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陶瓷博物馆。 章出云 摄

渌江书院。 图片来自“今日醴陵”微信公众号

地处湘东要地、湘赣之边的醴陵，是一座在时光中淬炼出独特气质的城市。它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北接长沙，南下湘南，西进湘中，东联赣闽，地理上的枢纽位置注定了它在历史风云中的不凡。

40多年前，当我还在湖南师大求学时，便曾踏上湘东醴陵的土地，考察这里的陶瓷与花炮产业，在罗霄山脉与渌水湘江交织的“甘泉为醴，群山为陵”的山水格局中流连忘返。2025年11月，循着湘闽文化渊源的历史脉络，我再次回到这座富有底蕴与神秘感的城市。站在高耸的醴陵门下，历史的云烟在眼前悠然而过。宋代以前，湘闽部分地区曾被视为“蛮荒之地”，但在宋代之后，一场以理学为核心、以书院为标志的文化大幕徐徐拉开，紧随其后的陶瓷文化与红色文化，更是将湘闽两地紧紧缠绕。而醴陵，正是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文化交响中，最忠实的见证者与演绎者。

渌水悠悠觅知音：

书院里的理学奇缘

提起中国理学史上的盛事，发生在八百多年前的“朱张会讲”无疑是一座巍峨的丰碑。人们熟知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学术争鸣主要发生在长沙的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却鲜少有人知道，这场开创中国理学交流先河的伟大相聚，其实肇始于醴陵的渌江书院，最终又分袂于株洲的湘江之畔。

促成这段旷世情缘的关键人物，是时任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的福建崇安人刘珙。刘珙是朱熹义父刘子羽的长子，当年刘子羽受挚友朱松临终托孤，悉心抚育朱熹成长。刘珙主政潭州时，不仅重修了因战乱荒废三十多年的岳麓书院，更为了活跃学术氛围，有意促成了“朱张会讲”。

公元1167年8月，朱熹从福建武夷山出发，跋山涉水经江西抵达醴陵。而张栻则从长沙专程赶至醴陵迎接，两位旷世大儒在如今渌江书院的前身——府衙青云山醴陵学宫，完成了历史性的汇合。走进今日的渌江书院，书斋前的空地上仍立着朱熹与张栻席地而坐、谈学论道的雕像，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风雅岁月。当年，他们在此住了几日，观赏古城风貌，并针对儒学经典《中庸》中的“中和”学说展开了热烈探讨。据朱熹随行弟子范念德记载，两人“论《中庸》之义，三日不能合”。几日的切磋后，他们才移步长沙继续讲学。

渌江书院的文脉传承，亦处处闪烁着福建贤达的身影。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醴陵官府便在朱熹设坛讲学处建朱子祠、立朱子石像以作纪念。绍熙五年（1194年），近古稀之年的朱熹出任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应醴陵籍弟子吴猎、黎贵臣之邀重返醴陵讲学。看到昔日学宫略显荒凉，又见西山清兴寺风光旖旎，他曾提议将学宫迁至西山，形成“寺学一体”的格局。

朱子的这个心愿，在六百多年后由另一位福建人完成了。清道光九年（1829年），福建长乐人陈心炳出任醴陵知县。他崇文兴教，以原书院年久失修、势欲倾颓，需借为办公场所为由，果断写下《移建渌江书院记》，将已更名为渌江书院的学宫正式迁至城郊西山靖兴寺旁，为醴陵学子开辟了一方绝佳的研学净土。

醴陵与福建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无数佳话。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福建莆田籍豪放派诗人刘克庄游历醴陵，在《醴陵客店》中留下了“市上俚语皆楚语，桥边碧色是湘流。直南乡国三千里，目断羁魂起暮愁”的千古乡愁。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福建连城人赖超彦任醴陵知县，他痛惜学宫毁于明末战乱，极力募资修复，后被朝廷封为“文林郎”。他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主持湖南乡试时，更是公道正派，为国家发掘了大批人才。

清代道光年间，左宗棠受聘担任渌江书院山长，他将《朱子小学八则》中的核心教义与“传道授业解惑”相融，大兴经世致用之风，增授舆地、兵法、农事等实用课程，甚至带领学生监管西山生态、守护山林，开创了书院教育的创新之举。后来，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与沈葆桢接力创办福建船政时，仍以渌江书院的办学经验推动福州正谊书局的建设；在任陕甘总督时，更专门致函招募渌江书院学子赴陕甘辅佐政务。

缘分奇妙的是，这场始于醴陵的理学盛会，最终也落幕于株洲。乾道三年（1167年）十一月，朱张二人同游南岳衡山后，在株洲的湘江边挥手告别。元代人为纪念此事，在建宁港边建起了“朱张分袂亭”，至今仍是芦淞区的重要文化地标。

