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大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经远归来》专题展览在位于福州马尾区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开展，为期3个月。清代福州船政御赐成功银牌、清廷授予外籍技术人员马益识五品衔金牌仿制件及北洋海军名人名片、法国炮厂旧影、北洋海军军乐队等珍贵老照片都是首次展出。

福建船政离我们那么近却又那么远。今年是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随着挖掘的史料不断丰富，福建船政的“诞生密码”愈发清晰可辨。

福州作为我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城市，离不开一颗璀璨明珠——福建船政。自1866年其在福州马尾创立以来，便以敢为人先的魄力，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崛起的重要力量，书写了一段跨越世纪的实业传奇。

开先河：破格之人行破格之事

百年遗址活起来了。今年“五一”假期，位于马尾的“船政官街”焕新开街，《最忆船政》实景演出十分火爆，“游船政、逛古镇”活动以及citywalk日游、nightwalk夜游线路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千年古港、百年船政”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船政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对轮机车间、绘事院、一号船坞等国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同时，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

今人徜徉的百年船政遗址，要从一场“湘江夜话”说起。走进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自强之道”基本陈列展览，正前方就是一幅巨大的《湘江夜话》漆画美术作品。这场1850年初发生在湖南岳麓山下湘江舟中的对话，令人心向往之，这是林则徐与年轻的左宗棠第一次相见，他们彻夜畅谈，涉及古今形势、人物品评、西域时政等，林则徐对这位后生颇为赞赏，称赞其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

中国船政文化园

左宗棠，历史中“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为何与千里之外的东南海疆有了关联？“左宗棠能成为福建船政成立的推动者，答案就藏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语境以及其亲身经历之中。”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助理馆员李奕峰说。

1860年，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让朝野上下深刻认识到中西方在器物层面的巨大差距，引入西方“坚船利炮”、巩固海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清政府中央层面最初选择的路径是直接向西方购买装备，这种把自强的希望寄托于“买”的思路，最后以“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失败为标志而破产。

“这支由英国人组成、带有雇佣兵性质的舰队，完全不愿意接受清政府控制，不仅让清廷未能如愿扩充海防，更让当时的中国人意识到，直接向西方买船，极易受制于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历史学博士张腾煜说。

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敏锐洞察到这一症结，这种敏锐和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左宗棠不是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的，他曾3次科举会试失利。与埋首故纸堆的八股文人不同，他是敢为人先、务实笃行的‘不凡之才’。他行事豪纵、务实，这样的人才有胆量和魄力做出创建福建船政这样的破格之事。”张腾煜说。

左宗棠一心探寻自主建造新式蒸汽军舰的道路，他广招工匠自主摸索试制，先于杭州西湖开展轮船试造。彼时他留意到宁波设有一处法国海军开办的船厂：法国海军工程师维尔尼担任船厂总工程师，全盘主持炮艇建造工作，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负责对接协调相关资源，法国军官德克碑承担舰船编练事务，船厂工人多招募于上海、宁波两地，所造蒸汽炮艇的工艺性能可媲美法国本土船厂制品。“这一发现让左宗棠深受启发，中国人完全能够学会西方的先进科技，凭借自己的双手，造出属于自己的蒸汽轮船与军舰。自此，创办中国人自己的船厂、壮大海防实力的想法，在他心中愈发清晰。”李奕峰说。

孩子们在展馆观看航母模型。

1864年，得知左宗棠有制造军舰的想法，法国海军想把宁波船厂转让给他，但当左宗棠发现宁波船厂没有制造关键装备蒸汽机的能力后，一口回绝。1865年左宗棠到任闽浙总督后，日意格、德克碑毛遂自荐，提出愿意帮助中国组织西方人才和技术装备，建设船厂、传授知识，帮助培养造船人才，一段历史佳话就此谱写。

本着“权操于我”的原则，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反复商讨，严定目标，谋定方案，用与国际接轨的合同方式规范双方的权责义务。1866年6月25日，一份特殊的奏折从福州发出，送往千里之外的京城，一场开中国近代海军、舰船工业先河的壮举，就此拉开序幕。

