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与晚明海防

清代人称“古未闻有海防，有之，自明代始”（清嘉庆《同安县志》）。有明一代，倭寇之患几乎与之相始终，几度为祸酷烈。至晚明，西洋帆影现于东亚，使局势更为复杂。前朝所未见的海情，使明人摒弃了海上势力“不为中国患”的传统观点，开始探索海防之道。

明代历任首辅中，出生闽地的叶向高（1559—1627年）是对海防最为关心者之一。《明经世文编》选录的首辅作品中，叶向高《答韩璧哉》是少有的专论海防之文章，而叶向高收在《苍霞草》等个人文集中的文章，更包含大量对晚明海防事务的记录与议论。这位自称“海国孤生”“海上儒生”的晚明名臣生于嘉靖倭乱中，尚在襁褓时就险遭不测，此后终生都挂念着被他称作“海国”“海邦”“海上藩服”的闽地之安危。他留下的相关文章及诗歌，是我们了解晚明海防的重要史料。

心忧海防建设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霸主丰臣秀吉发大军入侵朝鲜，朝鲜国土沦丧，向明朝求援，明军于是入朝抗倭。饱受倭寇荼毒的闽地也再响海警，以防倭寇乘机入侵。

此时叶向高因母丧居乡守制，便用《闻警》记录福建海防局势的紧张：“属国东南久晏安，长鲸何事欺狂澜。诸藩半苦倭奴暴，边吏全骄汉法宽。强弩楼船皆出戍，渡辽横海各登坛。扶桑回首犹烽火，愁绝秋风壁垒寒。”

朝鲜战事旷日持久，且明军多次受挫，朝中渐起退兵之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叶向高见到当年的应天府武举题有意问询是否应结束在朝鲜的远征，便也拟写策论。他认为不可轻言罢战。明军出师不利，“非远讨之罪”，而在于诸将异心，指挥混乱，“百人令而一人行”，南北派系的将领间“智不用之料敌而用之修郤，勇不用之馘贼而用之争功”，解决此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在朝明军的状况也契合叶向高所言。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二十六年（1598年），明军败于蔚山、顺天城等战役，恰是因为将领间或争功或推诿，甚至出现先锋遭上级嫉妒，“为在上之人所制而退军”（朝鲜《宣祖实录》）的情况。叶向高此时还是远离前线、无权参与大政决策的中级官员，但已在文章中显露出军事洞见。

万历援朝战争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底以明军胜利收场。然而，战争胜利并未使明廷意识到应将巩固海防常态化，反倒生出鲸鲵尽戮的自满，致使松懈之风弥漫。叶向高的多篇文章提及对万历以降海防总体松弛的忧虑，如《观察璧哉韩公奏绩序》：“海不扬波，人情玩愒，使者亦仅仅按旧章颁布条规。”《镇东卫新创兵营碑记》：“疆圉之吏……因循岁月，无长远之图。”《中丞二太南公平红夷碑》：“海备尽驰，戈甲朽蠹，楼船之卒望波涛而胆战。”

不过，仍有勇烈之士有志拯海疆之弊。叶向高的好友沈有容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至三十四年（1606年）任职福建军中屡破倭寇，尤其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于东番之役全歼在沿海各省流窜剽掠的倭寇舰队，使“海上息肩者十年”（《明史·沈有容传》）。在此期间，叶向高任职南京但心念闽海，关注好友的海上功业，正如他为沈有容东番大捷所作贺诗曰：“天涯久忆鸿书断，海上频传露布闻。”

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泉州知府程达提议，沈有容主持，立于厦门中左所100余年的浯屿水寨迁至泉州石湖，并于次年改建完毕。叶向高为之欣然撰写《改建浯屿水寨记》，称“受降筑而天骄不敢南牧，青涧城而曩宵遂鲜入寇”，借唐朝建受降城抵御突厥、宋朝建青涧城克制西夏来说明改建浯屿水寨的重要战略意义。

叶向高此言并非虚夸。浯屿水寨作为明代福建五大水寨之一，立于明初，原位于浯屿岛，既是水师基地，更与其他水寨连成海上防线，“控扼外洋”（万历《福宁府志》）。但至明中叶，武备废弛，浯屿水寨也内迁厦门中左所。水寨内迁后远离险要，如叶向高所言“去崇武且四百里，缓急无以应”（《改建浯屿水寨记》），常常“纵敌登岸而后御之无及”（万历《泉州府志》），有识之士痛心于此，称是“自失一险”（茅元仪《武备志》）。

如今迁至石湖，上控崇武，下辖料罗湾，“可左右援”，又靠近重要航道，为“海舶之所经”，预警和出击的覆盖面增加。新寨也在实战中证明了价值。万历三十年（1602年），刚迁到新址的浯屿水寨侦得倭寇舰队，沈有容果断出击，才有东番大捷。

在晚明文恬武嬉的环境中，仍有志士为海防殚精竭虑，叶向高则发挥诗文“经国之大业”的功能，为他们记录功业，宣传拒敌于海上的军事思想。

洞悉海上来敌

叶向高在忧心海防建设的同时，也密切关注海上敌情的变化。在他看来，嘉靖朝及以前的倭寇“其众不过数千，其来非有约结欲与我争雄长也，徒以贫穷不能自存，资剽掠为生耳”，然而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的侵朝行动，却显示对周边领土的“设谋蚕食”之意。因此，今时之倭寇更“不可以鳞介忽欤”（《邢司马平倭乱旋序》）。

