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梅山文化”与福建的历史渊源考

“梅山文化”是湖南具有鲜明气韵的地域文化，《宋史·梅山蛮传》载，其地域位于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湘沅二水之间的资水流域——雪峰山区，是湖湘文化的祖源之一，是荆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梅山文化”孕育了一批经世致用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福建与“梅山文化”起源演进有深刻渊源，笔者为此专程到“梅山文化”核心区的新化、安化等地研学，探究湘闽文化发展交流中的一段重要历史渊源。

一、“梅山文化”起源演进与福建的历史渊源

古梅山“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为苗、瑶、侗、土家先民世居地，湖南新化和安化是“梅山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梅山龙宫、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梅山古寨，安化青龙洞、梅山寨、百花寨等“梅山文化”标志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梅山文化”是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民族融合的代表性见证，也是跨省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范例，“梅山文化”的创立发展蕴藏着湘闽文化历史渊源的早期密码。

梅山文化创始族群有着湘闽先人迁徙交流的历史关联。梅山地区是蚩尤部落九黎、三苗族世居地区，为苗瑶始祖之地，苗瑶畲族历史同源。中国南部地区是百越族群生活的地方，湖南是百越之杨越族活动之地，福建是古闽越族生活之所。湘闽历史上土居先人具有同祖渊源，是南方百越族先民集居之地，其中苗、瑶、畲族等早有交流。到了明清，福建闽西长汀、上杭等地客家人再迁入湘东地区，部分也定居在梅山地区的新化、安化。杨宗铮撰的《湖南客家》说湖南是一个移民省份，湘东地区是客家移民的集居地。湘东地区县志、《新化县志》和乡村族谱中均有记载闽西客家人入湘主要迁往湘东的浏阳、平江、醴陵等地，也有迁入湘中新化、安化等县的史实。

“梅山文化”源流肇起有着湘闽宗教文化融合的深厚基因。福建闾山教以陈靖姑信仰为核心，与湖南梅山教同处长江流域古巫传统，源流同出一脉。宋代名臣章惇是福建浦城人，他深知福建古田县闾山教主驱邪镇瘴的作用，以宗教相通，威柔相济，以文化人的融通政策“开边归化”。湖南新化三尖镇政府刘海军考证，章惇“开化梅山”时请了闽中擅长驱邪除疫的张公真人到梅山地区施法镇瘴，起了点睛之功。福建古田闾山教陈靖姑信仰随闽人与商路入湘传播，在湘中地区融入本地元素形成岩门前师教流派，一度出现“梅山法祖入闾山，闾山法祖进梅山”的宗教相互交流融合局面。到了清代，妈祖文化传入梅山地区，梅山地区建有天后宫，或是独建，或是与商会宫馆一体，强化妈祖信俗在湘中地区的传播。

梅山地区非遗传承见证湘闽历史交融的民间信奉。梅山地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梅山傩戏是南方巫傩大传统中，福建闾山教与梅山本土巫文化深度交融的产物，傩坛供奉闾山九郎、张五郎、陈靖姑（临水夫人）等，均为福建闾山教核心神祗，与福州、罗源一带供奉的神祗同源，是湘闽文化交流的重要活态见证。

梅山文化的独特品质有着湘闽文化古风相近的气韵共性。宋以后，湖南除梅山、湘西地区未开化外，其他地区已逐步受中原文化融合，“衣冠南渡”，兴办书院，多元一体，形成了文化新气象。湘闽文化发展演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本土文化特色融入中原文化新风而形成的独特个性，“开化梅山”就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范例。作为宋代“开边湖南”的组成部分，章惇吸取前人伐兵亮戈而屡致失败的教训，“开化梅山”恩威并施，怀柔为上，使不同文化得以交融认同。梅山地区既保留了本土文化基因，吸取了荆楚文化特点；又融入了中原文明新风，形成崇文尚武、奋发进取、刚勇执着、敢为人先的文化共性和特色气韵。

