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贞堡内错落排布的厢房 赵文娟 摄

东南网9月11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赵文娟 通讯员 黄中泉 刘睿）

槐南镇，永安市最偏远的山区乡镇之一。坐动车到永安南站，还得驱车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

偏是偏了点，但槐南镇的“宝藏”却很多：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安贞堡）、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低级别文物80余处，其中，59处是村民的家族祖屋。同时，这里还坐拥杂剧作场戏、安贞旌鼓、打黑狮等1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随着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祖屋日渐衰败，各项非遗活动沉寂多年，年轻一代对家族历史知之甚少。

2016年，槐南镇政府与家族理事会共同发起祖屋修缮计划。此后，福州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联合推进祖屋活态遗产振兴项目。10年来，全镇共修缮26座祖屋，非遗回来了，人心也齐了。

2026年8月，“槐南镇祖屋遗产与打黑狮非遗协同保护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综合遗产保护案例研究与前沿见解》案例集。

一个山区乡镇，如何完成这场“文化自救”？又何以被国际推广？近日，记者走进槐南镇寻找答案。

用“小钱”撬动“大修”

槐南镇现存罗氏、池氏、李氏等家族祖屋上百处，其中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未定级文物55处。

长期以来，祖屋由家族后人日常维护，非遗活动也由家族成员组织传承。祖屋的影响力也延伸至海外，如江王祠至今仍是东南亚李氏华人重要的文化认同符号。

然而，和许多中国乡村一样，在城市化进程中，槐南镇的祖屋也曾衰败多年，面临无人居住、无人管理、无人修缮的“三无”困境。

衰败不仅在物理层面，也在活态遗产延续、家族精神传承等方面。溪南村村民、罗氏宗祠理事长罗京财说，自家祖屋荒废了10余年，祭祖、打黑狮等活动随之停摆，更别提年轻人对家族历史的了解了。

现任永安市文体旅局副局长罗志杰是土生土长的槐南人。2014年，他在担任槐南镇文化站站长时，发现有一些村民自发修缮自家祖屋，但与之相伴的是“文化入侵”。“槐南以徽派建筑为特色，屋檐彩绘是要用白灰砌完后手绘上去的，但现在的瓷砖便宜又漂亮，村民直接把它贴上房檐。”罗志杰说，彩绘被瓷砖取代，木雕被机制品替代，槐南的传统营造技艺面临凋零。

面对村民的修缮热情与审美偏差之间的错位，槐南镇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自身，试图探索一条兼顾文化底线与民间活力的保护路径。2014年，政府与地方社区第一次合作修缮了万金厝，政府出资修缮祖厝，村民自发组织修缮小组按要求监工。同年，槐南镇政府在安贞堡前坪举办节庆活动，更多非遗得以广泛传播。

“我们意识到，村民自治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祖屋也不单是一座建筑，更是蕴含大量活态遗产的文化空间。”罗志杰说。

2016年4月，槐南镇政府出台以奖代补政策：修祖屋到政府报备，遵循传统风貌要求，使用本地材料、保留原有形制、禁止拆旧建新，政府根据修缮面积给予1.5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奖励。罗志杰说：“和修缮一座祖屋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相比，钱虽不多，但意义重大。每一次修缮祖屋，村民都会来报备，因为他们觉得政府会关注、奖励他们，家族有面子。”

“政府没有强制干预，也没有大包大揽，而是通过一笔象征性的奖励资金，引导修缮回归传统风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主持人杜晓帆说，这是一个精准的制度设计。

槐南的实践吸引了省内外高校的注意。福州大学建筑学院李建军教授团队长期为槐南镇的古建修缮提供技术指导，确保祖屋“修旧如旧”。2024年7月，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团队来到槐南，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梳理祖屋与非遗共生的文化内核，完善“社区-政府”协同保护的学术研究和机制设计，“社区主导、政府引导、高校参与”的保护模式逐步成型。

截至2025年底，槐南镇实际完成祖屋修缮26处。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团队选择其中9处作为研究案例，数据显示，这9座祖厝修缮项目总投入约549.9万元，其中社区自筹约525.7万元，政府补助约24.2万元，仅占4.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对该案例同样评价颇高——槐南镇祖屋遗产项目根据地方社区、政府和学术机构各自的比较优势分配职责，同时确保社区主体性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充分体现了“跨部门合作”（cross-sectoral partnership）作为推动物质-非物质遗产协同保护的重要因素。

