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一座书院，读懂一座城的精神底色。这个“五一”，“闽人智慧”编辑部特别推出“泉州书院”系列文章，和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闽学”的厚重历史，也为假期呈上一份鲜活的文化指南。

提起南宋泉州的文化“顶流”

那会是谁？

答案无疑是

——朱熹

说到朱熹与泉州

书院则是绕不过的话题

朱熹自画像（洪旭 摄）

800多年前，朱熹曾盛赞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他的足迹踏遍泉郡的山山水水，把严谨思辨的理学思想、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播撒在闽南大地，也让泉州书院从零星的书斋走向规模化的文教体系，筑起刺桐城千年文脉的精神根基。

01

朱墨初染的“讲学圈”

在朱熹到来之前，泉州虽已有欧阳詹开“闽人知学”之先河，却仍缺少系统的理学传承与规模化的讲学场所。唐时的“四门学”、五代的“招贤院”，多为官方办学或私人授徒，尚未形成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气。直到朱熹的到来，才真正点燃了泉州书院的文化火种。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朱熹在泉州城西北游历传道之余，见一处“小山屹然，丛竹如林”，顿生钟爱之情，挥笔题下“小山丛竹”四字匾额，在此结庐讲学。如今，在书院旧址处尚有小山丛竹坊一座，坊额“小山丛竹”据说为朱熹手书。

小山丛竹书院朱熹手书石牌坊（肖培滨 摄）

朱熹讲学，不拘泥于当时官学“死记硬背、循规蹈矩”的旧法，而主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他既带领学子诵读“四书五经”，又引导他们观察自然、体悟世事。这就好比一位顶级“知识大咖”，不满足于在官方大学教习，偏要跑到地方学校做直播，硬生生把“理学”这门“高冷”的学问，变成了闽南百姓听得懂的“生活指南”。

九日山书院素有“古早自习室”之称。相传唐欧阳詹曾在此读书，后朱熹来此讲学，与当地士人切磋问难。在九日山书院讲学时，朱熹常携学生登山临水，于林泉之间辨析义理。南安名士傅自得、永春名儒陈知柔皆与他交游甚密，或“谈经论义，篇什间作，昼夜不休”，或“相与追游莲花、九日、凉峰、凤凰、云台之间，昼则联车，夜则对榻”。这种深入浅出的讲学方式，使理学不再高悬于庙堂，而是变得鲜活可感，吸引了泉州及周边州县的学子锁定稀缺的“名家开讲”，小小书院常常座无虚席。

朱熹在泉期间，可谓“凭借一己之力”直接推动了当时泉州书院的兴盛，十多所书院几乎都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朱熹曾在石井书院讲学

九日山书院、小山丛竹书院为朱熹亲自创建或讲学之地；石井书院、杨林书院则留下他讲学的足迹；文公书院更是后人为纪念朱熹而建。杨林书院位于南安石井杨子山麓，朱熹曾多次至此讲学，四方学士来访求教者络绎不绝。杨子山上至今留存“活源”“仙苑”“极高明”等朱熹题刻。石井书院（今安海）则见证了“二朱过化”的佳话——朱熹之父朱松曾任安海镇官，公余“择民之秀者，充弟子员，教以义理之学”；二十余年后，朱熹任职同安，常往来泉、同之间，必经安海，寻访父亲遗迹，“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说”，士人因此愈加勤学。泉州孔庙明伦堂旧有一联云：“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石井；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城。”所言正是这段渊源。

02

普惠大众的“教育网”

那么，朱熹当年办书院的初心是什么？

他在同安主簿任上，虽泉州及所属各县均设有官学，但这些官学招收生员名额有限，远不能满足士子求学之需。更令他忧心的是，官学日益沦为科举附庸，“忘本逐末，怀利去义”“无德行道艺之实”，学子读书只为“钓声名，取利禄”。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尖锐批评官学已成“声利之场”，“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在朱熹心里，“穷理之要必在读书”。

正是有感于此，朱熹选择以书院为阵地，将教育从官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通过创办书院、公开讲学，在泉州织就一张“接地气”的教育网络，使更多普通士子得以接触理学，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和学术的普及，民众文化素质水平也得到明显提高。