梅山“归土开化”有着湘闽先贤志同携手的务实作为。“开化梅山”设立新化、安化县治是闽籍重臣章惇主导，湘闽先人共同实施的彪炳之举。“开化梅山”主导者章惇，拥护王安石新政，善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成功完成“开边湖南”包括梅山地区和湘西的开疆拓土、归土新化工作。而一同推动实施者包括时任潭州知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煜、武冈县尹郭祥正等，虽然他们均是外省籍官员，但在湖南任职，熟悉地方事务，又赞同王安石新政变法，在与梅山地区土著首领苏甘妥善谈判，借助宗教和僧人力量，说服梅山土族归宋，成为朝廷委派官员与地方官员通力合作、共同作为的历史事功和务实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典范。

二、“梅山文化”交流联动与福建的人文渊源

梅山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孕育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人才，在中国历史重大变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历史文化的机缘，梅山地区人才与福建渊源深厚，抒写了湘闽人才在历史变局中报国图强、担当作为的紧密交集。梅山地区的娄底新化、湘乡、双峰等地是湘军核心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与福建关联紧密；梅山地区的安化历史上出过两个总督陶澍和罗绕典，都与福建有深刻渊源。陶澍（1778-1839年)有湖湘第一人才之称，自小受儒家经典教育，为安化县第一个进士，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湖湘经世派第一人，道光朝重臣。历任山西按察使，本来按清廷原计划安排，道光元年拟调福建按察使，但未及福建赴任便任安徽布政使。后陶澍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升任两江总督。

关于清廷拟调陶澍到福建任职的情况，道光元年陶澍专门写了一个奏折《调任福建按察使谢恩折子》，奏折中既感恩皇帝的器重，又报告了履职情况，也对即将履职的福建做了功课，认为“属刑名甲于各省，俚奸戢暴，整刷尤难”。对福建区情的复杂性有一个初步认识，并表示在繁乱地区履职当如履薄冰。

陶澍为政尊崇践行他的一句名言“古今之要，首在得人”，他特别重视人才，是湖湘人才崛起的先师，是“湘军三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的导师，在理学经世致用、改革求新、吏治为政、人才培育、报国图强思想等方面直接深刻影响了“湘军三杰”，树起了湖湘文化的人物标杆。他也影响那个时代的一批福建名士，成为近代湘闽人才群体崛起的领军人物。

公元1830年当陶澍任两江总督时，奏请林则徐到江苏共同执政一方。他们相互支持，治理长江下游的江苏水灾卓有成效，陶澍有着鲜明的改革意识，可以称得上是改革先锋，在晚清政坛上功绩卓著。当京杭大运河漕运输粮因泥沙淤积，河道洪水受阻时，陶澍果断地执行道光皇帝改漕运为海运决策，并务实推行海运运粮。同时打破世袭垄断的盐业制度，扩大盐业经营竞争，引入和规范私盐经营。陶澍与任江宁布政使后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患难与共，同甘苦，共进退。陶澍外出或进京，他交代由林则徐署理两江总督，体现相互高度信任。他们不仅因功绩受褒奖，也因失职受过处分。据笔者考证，陶澍受过朝廷的四次处分中林则徐两次有份。道光十七年（1837年）9月陶澍60岁时因“年终注考”事件不实而被降级留用，林则徐也在此例；陶澍任两江总督，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道光十二年（1832年）辖区内陈端等盗挖黄河大堤事件因处理不力而共同受降级留任处分。由此可以看出，陶澍和林则徐不仅在顺境中创建事功，更在逆境中共同担责，真正做到患难见真情。

梅山地区娄底的新化、湘乡、双峰等地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与福建有深刻渊源。曾国藩称为老师的廖鸿荃是福州人，曾国藩参加会试时是他慧眼识珠发现人才；曾国藩提携沈葆桢，为其开通仕途；娄底双峰人杨昌睿任过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在福建整顿海防，协助左宗棠抗法保台；娄底双峰人彭楚汉当过福建水师提督，执掌福建船政水师，参与闽海防务；以娄底梅山地区湘军为主力，在左宗棠统领下入闽作战最后平定太平军。

任过云贵总督的罗绕典也是安化人，因崇拜湘籍文坛名士罗典而取名。罗绕典所在的大福坪与陶澍的小淹镇相隔不远。陶澍对家乡这个后辈给予赏识和提携，因此罗绕典说过“公之知我者不如陶公”。罗绕典任过贵州布政使，又为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赏识；罗绕典后任过湖北巡抚升任云贵总督，在任内推行钱粮改革、清查库款并储备荒粮，这些政绩得到林则徐的公开称赏。罗绕典和林则徐都属陶澍人缘群体，关系密切。罗绕典以林则徐清廉刚正的执政风格为榜样，在湖北巡抚任上拒收民商规银5万两赢得清政为民良好口碑。