杜晓帆认为，这种模式对全国大量低级别文物的保护亦有启示，“乡村存在大量未定级文物，政府并不直接负责这些文物的管护和日常修缮，绝大多数要靠资产的拥有者来承担。保护的主动性从何而来？如何让拥有者真正愿意为它付出？这是大量未定级文物保护面临的问题”。

“不管再穷，都要认祖宗”

8月中旬，记者走进槐南镇溪南村的夏林堂，这座祖祠已有150多年历史。

在理事会老人们的回忆中，2010年后，夏林堂住户迁出，祖祠日益衰败。2022年，乡贤罗上寿提议修缮，率先捐资20万元，夏林堂修缮由此启动。73岁的罗京财是修缮理事会会长，他说，修祖屋有个规矩：每家每户都得出钱，“不管再穷，都要认祖宗”。

夏林堂正厅的两侧墙上，高悬着两块红底金字的功德匾。一块记录着个人自愿捐款的名单，多者20万元，少者1000元；另一块是户捐公示，上面写着“为祖屋修缮重辉，众裔孙每户募集5000元、每丁600元，芳名立匾，百世流芳”，姓名与金额均一一在列。两块匾，一块写着“自愿”，一块写着“本分”，共同构成槐南祖屋修缮的筹资逻辑——认祖归宗，不分贫富，人人有份。

罗上奖是祖祠修缮工作的组织者之一。他向记者展示了夏林堂修缮的账目，每一笔收支的日期、支出人或出资人的姓名、金额、用途都写得清清楚楚。他说，账目定期在家族微信群公示，确保公开透明，让族人放心。2024年初，夏林堂修缮主体工作基本完成。

在那些梁柱之间，传统手艺也完成了一次无声的接力。罗志杰介绍，修缮祖屋沿用本地传承数百年的“篙尺”技术。当地工匠在建筑落成时，将大木构件的名称与尺寸统一刻在一根约4米长的木方上，这根木方就是整座建筑的“三维数据库”。修缮时只需取出篙尺，即可精确复原每一个构件的尺寸与位置，无需现代施工图。

在施工组织上，项目延续了本地“匠帮”的传统——工匠自发结成专业团体，由资深匠人担任技术负责人，不同工种按顺序交叉协作。篙尺提供数据依据，“匠帮”保障施工质量，既确保了修缮的真实性，也节约了资金成本。

村落风貌也在祖屋的修缮中慢慢回归。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徐一书两年内去槐南镇调研了8次，他发现，有些村民建多层新房时，仍保留着祖屋“三边围合”的格局，有些还沿用传统木构坡屋顶。

“在祖屋里，打黑狮才完整”

祖屋修好了，用来做什么？

“宗族的祭祖活动、重要仪式都在祖屋完成，荣誉也在祖屋公布，家族理事会还会拿出一笔资金做嘉奖。”罗京财说，祖屋重新成了村里办大事的汇聚点。

在祖屋里开展的民俗活动中，打黑狮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这是槐南镇传承数百年的民俗，狮面如盾牌，动作刚猛。有学者认为，打黑狮最初与聚族防御匪患的习武传统相关，后逐渐被赋予驱邪纳吉的意涵。每逢祭祖或者重要活动，族人便在祖祠前堂表演打黑狮。

打黑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池善垂说，有无祖屋，打黑狮“完全是两回事”。“在祖屋里，打黑狮才完整。没有祖屋，打黑狮就没了完整的根。”他描述了完整的仪轨：表演开始前，点香、拜祖先，黑狮出场，先围着供桌转圈、探身取食，人群敲锣打鼓驱赶。随后，身穿武术服、手提十八般兵器的勇士们轮番与黑狮搏斗。几个回合之后，黑狮精疲力竭，匍匐倒地，人群欢呼胜利。表演结束，狮子从前坪慢慢走到正堂，对着祖先牌位拜两下，再用狮头去蹭牌位，完成全部流程。“到了外面，就只能表演打斗的部分，意思完全不一样了。”池善垂说。

