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福建藏书文化

福建素称“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古代仅《四库全书》中就登记闽人著述一千余种，而一些未收录“四库”及清乾隆以后的闽人著述更不胜枚举。正是有这些典籍，才使福建文化事业之花开得愈加灿烂。丰富的藏书是文化传承所凭借的重要条件之一，文化的推进与发展离不开藏书事业的支持。而当年建阳麻沙、崇化书坊刻书在宋元年间闻名中国，明代更发展到鼎盛，而清代福建“四堡”也成为重要的雕版印刷基地。曾经的福建刻书事业也很好地推动了我国藏书事业发展。

官方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私家藏书构成我国藏书事业四大支柱。在官方藏书层面，古代地方府学、州学、县学等地都有一定量的藏书，藏书地有的叫“尊经阁”。官方藏书满足了大部分士人的求学需要。而有着“东南佛国”之称的福建，寺院更是遍布名山。古时福州鼓山涌泉寺、厦门南普陀寺、泉州开元寺等藏书都颇为丰富，有些寺院还刻书，如福州东禅寺。今天寺院的“藏经阁”，也可视作寺院藏书的文化遗留。论道观藏书，必须提到《万寿道藏》，这部书于宋代编纂，其地位于福州闽县九仙山天宁万寿观，付梓以后，发给各地宫观收藏。

书院藏书是书院的三大事业之一，从某种角度而言，唐以后中华文化主要通过书院来传播。清代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它的藏书量在全国书院之林中堪称“执牛耳”。许多地方主官、书院创建人、山长极其重视藏书事业，如张伯行刊刻理学先儒遗书，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丰富书院藏书；还有致用书院山长林寿图院长捐书等；又如福建巡抚陈宏谋曾向仙游金石书院捐赠40多部书籍；再如尤溪南溪书院，其中首建有“观书第”。这些事迹都已载入“福建书院史册”中。

私家藏书是中华文化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福建历史上私家藏书楼遍布，那些故事是一部读不完的书。

先说莆田郑樵。他凭一己之力，编就《通志》，这本书与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当年他“搜尽东南遗书，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时人称赞说：“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鲁迅看了这部书后，也说：“渔仲（郑樵）、亭林（顾炎武）二公，今人无人能及。”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赞誉郑樵：“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这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史学家，当年总结了“求书八法”，在后世藏书家中广为流传。他在《通志·校雠略》中说：“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地方）以求’、四曰‘因家（家族）以求’、五曰‘求之公（官府）’、六曰‘求之私（民间）’、七曰‘因人（藏书家）以求’、八曰‘因代（年代）以求’。”专门的书，向专业从事者访求，如果这类人士没有，就向与他们学说相近的人访求。而如地方志书，应去当地寻找。属于某家族藏书，要向该家族后人获取。属于官府所编纂的书籍，应向官府索求，因为他们定有收藏。而非官方之书，可向民间访求，是为“求之私”。寻书，还可访求于藏书之家。而古书多散轶，时隔久远，所以不可强求。

能致力藏书事业者，心中多有一种情怀。历代藏书家是文化的传承者，是文脉的守护者，有的也是历史研究者、思想启迪者。福建藏书家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过特殊贡献，他们刊刻了很多重要文献使其得以流传。我们的典籍经历浩劫，最终保存完好，得归功于这些人对这份藏书事业的热爱。

黄虞稷祖上为福建晋江人，其藏书楼千顷堂位于南京。但他经常在书首上题：“闽人。”他的著作也有几种，大家对《千顷堂书目》应该不会陌生，这是一部重要的书目学著作。这位生长在金陵城中的福建人，为书目学作了重要贡献。

