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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前的那个秋天，血色黄昏中，闽西群山间红旗猎猎，军号嘹亮，铁流奔腾。近2.6万福建子弟，从长汀、宁化等地出发，依依惜别家乡父老，踏上了漫漫征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长征全程，闽籍红军将士付出了巨大牺牲，抵达陕北时，仅存2000余人。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前夕，记者走进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的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情系湘江·1934”传承馆，重温这场伟大远征，感悟信仰的力量。

长汀县河田镇伯湖村“情系湘江·1934”传承馆。何祖谋 摄

父子接力讲述红色故事

9月的闽西，秋意渐浓。10日，记者来到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极目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毛岭，秋日下金色的光晕与苍翠的松柏交织，勾勒出一幅静谧而庄严的画卷。

“这是中复村观寿公祠，曾是松毛岭保卫战指挥部旧址。”红军烈士后代、今年63岁的村红色文化宣讲员钟鸣边说边指着观寿公祠门口立着的石碑，上面刻着“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字样。他说，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撤出松毛岭战斗后，在此兵分两路，撤离中复村，开始实施战略转移，这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起点之一，中复村由此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

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观寿公祠”是松毛岭战役指挥部旧址、长征出发地。何祖谋 摄

从中复村出发，两三公里外的南山镇蔡屋村，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最艰难阶段，松毛岭成为红军保卫苏区东大门的最后屏障。9月26日凌晨，国民党军3个师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发起猛攻。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1万余名红军将士，在松毛岭上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三昼夜。最终，红军以伤亡2200余人的代价，为中央主力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的集结和转移时间。

位于长汀县南山镇蔡屋村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何祖谋 摄

“有很多牺牲的烈士，至今连名字都无人知晓，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守魂’。”钟鸣提起了已离世多年的叔公钟宜龙，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乡治安和武装委员会主任，是村里第一代讲解员。1950年，钟宜龙参加剿匪，在松毛岭发现散落的红军烈士遗骸，“一定要让这些烈士入土为安”。此后多年，他带领村民收殓整理烈士遗骸，建无名烈士纪念碑、整理烈士名单，在村中老屋办红色展览，义务讲解红色故事。

“叔公常说：‘我们这些红军烈士的后代不讲红军故事，谁来讲？’”在钟宜龙的带动下，钟鸣及其家人从1983年起开始参与红军长征故事收集。

走访村中老人，拜访学者，查阅史料，记录口述……到了2006年，钟鸣边工作边开始义务讲解。2015年正式成为全职红色文化宣讲员后，他系统地整理了许多长征亲历者的记忆碎片。钟鸣说，讲红军故事，来不得半点含糊，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每一个数字、每一段史实，都要有出处。

在长汀县中复村，红色文化宣讲员向游客讲解“红军桥”的故事。何祖谋 摄

钟鸣的儿子钟振华现在也是村红色文化宣讲员。作为一名“90后”，钟振华从小听着红军故事长大，他和大多数村里年轻人一样，希望外出闯荡。大学毕业后，钟振华在厦门工作。“2015年前后，我常回家照顾病中的母亲。父亲的坚守，深深感染了我。”他说，自己性格内向，又担心嗓子条件不好，讲不出效果，心里直打鼓。

2017年，钟鸣讲解任务特别重，一场接一场。有一次，钟鸣在讲解时低血糖发作，差点倒下。现场目睹父亲的辛劳，钟振华便下定决心，辞掉厦门工作回来，和父亲一起讲好村里的红色故事。

“我以前是‘听故事’的人，没想过会成为‘讲故事’的人。”钟振华说。针对不同群体，父子俩灵活调整讲稿，党员干部来了，他们侧重讲信仰和担当；大学师生来了，主要讲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引导青年思考新时代的责任；中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来了，他们便把“生命等高线”“六子当兵”“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等故事讲得浅显生动。

钟振华说，自己目前正在琢磨将人工智能和短视频融入讲解中，把红色故事讲得更鲜活。

“生命等高线”的风云见证

跟随着钟鸣的脚步，记者见到了始建于明代的客家风雨桥。

钟鸣说，1929年，当地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这座廊桥是红军宣传革命、义诊送药、发放浮财、动员征兵的地方，所以当地人又把此桥称作“红军桥”。

长汀县中复村“红军桥”外景。何祖谋 摄

“红军桥”的匾额悬挂桥旁，桥宽约4米，长20多米，飞檐翘角两层屋檐，廊柱皆四拃有余。从建成始，400年间，这座桥栉风沐雨傲然挺立，古朴而厚重。

曾几何时，这座桥连接官道，是长汀东往永安、福州，南往龙岩、厦门、广州，西出赣南，北往宁化、清流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复村最热闹的地方。

“这四根柱子上都有一道刀刻的身高线，它们不是普通的刻线，而是叫‘生命等高线’。”钟鸣说，这里曾经是红军的征兵登记点，这几道线与步枪一样高，差不多1.5米。只有身高超过这个高度的年轻人才可以参加红军。