非遗回来了，人也回来了。罗氏家族理事会成员罗上霞说，孙子从小学打黑狮，现在放寒暑假都会回来跟着叔伯们排练，村里10岁的小孩也争着舞狮头。

据统计，祖屋修缮后，在祖屋中开展的非遗从之前的4项恢复为11项。更让当地人骄傲的是，安贞旌鼓走出了大山，登上各级大型活动的舞台，演员全部是来自槐南镇的妇女和高校学生。

杜晓帆认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趋势来看，槐南的实践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大家渐渐意识到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是分不开的，槐南的实践恰好回应了这一趋势”。

从修房子到“修人心”

记者来到夏林堂采访时，罗氏家族的几个表兄弟正围坐在祠堂前厅右侧廊庑的茶几边泡茶聊天。“以前祖屋没修好的时候，大家都是各待各家，有事才碰个面，现在几乎每天都会过来坐坐。”

一座修缮一新的祖屋，一张茶几，把散落各处的族人重新聚在了一起。在槐南，这样的场景正在成为日常。

祖屋家族理事会的作用远不止于修缮房子。罗志杰说，家族理事会会长在本地叫“士大人”，“不管你是谁，只要是‘士大人’讲话，都得听”。基于这个机制，槐南镇创立了“老罗调解室”，调解员由老村干部和家族理事会会长组成，化解了大量基层矛盾。

修祖屋的过程，也是重塑社区组织能力的过程。徐一书观察到，从溪南村到皇历村的路崎岖不平，先是政府修了一段，后来，当地村民又自发集资修了一段。“他们组织修路的经验大多是从组织修祖屋的过程中总结的。”徐一书说，“整个体系都活了起来。”

更深层的变化在人心。南山村的罗昊2023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见过更大的世界后，他依然觉得家乡值得被记住：“小时候通过宗族纽带结识了很多玩伴，长大后出来求学，宗族也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家乡是我人生的起点，给了我很多支持，我永远感念在心。”

据了解，目前，槐南镇内，16处祖屋修缮正在推进中，还有更多祖屋等待槐南人修缮、“复兴”。

“‘家文化’是理解槐南模式的核心，如果没有对家的眷恋和情感，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杜晓帆说。

记者手记

田野里的家国情怀

福建日报记者 赵文娟

从一座濒临倒塌的祖屋，到一片重新凝聚的乡土。槐南镇的实践不仅修缮了建筑，更是修复了人与家族、人与土地、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一座祖屋，把散落的族人重新聚在了一起。“以前祖屋没修好，大家都是各待各家，有事才碰面，现在几乎每天都会过来坐坐。”

在槐南，我问过许多人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愿意出钱修祖屋？”答案出奇地一致：“祖屋是我们的根。修祖屋是我们家族的事。”“不管再穷，都得认祖宗。”没有人提到旅游开发，没有人计算经济回报，村民们把修祖屋、传承当地文化当作自己的“家事”。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槐南具象化了：一块块捐款红板、一本本修缮账目、正月里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脚步、锣鼓声中跟着叔叔伯伯打黑狮的少年。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这种自觉，恰恰是当下乡村振兴最稀缺的东西。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一个个乡村面貌焕然一新：道路硬化了，路灯亮了，小公园建起来了。但不少农村依然面临困境：钱到了，人没回来；人走了，心也散了，乡村发展失去了内生动力。

槐南给出了另一种可能。在这里，家的情感还在。祖屋寄托着族人对祖先的追念、对家族的归属。更重要的是，这种情感遇到了持续的制度支撑。

在采访中，杜晓帆教授等人一再向记者提及槐南镇干部的热情和干劲。正是这些本土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政策、筹资金、引智库、注活水，让这场“文化自救”有了方向。家族的情感凝聚和干部的持续推动，两股力量在槐南交汇，才让祖屋从濒临倒塌走向重新活化。

钱可以修路、可以盖房，但修不了人心。槐南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家”还在，人心还在，乡村就有自我修复和发展的内生动力。

这何尝不是一种“田野里的家国情怀”？

身穿武打衫的勇士与黑狮打斗。（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供图）

彩绘匠人在屋顶作画。（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供图）

祖祠的茶几成了罗氏兄弟日常的聚集点。图为他们接受记者的采访。刘睿 摄

黑狮精疲力竭，走进祠堂，人群欢呼胜利。（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供图）

修缮一新的夏林堂 赵文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