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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文物普查是一场与历史对话、为文明存档的使命之旅。

2023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启动，持续两年多的文物“大盘点”拉开帷幕。我省精心部署、周密安排，组织384支普查队开展普查。两年多来，数千名普查队队员顶烈日、冒严寒，踏泥泞、穿密林，用双手摸清八闽“文物家底”，用脚步丈量八闽文脉。

东南网3月24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赵文娟）近日，全省各地陆续迎来“四普”省级实地验收。一线普查队队员纷纷感慨，这是文物系统的一场“大考”。

在这场“大考”落幕之际，记者与多位“四普”一线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听他们诉说两年多来文物普查路上的酸甜苦辣。文物老兵的坚守，中坚力量的担当，普查新兵的朝气，志愿者的热爱……一段段鲜活的故事，饱含着他们纯粹而滚烫的深情。

霞浦县普查队队员攀越石坡，前往桃城古堡普查。

“老兵”：“我不觉得累，文物工作常有新鲜感和成就感！”

3月9日，在武夷山市文物保护中心，原武夷山市文物与文化遗产管理所所长、70岁的赵建平仍在“劳动”。他说：“实地验收在即，在这里我才安心。”

作为有40多年工作经验的老文物保护人，赵建平亲历了1982年的“二普”、2007年的“三普”。2024年“四普”实地普查阶段开展时，时年68岁的他再上一线。

武夷山市文物类型丰富，古宫观、庙宇、书院、崖居、寨址、石刻、崖墓等遗址居多，且大多藏在深山老林和悬崖峭壁间，加之辖内70％区域为禁飞区，无法进行航拍，只能实地勘查，普查难度极大。赵建平对此很清楚，却依旧义无反顾。

在野外调查中，赵建平坚持跟着普查队队员到现场，一路艰辛，历历在目：2024年夏天，他带领队员前往天车架古崖居勘察，在山林野路徒步半天，一路披荆斩棘绕至悬崖脚下，再借助绳索从悬崖底部被吊至遗址开展考察；前往位于武夷山市洋庄乡坑口村的中共福建省委旧址进行野外调查时，他带着队员凌晨3点从武夷山市区出发，驱车至山脚下后，再徒步5个小时抵达遗址，现场完成各项工作后，又赶在天黑前下山，单次野外作业时间超10小时……

“四普”期间，赵建平踏勘超300处野外普查点，日均徒步12公里，单日最高徒步19.7公里。而且，脚下多是崎岖土路，“数不清跌倒多少次”。白天，他带着队员攀崖壁、走山路，精准记录文物坐标、细致拍摄影像资料；晚上，认真整理测绘数据、撰写文物简介。普查期间，他完成测绘图300余张，写下40余万字的文物简介。

有人劝他，野外调查可以聘请第三方进行，却被他严词拒绝：“文物普查十几年一次，是基层文物工作者‘大练兵’的难得机遇。文物工作者自己不上山，怎么能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在武夷山市普查队队员眼中，赵建平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一开始，我们不会判断文物范围，不会采集数据，都是赵老师手把手教。”

即便已身经3次全国文物普查，赵建平仍保持新鲜感和探索欲。在武夷山市岚谷乡普查时，他听村民说，乌山寺是崇浦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他非常兴奋，扎根当地数日，走访目前仍在世的当事村民，查阅党史档案与口述资料，反复核查比对，最终确认乌山寺为崇浦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该旧址被列入武夷山市“四普”新发现名录。

攀崖壁、过险峰，他的身影出现在武夷山市的深山幽谷、悬崖峭壁；话普查、讲文物，他的声音回荡在媒体镜头与宣讲现场……从“二普”的壮志青年到“四普”的伏枥老骥，赵建平以一生的坚守，守护着武夷山市的文化根脉。

他说：“我不觉得累，文物工作常有新鲜感和成就感！”

尤溪县普查队队员在山林间溯溪前往普查点。

“中坚”：“我多做一点，基层普查员就能少走很多弯路”

近日，莆田市涵江区“四普”省级实地验收刚结束，莆田市三清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市“四普办”技术数据组骨干吴芳芳就连夜梳理验收流程和注意事项，只为第一时间给其他区县培训。

将普查规范、标准掰开揉碎教给基层普查员，是她两年多来的核心工作。

时光拉回“四普”启动之初，莆田市文物保护队伍正面临人才断层的难题。“80后”中坚力量吴芳芳临危受命，挑起技术指导和行政统筹的重任。

摆在她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向基层普查员普及普查技术规范。国家级、省级各项普查技术规范与操作手册厚达几十页甚至上百页，让许多没有经验的基层普查员直呼“摸不着头脑”。

