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繁德（左一）为闽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大学生讲授识土知识。赵文娟 摄

核心提示

在考古工地上，有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他们鲜少出现在论文署名里，也不常在聚光灯下露面，却在考古工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他们是考古技工。

在福建，这支队伍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武夷山城村。彼时，城村汉城遗址考古大幕拉开，一群当地青年进入考古队。在专家指导下，他们勤学苦练，渐渐成长为精通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绘图、文物修复和资料整理的行家里手。

40多年来，他们扎根田野、深耕一线。从城村汉城到八闽各地的重大遗址，福建考古的每一次突破，几乎都离不开这群“幕后脊梁”的托举。如今，这些当年从城村走出的青年都已年逾花甲，仍有10余人因热爱坚守一线，只为唤醒更多沉睡的文明。

在第十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记者走进考古工地、考古研究基地、博物馆，倾听他们关于热爱、坚守与传承的故事。

深耕田野

练就“福建第一铲”

1980年秋天，一辆满载行李与仪器的卡车驶进城村（今属武夷山市兴田镇），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崇安汉城遗址考古队队长张其海率队而来，只为重启沉寂多年的汉城遗址考古工作。

彼时，林繁德18虚岁，高中毕业后待业，在家干农活。

听到村干部一句“考古队招人，高中毕业优先，一天2块钱，干不干”，林繁德没有丝毫犹豫就报了名。

“我那时哪里懂什么考古，村里人都说他们是来‘挖宝’的，我就好奇，地下到底能挖出什么。”他笑着说。

从此，林繁德的个人命运就与考古紧紧地绑在一起。

林繁德回忆说，考古队首批招收本地青年学徒约20人，全是农家子弟。“没有教室和课本，全靠老师现场手把手教学。从最基础的钻探开始，4位老师带着我们分组在汉城遗址全域展开普探，10米打一探孔，用洛阳铲带出地下土芯，靠土色、土质、紧实度、包含物等判断出墓葬、房基、灰坑等遗迹，再对重点区域加密细探。”

在考古工地上，林繁德最为勤奋好学。别人收工休息，他蹲在探方边反复琢磨，觉得“刮土层像翻书一样有趣”；别人只报数据，他报完后还跟着老师看图纸、标点位、分析遗迹现象。田野发掘的钻探、遗迹研判、清理、编号，室内整理的文物修复、绘图、资料整理，他样样不落跟着学。

3年多的时间里，考古队对城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和重点发掘，共钻探面积91万平方米，探明城内外汉代遗迹约35处。其间，林繁德也练就了一身本领。1984年，他开始独立带领民工勘探，正式成为一名考古技工。

城村汉城、葫芦山、黄瓜山……一个个重要遗址的发掘现场，都留下了林繁德的足迹。他全程参与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从“会干活”的技工，成长为“懂考古”的全能型人才。最令同行称道的，是他那手钻探读土的绝活。

城村汉城遗址曾有一个悬而未决之谜：偌大的一座王城，贵族墓葬究竟在哪里？

考古队原本按常规思路，在山坳低洼处反复勘探，还请来南京的地磁勘探专家，圈定了多处“疑似墓葬点”。可几条探沟挖下去，始终一无所获。

1999年9月，转机出现了。林繁德在一片台地上发现土墩有人工平整的痕迹。“我一铲下去，土质硬、紧、实，指甲都掐不进去，这很可能是人工夯筑过的土台。”他当即决定在台地再加一条探沟，事后证明位置正好卡在墓坑拐角。

向下清理不久，一件陶器显露出来。凭借多年经验，林繁德断定这是闽越国时期的器物。“队长，找到了！”电话那头，时任城村汉城遗址考古队队长杨琮兴奋不已。扩大发掘后，亭子后一号墓重见天日——这是汉城遗址周边首次发现规格较高的汉代贵族墓，消息震动了福建考古界。

凭着对土质、土色和地形、地貌的判断，林繁德断定：这片区域不止一座汉墓。随后，考古队在城村汉城遗址周边接连发现60多座汉代墓葬，其中包含当时福建已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闽越国贵族陵墓——牛山一号墓。

浦城金鸡山墓葬、浦城土墩墓群、益凤山一号墓……福建许多重要古墓葬的发掘，都与林繁德的勘探密不可分。

业内人士这样评价林繁德：“别人一铲下去，只能看出异常；他一铲下去，墓葬的位置、规模、年代、等级，心里就有数，就像给地层做CT。”正因如此，林繁德被誉为“福建第一铲”。

