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2025年12月5日第07版

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有着上千年的海外交通史。海陆通汇带来的商贸发展、人文交流，成就了一个极度丰盈的物质之都、文化之都。

彼时，“市井十洲人”“缠头赤足半蕃商”，各种文明、智慧、语言和技术交汇。远道而来的海外友人，带来了不同背景的宗教信仰。据考证，泉州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最早传入我国的地区之一，中亚摩尼教随后也一路辗转入闽，并在晋江草庵遗留下世界上唯一一座摩尼光佛石刻造像。“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大儒朱熹的对联，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当时泉州各种宗教文化和谐共存的画面。时至今日，仍诠释着“半城烟火半城仙”的独特韵味。

一座中外交流的桥梁

泉州东郊丰泽区灵山南麓，一座与沙特阿拉伯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圣墓、伊拉克纳贾夫的阿里圣墓齐名的伊斯兰教圣墓（以下简称“灵山圣墓”）坐落于此，被称为“世界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墓”。

位于泉州灵山南麓的灵山圣墓 （资料图片）

文博专家、泉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原主任黄真真认为，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引起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伊斯兰教也早在公元7世纪就随着穆斯林传播到中国。

灵山圣墓入口处，一块牌匾上以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镌刻着这样的字句：“求知去吧，哪怕远在中国！”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唐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而彼时也正是伊斯兰教在万里外的阿拉伯半岛萌芽的时期。唐王朝的强盛，连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都知晓，他因此倡议信徒到东方交流。

明代史学家何乔远所著《闽书》中记载，相传在唐高祖武德年间，穆罕默德派遣门徒四人来华，其中三贤、四贤就传教泉州，卒后葬于灵山。文史研究专家、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吴幼雄认为，泉州就是伊斯兰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主要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

因两位先贤深受穆斯林敬重，其入土安眠之地被称为“圣墓”，又称“三贤四贤”墓，体现了泉州人民对穆斯林的尊重和友好态度。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历史物证之一，1988年入选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历史的脚步已走过1000多年，但环视墓区，两具石棺以完好的姿态存在，石棺后面是由20根石柱支撑起的环形回廊，为下葬时所建。20根石柱把回廊隔为九间，而九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是最高礼仪。所以，不管是从建筑的保存完好程度，还是从墓建的规格等次，都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在丰泽区灵山圣墓前有一方巨石屹立于岩盘之上，看似摇摇欲坠，却又稳如泰山，这便是古代泉州八景中的“玉毬风动”——风动石。石上镌刻诸多文人墨客的题词和诗句，明代泉州太守周道光在石上镌下“碧玉毬”三字，清代署福建全省督军门马建纪又于其旁勒有“天然机妙”之语，隐有赞美此地风光之意。巨石背面，岩盘延伸出一方可纳百人的平台，乘高临下，灵山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

重修后的灵山圣墓阿拉伯文石碑 （资料图片）

据黄真真介绍，古时站在风动石上向外望去，前方是一片广阔的大海，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穿梭的船只，三贤四贤的墓地选址于此，有遥望故乡之意，寄托对家乡的思念。穆斯林们相信，看到这些船舶，在精神上就能时刻与故土保持联系。

“它就像一座联系东方与中东的桥梁，意义十分重大。”黄真真说，尽管1000多年过去了，灵山圣墓依然散发着魅力，总有人不远万里来此瞻仰、朝拜。

与灵山圣墓相距不足十米，有承天寺历代高僧的舍利塔，此外还有一些当地不同年代村民的墓葬。黄真真说，在这座钟灵毓秀的灵山上，就藏着不同宗教的印迹，是不同宗教在泉州融合与互相包容的缩影，更是这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

草庵发现摩尼光佛像

泉州晋江的西南近郊，华表山林木葱郁，一座名为“草庵”的古朴寺宇安然矗立。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摩尼教遗址。庵内崖壁上镌刻的摩尼光佛石刻造像，见证着一个曾流布世界的宗教，在东方海隅最后的光明故事。

“草庵的来历，要从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说起。”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介绍，摩尼教约公元6至7世纪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后传入唐朝长安。公元9世纪，唐武宗废佛运动，摩尼教也受严禁和打击，改称“明教”。

“彼时改名实际上仍然保存着它的教义。”晋江地方史学者、《晋江草庵研究》作者粘良图阐释道，“这个‘明’字就带着‘日’跟‘月’，也是一种光明的象征。”

位于晋江华表山的草庵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摩尼教遗址。（资料图片）

也正是这场“劫难”，促使来到中国内陆传教的呼禄法师，携一众信徒南下，借由东西方贸易的浪潮，抵达泉州。

据何乔远《闽书》记载，呼禄法师“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这位传教者最终长眠于泉州清源山，为摩尼教在闽南的生根埋下伏笔。

北宋时期，相对宽松的环境使明教在华表山麓扎下根来，建立了最初的草庵。彼时，这里信众云集，甚至理学大家朱熹在泉州为官时，也曾拜谒呼禄法师墓，并留下“明灵自安宅”的诗句，可见其当时影响力。