温陵书院原为泉山书院，正德十年（1515年），书院移建于泉州菜巷（现东门小学）。（施燕莎 摄）

朱熹在泉州通过收徒讲学，不断总结教育经验，掀起了一股倡学之风。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南宋时期泉州书院的兴盛，也为朱子学在闽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接地气”不仅体现在入学机会的增多，还体现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据记载，当时的书院秉持“有教无类”的理念，无论出身名门还是普通家庭，甚至是侨居当地的番商后代，只要有志于学，都能入学听讲。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适应不了士子就学需求的不足。

更可贵的，是讲学方式的开放。朱熹在书院讲学，不照本宣科，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鼓励提问、辩论、交流不同见解。这种宽松而真诚的学术氛围，使泉州逐渐成为闽南理学传播的核心区域。自南宋至明清，泉州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石井书院、欧阳书院、正音书院、龙山书院等数十座著名书院先后建成，遍布城乡。这些书院虽风格各异，却都传承了“兼容并蓄”的教育理念。

清代进士陈科捷曾言：“吾泉务实学，自欧阳四门以后，至宋为朱子过化之地，渊源所渐，浸与伊洛比盛。”此语道出了朱熹对泉州教育的深远影响——在朱熹的推动下，宋代泉州的教育已可与中原地区相提并论。

03

兼容并蓄的“闽南风”

《泉州府志》载，朱熹过化之后，泉州“民风更变”，民间婚丧喜庆悉“遵朱子家礼”。《同安县志》亦载，同安经朱熹“教化”后，“礼义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朱熹的讲学意义，不止于教育本身，更在于塑造闽南文化的精神特质。

东门实小北操场有三座朱熹雕像。据老校友们回忆，这里是当年朱子祠的所在地。（王了 摄）

朱熹带来的理学思想，并非生硬的理论灌输，而是与闽南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泉州自古为港口城市，市舶繁盛，番商云集。朱熹对此并未一味排斥，而是提出“以义制利、义利兼顾”的观点，反对唯利是图，亦认可“通商惠工，皆王者之政”。他在同安任上，曾撰《申严婚礼状》，针对当地商贾之家在婚丧礼仪上奢靡逾礼的风气加以引导，为泉州“亦儒亦商”的社会风尚提供了思想上的调和。同时，他在书院讲学中常引日常生活事例阐明义理，使理学从士人的书斋走向市井巷陌。可以说，这种以义制利、以礼化俗的思路，恰好契合了闽南人“重商而不弃儒、逐利而不忘义”的生活状态，让理学在守正创新中融入当地生活。

不同于古代官学的刻板拘束，泉州书院从一开始就走“开放路线”。无论是治学观点、思想流派，还是不同地域的文化交融，都能在这里被接纳、被讨论。书院之中，士子与番商之后同席论学，程朱理学与本土风俗互有吸纳，既有理学的温润厚重，又有海洋的开放包容；既有儒家礼义的持守，又有商贸智慧的灵动，渐渐形成了闽南文化独一份的精神气质。

上图：过化亭（图源：泉州文旅）

下图：弘一大师题《过化亭》木匾（图源：泉州市博物馆）

站在小山丛竹书院的匾额下，望着眼前葱郁的竹林与古朴的建筑，我们仿佛看见朱熹当年讲学的身影，听见学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与激烈的论辩声。1935年，弘一大师曾补题“过化亭”匾额，并记曰：“泉郡素称海滨邹鲁，朱文公曾于东北高阜建亭种竹讲学其中……余昔在俗，潜心理学，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

这份“朱墨染泉山”的文化积淀，这份“讲学润千年”的教化传承，使泉州书院成为闽南文化的精神地标之一。那份“重教、敢拼、务实”的基因，深深融入闽南人的血脉，指引着后人在传承中创新，持续推动千年世遗文脉生生不息。

“闽人智慧”编辑部 福建日报社全媒体传播中心出品

本期供稿：泉州发布

作者：魏婧琳 林海吟 庄建平

编辑：陈志凡

审核：严顺龙、陈雪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