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县博物馆文物修复室里的契约文书 郑勇 摄
专家组在周宁县博物馆指导闽东文书的整理工作。 郑文敏 摄
来自玛坑的汤氏契约文书之一 （资料图片）
郑勇在研读资料。 叶晓晖 摄
课题组收集的部分“契盒” 郑勇 供图
核心提示
契约文书，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民间文献，其创造和使用主体是普通民众，记录的是传统社会中最真实、最鲜活的生活百态。
福建契约文书的发现，始于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1939年在三明永安的首次大规模收集，当时即获得“约有百余纸之多”的珍贵文书。
在闽东起伏的群山之间，这样的契约文书曾默默藏于千家万户的阁楼深处、木箱底层，成为家族记忆的密码。元延祐四年（1317年）屏南县代溪镇坑里村（今为“康里村”）的诉讼文书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久远的闽东民间文书，字里行间承载着700多年的历史记忆。
如今，10万余件民间契约文书正陆续走出尘封的“契盒”，打开了一扇观察闽东传统社会真实面貌的窗口。这个被著名学者冯尔康誉为“继清水江文书之后，中国民间文书又一次重大发现”的纸质档案，正重新焕发出璀璨的历史光芒。
一份文书一部民间生活史
秋日午后，周宁县博物馆，还未落座，馆长郑勇已把手机相册打开展示，一张泛黄的元代文书照片映入记者眼帘。纸页边缘虽已磨损，墨迹却依旧清晰——“为俯无怜无靠等事据。孙黄氏状告孙学望等抗找田等……”这是元延祐四年（1317年）屏南县代溪镇坑里村（今为“康里村”）的诉讼文书。
“这纸文书记录的不仅是一桩田产纠纷，更是元代闽东乡村社会的鲜活切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郑勇的话语里满是珍视。
契约文书，从动辄涉及家族根基的土地房产大宗交易，到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的日常安排；从商号店铺间的经营往来、合伙拆股，到乡邻间借贷周转、田地界址划分的纠纷调解；甚至包括对偷盗林木、毁坏庄稼等行为的民间处罚约定……与传统的官方典籍有着显著不同，这些文书是民间各方就买卖、抵押、租赁、分家析产、婚姻嫁娶、雇佣等事项协商议定的文字凭证，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福建契约文书的发现，始于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1939年在三明永安的首次大规模收集。他在自传中这样记录：“我即依据这些契约整理成三篇文章，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在福建协和大学出版，这是我第一次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
自1980年以来，许多福建民间文书相继出版。但闽东地区的文书整理与研究显得相对薄弱，此前仅有卢增荣收集的寿宁、屏南两地千余件文书。
所谓“闽东文书”，是指留存于今宁德市行政辖区，包括周宁、寿宁、柘荣、古田、屏南、霞浦六县及宁德、福安、福鼎三市的民间历史文献。
2000年，贵州民族大学学者王涛通过购买等方式，在闽东地区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文书收集，累计获得1万多件，并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与点校。其成果《天海斋藏福建家族契约文书》第一辑已于2022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这些已面世的闽东文书，发现途径大多依赖于市场购买或在博物馆等机构的偶然发现，缺乏系统、成规模的原生性挖掘与深度研究，学术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正如郑勇所言：“散落在民间的文书就像未被拼接的拼图，只有系统性收集，才能还原历史的全貌。”
跨越十年的抢救之旅
闽东文书的大规模发现，源于一次偶然的机遇。
2014年，郑勇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从正在拆迁老屋的工人手中，陆续收购了8000多份被丢弃的契约文书。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一直对承载历史记忆的旧物怀有特殊感情。一看到这些契约，就决定尽力保全下来。”郑勇回忆道。
恰在此时，暨南大学历史系周正庆教授来到周宁，机缘巧合下与郑勇相识。郑勇不仅陪同他走访了数个传统村落，更在周正庆等候返程的间隙，邀其至办公室小憩，并将此前收购的这批契约文书取出展开。
“周老师长期研究社会经济史，对民间文书有着极敏锐的嗅觉。”郑勇记得，周正庆在看到这些写有“立卖断契”“婚书”“借字”等字样的纸片时，当即眼睛一亮。
“通过走访传统村落，再加上对我收购文书的初步翻阅，周老师推测，在闽东地区的乡村一定散存有大量未被发现的家族文书。当时他就提出，能不能合作开展一个课题，进一步扩大收集范围？”郑勇说。
这次偶遇，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一场原本可能止步于零星收购的地方性保护行为，从此升级为一场长达10年，有组织、成体系、跨机构的“抢救性”发掘之旅。很快，暨南大学历史系与周宁县博物馆联合成立课题组，在闽东九县市展开地毯式搜寻，致力于抢救、保护与整理这些散落民间的闽东文书。
“闽东文书是目前福建文书保留最完整、体系最完备的民间文献，但因以一家一户的形式散存于闽东社会中，整体概貌没有显露，文化价值未得到彰显。”郑勇感慨道。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这些古老的纸契或许已不再具有现实的法律效力，但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这批“原生态”“系统性”的民间文献作为第一手材料，能够有效弥补官方正史与法律典籍记载的不足，长期以来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