在梅山地区陶澍、曾国藩等知识精英牵起的湘闽历史人文机缘中，这一批人才进入近代史风生水起。和陶澍亦师亦友的侯官精英林则徐铁腕禁烟，创立“虎门销烟”壮举；陶澍和同僚福州梁章钜共治“两江”，德政为民，坚定禁烟抗英；他的幕僚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编出开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他发现的“惊世之才”左宗棠收复新疆，保全国土，平定台湾，树起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他影响的湘闽知识精英发起洋务运动，曾国藩创办江南机器局，左宗棠开创沈葆桢接力创办福建船政，开创了中国近代兴海图强报国济世的苦难辉煌。

三、“梅山文化”弦歌唱和与福建的诗文渊源

宋代梅山地区留有福建籍士大夫章惇与梅山地区的诗文和唱。福建浦城人章惇开梅山立下传世之功。他为新化、安化留下直接关系的诗。《开梅山》长诗有28句，描述梅山的人文地理，赞颂朝廷开边的功勋，如“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王道荡荡尧为天”；《出梅山诗》有14句，写梅山开化后风俗渐变，百姓感恩“开禁建县”的历史场景，如“扶老抱婴遮路衢，为谢开禁争欢呼”；《过石槽铺诗》是七绝旅行诗，描述梅山地区沿途怡人景色，诗云“瘴霭潜消瑞气和，梅峰千里阔烟萝。人逢杂堠虽云远，路在好山宁厌多”。这称得上是我国较早的旅行诗。

闽湘官仕缘份起于“宣南诗社”，延续于《雁荡诗话》。在京城人的眼里湘闽等江南诸省是远离京城政治文化中心的闭塞之地，在京城为官的江南仕官文人与北方仕官来往不多，而南方人经常在一起聚会，以诗会友、畅叙乡谊、交流政事，也谈论国事。成立于1804年的北京“宣南诗社”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林则徐比陶澍、梁章钜晚9年即1911年中进士，梁章钜林则徐同为福建人。早年交往甚密，自幼为邻，同师郑光策，并同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共事。在少年时代，梁章钜、林则徐都在福州鳌峰书院受业，当时是著名学者郑光策任书院院长。经常教导梁、林要“经世致用”“爱民仁物”，他们也是志同道合、胸怀高远的乡友。在梁章钜的介绍下，林则徐也参加了北京的“宣南诗社”，这样陶澍、林则徐、梁章钜等闽湘官员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一段有名的人才渊源。

陶澍任江苏巡抚时，梁章钜任江苏布政使，同地为官，所见略同，互相支持。陶澍任两江总督时，推荐梁章钜为江苏巡抚又同地执政，他们共事五年，共同疏浚河湖，组织赈济，严禁鸦片，力主抗英。陶澍又荐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他们相互支持，抗洪救灾，相得益彰。梁章钜因病卸任江苏巡抚回家调养，林则徐得到陶澍支持接替梁章钜当江苏巡抚。陶澍作为湖南人提携了大量湘籍人士，而对外省籍人才，他特别看重赏识福建梁章钜、林则徐。他们不仅有共同的诗情意趣，更有相同的政治抱负，而且又有在京参加“宣南诗社”的缘识基础。陶澍任江苏巡抚时，在江苏苏州沧浪园邀请七名同科进士饮酒作诗，其中就有梁章钜，他们仿“竹林七贤”畅饮交流，被称为“沧浪七子”，在清时官场、文坛传为佳话。

有睁眼看世界第一批人的湘籍人魏源视陶澍、梁章钜、林则徐为老师，同在“宣南诗社”活动，后又延续到地方为官期间，成为志同道合者，谱写了湘闽官员深厚的文化渊源。

魏源出生1794年，梁章钜出生1775年，相差19岁，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1847年即道光二十七年梁章钜的三子梁恭辰署理温州知府，梁章钜同住温州。道光二十八年梁章钜应乐清县令之邀到雁荡山游览七天，写下大量诗文。当时梁章钜已七十四岁。1848年，55岁的魏源在受林则徐之嘱完成了巨著《海国图志 》后也到雁荡山一游，在温州碰到恩师梁章钜。他们在陶澍幕府认识，在温州、在雁荡山师生又促膝长谈，“留在署中三日”，当谈到梁章钜游雁荡山写成的游记和长诗时，魏源建议老师就此出一本《雁荡诗话》，在魏源的鼓动下梁章钜“费月余日之力，次成若干条，终成此书”。