1866年：开启中国船政新征程

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福建船政诞生于1866年，同样遵循这样的历史叙事逻辑。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吴伟珍认为，福建船政于1866年破土动工，绝非偶然，而是晚清内忧外患交织下，时代潮流与实干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这一年份的确定，根植于数次历史事件带来的认知觉醒与实践铺垫。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山河破碎的惨痛现实，让“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理念逐渐萌芽。19世纪60年代初，清朝掀起了学习西方洋务器物的浪潮，为船政创办奠定了时代基础。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江振鹏说：“左宗棠既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同时也有充分的政治智慧。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向清廷提出创办船政的想法，而是一边不断思考完善这个破天荒的中外合作方案，一边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他知道这种非常之举如果贸然提出，可能会遭受内外各种不理解力量的阻碍。”

《最忆船政》实景演出

1866年，左宗棠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船政史》这样写道：“这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清政府提交了由英国人赫德、威妥玛分别撰写的《局外旁观论》《外国新议略论》等一组呈文，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应当进行近代化建设，言下之意英国要来手把手地‘帮助’中国。对此不知所措的清王朝，深恐受制于人，要求全国的总督、巡抚等大臣商议对策。奉命参加讨论的左宗棠终于等到了机会，6月25日上奏清廷，表示不需要英国势力的帮忙，中国可以自力更生进行近代化，而相关的方案他已经‘怀之三年’。”

“怀之三年”的就是福建船政创建计划。《左宗棠奏议覆奕等英国呈递议论折》文：“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此微臣所谓鳃鳃过计，拟习造轮船，兼习驾驶，怀之三年，乃有此请也……现在借新法自强之论既发之威妥玛、赫德，则我设局开厂，彼虽未与其议，当亦无词阻挠。”

在另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又作了详尽的专门阐述。这份洋洋3000余字的奏折，开篇即开宗明义，直陈了其对于轮船和海权的认识。

“这段文字直抒胸臆，将轮船与海军、海权乃至国家的自强关联到一起，而这正与当年林则徐所呼吁的如出一辙。在道明了宏观的战略思路后，左宗棠笔锋一转，铺陈开了一番细致入微的具体操作方案，他酝酿了三年的计划就此全盘道出。”江振鹏说。

在博物馆里，李奕峰向记者展示了一幅福建船政最初的布局图，就是这份布局图，让福建船政从蓝图走向现实。“左宗棠与日意格反复洽谈后，敲定在福州择地建厂。1866年，一场改写中国近代工业与海防史的壮举就此启程。”李奕峰说。

古港使命：近代海防事业艰难起步

航拍下的中国船政文化园静静躺在闽江之畔，地形平坦开阔，背靠马限山，观此地理环境，隐约能读懂船政先贤的战略眼光。

自汉代潮声初起，福州至闽江口一线先后崛起四座古港，串联起福州向海而兴的脉络。1844年，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正式开埠，海港就在罗星塔旁，罗星塔于是成为近代福州国际海港的代名词。

经历“怀之三年”的筹备和酝酿，设厂造船的计划终于在1866年夏天得到清廷的正式批准，左宗棠立即联系日意格。同年8月19日，日意格赶到福州城。就此，千年古港迎来了担当向海图强、民族复兴的全新使命。

1866年8月，左宗棠邀约日意格一同前往罗星塔一带勘选厂址，最终选定了罗星塔附近唯一的大片平坦地块，12月23日，船政正式破土动工，占地20万平方米，坐落在马江之畔、马尾山下，距福州城区约20公里，离闽江口不足40公里。

对于选址的缘由，曾参与勘察选址工作的日意格在其具有述职报告性质的回忆著作《福州兵工厂》中，有一段重要阐释：这个港口容易设防；闽江江口小岛星罗棋布，群山环绕，宜于建设炮台；溯江上行十里，两岸的山夹着江，只要布置几个水雷，便能阻住入侵的船只。船厂在此兴建，距省会较近，容易使高级官宪目睹制造，发生兴趣。此处又有重要的海关，船厂的经费较易筹措。泊船处所能停吃水至二十二三尺的船只，因此它的深度正适宜于船厂拟造的船只；船厂前即可停泊，对造船很便利。筹划时已经确知本省能供给大量木材及其他原料，可供各工厂之用；台湾产煤，离此不远；工资又很低廉。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即筹划创办的人（左宗棠）是闽浙总督，船厂设在福州，便于他监督照顾。