周正庆教授在其所著的《古代民间文书与契约精神》一书中写道：在福建省周宁县，随便走进任何一个村落，问起民间文书的情况，村民们会眉飞色舞地讲述关于“老契”的故事，甚至从阁楼上捧出一个小木箱，告诉我这就是“契盒”，装载着他们家族的宝贝，里面珍藏的就是我要寻找的民间文书……
文书族谱交叉考证
课题启动初期，课题组成员频繁出入拆迁市场，在即将拆除的老屋中寻觅“沉睡”的文书；后期则广泛联络各地文物爱好者，借助信息网络及时获取线索。他们常常顶着酷暑翻山越岭，一次次造访偏远村落，耐心说服村民，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我们坚持‘入户拍摄为主，原件归还保存’的原则，既保护了村民对家族文书的所有权，又完整记录了文献信息。”郑勇介绍，课题组依托闽东文博体系构建的“县—乡—村”文物保护网络，以家庭“小家”连家族“大家”的社会网络为主线，对包括契约在内的家族史料进行全宗式收集，开创了高校与博物馆共同收集与整理地方文献的模式，将文书收集与文物保护相互结合。
这种“文书群”理念指导下的收集工作，让所获文书呈现出地域分布广、时间连续性强、种类丰富且彼此关联度高的特点。“闽东文书的‘新发现’，填补了福建文书‘发现’的空白，对推进区域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郑勇说。
翻开这些苏醒的“契盒”，泛黄的纸页默默诉说着百态人生：土地买卖中“口说毋凭，亲立卖契”的朴素诚信，婚约里因聘礼繁重而“分期付清”的辛酸无奈……
郑勇至今记得在咸村镇樟源村发现的一份特殊契约：“在咸村镇樟源村一个小偷被抓后写下悔过书，保证今后不再偷盗，并且约定‘如果村里再发生失窃，也视为其所为’。这样一来，他不仅要自律，还得协助防范他人盗窃，实际上成了村庄的治安协管员。”郑勇说，类似这样的契约还有很多。
早在2016年，周宁县辖6镇3乡、147个建制村（社区）就已全部留下研究团队的足迹。他们尤其注重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系统性收集，最大限度保留文书的“在地性”与原始的“有机性”，从而真实还原历史语境下的家族记忆与社会实态。
起初，新收集的文书材料，契约类占90%以上，类型相对单一，且呈现“碎片化”“同质化”特征，在学术研究中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为突破这一局限，课题组调整策略，不再满足于被动接收或重点突破，而是将文书整理与“在地史料群”构建相结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民间历史文献的宝库——族谱。
“将家族文书涉及的参与人与谱序记载的族人相互对应、交叉考证，进行文书编纂，这些工作很有必要，也非常重要。”郑勇表示，族谱中记载的家族世系、迁徙轨迹、重要事件，能与契约文书形成互证，从而更准确地还原立契人的身份、社会关系乃至时代背景。
然而，收集族谱的难度，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寻找契约。作为家族内部私密文献，族谱通常由宗亲会严格保管，仅在特定祭祖仪式中才得以示人。因此，表面看似简单的收集过程，实际操作起来却十分困难。
课题组成员深入山区，与村民拉家常、讲历史，在属地博物馆馆长及后续政府力量的推动下，逐渐赢得了村民和宗亲会的信任与支持，让文书与族谱的互证研究成为可能。
辛勤耕耘，终得硕果。截至目前，“闽东文书”课题组已收集到超过10万件民间文书，是迄今发现和收藏福建民间文书数量最多的团队。这些文书时间上起元代延祐年间，下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容涵盖土地交易、商业账册、婚姻家庭、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堪称一部极为珍贵的“民间档案”。
文书收集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整理、修复、登记、拍摄、研究工作更是浩繁艰巨。参与当年整理工作的学生回忆道：“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最多一天整理700多件文书。”
近十年来，这样的抢救性工作从未停歇。在泗桥乡硋窑村，连洪法家族所藏300多件契约已遭虫蛀，郑勇与周正庆、崔世平教授带领学生紧急入户拍摄，最终整理出可辨识的文书280余件，为连氏家族史与当地乡村社会研究保留了关键物证。
2017年6月，《新发现闽东文书的整理与清代乡村社会研究》（17BZS011）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20年12月，《闽东文书的整理与研究》（20GZD214）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22年12月，该项目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评为优秀结项……一项项学术认可，见证着抢救工作的价值。
从“私家珍藏”到“公共记忆”
“‘新发现闽东文书’以其‘故事性强、关联度高’的鲜明特点，为研究明末至1952年闽东乡村社会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民俗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史料。”周正庆教授的评价，道出了这批文书的学术分量。
郑勇向我们展示了一组来自玛坑的汤氏契约文书。这组契约保存十分完整，分包在30个纸包内，每个纸包外均标注有标的物位置、交易人姓名及相关契约数量。
