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相助：抗战时期的金门难民救济

1937年10月26日，日军攻陷金门，金门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最早沦陷的地区。金门各地陷入“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行旅不安于道”的境地。

日军占领金门后，金门居民不甘沦为日寇的奴隶，纷纷携带家眷乘船外逃。根据李仕德主编《金门县志·华侨志》的记载，金门人口由抗战之前的5万余人降至3.6万余人。

金门居民的逃难路线里，藏着地理与血脉的羁绊。金门在地理上属于大陆内海岛屿，距闽南沿海地区较近。金厦漳泉原为一体，共属同一文化生活圈。当金门沦陷后，大多数金门居民选择投奔厦漳泉的亲友。其中，厦门因距离最近而成为金门难民的首选落脚点。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37年底，外逃的金门人已超过万余人（《谓金门难民总数约万余人》，《南洋商报》1937年11月23日第5版）。尽管日军严令禁止外逃，但在1938年初，单日逃往厦门的难民仍多达百余人（洪卜仁主编《厦门抗战岁月》）。

危难中，民间力量率先行动。1937年10月28日，难民代表、金门电灯电力公司总经理林燕贻与许涌联名向海内外发出通电，紧急呼吁在金门的大嶝、南安的莲河两地筹备设立难民收容所。华侨银行厦门分行行长洪朝焕、金门会馆董事黄肖岩等在厦门享有盛誉的金门籍人士积极筹备厦门、同安等地的难民收容所。最初，700余名的金门难民齐聚于厦门思明北路的东园旅社。随着人数的不断攀升，又在思明西路的远东饭店增设了难民收容所。难民的持续涌入，使黄肖岩、洪朝焕等人倍感压力，难以应对。他们紧急向新加坡金门会馆发出电报，请求援助。

海外金门华侨积极响应，投身难民救助工作。金门会馆创办的金门轮船有限公司派遣人员前往厦门五通码头，接应金门难民，并安排大巴车护送他们前往收容所暂住（赵家欣《金门沦陷后》，《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年11月13日第2版）。新加坡金门会馆一方面积极督促黄肖岩、洪朝焕等人调查难民去向，并妥善安置金门难民。同时，新加坡成源、立城等民信局与厦门民信局通力合作，专门开通了接收难民侨批的绿色通道。另一方面，金门会馆召开华侨大会，商讨募捐救济的具体事宜，并通过报纸向南洋各埠发出呼吁，为逃难者争取优惠船票。新加坡金门公馆决定率先从金门轮船有限公司的公益款项中拨出5000元，专项用于救济难民（《金门会馆董事议案簿，1933—1940》1937年10月28日，新加坡金门会馆藏）。1937年11月1日晚，新加坡金门会馆在新加坡召开邑侨大会，并以会馆名义向全体侨胞发起募捐倡议。

与此同时，洪朝焕、黄肖岩联合当地金门籍乡贤，于鼓浪屿华侨银行举行会议，正式宣告成立金门难民救济会。会议一致推举洪朝焕担任主席，黄肖岩、金门商会会长许允选等15人担任委员会委员。此外，马巷亦成立同安金门难民救济会，由马巷商会陈远让、金门电灯电力公司总经理林燕贻等人主持，共同构建起跨地域的救济网络。短短14天内，金门难民救济会便从海内外筹集到3.2万元善款以及大量的大米和布匹。

福建省政府、金门县政府也参与到救助活动中。福建省政府发出电令，要求同安、漳浦、厦门等地积极投入救济金门难民的行动（《闽省府令各县救济金门难民》，《中央通信社稿》1937年11月）。1937年11月6日，新任金门县长周秉彝携救济款，分别前往马巷、莲河、珩厝、大嶝等地的收容所进行慰问。同时，晋江和南安抗敌会分别派遣叶青眼、刘丽水至莲河慰问难民。

为了金门难民有饭吃、有屋住，金门难民救济会根据性别和亲属关系为难民分房安置，并陆续在鼓浪屿、马巷等地增设收容所。难民一日三餐都是清粥配杂色小菜，膳食标准为每人每日国币一角。鼓浪屿由于地小人多，部分难民难以被安置到收容所内，因此便改为向未能进入收容所的难民发放生活费，每日生活费国币一角，每十日领款一次。同安、马巷等地也效仿鼓浪屿的救济办法。