办船政需要经费。船政所在的位置为闽江、乌龙江和马江汇流之地，该时期福州外销茶叶大兴，运茶大船停泊于马江，闽海关在对岸设分关，收取关税。茶叶外销带来的巨额利润给闽海关提供主要税源，也为清政府就近兴办船政提供了经费来源。

江振鹏表示：“船政开办运营经费绝大部分来自闽海关的茶税收入和地方茶厘。”美国学者罗伯特·加德拉在《摘山：福建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一书统计，在19世纪60年代末和19世纪70年代，仅福州出口关税就达到平均每年近150万两白银，至少占清王朝海关每年出口税收的20%。

《福建省志·船政志》记载，1866年至1907年间，船政兴办以来总支出银1921万两。

福州马尾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左宗棠双向奔赴，成为福建船政建址的注定之选，开启了中国近代海防事业的艰难起步与奋勇探索。从此，福州马尾作为海军摇篮、工业火种、新式教育发轫地、启蒙思想孕育地，名载青史。

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福建船政不仅是中国唯一具备如此规模的制造机构，在亚洲也处于领先地位。这里不仅能独立完成舰船设计、船体建造及舾装工程，更实现了蒸汽机、锅炉等核心动力设备的设计与制造，基本覆盖造船所需各类配套部件的生产，创下近代中国工业制造的多项突破。

福建船政诞生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图强御侮的初心使命。虽如同夜空划过的流星转瞬即逝，但留下的微光却在历史岁月中凝练成炬，指引后人前行。

向海图强 接续圆梦

记者 刘益清

闽江与乌龙江在福州三江口合流后，水量大增，势如奔马，驰向东海，这段江就是马江。江畔罗星塔周围，叫作马尾。

马尾闻名天下，始于1866年，离不开近代一位民族英雄——左宗棠。

1866年，对福建乃至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重要年份。

这一年，历史将永恒聚焦在马尾罗星塔边的马限山下。炼铁、造船、船政学堂几乎同时热热闹闹破土动工。铲土声、机械轰鸣声，和一班少年的琅琅读书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将给一个历经重重苦难的国家与民族，带来些新的希望。

在那片荒坡地上崛起的一个颇具现代感的机构——福建船政诞生了。

这是中国近代化造船业的起点。福建船政奠定了中国首个大规模的造船工业基地，构建了集造船厂、铁工厂、船槽船坞于一体的成熟工业体系，生产部门齐全。1869年，中国首艘自主设计蒸汽轮船“万年清”号建成，用“分段建造法”令效率增四成；1872年，首艘铁胁木壳船“威远”号造出，国产化率达七成；1874年，“扬武”号成为当时中国造船业巅峰之作，工艺近欧洲二流水平。1918年设海军飞机工程处，1919年成功制造中国首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开近代航空业先河。总之，中国近代的第一艘军舰在这里下水，第一架水上飞机在这里升空，第一批赴海外学习造船的留学生从这里启航……福建船政创造的诸多“第一”，已载入史册。

这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元年。自主设计、自主造军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后相当长时间，巡弋于中国北洋、南洋和台湾海峡的舰船，不少源自“福建造”。中国近代海军中层以上干部，不少来自福建，甲午海战12名管带，7名来自福建船政，其中包括船政毕业的广东籍民族英雄邓世昌。近代以来大批海军将领、指挥官、司令，亦从福建走出来，比如民国海军部长萨镇冰，抗战时在江阴指挥中国军民发起江阴保卫战、阻止日军舰队通过长江的海军司令陈绍宽，都是福州人。

这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合力发展近代工业的第一次大规模试验。延聘法国专家日意格等参与福建船政创办、设计、生产、管理，使福建船政从呱呱落地始，就高起点与国际先进技术、先进理念、先进管理模式接轨。从19世纪30年代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思想与视野向外接轨，到左宗棠用实际行动，在发展民族工业、海防工业上对接世界，中国人摸索了30年，终于找到把“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成现实的途径。

160年前，福建船政在马尾创立后，便以敢为人先的魄力，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崛起的重要力量，展现了向海图强的坚毅精神，书写了一段跨越世纪的实业传奇、发展传奇。