有着师生情缘的梁章钜和魏源的浙江温州和雁荡山之游，增添了《雁荡诗话》的内涵。魏源后专为《雁荡诗话》作序，序中抒发了对老师梁章钜诗词意境的赞赏，阐明了奇山秀水常有文人相参的道理，可谓山不在高，有文化名人则灵气生动。《雁荡诗话》包括游记三行余言、长诗一首及诗话二卷，诗话蕴含深厚，意境高格，在中国诗坛具有可圈可点的地位。

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专门到湖南梅山地区考察。《林则徐日记》记载，林则徐上任不久的8月底从湖北荆江、宜昌江陵、公安县、石首县、监利县到湖南岳州，乘船进入湖南湘江下游到善化（长沙、湘潭）。9月溯江而上到衡山、永州、祁阳，又到宝庆府，在此提审了发生在湖南武冈的“蓝逆案”人证，后过新化到湘西。《林则徐日记》记载他从新化烂草田（现为隆回兰草田）出发，登老鹰坡，“傍高崖而临深渊，路窄如线”，后下榻湘西溆浦西丫坪和县城卢峰书院。这个过程极为艰难，《林则徐日记》载：道光十七（1837年）8月二十四日，己巳。卯刻行，十里鹅栗坳，岭小路窄……又五里烂木桥，又十里烂草田，在关帝庙住，张令仍具膳，溆浦县图令（麟）来迎……这些地区正是梅山的核心区和边缘区。

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对梅山地区贤达邓显鹤很尊重。道光十八年（1838年）邓显鹤送儿子、侄子到武昌会考和林则徐见过面。林则徐对邓显鹤子侄有车赀之赠。新化张青松先生撰的《邓显鹤湘皋先生年谱》载：“1838年（道光十八年）春，六十二岁。因邓瑶、邓琮进京廷试，先生请假送至汉口。武昌会林则徐，时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出其先人所作《饲鹤图》属先生题诗，并先后对先生子侄有车赀之赠。先生携图至舟中，题诗四首报命。”林则徐父亲林宾日手绘的《饲鹤图》是林家传承，是林则徐父亲追求其母亲的爱情信物。画中有骨感松石和高雅白鹤象征高洁清雅品格。林宾日去世后，林则徐将画作珍藏并终生携带，每到之处或每遇文人朋友都要拿出欣赏并作诗抒情。林则徐一生诚邀60多个名士为之题咏作诗，诗作有一百多首，是林氏家族特别的文化传承。其中湖南籍的有多位，如汤鹏、何凌汉、魏源、何绍基、陶澍、邓显鹤等，邓显鹤对饲鹤图第三图题诗六首，有“少穆”先生命题太公饲鹤图，教请钧诲，新化邓显鹤呈稿，收录于邓显鹤著的《南村草堂诗钞》中。

林则徐也为邓显鹤祖父题诗。邓显鹤绘有《松堂读书图》体现家风耕读传承，遍请海内名士大夫题咏作诗，林则徐题有五言古诗22句，诗中赞邓显鹤祖父邓庭维“笃学敦行”的德才与家风为“书有万卷储，松有百尺坚”；又赞颂其培养出邓显鹤文学成就“哲子富文学，遗翰副墨镌”。

四、梅山地区与福建同为万里茶道起点的茶事渊源

湖南梅山地区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产茶地，梅山安化黑茶、新化红茶、均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名茶。特别是清代到民国初期，处于同纬度的“湖红“建红”和“祁红”并称为中国三大传统红茶，安化黑茶是有名的外销茶，传扬茶文化享誉国内外。安化黑茶“湖红”和“建红”有着许多共同特点，探讨“湖红”之源新化红茶和“建红”即建州红茶的历史渊源，不应局限于红茶制作技术分类后的产茶历史，而是要追溯到这两种红茶更远的产茶历史时空和共性气韵。