在安置金门难民的过程中，难童失学问题同样牵动人心。厦门市政府下令公私立学校免费接收难童，大同小学率先收纳20余人，鼓浪屿地区的学校接收40余人。金门难民救济会在鼓浪屿收容所附设难童半日学校，腾出两间厅房当教室，分上下两个班，聘金门难民中懂教学者任教并给予补贴。鼓浪屿英华学校内有专为难童开设的半日学校活动，教师们坚持在每日下午3时至5时半为学生授课，约有60名来自金门的难童在此接受教育。

金门难民救济会深知，救济仅是暂时的应急措施。随着难民“难以返家、渴望出洋”的呼声日益强烈，金门难民救济会开始协助难民前往南洋谋生。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金门会馆与金门难民救济会积极奔走，为难民协商船票事宜，不仅争取到最低的船票价格，还为妇孺提供特别优惠。对于部分无力支付船费的侨眷，金门轮船有限公司主动为其垫付船费。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一批金门难民成功抵达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开启了崭新的生活。

另一方面，金门难民救济会也为失去土地和家园的金门民众谋划出路，选定了马巷东山乡、溪口的荒田，计划组织难民进行垦荒。金门难民救济会打算投资2500元给马巷商人陈远让创办织布厂，专门吸纳金门难民妇女就业，并约定厂内女工必须为金门难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充满希望的计划最终因厦门沦陷而被迫搁置。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难民安置工作面临新的考验。金门难民救济会从厦门本岛迁至鼓浪屿并加入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教士卜显理任会长，许允选被选为驻内陆区代表，赴漳州采办物资供应难民。7月18日，福建省赈济委员会驻泉办事处召开第七次常务委员会议，专门讨论厦（门）、（嘉）禾、鼓（浪屿）、同（安）地区难民移垦闽南各地的事宜，最终决定将难民移垦到永春、德化。其中，部分金门难民从同安移往永春县桃园乡卿南保（现石鼓镇卿园村）的难民收容所。漳州市政府也伸出援手，收容了约600名金门难民，安排他们从事农职事业。此外，还有500名金门难民留在马巷地区，他们或从事小本生意，或进行垦荒农作，努力维持生计。

金门难民的救助活动一直持续至1941年年初，直至鼓浪屿国际救济会宣告解散。马巷地区的金门难民救济会同时迁至永春，后又移至德化、宁洋（福建省旧县名，原辖区现分属永安市、龙岩市新罗区及漳平市）。

这场持久战的背后，离不开海内外民众的齐心协力。除了新加坡金门会馆的积极募捐，菲律宾、缅甸、越南的华侨也纷纷慷慨解囊，集资救济金门难民。印尼吧城华侨向厦门金门难民救济会捐赠了1250银圆，爪哇北加浪岸金门同乡会汇来1000元，南洋闽侨领袖陈嘉庚无私捐赠了4万件棉衣。国内方面，厦门儿童团体通过义演活动筹集到119元，集美商校的师生们也节衣缩食达半个月，累计筹得50元。厦门市中央银行行长舒石文捐赠50元，厦门商人郑由仓、薛良春、杨水德、洪通美等人亦纷纷解囊，捐赠金额从20元到100元不等。

这些点滴汇聚的爱心，共同筑就了救助难民的桥梁。截至1938年7月，金门难民救济会累计收到海内外捐款415662.6元，2000余名难民在海外亲友协助下赴南洋谋生。

从1937年11月金门难民救济会成立，到1941年救济会解散，数以万计的难民得到妥善安置。有的出洋，有的前往灌口垦荒，有的留在马巷、南安、漳州等地，还有一部分人后期返回金门务农。这段往事不仅是一项救济活动，更是守望相助精神的鲜活见证——当家园遭遇危难，无论是海外侨胞或本地居民，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用善意与担当，在战火中为同胞撑起了一片天。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