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主力红军先后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福建苏区（主要指中央苏区福建省、闽赣省）作为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地处闽西和闽北，是中央苏区的东南屏障。建（宁）黎（川）泰（宁）地区被中共中央确定为“中央苏区的战略锁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东线门户。长汀、宁化位于中央苏区东线最前沿，是拱卫瑞金的战略门户，也是中央苏区后期坚守的核心县域。厦门《江声报》（1934年7月31日）曾直言：“长汀为瑞金之屏障，长汀失，则瑞金危。”因此，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筹备与实施全过程中，福建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承担了繁重的兵员补充、军需筹措、东线御敌、牵制策应任务，成为中央红军能够完成整编集结、突破国民党军封锁、顺利实施战略转移的关键依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福建苏区是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兵员补充基地

长征绝非仓促的溃退，而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一次有计划的战略转移。1934年4月至5月，广昌、建宁两大保卫战相继失利，第五次反“围剿”战局急转直下，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明溪）、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的全线防线接连失守，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苏区的腹地，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

5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红军不能打破敌人“围剿”情况下的两个方案：（一）留苏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二）将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一方面要求中共中央采取新的战略方针，做最后努力以扭转中央苏区的不利形势；另一方面同意中共中央“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做一些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明确“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制定《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开始了中央红军退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相关准备工作。

兵员是军队作战的核心基础，是长征能够顺利实施、持续作战的根本前提。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由于红军军事上接连失利造成兵员损耗，中央苏区广泛、连续地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福建苏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广泛开展扩红支前突击运动。如宁化作为中央苏区扩红重点县，仅在1933年9月就动员1450人加入红军，被《红色中华》报称为“一个光荣的例子”。宁化还涌现出淮土、禾口（今石壁镇）两个扩红模范区，被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们模范区”光荣称号。

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5、6、7三个月扩大红军5万”和“红五月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2.7万新战士”的号召。6月6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和突击队再次发出指示信，“坚决的要求每个省每个县在6月内完成3个月的计划”，以实现扩大红军的目标。福建省苏区和闽赣省苏区所属各县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猛烈地扩大红军”的热潮，涌现出许多动人情景。宁化县在6至7月间就有500余名赤卫队、少先队队员参加了少共国际师，由少先队县大队长王盛取送至汀州，另有150余人参加了工人师。禾口乡群众张先接连把两个儿子送去当红军，坦言“我可惜太老了，不然我也要上前线去消灭敌人”，成为苏区扩红典型。

在红五月扩红运动中，长汀县仅13天就向补充团输送800余名新兵，获中革军委授予“红色‘五一’扩大红军模范长汀县”奖旗表彰并登《红色中华》报宣传。至1934年6月底，福建省参加红军的人数达7160余名，闽赣省达1300余名。9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福建省和闽赣省再次掀起扩红突击运动。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新增2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长汀县再输送1292名新兵到补充团，持续努力完成2000人的扩红指标。

这些持续不断的扩红运动，为长征出发时的中央红军提供了充足的兵员保障。长征出发时的8.6万红军中，福建子弟兵近3万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长征主力的核心兵源地之一。他们的籍贯覆盖全省近30个县，以福建省苏区的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连城、武平和闽赣省苏区的宁化、建宁等县居多。福建子弟兵几乎遍及红军各部，其中比较集中的整师、整团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由原闽西红军第八、九、十师组成；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由原闽西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改编而成；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和第二师第五、六团，均由闽西红军部队改编而成；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和红八军团第十四师各有一个团，由原少共国际师和工人模范师中的福建子弟兵组成。他们在长征路上担负起先锋和后卫部队的重任，为长征的胜利作出巨大的牺牲和伟大的贡献。

尤为壮烈的是，1934年11月底，当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前堵后截，妄图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是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英雄部队。当掩护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完成后，红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以东。指战员们视死如归，在道县安和乡文塘村、全灌交界的猫儿源、灌阳清塘乡小坪村等地与敌激战，最终全军覆没，血染湘江。

据烈士英名录统计，长征中牺牲的长汀籍烈士达600余人、宁化籍烈士逾3000人，另有无数无名闽籍战士埋骨万里征途。以福建苏区为代表的各苏区大规模开展兵员动员、征集与整编工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有效满足了红军长途行军作战的兵员补给需求。

福建苏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关键物资后勤基地

红军战略转移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前线作战能力，更依托稳固、充足、持续的后勤物资保障。福建苏区物产丰饶、手工业发达、苏区建设完善，是中央苏区重要的后勤基地。长汀工商业兴盛，是闽赣边界物资集散地，素有“红色小上海”美誉；宁化物产丰饶，盛产粮食，享有“红色粮仓”之称。长征筹备阶段，福建苏区克服连年战乱、物资匮乏、群众负担极重的困难，倾力筹措、生产、储备与转运物资，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筑牢了坚实的物质根基。