他在与福建按察使陈邦瞻的书信中，建言留心倭寇性质与动向的变化：“事有必至，势有相因，明者睹其微，况已著者乎！”此后，琉球倭患的发生印证了叶向高的担忧。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萨摩藩倭寇入侵琉球，控其国政；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任首辅的叶向高根据已有情报以及琉球朝贡团“半系倭人”、贡品“亦系倭物”的状况，怀疑其已失国于倭寇。他随即上奏朝廷，备豫东南倭警，并去信福建巡抚丁继嗣，表达对倭寇据琉球以窥台湾的担忧：“今所虑者，彼既吞琉球，渐而据鸡笼、淡水……是剥肤之灾。”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夏，三艘倭船短暂游弋至长乐，致使民情震恐。叶向高为此致书海道副使韩仲雍，嘱托守备之要，并认为此次倭寇对福建“一时未必入犯”，其真实目的恐怕是入寇台湾，据设基地，以备后续侵袭，若此则“诸凡滨海去处皆不得宁居”。对此，叶向高向韩仲雍举荐沈有容参与防务，同时致信本已离闽的沈有容，望其再来闽海整军抗倭。

事实再次证明叶向高判断准确。此次倭情之缘起，正是长崎代官村山等安在获得代表德川幕府许可的“朱印状”后，遣其子村山秋安率舰队入侵台湾。倭寇半途遭遇风暴，舰船四散，部分船只漂至福建沿海，才有前述的长乐倭警。次年，村山等安再派桃烟门舰队去接济其子，被已上任水标参将的沈有容歼灭于东沙岛，倭寇此次行动彻底告败。

叶向高之所以能洞烛倭寇的“侵我南鄙之心”，首先在于其重视敌情搜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叶向高就曾拟写当年的会试策论，总结自己的军事观点，认为“兵家之胜，必取于知敌之情，令敌之动静入我目中”。再有，他清楚意识到国是日非，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正在崩解，周边势力的野心不可避免地膨胀。昔日“事我甚谨”（《论朵颜等卫属夷檄》）的势力尚且生窥伺之心，更何况倭寇。叶向高也尽己所能，向朝野强调“倭情更异”，应多加防备，行“绸缪补葺之计”。

助力收复澎湖

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明朝面对的海患日趋复杂，扬起厄浪的不只是倭寇，还有西方殖民者。

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侵占澎湖，袭扰沿海，劫掠商船，意图控制中国贸易航线，“不准任何中国帆船驶往巴达维亚以外的地方”（荷兰《东印度事务报告》）。澎湖这一海上门户的失陷严重影响闽地民生，沿海贸易遭阻加上旱灾，使福建各地米价腾贵，人心惶惶。明朝官员同荷兰殖民者交涉无果，缙绅士人又多怯战。

值此危急，已二度担任首辅的叶向高，一面令在闽家人将田粮盈余“即捐以济人，无奈何则卖产赈济”（《与潘太一太守》），一面与闽地官员密切交流，力主出战。他给临危受命的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致信建言：“或言即募滨海之人，予以厚赏，责其驱夷，必当有效，此亦一说。”而在南居益决定领军抗敌后，叶向高还是充分支持南居益的前线决策权，去信称：“集众论而用其长，是在台下矣。”并相信南居益的克敌方略：“闻牙旌已南莅，想到彼自有定算耳。”

叶向高向来主张“用人则与之权”（《癸丑会试策》），朝廷中枢应尊重边防统帅的决策，不应过度牵制：“封疆事当听封疆之臣，不宜悬断遥度以掣其肘。”（《平夷疏序》）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曾痛定思痛，认为明代朝臣对边防将帅束缚过多，使其有才难伸：“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顾炎武《日知录》）由此可知，叶向高对边防主事者充分信任，以首辅之重鼎力支持南居益行动，在明代政局中何等可贵。

南居益亦不负叶向高信任。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他将荷兰殖民者的战舰诱至厦门海，以火攻歼灭。天启四年（1624年）二月至六月，南居益布置明军分三批登陆澎湖，包围荷兰殖民者，最终将其驱逐，澎湖收复。

捷报传来，朝野欢欣，天启帝告之于太庙，叶向高作《中丞二太南公平红夷碑》以纪功勋。值得注意的是，叶向高在碑文中批判了放弃澎湖“予之无伤”的观念，强调澎湖“系我四封，岂容蠢尔，外窃内讧”，侵略者“荐食我土”的行为不可容忍，唯有“空其巢穴，还我版图”，彰显出鲜明的主权意识。

在澎湖之战前，认为澎湖地势“塞不可，守不可，攻又不可”（章潢《图书编》）而主张弃置者不乏其人。澎湖之战的胜利以及叶向高的碑文赫赫，是对此薄弱海疆意识的有力回击。此外，当时明朝正因后金崛起和奢安之乱，在东北、西南战场泥足深陷。因此，当闽海出现夷情与米荒时，明廷不但未加派兵援或赈济，反倒想搜刮福建财税，是叶向高以“闽方有夷难岂能他顾”为由极力谏止，才使福建军民无后顾之忧。这也是叶向高对收复澎湖所作的贡献。

叶向高曾感叹时事多艰，而自己则受“上牵下掣，一事不得自由”（《答刘天虞》）。即便如此，叶向高及其他先贤仍选择肩担家国、以文铭心，面对朝贡体系崩解与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双重挑战，在王朝的日暮时分艰难摸索靖海之道，于海防史上留下不可忽视的一笔。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