打开封面写有“长峰溪边路田契借字及叶天义派侄承簝基五纸，此包内两种合计共十三纸”的一包，里面清晰记录了一块土地从买入到多次租赁、流转、借贷的完整链条，时间跨度从明崇祯六年（1633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并延续至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后，转成农民集体制土地，320年的历史跃然纸上。通过这些契约，我们可以清晰追溯一块土地在不同时期的权属变更，以及背后家族的兴衰沉浮与社会变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36年间，卖方祖孙三代人以出售该耕地为由，先后6次向买方“借钱”，反映出土地交易中复杂的借贷与物权关系。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传统土地流转的实际运作机制，也体现出契约与契约精神之间的本质联系——唯有双方共同信守约定，契约才真正具有约束力，这才是契约精神的核心所在。
“周宁文书里常常有一行字：‘永远管业’。说明这块土地已经绝卖给买家，卖家不能反悔。可见周宁人是很守信用的。”周正庆说。
闽东文书重获新生，不仅在于发现和整理，更在于走出学术象牙塔，走向公众认知。
2018年11月，《闽东家族文书》首发式暨首届“契约与诚信”闽东学术研究会在周宁举行，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汇聚一堂。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福建省首个“闽东契约文书专题展”，首次向公众系统展示了这批沉睡百年的历史瑰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著名学者冯尔康教授在《闽东家族文书》第二辑的推介词中写道：闽东家族文书，总数在10万件以上，尤其是具有家族文献特色，是继清水江文书之后，中国民间文书又一次重大发现。
据悉，《闽东家族文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18、2021、2024年相继出版第一、二、三辑，计25册。其中，《闽东家族文书》第一辑收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至民国初年周宁、柘荣、寿宁、古田、屏南山区五县的文书。第二辑增补了福安、福鼎、霞浦、宁德沿海与畲族文书。第三辑增补了闽东珍稀卷。《闽东家族文书》是福建民间文书第一次成体系大规模历史现场的全新整理成果，使闽东文书得以以地域全覆盖的面貌呈现，填补了福建闽东契约文书出版的空白。
为了让尘封的历史“活”起来，走进公众视野，2021年，周宁县博物馆在福州三坊七巷海峡博物馆展出100件珍贵藏品，时间跨度自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生动讲述了跨越数百年的家族与乡土故事，完成了闽东文书从“私家珍藏”到“公共记忆”的身份转变。
正如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所说：“闽东民间文书的收集和研究，不仅推动了闽东区域史进展和中国家族史研究，还推动了福建文书乃至全国文书的学术研究。”
当前，研究工作正从文书本身不断拓展，延伸至闽东海防、古矿业遗址保护等领域。“接下来，我们还将持续推进文书的整理与出版工作，完成100册编纂的长期目标。”郑勇表示，这支团队的脚步从未停歇，历史的大门，正通过一纸一契徐徐打开。
契约小故事
光绪十二年五月徐林臻立赔赃契
周宁县在泗桥乡硋窑村发现一份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特殊契约。契约中记载，一个小偷因偷伞被发现，无钱赔偿，被迫将自己住屋的左半部分作为抵押，约定两月后赎回；若到期仍无力偿还，此契便转为正式的卖屋契约。专家表示，这样的惩罚在当时的契约中并不罕见。
原文如下：
立赔赃字人徐林臻，缘因缺乏，就在本乡连起拳家，于四月念日偷出雨伞物件。即日被拳查出赃真证实，经公连廷田向前和取，甘心情愿赔还庄番二员。当日无银现交，就将自己住屋一座左边一半甘心准为赔赃。期屋限至七月取赎，取回原契。赃字倘若过期，利息依照加三，赃字准为卖屋正契行用，任凭拳边起佃收拾管业，且臻不敢异言之理，亦无另生枝节。两家先订言定，各毋反悔，恐口无凭，亲立赔赃契一纸付与拳边为据者。
光绪十二年五月吉日立赔赃契人徐林臻（押），经公见连廷田（押），代笔萧舍菊（押）
记者手记
一纸契约 一诺千金
福建日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魏知秋
十万余件尘封的闽东文书重见天日，其价值远不止于填补学术空白。当泛黄的纸页被轻轻展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土地交易、婚约借贷，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契约精神。
这些文书是传统社会诚信体系的生动见证。一纸契约，寥寥数语，却重如千钧。“口说毋凭，亲立卖契”的朴素表述，“永远管业”的郑重承诺，乃至小偷立誓改过并协管治安的独特约定，无不彰显着“一诺千金”的社会共识。
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过程中，闽东文书提供了可贵的历史镜鉴。其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了契约的本质——它不仅是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凭证，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从一块土地跨越300年的权属流转，到日常琐事的“立字为据”，背后是双方对约定的共同信守。这种源于民间、成于实践的诚信观念，正是亟需传承的文化基因。
让尘封的“契盒”苏醒，不仅是与历史对话，更是为未来铺路。系统整理研究这十万文书，既是在打捞一种即将消逝的文明记忆，也是在重塑诚信社会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