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剑学风”的教育传奇

在抗战的烽火中，福建教育界以“笠剑学风”为精神旗帜，铸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教育传奇。这一学风由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郑贞文发起，以“戴斗笠、悬佩剑”为符号，构建了“亦学亦兵”的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主张不仅承载着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更通过“三杆”教育等实践路径，塑造了福建教育界独特的抗战文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福建虽非主战场，却屡遭日寇侵扰。面对山河破碎，郑贞文以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提出“笠剑学风”的教育主张。他强调：“笠，就是要学习农民戴着斗笠去从事劳动生产；剑，是要学士兵拿起枪剑去杀敌人。”在永安吉山，省教育厅办公地——刘氏宗祠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郑贞文在此组织编写《闽教十年》，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转化成实践；他创作的《笠剑学风》歌曲，以铿锵旋律激励师生：“笠是勤劳象征，剑是勇敢标志，我们要戴笠持剑，为国尽忠。”这种将农耕文明与抗战精神相融合的教育理念，迅速在全省青年学子中引发共鸣。

“笠剑学风”的实践，在福建高等教育内迁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厦门大学迁至长汀后，在废墟上重建校园，以“南方之强”的学术追求激励学子。教授们白天授课，夜晚在桐油灯下编写教材，学生们在防空洞里坚持实验。这种“弦歌不辍”的精神，正是“笠剑学风”的生动写照。

在邵武，福建协和学院开辟农场、园艺场、林场，将课堂设在田间。师生们手握锄头与试管，既研究作物栽培，又开展化学实验，实现了“知识报国”的双重使命。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至南平后，师生随即深入城乡开展3个月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组织300多名农村妇女参加急救训练，将教育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

“笠剑学风”更催生了独特的文化现象。郑贞文的“笠剑轩”、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卢前的“练存轩”、学者黄曾樾的“慈竹居”，这些精神地标见证着教育者在乱世中的坚守。以“笠剑学风”为精神内核的文艺创作也呈现蓬勃之势，成为闽地文化的精神矿藏。郑贞文在“燃藜堂”创作的《笠剑留痕》诗集、今之福建理工大学校歌《笠剑风泱泱》就是在国难岁月中诞生的。

福建省立农学院（福建农林大学前身）校歌也是由郑贞文作词，1940年创作于永安，校歌沿用至今。歌词中“果蔬遍野、禾黍连阡，勖哉我同学，科学宜精研，拓经界、均地权，报国效殖边，农工并进，服膺拳拳”与“笠剑学风”一脉相承。学生们自发组织“战时后方服务团假期工作队”，深入乡村开展扫盲运动和抗战宣传，将教育化作抗战的利器。

1936年，时任省政府主席的陈仪提出“齐一师资训练，发扬民族精神”的方针，把福州、莆田、龙溪、建瓯4所省立师范和晋江、闽侯等乡村师范合并，成立“福建省立师范学校”。王秀南在永安任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期间，积极推行“笠剑学风”，并实行战时的“三杆”教育，即要求学生拿起笔杆能写、拿起枪杆能从戎报国、拿起锄杆能生产劳动。学校开辟农场，安排生产劳动，军事教育和训练也十分严格。学生一律穿统一的服装，每天早上要举行升旗仪式，起床钟一响就要迅速穿衣、戴帽、穿袜鞋、打绑腿、扎腰带，一般要在5分钟内跑步到操场，连三餐进膳厅都要排队。这种军事化生活管理与教育方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军事技能，更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操和战斗精神。

严家显先生在抗战时期临危受命，担任福建省立农学院院长。他带领师生参加省粮食增产督导工作，成立农村推广组示范村，将学术研究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其倡导的“黄历精神”，精髓在于勤学苦练、艰苦创业和团结进取，与“笠剑学风”相呼应，共同构成了福建教育史上的精神丰碑。

抗战时期的教育者在物资极度匮乏条件下，仍坚持免费生制度。厦门大学在长汀时期设立的公费资助制度，秉持着“宁可变卖校产，不使一寒士失学”的初心。抗战时期的学子“白天执戈、夜晚执笔”的双重生活，本质上是将个人成长与民族命运深度绑定，培养出“心怀他者”的人生格局。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