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泉州海丝形象建构和变迁

诗歌是日常交往和情感互动的承载体。不论是本土人还是异乡人，都在诗歌中以各自的视角和体验为泉州的形象增添丰富的层次。宋元和明清时期的泉州诗歌，呈现了泉州历史和文化形象的建构与变迁过程。

泉州海丝活动发展于唐五代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北宋谢履《泉南歌》咏泉州云：

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谢履是泉州惠安人（今泉港），曾在蔡襄任泉州太守、倡建洛阳桥时前后任职南安县主簿、清溪县（今安溪县）县令。从这首诗中可直观地看到当时泉州的生产生活状况：“人稠山谷瘠”体现泉州自古以来“人多地少”的矛盾。丘陵和山地的存在使得泉州很难开辟出大片的耕地，且人口的增多和聚居导致物资不足，无法完全依靠农业为生。

明代晋江人何乔远是著名的方志史学家，他在《闽书》中写道：“泉州，枕山而负海，田再易，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沿海之民，鱼虾蠃蛤，多于羹稻，悬岛绝屿以网罟为耕耘。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地狭人稠，行贾寡出疆，仰粟于外……”粮食不能自给的泉州人，靠山者多以养蚕制茶、植蔗煮糖、种植荔枝龙眼等来对外换得粮食。靠海者则因泉州“州南有海”，便向海而生、需“每岁造舟通异域”。

历史上，秦汉前汉人入闽时，今福建全省均属闽越国，居住在此的人们被称为“闽越族”。闽越族人靠渔猎为生，善舟楫。隋唐时期以来，中原汉人大批南迁，带来先进生产技术，进一步推动其造船航海技术的提高；经济重心也逐步南移，泉州官员采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措施，泉州社会经济不断提高。

久视元年（700年）武荣州州治从丰州向东南方迁移十五里，即今泉州市区所在地，不久后开始建城。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又改称泉州。因此需要注意的是，以唐景云二年（711年）为界，此前史料诗歌中的“泉州”指今福州，此后才是今泉州。唐诗《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咏泉州云：

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

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

这首诗歌描绘当时泉州蕃商云集、贸易繁荣的景象。唐代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重视海上贸易，鼓励蕃商和朝廷来往交流，因此“市井十洲人”的描述并不夸张。外商们“入贡频”，其进贡的东西主要是一些珍玩性的商品，唐代诗人韦应物曾就此作《咏水精》《咏珊瑚》《咏瑠璃》等诗。但由于唐代的市舶机构设立在广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泉州的对外贸易。

五代时期泉州的管理者们都采取促进海外贸易的政策，为此还相继扩建泉州城，“重加版筑，旁植刺桐环绕”（黄仲昭《八闽通志·古迹》）。刺桐作为海外传入的植物，据唐代陈陶创作的《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至少在晚唐时已开始种植，且遍布广泛。唐代王毂《刺桐花》一诗则对刺桐花之艳极尽描写。刺桐花就像火般热烈，因此曹松劝友人“帝京须早入，莫被刺桐迷”（《送陈樵校书归泉州》）。刺桐在五代扩城后环城皆是，如宋代王十朋的“刺桐为城石为笋”（《咏万安桥》）、“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刺桐》），“刺桐”开始成为泉州的代名词。

待到宋元时期，市舶司的建立使泉州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刺桐港日渐繁荣，“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王十朋《提舶生日诗》）。泉州在海内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闽岭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朝廷推重镇，师帅得贤侯”（谢履《上丁守》）。李邴闲居泉州17年，其诗句“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描写泉州对外贸易的发达。

该盛况离不开朝廷政策支持。为促进市舶收入，南宋朝廷在泉州港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优异推赏”的政策对能增加市舶收入的官吏和番商首领允诺加官等奖赏，如南宋阿拉伯人蒲寿庚是蕃商首领，曾被授予官职。南宋的泉州城还允许蕃商售卖营业。因此，“海上丝路”的兴起与发达让蕃商来华并侨居泉州。他们或与本土居民杂居，或相互聚居，形成蕃人巷或蕃坊。其中宋元时期的泉州城南为蕃商聚居之地，泉州市舶司也设置在城南，可以说是最为繁华之地。南宋诗人刘克庄《南廓》从侧面印证了泉州城南的繁华，“唯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元朝诗僧也写诗称道：“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栴檀绕。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从元代庄弥邵的“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也可一窥究竟。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古城门“德济门”遗址便是南宋时随着泉州南部商业发达和人烟稠密扩建的城门。

从元末的亦思巴奚战乱，到明代因倭患实施的消极海防政策、市舶司的迁移，“蕃商踵至”的繁华消失，泉州海丝之路不复宋元盛况。明清时期政府严格实行海禁政策，严禁私商贸易，严重影响了沿海人民的生活方式，但以此为生的泉州人民并不就此认命，想方设法谋求出路，犯海禁出海通商现象普遍，出海者上至官员军人，下至豪顽之徒。明代曹学佺有诗《温陵》言：

驿路连山路，城门控海门。

岛船秋更急，沙鸟暮能喧。

落叶樵苏径，刺桐风雨村。

素衣尘变尽，聊以濯清源。

诗篇开头仍旧表明泉州地形丘陵多、耕地少，人们靠山靠海为生，只是在明代的海禁政策之下仍有船只出海。从林嗣环的《倭漆引》可知清代尽管实施海禁但仍有日本商船前来贸易，说明海禁之后的私商正默默崛起，并逐渐成为泉州城的一大群体，但规模已远不及宋元时期。在鸦片战争战败、签署《南京条约》后，五口通商，泉州港沦为厦门港的附属，最终没落。

从宋元的“涨海声中万国商”到明清的“城门控海门”，这些诗歌见证了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与沉寂。而诗歌不仅是历史的镜像，更是文化的载体，它记录了一座城的变迁，也见证着泉州人向海而生的坚韧与智慧，如今，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其留下的历史与文化已然成为泉州独特的城市名片，彰显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