徐兴公是明代著名藏书家，他也利用藏书进行了研究，留下了很多著述。当时一些人讥笑他：“书愈富而囊愈空。”他就引宋藏书家尤延之的话应道：“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言语间透露出他对书籍文化的痴迷。他为读书而藏书，聚书数万卷，藏书楼有红雨楼、绿玉斋、汗竹巢、宛羽楼和偃曝轩。但他家境并不宽裕，只是嗜好藏书。28岁那年，他卧病在床，忽闻门外有人叫卖图书，于是就让家人请其入户，并不顾家人反对，以药钱置换图书。在他的《藏书屋铭》中，读者可凭借其文字，了解其心境：“……茗椀香炉，明窗浄几。开卷朗吟，古人在此……”到了其子徐延寿，依然志力藏书事业。可惜，随时代演进，徐氏藏书消散将尽。

福州长乐人郑振铎也是爱书如命，其藏书之质与量在20世纪的中国屈指可数，其子郑尔康在《西谛书目》新版字中生动地写道：“……父亲在一个冬夜，几经周折，好不容易觅得了一部世上绝无仅有的宝书时，他携书回家，未进家门，便大喊：‘快来看宝贝呀！’把全家人都叫到了书斋，与他共享那他认为是最幸福的时光……”

福建许多藏书楼的取名都较为雅致，绝大多数书楼都寄托了书楼主人的心志。如明代音韵学家、连江人陈第的“世善堂”，谢肇淛的“小草斋”，林则徐的“七十二峰楼”，李馥的“居业堂”，陈宝琛的“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晞楼”等。他们都是爱书人、好学者，多善于利用藏书进行研究，从而成就了一番“名山事业”，也使得我们的文史事业得以延续和传承，又或者根据几种版本对藏书进行比对，使书籍错误率大大降低。嗜书成癖的他们把书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因此在抄书、校书、买书过程中几乎耗费大半生的时光。也正是有了他们的付出，才使浩如烟海的典籍保存至今。

藏书是天下一大难事。历史上许多大藏书楼毁于兵焚、战乱，所以黄宗羲说：“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书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历来火灾、虫蛀皆是藏书的大厄，而在历劫之后，官府或藏书家通常会补阙拾遗，新一轮藏书又将开始。这是藏书家心中的文化情结，也是中华文化魅力所在。

关于藏书，最后再介绍书肆。书肆是书籍交流、流通的地方，一些藏书家通过在书肆购书从而迅速扩大自己的藏书规模，而很多藏书家的后辈“不善守”，遂使祖上藏书星散各处，有些藏书就流入到书肆中。

三坊七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南后街曾被称作“古旧书店一条街”，曾经书铺、书坊遍布街区。这里的书肆始于明末清初，到清代中后期愈趋繁荣。清朝末年，广东番禺举人王国瑞客寓福州。王国瑞本身嗜书成癖，暇日好逛书肆。他作了两首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面”，可算是“后街书肆印象”。诗云：“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琉璃厂”是北京的文化街，古来书商云集。将南后街书肆与琉璃厂对举连言，可反映那段历史。“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两句更是写出访书者的心声，也说明当时书肆图籍宏富。民国福州藏书家郭白阳《竹间续话》一书记载福州风俗旧事甚多。书中写道：“会城书肆聚于南后街，以咸丰、同治、光绪时为盛。”

目前已出版一些关于藏书楼、藏书家、藏书史的著作，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的古代藏书楼后来并没有复建，甚至很难找到当年遗址。各地若能组织开展地方藏书史研究，那么应该能勾勒出那些史迹。同时根据研究成果选择合适地点，复建藏书楼，或建设古代藏书展示馆，利用现代技术再现历史情景，使其成为“打卡点”，以渲染文化氛围，并通过举办活动等形式增加人流量和社会关注度，带动文旅经济发展。

宋代大藏书家尤袤曾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这句话至今适用。古代藏书家多是爱书人、好学者，且许多家族皆以诗书继世，他们对书籍有一种难舍的情结。利用藏书文化研究成果，以倡导社会读书风气，这是文化事业的重点，也是维系一段书香的传承。

（作者单位：福州市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