不过，相比于这些赞誉，林繁德更引以为豪的是他带出的徒弟——熊仁寿。

2003年冬，林繁德在浦城发掘土墩墓时，住在熊仁寿家。他发现熊仁寿手巧心细、真心热爱考古，便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20多年来，熊仁寿参与了浦城土墩墓群、龙头山遗址等重要考古项目的发掘。如今，他已年过花甲，仍在考古一线协助指导厦门大学、闽江大学的学生开展田野考古实习。

光阴流转，林繁德从农村小伙成长为文博研究馆员，熊仁寿也成为福建考古技工的中坚力量。他们说：“考古是我们一生的热爱。干一行爱一行，我们要干到老学到老。”

巾帼坚守

撑起考古“半边天”

20世纪80年代，城村汉城遗址考古工地条件艰苦，考古收入有限，男技工每天工资不过2元，女技工更少，只有1.5元，不少男技工为了养家糊口陆续离开。

就在这时，一支以当地农村女青年为主的“女子考古队”悄然扎根，撑起了城村汉城遗址考古的“半边天”。

赵兰玉就是其中一员。1981年，24岁的她加入考古队，从后勤杂活干起，很快转做室内整理，跟着老师们学习洗陶片、拼陶片、做修复、做拓片。

“我是完全零基础，只能从头学。”赵兰玉回忆起刚入行时的点点滴滴：做修复，先找口沿，再对器底、看纹饰，同一探方、同一地层的陶片归类拼接，拼对好了再用胶粘接成型；学绘图，没有美术功底，就用尺子量、拿圆规测，在米格纸上一毫米一毫米地校正，只为把最烦琐的工作做到完美极致。

赵兰玉可谓是全能好手，她能伏案做室内整理，也能顶风冒雨搞田野调查。

时光回溯至2011年1月3日的漳平奇和洞遗址发掘工地。考古队员们午休时，赵兰玉决定提前下探方。她用小锄头轻轻一磕，便听见土层下传来“空空”的回响。她立刻停手，改用竹篾，一点点细抠慢剔，不多时，一个完整的史前人类颅骨缓缓显露出来。这一发现，不仅揭开了奇和洞的远古秘密，也为该遗址获评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供了关键证据。

1986—1988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2002年9—12月，城村牛山汉墓遗址发掘；2007年8—9月，绘制猫耳山遗址图……赵兰玉有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记录着她几十年来的考古足迹。

5月21日，在将乐县东南考古研究基地，记者见到了69岁的赵兰玉。她戴着老花镜，正伏在案头，细心绘制着贝壳印纹陶片。她由于长时间伏案，眼里布满血丝，但手中的笔却沉稳如初——线条流畅、比例精准，纸上的纹样几乎与原物无异。

“我就是喜欢这份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一直干下去。”赵兰玉道出了福建第一代女性考古技工的共同心声。

岁月流转，当年的“女子考古队”相继在八闽大地绽放出风姿绰约的花朵。赵兰玉的两个胞妹赵爱玉、赵秀玉也相继投身考古事业，赵爱玉长期扎根一线，后来成为武夷山市博物馆馆长；赵秀玉进入福州市考古队，默默耕耘数十载。16岁进入考古队、被大家唤作“阿妹”的吴秀华，后来作为人才被三明市文保中心引进，亲历黄瓜山遗址、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等多项重大考古项目，从一线技工成长为地方文保中坚力量。林凤英与考古队队友林瑞明结为夫妻，双双驻守昙石山遗址，撑起了昙石山考古研究中器物绘图、修复的大量基础工作。

还有赵福凤、赵连英、赵荣娣……这些从山村走出的平凡女性，凭着独有的细腻与韧性，在泥土与陶片间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匠心传承

续写考古新篇

“站好丁字步，探孔打在左脚右侧，手靠着腰，不能让探铲摇摆；上身挺直，用腰腹发力，一定要垂直，不能歪……”5月28日，在南平市光泽县富屯溪畔的树林里，林繁德头顶烈日示范探铲的使用方法，只为让闽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本科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每一个使用细节。

匠心无声，传承不息。如今，“林繁德”“赵兰玉”们虽已年过花甲，却依然坚守在考古一线，为的就是把老一辈的技艺“面对面”“手把手”传给年轻人。

“福建七成以上的考古项目，都依托城村汉城遗址考古队培养出来的这批考古技工。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福建考古今天的成果。”闽江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馆员黄运明深有感触地说。