为此，吴芳芳争分夺秒研究规范，逐条逐句解读消化，将专业术语译成大白话，提炼简化内容，编写了《莆田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采集指导手册》《文物简介撰写模板》等一系列实操资料。这些“宝典”成了基层人员的“随身秘籍”。

北斗卫星定位仪发放后，基层同志不会操作，先进设备成了“烫手山芋”。吴芳芳又连夜到文物点熟悉设备，录制演示视频，指导操作。

“吴所长的指导都是实打实的，直到教会为止。”荔城区普查队队员陈敬兵回忆道，起初大家连文物构件名称都认不全，更不会判断年代，吴芳芳不仅亲手绘制示意图，还亲自到一线示范讲解。部分区县普查工作起步晚、人员无经验，吴芳芳便把他们请来开“小灶”；区县人员往返不便，她就驱车上门，当场指出问题并指导整改，一份修改意见动辄上千字。

“我多做一点，基层普查员就能少走很多弯路。”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原本数据质量薄弱的区县迎头赶上，基层普查员也从“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文物普查不仅是技术活，也是与群众打交道的活。除了进行技术指导，她还常常跟着基层干部深入镇村，陪着普查员做群众工作。一些群众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她便和村干部一起，用接地气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解释，争取支持。

肩负莆田市三清殿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日常管理职责，并对接省、市多个处室的业务工作，还要扛起全市“四普”工作的技术指导重任，连轴转成了吴芳芳这两年多的日常。“这两年熬得脸都垮了，身体也大不如前，几乎每轮病毒来袭我都会中招。”她略带自嘲地笑着说。

不过，谈及参加“四普”的初心，她的语气又坚定了起来：“我从大学本科开始学的就是考古专业，学了这么多年，不能白瞎了。趁年轻还有精力，就要实实在在做些事，不留遗憾。”

尤溪县普查队队员在操作无人机。

“新人”：“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3月5日下午，福州市马尾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助理吴小瑜的办公桌上摊着文物数据材料。两天前，马尾区“四普”实地调查通过省级验收，见到记者，这位“90后”文物保护干部难掩兴奋：“一次通过！”

吴小瑜已扎根基层文物保护修缮、安全巡查工作12年，学历史出身的她入职时“三普”已经落幕。虽是文物保护“老兵”，她却从未接触过专业文物普查。

2023年11月“四普”启动，让她倍感振奋：“这是摸清‘文物家底’的珍贵机会，能参与其中，特别有意义！”她马上开展前期准备，细致整理4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点的名录。

不过，挑战才刚刚开始。首先是体力的考验。去年4月底，为寻找一处摩崖石刻，她和同事走进马尾镇快安村的深山密林，脚下只有陡峭石阶和泥泞土路。众人拓荒开路，汗水浸透衣衫。“看到摩崖石刻的那一刻，疲惫全消。”忙完工作时，正值夕阳西下，马尾区全景尽收眼底，晚风拂过脸颊，她和同事相视一笑：“这趟，值了。”

“四普”期间，吴小瑜还解锁了无人机操控技能。2024年夏天，罗星塔下，她第一次操控无人机拍摄文物。从此，她白天跑外业，上山下乡采集信息；晚上做内业，整理照片、核对坐标、上传平台。两年多来，在无人机的辅助下，她的足迹遍布马尾区4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点。

外业工作是体力考验，内业工作则是心理磨砺。普查数据三级联审期间，白天，吴小瑜和组员一起审核其他区县的普查数据；晚上，加班修改本区数据。她坦言：“那段时间，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数据整改，翻来覆去睡不着。压力大的时候，忍不住泪崩。”

这条路虽然辛苦，但从不缺乏温暖。“‘四普’是一群人的战斗。”采访中，吴小瑜多次强调团队的力量。有过“三普”经验的领导，带着她跑遍全区历史建筑，传授专业心得；省、市包片专家有问必答，无论多晚，微信里的咨询总能得到细致回复；镇、村的基层干部全力配合，提前清理野外普查点的杂草，协调好村民关系；同事之间彼此安慰、打气……这些细碎的瞬间，成为她撑下去的力量。

从前期培训到外业调查，从数据审核录入到最终验收……这场历时两年多的攻坚，让吴小瑜“脱了层皮”，却也让她有了沉甸甸的收获。

去年底，数据审核验收进入倒计时，这是吴小瑜压力最大的日子，她在微信备忘录里写下一句话给自己打气：“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3月3日下午，马尾区“四普”实地调查验收通过，她终于将这句藏在心底的话发到了朋友圈。