1979年与1980年初，草庵前及晋江磁灶宋代古窑址相继出土了刻有“明”“教”“会”等字样的褐釉碗残片，向世人揭示了宋代泉州明教会活动公开的兴盛景象。

到了元代，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的态度，使得明教迎来又一黄金期。1954年发现的“失里门”墓碑显示，元政府在泉州设立管理机构，由僧官统管江南诸路明教与基督教，这一举措让明教彻底融入泉州的多元宗教生态。

至元五年（1339年），教徒们将草庵改建为石室，并凿刻了那尊举世无双的摩尼光佛造像。佛像长发披肩，面相丰润，神态安详庄重。该雕像虽然也称佛像，也如一般佛教造像趺坐于莲座，却身着宽袖对襟道袍，结带为扣。

“这就是‘道貌佛身’，就是说它既有道家的风格，也有佛家的风格。”粘良图告诉记者，元代的明教经过不断的衍变，与佛教的宗教仪式较为接近。

明朝建立后，因国号之讳，明教遭遇打压，遂渐趋衰微，最终融于历史烟尘。然而，草庵仍在正统年间得以重修。

如今草庵所存主体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后部架于山崖上，单檐歇山顶。这座燕尾脊饰的石构建筑，正立面外墙由红砖饰面，其余三面墙体均由不规则的块石砌筑而成。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考察草庵后，盛赞其为此次考察的“最大发现、最大成就”，认为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世界性与历史性价值。消息传开后，全球学术界为之轰动，考察团成员的签名石碑至今仍矗立在草庵前的草地上。

和谐包容的多元文化

宋元时期，泉州逐渐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第一大港”，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随着海洋贸易发展，众多阿拉伯人、波斯人循着“三贤四贤”的脚步，在泉州兼容并蓄的胸怀中留下一段段佳话。他们或经商，或传教，或游历，许多人定居下来，聚族而居、繁衍后代，并建清真寺、置墓葬区，留下了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历史遗产。

“过去数十年，泉州市发现和搜集的古阿拉伯文碑碣有数百方，其中大部分为墓碑石，大多刻有古阿拉伯文字（有的是阿拉伯字和汉字并用）。”吴幼雄说，这些墓碑石的主人多数是波斯人、阿拉伯人，也有土耳其人、阿曼人、也门人等。他们中有贵族、官僚、商人、教长、传教士、艺人和奴婢，也有不少妇女和儿童。他们多数是商人，又来自不同的国家，携手推动泉州海丝文化发展。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专程到灵山圣墓行香进谒、祈求庇佑。阿拉伯各国亦是其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和到访交流地。

明永乐十五年，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专程到灵山圣墓行香进谒、祈求庇佑。（福建日报社全媒体传播中心AI制图）

在墓廊西侧，矗立着一块“郑和行香碑”，记载了此次“官方祈福”的生动内容。“行香碑是迄今发现见证郑和到过泉州的最重要的实物。”泉州资深郑和研究专家李玉昆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郑和行香碑”是研究郑和与泉州关系的基石，如果没有这块碑，流传在民间的一切传说和其他记载就缺乏有力的见证。

“郑和行香碑”由地方官蒲和日撰书碑文，全文仅四十六字：“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今伊朗）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圣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已故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郭志超教授曾撰文指出，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曾到灵山圣墓行香，很感性地传播了朝廷保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信息，营造了泉州回族及其文化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泉州草庵能成为摩尼教在世界上最后的物质遗存，也绝非偶然。“泉州凭借包容开放的海洋精神，接纳拥抱了这个世界性的宗教。”粘良图点明了泉州海洋性格的关键作用。关于摩尼教入闽路径，学术界虽有“陆路”与“海路”之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存续与繁荣，深深植根于泉州的海洋文明之中。

面对这片似海般包容的土壤，摩尼教也主动融合与再造，其在泉州的生存智慧，体现在深刻的本土化进程中：不仅在名称上改为更具汉文化色彩的“明教”，在教义、仪式和神祇形象上也大量吸收佛、道元素，使其无缝接入当地的信仰语境，最终成为泉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双向包容的文明对话，让草庵在历史长河中得以幸存，并逐渐走向世界舞台。

一座草庵，不仅是宗教交流的见证，更留下一段段人文因缘。20世纪30年代，弘一法师数次到访草庵，为草庵题写楹联“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他还曾在草庵养病，病愈后写下《重兴草庵碑记》，成为研究草庵的重要资料。2004年，著名作家金庸为了《倚天屠龙记》中多次提到的“明教”特地来到草庵拜访，当时参与接待金庸的吴金鹏回忆道：“金庸先生看到草庵摩尼佛造像很高兴。他说，草庵的存在说明，明教不是他杜撰的。”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个世界遗产项目。作为此次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重要组成，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不仅是宗教史的化石，也是泉州重要的文化名片，它们在马可・波罗笔下的“光明之城”找到归宿并扎根生长，穿越千年时光依旧卓然而立、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