黄运明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他刚入行时也是跟着赵兰玉、林繁德、赵培立等老师傅从最基础的工作学起。他坦言，在考古现场，考古领队和专业技术人员忙于考古发掘的组织和协调，真正钻探、文物绘图、拓片、修复几乎全靠技工，“凡是能拿出厚重的遗址考古报告，背后一定有一支过硬的技工队伍”。

然而，随着“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制度的全面施行，全省考古文博单位的考古工作任务剧增。

面对激增的业务量，黄运明最忧心的，是人才队伍的青黄不接：资深技工虽技艺精湛，却日渐老去；愿意投身田野的青年才俊寥寥无几，人才断代的风险日益凸显。即便聘请外省技工临时救急，他们也常因不熟悉福建考古遗址和文物特点，难免“水土不服”。

所幸，希望正在生长。2017年，闽江学院开设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瞄准基层考古一线需求，培养新时代技能型考古人才。黄运明介绍，新时代考古技工不仅要精通传统考古技术，还要掌握考古遗迹数字化测绘、无人机摄影、三维建模、电子化归档等现代技术。

目前，该校有30多名毕业生走上各地考古文博岗位。“00后”姑娘谢晓青便是其中一员。

2022年春天，还在闽江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就读的谢晓青参加学校组织的田野考古实习后，就爱上了考古。毕业后，她顺利通过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招聘，成为一名考古技术人员。

在考古工地上，谢晓青不仅要跟老师傅学习钻探、辨土、绘图、文物修复等传统手艺，还要熟练运用全站仪测绘地层遗迹，借助CAD建模复原器物。她相信，当传统考古技艺与现代科技手段深度融合，未来的考古将呈现出更多的可能，带给人们更大的惊喜。

记者手记

挺起考古的“幕后脊梁”

福建日报记者 赵文娟

考古技工，是考古一线的基石力量，是田野勘探、发掘清理、文物修复、绘图拓片的实操担当，在考古项目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考古业界常言：“一流的考古，不仅需要有一流的专家、一流的领队，也需要有一流的技工。”技工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考古的水平。

然而长期以来，受田野工作环境艰苦、薪酬待遇偏低、人员流动性大、职业晋升通道狭窄等现实因素制约，愿意投身考古技工行业的年轻人寥寥无几，队伍老龄化、后继乏人的困境日益突出。

随着“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等文物保护机制的全面施行，我省考古任务激增与技能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考古质量与项目进度的关键短板。目前，全省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仅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专业4家。由于市级考古队仅可开展所在辖区的考古工作，因此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承担了多数任务，“小马拉大车”现象突出。更为紧迫的是，这些考古单位的考古技工数量都不足10人，大量一线实操工作只能依靠第三方外包承担，队伍稳定性不足、技能水平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影响考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破解考古技能人才短缺难题，关键在于系统施策、精准发力。首先，要做强机构、补齐编制，助力省考古研究院壮大技工队伍，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建立专业考古队伍，形成上下联动、力量均衡的工作格局。其次，要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设立考古技能人才特设岗位；完善薪酬待遇、野外津贴与绩效激励，打通职称晋升通道，增强职业吸引力与稳定性。

此外，不妨学习借鉴河南、陕西先进经验，借鉴其校地协同、定向培养、传帮带等成熟做法，结合本省特色，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加快培育一支懂八闽历史文化、精考古各项技能、留得住、用得上的专业化考古技工队伍，为福建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链接

“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这两项要求是2025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的文物保护前置机制。

“先调查、后建设”：指的是旧城区改建、土地成片开发前，属地政府须先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调查、核定、登记并落实保护，未完成调查不得开工，杜绝建设破坏文物。

“先考古、后出让”：指的是在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在土地出让或划拨前，须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相关区域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划定并动态调整。大型基建、文物保护区域内的建设项目，也须按规定提前完成考古勘查。

（福建日报记者 赵文娟 整理）

考古技工赵兰玉正在细致地绘图。赵文娟 摄

林凤英利用周末时间为闽江大学学生讲解纹饰绘制技巧。 赵文娟 摄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专家林忠干（右）教18岁的林繁德（左）勘探。（资料图片）

林繁德（左）、赵爱玉（中）、李旦（右）正在修复文物。  （资料图片）

城村汉城遗址考古队青年合影 （资料图片）

风华正茂的城村汉城遗址考古队青年们  （资料图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