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平 |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什么是政绩？这个问题问一千个干部，可能有一千个答案。

但政绩为谁而树，只有一个答案。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政绩为人民而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当悟其理、行其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能一往无前、行稳致远。

一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提到了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同志关于“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脱离群众的周期率”的一段对话。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

面对“政绩为谁而树”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一脉相承——“为人民出政绩”。从革命年代的“为人民解放而战”到新时代的“打赢脱贫攻坚战”，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几十年来，“为民造福”这条主线历经风雨，从未改变。

可为什么还要反复讲？因为总有人走着走着就偏了，干着干着就忘了。

有的干部把政绩当作“个人的功劳簿”，热衷于“垒大堆”“造盆景”，恨不得一夜之间高楼起；有的不顾实际“翻烧饼”，前任种树后任砍，折腾来折腾去，百姓却没有获得感；更有甚者，打着“发展”的旗号行“形象工程”之实，钱花了、地占了，留下的却是群众的骂声和历史的遗憾。凡此种种，根子都在政绩观的错位上。

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于开局之时追问“政绩为谁而树”这个根本问题，绝非咬文嚼字的理论探讨，而是刀刃向内的政治体检，是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思想动员。它是要引导广大干部将“国之大者”“民之盼者”转化为务实举措，推动干部把精力放在打基础、利长远上，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二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

政绩观问题，归根结底不是认知问题、能力问题，而是党性问题、立场问题。重点不在于“知”而在于“守”。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曾以古鉴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可见，中国历史上不缺能“守”的官。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又该如何“守”？

那就要看，面对名利的诱惑、权力的考验、晋升的压力，能否坚决不突破那道叫“党性”的防线？面对短期政绩与长期效益的博弈、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权衡，能否稳得住那个叫“立场”的定盘星？面对鲜花掌声与寂寞耕耘的选择、显山露水与甘当人梯的取舍，能否不动摇那份叫“初心”的坚持？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守党性，就是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柴米油盐里的牵挂、三餐四季里的冷暖、万家灯火里的期盼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唯有如此，方能在思想上、行动上校准“政绩为谁而树”的坐标，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三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李白、杜甫官不过五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设计赵州桥的李春，也非大官，鲁班、黄道婆等更是与官无缘。可见，青史留名与官阶并无本质联系，而是与做事相联系。

他得出结论：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造福于民，最重要的是做人民公仆，为民办实事。

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干部，为民办实事的工作热情很高，但所办的事倒不一定是群众最需要、最欢迎、最能得实惠的。这就形成了“温差”。

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同样是在《摆脱贫困》中，习近平同志提到：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经常深入农村，深入农户，深入最穷最苦的地方。他带领县委委员到火车站看望逃荒的灾民，在大雪封门的时候还要求县委干部走出办公室到农民家里去发现情况，解决问题。他一头钻进农民低矮的茅屋，坐在农民的床头，自称是农民的儿子。

这便是察民疾苦。想把事情办到老百姓的心坎，得先走好群众路线，弄明白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政绩好不好，人民最有发言权。有些干部的政绩，自己说起来眉飞色舞，老百姓无感。而焦裕禄、谷文昌这样的干部，老百姓会将他的政绩口口相传，乃至代代相传。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十五五”新征程上，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那些把根深深扎进人民的土壤，把丰碑默默立在百姓心头的答题者，时代会记住他的姓名，人民会记住他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