厦门市同安区普查队队员走野路到莲花镇开展实地调查。

“编外”：“每一方摩崖石刻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值得我们全力守护”

“四普”攻坚，不只有文物系统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更有民间志愿者不计回报的奉献。

“‘主德未酬倭未灭，小臣何敢辄思鲈’，你们看，这些石刻的题诗，字字句句渗透着明代将领守土御敌的壮志豪情……”3月7日上午，厦门市万石植物园，在醉仙岩征倭摩崖石刻前，思明区文物保护协会志愿者朱智强身边围满前来参加文化寻根之旅的市民和游客。

“要不是跟着老师听讲解，我们都不知道厦门还有这么多好地方！”听到有游客这样感慨，朱智强笑着说：“做志愿者的快乐就在这里。”

朱智强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从小就酷爱爬山，一次次翻山越岭，看到那些散落在山石间的摩崖石刻，他渐生敬畏：“这些石刻既有景观的视觉美，又有书法的艺术美，还有文学的意境美，饱含着各具特色的历史价值。”

2010年，朱智强开始主动挖掘摩崖石刻背后的故事，翻古籍、查史料、走山野，这一坚持就是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同道，其中包括思明区文物保护协会志愿者胡捷。他们常常结伴深入野外山间，寻找被岁月尘封的石刻印记。

思明区是厦门城遗址所在地，许多文人墨客、军政名流都在此留下过摩崖石刻。2020年8月，思明区东坪山文旅普查工作开展，朱智强和胡捷参与其中。这一经历，让他们对厦门市摩崖石刻的“家底”更加熟悉。

2024年初，得知思明区“四普”工作队急需人手，朱智强和胡捷主动请缨。当时，普查队的厦门市文物保护专家郑东还有些顾虑：“可是我们的保险已经买好了呀。”两人不假思索：“没事，我们自己买保险！只要能为普查出份力，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摩崖石刻多藏于深山密林，路难走、点难找，为了让普查队队员少走弯路，他们常常提前探路，砍掉拦路荆棘，标记清晰路线；每当普查队队员对着档案找不到文物点时，他们总能精准带路。每发现一处新石刻，他们认真拍照、定位，及时移交一手资料，还拿出自己搜集的史料，帮助完善文物介绍；遇到有损毁风险的文物，他们积极配合文物保护部门工作人员和专家，提前做好保护，为文物留住“生机”。

“他俩是厦门市摩崖石刻的‘活地图’，更是我们的得力帮手。多亏了他们，普查队发现了近20处摩崖石刻新线索。”郑东说。

谈及为何甘做文物保护的“编外”力量，朱智强和胡捷的观点不约而同：“每一方摩崖石刻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值得我们全力守护。老一辈人走了，这些故事可能就真的湮没了。我们希望尽绵薄之力，把这些故事一代代传下去。”

在金鸡山古崖洞开展野外调查时，武夷山市普查队分队长逄博如吊着绳索攀登悬崖。　

民生·闽声

在“发现”之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采访中，记者发现，“四普”一线工作者虽常因工作压力倍感疲惫，但谈及普查中的新发现时，眼中总会闪烁光芒。在他们看来，文物从来不是冰冷的数据或孤立的物件，而是承载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等珍贵故事的载体。

这正是文物普查的深刻内核：我们寻找、记录的不只是一件件老物件，更是其背后承载的记忆、情感和灵魂。也正因如此，在“发现”文物之后，文物普查工作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包括文物整理、保护、修缮等。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四普”期间，各地在摸清“文物家底”的同时，多方联动，纷纷探索出多元的文物活化利用路径：泉州市让孩子化身“小小普查员”，带领他们走近文物，探寻背后的故事，还让他们亲身体验建筑测绘、无人机航拍等现代普查技术；泰宁县普查队以毫米级精度为文物打造“数字分身”，让珍贵文物在数字世界中永续留存；厦门市则让普通人成为文物守护者与故事讲述者，不仅开展“公众考古季”“小小文物守护人”等特色活动，还开发“文物管家”程序，设置志愿服务等功能板块，吸引900多名志愿者认领了近2000处文物。

每一种探索与尝试，都是在为文物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而桥梁的尽头，终究是人心。唯有让文物背后的故事被听见、被理解、被传颂，文物普查才有远渡时空、直抵人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