窑火映丹心：

两大瓷都的匠心共振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在近代三大瓷都（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福建德化）中，湘闽两省便占得两席。两大瓷都不仅各自辉煌，更在历史的窑火中实现了深刻的技艺交融与贸易联动。

醴陵自汉代便开始兴窑烧瓷，至清雍正七年（1729年）实现从粗瓷向细瓷的华丽转身，并在清雍正年间以小沩山寺为中心，形成了“窑群漫山，炉火蚀天”的庞大瓷业基地。作为湘东门户，醴陵周边有岳州窑、长沙窑，东有景德镇，且本地瓷泥丰富、松木繁茂，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近代以来，在熊希龄与文俊铎两位具有实业报国之志的同科举人推动下，醴陵瓷业攀上巅峰。1905年，熊希龄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开中国近现代陶瓷教育之先河，并成功研发出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褐色五种原料，创烧出独步天下的釉下五彩瓷。这朵陶瓷界的瑰宝，在国际博览会上包揽金奖，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而在东海之滨，福建德化凭借极佳的高岭土资源和丰富的竹木薪炭，烧制出洁白如玉、温润高雅的白瓷。这种被欧洲贵族痴迷地称为“中国白”的瓷器，自宋代起便借助泉州港的便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全球，为德化赢得了“世界瓷都”的美誉。

翻开《中国陶瓷史》，从东汉至唐代，岳州窑便与福建早期龙窑共享了龙窑施釉技术。1905年，熊希龄起草的《湖南瓷业学堂章程》中明确记载，曾派人赴闽考察德化窑，学习其胎釉配方与窑型结构。考古发掘更是提供了铁证：醴陵出土的窑址中，发现了与德化极其相似的匣钵和支钉；而《德化窑考古发掘报告》中也提到，德化窑址出土了清末釉下五彩残片，其工艺与醴陵窑如出一辙。

这两大名瓷不仅在技艺上互相切磋，更在汪洋大海上同舟共济。乾隆版《醴陵县志》记载，醴陵瓷器经渌江入湘江，转赣江、闽江抵达泉州港，与德化瓷拼箱出海。在明清时期多艘海上丝绸之路远洋沉船的出水文物中，人们不仅看到大量德化陶瓷，也发现了醴陵粗瓷与青花瓷的残片。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荣获巴拿马金奖后，更是通过厦门、泉州口岸大量外销，形成了稳定的国际贸易通道。

将星耀长空：

红土地上的革命交响

湖南与福建，同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在这片热土上，红色的火种曾以惊人的默契燎原。作为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县”，醴陵的红色基因与福建苏区有着血浓于水的深刻羁绊。

两地同为毛泽东同志开展中国社会农民运动调研的重要考察地。1927年初，青年毛泽东在醴陵驻留了一周多，深入先农坛、东富寺，后又到渌口区伏波庙等地，与群众面对面座谈。醴陵的调研材料加上湖南其他四县的走访，最终汇成了震古烁今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献深刻论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任务，为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在此后的1933年11月，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又在福建第一模范乡——上杭才溪乡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写下了1.2万字的《才溪乡调查》，树立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光辉典范。

在苏维埃政权的探索上，两地也走在了全国最前列。毛泽东曾盛赞醴陵农民运动“好得很”。在秋收起义部队攻占醴陵县城的推动下，1928年1月，醴陵南四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马恋塅陈家洲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个乡级苏维埃政权，开创了湖南苏维埃组织的先河。同年8月，福建建立的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则是福建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开创了党领导下民主建政的先河。溪南颁布的《土地法》比《井冈山土地法》还早4个月，闽西革命家邓子恢探索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田原则，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并予以推广。醴陵南四区与福建永定、溪南区等地一道，成为了全国最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为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石。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醴陵与福建籍的将帅们更是携手带出了一支支红色铁军。醴陵籍的红军将领左权、宋时轮、耿飚、蔡申熙、李谦等，都在闽西苏区留下了战斗的足迹。左权1930年回国后，曾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后任红十二军军长，参与攻打龙岩城、漳州城。宋时轮也参与了创建闽西苏区及多场攻坚战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醴陵籍名将耿飚与福建长汀籍政委杨成武的“神仙组合”。耿飚在闽西担任红一军团红四团团长时，与政委杨成武带领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打下了无数硬仗。长征前夕，他们在连城朋口温坊战斗中取得大捷；长征途中，这对湘闽双子星更是带领红四团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携手并肩，直到遵义会议后才依依惜别……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文化的江河却奔流不息。从渌江书院的古老讲坛，到醴陵窑的绚烂五彩，再到罗霄山脉与闽西大地的烽火硝烟，醴陵与福建，这两座相隔千山万水的地理坐标，在历史的长河中完成了无比深情与壮阔的文化交响。这段深厚的历史情缘，至今仍在湖湘大地与八闽大地上，激荡着回响。

（作者系福建省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原福建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