钟鸣向记者讲述道，当年群众踊跃报名参军，起初这条线是临时用笔画下的，很多人年纪小，身高不够，又想参加红军，就半夜过来偷偷把线擦掉，重新画低一些。后来这条线被刀刻固定下来，有的年轻人就尽力昂头、踮脚，或者在鞋子里垫东西，千方百计参加红军。在这里，先后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十之八九没有回来。于是，人们给这条刻线起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生命等高线”。

“这条征兵线是对生命的丈量，年轻的闽西儿女选择投身革命，向死而生，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他们于水火，只有跟党走才会有出路。”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科科长蓝松英说，据《红色中华》1934年5月21日报道：“长汀县自1933年12月至1934年5月1日止共扩大了3214名红军，超过原定数目864名。”

在“生命等高线”面前，无数闽西子弟毅然完成自己的人生选择。据统计，在长征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中，闽西子弟兵近2.6万人，占总数的近1/3。红军到达陕北时，闽西子弟兵仅剩下2000余人。

“我是红三十四师的‘铁粉’”

今年8月31日，龙岩市融媒体中心原记者邱学军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9月10日，她又荣获“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的称号，是我省唯一一个受邀赴京领奖的先进个人代表。

接连捧回大奖，为何是她？

9月9日，记者来到长汀县河田镇伯湖村，走进邱学军2023年创办的“情系湘江·1934”传承馆。馆内陈列了大量与红34师相关的历史物件，一份份烈士证、一个个烈士后代的手印，以及棕编蓑衣、土炮、房地契、烈士生前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烈士安息地的江水、泥土，烈士后代的全家福照片墙等等，弥足珍贵，仿佛在讲述邱学军耗时10年追寻到的“绝命后卫师”故事。

“情系湘江·1934”传承馆内景一角。何祖谋 摄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1934年11月，为掩护中央机关顺利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临危受命、浴血奋战，几乎全员壮烈牺牲，被誉为“绝命后卫师”。

“我是红三十四师的‘铁粉’。”邱学军说，10年前热播的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让她和红三十四师结缘。这部剧是以红三十四师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在龙岩市取景拍摄。当时作为龙岩电视台的记者，邱学军参与报道，并实地探访湘江战役的战地旧址。

“6000多名闽西子弟在湘江战役中牺牲，只有少数幸存将士。”邱学军说，从那时起，帮长眠在外的红三十四师将士找到亲人，就成了她的心愿。

10年间，邱学军翻查数千份史料，32次远赴湘桂偏远山区，克服困难，挨家走访求证，累计为606名留下姓名的湘江战役龙岩籍烈士中的116名找到亲人，甚至数百名没有后人的湘江战役龙岩籍烈士，邱学军也帮他们家乡完善了烈士们在族谱上的具体生卒时间与牺牲地。她还与三明宁化的部分湘江战役后代一起，整理形成《湘江战役闽西烈士战友后代名录》。

“在我寻找的湘江战役烈士后代中，已有不少老人去世，但他们在去世前已经跟随我去广西、湖南等地找到他们父亲的牺牲地，实现了他们一家几代人的愿望。”邱学军说。

2017年，邱学军曾带着腿脚不便的钟华生老人，到湘江寻找他的父亲钟则林烈士。当时，邱学军拍下了老人拐着脚，轻轻抚摸着英名廊墙上父亲名字时的场景。这位来自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的老人随身带着母亲的照片，他掏出照片，哽咽道：“爸爸，我把妈妈给您带来了，跟着我们回闽西老家吧！”至今回想，老人言犹在耳，邱学军不胜唏嘘。

长汀县中复村“红军街”。何祖谋 摄

邱学军说，她还清晰地记得老人当年从湘江回到长汀时，按闽西习俗把从广西带回的土、水、石头埋进父亲的衣冠冢，此情此景令人动容。

邱学军回忆说，当她要回龙岩市区时，钟华生突然跪下来说，感谢她帮助自己家完成了几代人的心愿。她赶紧扶起老人说：“首先，您是长辈，我受不起您的跪谢；其次，是我应该感谢您的父亲、感谢您们全家，您们牺牲付出了那么多，才换来了我和许多人的幸福生活，是我们要感恩。”

记者手记

汲取信仰力量再出发

福建日报记者 何祖谋

在“红军长征第一村”长汀县中复村“红军桥”上，经历了90多年的风雨侵袭，那道被称为“生命等高线”的刻痕至今仍历历在目，仿佛在诉说着当年闽西群众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热情，更展示了苏区青年的热血追求、为了新社会的理想和信念。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这份韧性与勇气更应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奋发有为的精神底色。它在时刻提醒我们，信仰从来不是顺境中的泛泛而谈，更是逆境中的坚守与抉择。时代不同，奉献和担当却是永恒的，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也都有需要守护的“生命等高线”。这道线，是信仰的底线，是责任的标杆，也是精神的海拔。

弘扬传承长征精神，关键在于行动。面对“生命等高线”，昔日闽西子弟义无反顾，向死而生。新时代的青年，肩负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更要摒弃求稳避难的心态，主动跳出舒适区，在基层一线和攻坚前沿磨砺意志，在服务社会中升华人生价值，在新的长征路上重整行装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