福建船政，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承载着左宗棠、沈葆桢等一批近代先进中国人救国图强的炽烈愿望。1860年，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让朝野上下深刻意识到中西方在器物层面的巨大差距，引入西方“船坚炮利”、巩固海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虽非进士出身，却以善为实务著称，被林则徐赞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继任沈葆桢是林则徐外甥兼女婿，曾任江西巡抚，也长于办实务，他和左宗棠都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眼光独特，思路前瞻，善于用人，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左宗棠在筹办船政之际，被调往西北收复新疆，向朝廷举荐沈葆桢为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不负重托，把马尾建成远东最大造船基地、中国海军之摇篮，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极富才干的近代造船与海军人才，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是福建船政的首期毕业生。

福建船政存续时间41年，造出40多艘舰船，代表同时期亚洲一流水平。1907年后更名福州船政局、马尾造船厂等，其主业造船业务延续至今。1999年该厂成功研发17600吨环保型散货轮，2001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转型发展需要，2016年马尾厂整体搬迁至连江粗芦岛新厂区，占地1060亩，配备700吨龙门吊及3.5万吨级船坞，具备10万吨级船舶建造能力。马江畔之原址，变身为中国船政文化园，定期推出大型文艺节目《最忆船政》，吸引不少省内外游客。

福建船政是中国近代化发展时期的一朵奇葩、一出传奇，她对近代民族工业、海军及海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回望这段历史，回眸那些在历史转折变化中的沧桑往事，我们内心波澜激荡，不能不多一些深层的思考。船政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很多，但有几条是应该铭记的。

首先，向海图强，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是一个陆海面积都很辽阔、陆海边防线都很漫长的大国，陆权和海权都很重要，都需高度重视。明代郑和下西洋后，总体趋向保守；清代鸦片战争后，上层思想更加封闭落后，思维视野与世界潮流脱节，导致国势渐衰、民力渐弱，100多年皆落后于西方强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重新昂立东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拥抱世界，敞开大门搞建设，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多次历史性跨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全球大环境，必须在开放强国、向海图强中实现。

其次，技术引进与创新，从来要兼而顾之，不可偏废。但引进是手段，是途径，消化后学人所长，自主创新才是灵魂，才能厚植发展的原动力。1866年，清政府批准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然而清政府上层最初选择的路径是直接向西方购买先进装备，这种把自强的希望寄托于“买”的思路，最后以“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失败为标志而破产。反观福建船政，左宗棠、沈葆桢等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坚持探索技术、人才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最终走出国产化率占比较高的发展格局，造舰质量水平跻身亚洲顶流。160年后，我们仍不能不敬佩他们的眼界、胆识、见识与气魄，不能不佩服他们选择的智慧。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也经历了家电、汽车、计算机、大飞机、芯片等产业技术的引进、消化与自主创新，最终，我们靠自主创新，构建工业全产业链，实现一步步转型升级，不仅赢了世界，也赢得未来。

再次，我们在回眸福建船政兴衰史时，不难感受到，技术引进和管理体制机制、文化借鉴，应统筹兼顾。近代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听起来很美好，但最终结果并未遂所愿。福建船政造出的舰艇，很好很强，但马江海战，我们失败了，甲午海战，我们也失败了。参战主力舰艇是马尾造的，舰船质量没问题，是晚清朝廷不行，腐败之风严重；上层决策、指挥系统也不行，所以败了——败在人，而非船也！我读史时，知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官兵以“扬武”号尾炮反击、“福星”号撞敌舰之举，释“船可沉，志不可夺”之民族气节；岸边工匠自发助战，将家国情怀融具体行动，然朝廷畏战投降，一再贻误战机，民奈之何啊！

福建船政，创办至今穿越160年历史烽烟，这100多年，中国人筚路蓝缕，拼搏圆梦，终于迎来今天的好时代。当年，福建船政工人创新求变，从“分段建造法”提效到国产化率提升，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要。船政学堂首创“理论+实践”教育模式，育兼具技术与家国使命之才。今天，愿船政精神继续激励当代青年，融个人成长于民族复兴，学好本领，用一项项具体行动，诠释新时代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与使命担当，共圆伟大的复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