭杀害，还是在自身身处逆境时，都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信念。

新中国建立后，张鼎丞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

尽管身居高位，张鼎丞却始终视自己为人民公仆，认为当官是为人民群众办事，办什么事都应该首先想到人民群众，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利，使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不把群众的生活挂在心上，那他就不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张鼎丞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关心百姓疾苦，常深入基层调研，倾听呼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928年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时，张鼎丞家乡的房子被烧成了废墟。1964年，永定暴动纪念馆的同志提出准备重建张鼎丞旧居作为纪念室。他马上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不同意。信中说：“我过去在金砂住的房子，根本不应该考虑重建……一个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绝不可以为少数人服务，更不能为自己服务。……需要作为纪念的话，保留现在这个样子，立一个说明牌，说明原来的样子，说明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就可起到纪念的作用。”如今张鼎丞故居那面残墙的来由，也正源于此。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句话用来映照张鼎丞的一生，尤为贴切。他用对党忠诚的赤子之心、对人民负责的公仆情怀、对自我严格的崇高操守，在革命历程中镌刻下不朽印记。那份历经岁月淬炼的坚定信念，那份始终与群众血脉相连的鱼水深情，那份不为私利、只为公义的坦荡胸襟，共同铸就了跨越时代的精神丰碑，永远为后人所敬仰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