同为古代贡茶之地。梅山地区产茶历史悠久，始于晋，兴于唐宋，昌于明清，盛于民国与当代，至今有1500多年历史。陆羽《茶经》成书于公元758年，在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点明新化茶，但周绪民《陆羽茶经校注》中考证：湖南在唐代已有9个州郡产茶，点到邵州邵阳郡，新化处于邵州产茶区。五代（935）毛文锡《茶谱》中明确说“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渠江正是新化境内。章惇“开化梅山”置新化后的宋熙宁年间，新化的渠江薄片已成宋代名茶。明代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诏令罢造团茶，命制采芽茶上贡，湖南每年贡茶140斤，宝庆府约占44%，新化贡茶占13%。福建“建红”由建茶演绎而来，主要产于建州建溪流域，核心产区在建州凤凰山一带，陆羽在《茶经》中说，建州之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茶园业主张廷晖将北苑凤凰山一带方圆三十里茶园贡献给闽王，称为北苑御茶园。北宋设御焙、制龙凤团茶上贡。明代洪武年间，明太祖令天下罢造团茶，建茶和新化茶也不例外，都改采芽茶上贡。

同为中国外销茶主要产地。梅山地区安化黑茶、新化红茶外销是湖南茶叶对外贸易的代表，尤其在清代达到高峰，主销欧洲、俄罗斯等地。福建武夷山历史上也属建州，红茶鼻祖正山小种发源于此，至五口通商后，往福州口岸外销至欧洲，享誉海外。

同为明代实行茶政改革之地。而同样作为唐代就产茶，宋时颇为繁兴的新化、建州都执行了明太祖朱元璋“废团兴散”的号令，赞同对宋代贵族阶层繁琐的饮茶仪式如点茶、煮茶的改新，简化制茶上的奢侈工艺，推行简约务实的散茶饮法，对建茶的“龙凤团茶”更是明令禁止。当时制团茶、饼茶在福建建州、湖南新化很是流行，用蒸青法烘焙团揉制成。同时也打破了唐宋的“贡茶制度”，撤除御茶园。

同为适宜产茶的“黄金”产区。梅山地区安化黑茶、新化红茶“湘红”和“建红”有着相似的茶叶生产条件，处于北纬27—28度左右的地理环境，具有高森林覆盖率的生态条件。湖南新化和福建武夷山、建瓯、建阳均位于北纬27—28度之间的红黄埌土埌与小地形小气候环境，安化黑茶是后发酵茶，采取紧压工艺便于长途运输。“建红”“湖红”均是标准的红茶的全发酵工艺。同时，作为名茶产地，都有茶习俗“茶文化”的有力支撑。清嘉庆年间福建三明人刘冀程知安化县，关心黑茶生产，规范市场秩序，颁发库称，铸成铁码，收茶归包时重量始有标准规格，在任内勤政为民，注重经世致用，留下良好口碑。

同为万里茶道的起点。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及太平天国战争在福建激烈争夺，福建运茶之路一度中断，曾经繁荣的福建武夷山下梅村暂停其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而替代转移的是黑茶产销兴旺的以安化黑茶、新化红茶为中心的梅山地区。梅山地区黑茶、红茶逐渐代替了武夷山下的下梅村岩茶而盛销西北，清末到民国万里茶道从安化起点经新化乐安冲—苏溪关—资江—武汉宝庆码头—甘肃—内蒙—恰克图，后又延伸到俄罗斯彼得堡等地。新化、安化茶叶经贸活跃，一时成为全国茶外销输出中心。同时把福建红茶的包装、运输、仓储经验带入安化、新化等梅山地区，曾出现过将梅山地区茶掺入武夷山红茶外销的现象。新化新开了茶市、茶厂，精制红茶如“雀舌”“珍宝”等品牌红茶享誉国内外，新化茶叶规模稳居湖南前三。其时有“千猪百羊万石米，城内城外一船茶”“五里三河杨木洲，召集此处修茶庄”之繁景。安化黑茶销量居全国之首，晋商俄商纷至安化开市建厂，市井一派繁荣。安化也有“才交谷雨见旗枪，安排火炕打包箱”“驼铃声声，聚万千茶商，倾倒域疆”的繁荣景象。

（作者：石建平，系福建省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福建省文化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福建省文旅厅原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