粮食是战争中消耗量最大的军需物资。为保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及战略大转移的粮食供给，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指示信，要求“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为完成这一任务，要求开展群众性的节省3升米的运动，从节省中得到7.5万担谷子；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的粮食6.5万担；努力发动群众借10万担谷给红军。至7月中旬，福建省苏累计筹粮7500余担，闽赣省苏共筹集粮食7100余担。

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又发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8月8日，粮食部部长陈潭秋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一文，要求苏区各省尽快结束收集24万担粮食的突击工作，进行新借谷和征收土地税的动员。于是，福建苏区人民再度掀起筹粮热潮。长汀县赤田区下江乡的妇女指导员，主动借60担谷给红军，还变卖生猪换粮支援红军。宁化县从8月18日开始动员，仅半个月就收集粮食3.4万余担。商号、普通农户争相借谷，宁化“大有号”主动借谷45担，“寿春堂”借谷40担，瓦匠施显保在贫农团会议上自报借谷16担。禾口区大路背乡一位红军战士的妻子主动借谷9担，表示“愿自己节省一些供给红军，使他们吃饱饭打胜仗”。至9月初，福建省苏在借谷运动中，超额完成原定借谷1万余担的任务。其中，长汀县完成粮食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1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全部超额完成计划。福建苏区人民还发起将借谷变成捐谷的运动，更大力度地支援红军；同时组织运输队，抢运粮食到指定的接收地点和部队。

在筹粮的同时，福建苏区人民还积极筹款、收集军工生产的原料、编织草鞋等支援红军。福建省苏仅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8天中就收集铜3200斤、锡410斤、铁1500斤，以及子弹壳180斤。长汀县在5、6月间共筹款7000余元，兆征县在7月份一个月中就筹款1.7万元。福建省苏各地的工厂也加紧生产，日夜赶制军需用品。其中，长汀依托较为完备的工商业体系，昼夜赶工生产军需物品。长汀红军斗笠厂在1934年前9个月的产量就超过20万顶。长汀红军被服厂于10月初发给在此休整的红九军团全体指战员每人一套斜纹布薄棉衣、夹被、鞋子等。宁化被服厂、宁化兵工厂、长汀硝盐厂、长汀铁厂、四都兵工厂等也都日夜加紧生产，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福建省苏还发动长汀、连城邻近苏区群众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奔赴前线，同红军一道修工事、抬伤员、运弹药，参加作战。

在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准备阶段，福建苏区以极致的物资支撑和后勤保障，让久战疲惫的红军获得充足物资补给，顺利突破四道封锁线，这无疑是对红军长征的伟大贡献。

福建苏区构筑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东线防御屏障

中央红军在准备战略转移期间，福建因地处中央苏区东南前沿，直面国民党东路军主力，承担着整个中央苏区东线防御任务。中央红军和福建地方武装坚守东线阵地，英勇顽强地阻击国民党军东路军重兵进攻，为主力红军集结休整、秘密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创造了安全空间，是长征顺利实施的关键战略屏障。

1934年8月初，国民党军第三、第五、第十纵队共9个师，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石城一带发动进攻。红军虽然经过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主要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国民党军在突破中央苏区北线防线后，把进攻目标转向东路的福建战场。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陈明仁第八十师、刘戡第八十三师等6个师和炮兵一个团，直扑长汀东线门户松毛岭。中革军委在指挥红军抗击各路敌军进攻的同时，决定调动红一军团（一师、二师）、红九军团（三师）和红二十四师部署在松毛岭一线。8月下旬，红九军团在护送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至尤溪口和南平樟湖坂一带后，经大田、永安，到达连城姑田，重返苏区境内。

为构筑东线防御屏障，红一、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在松毛岭地域集结。8月26日，朱德判定“李纵队定三十日集中朋口、碧州地域，准备向河田、汀州进攻”，决定趁敌不备，发起攻击，命令红一军团从长汀北部的曹坊、罗溪等地迅速东返，于8月29日上午集中河田地区，“协同二十四师在朋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并以九军团为预备队”。同时，指示红一军团以一部即十五师“伪装一军团全部，于二十七日由宁化出发，经禾口改向石城、驿前”，加入红五军团的战斗，以迷惑李延年以为红军主力已远离闽西。

9月1日，国民党东路军第四纵队李延年纵队第三师第八旅旅长许永相率3个团由朋口南下抵达温坊（今文坊），进入红军布下的伏击圈。当晚，红一、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趁敌不备，向温坊之敌发起猛烈突击，基本将其歼灭。9月3日，李延年亲率其第九师和第三师残部共8个团向温坊红军阵地攻击。红军经两小时激战，再次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红军在温坊两战先后打垮李延年纵队10个团，歼敌4000多人，挫败国民党军在东线战场的进攻，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胜利，“写下了红军战史光荣的一页”。

但温坊战斗这一局部胜利并不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由于北线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则已逼近高兴圩，直接威胁兴国”，朱德急令在东线的红一军团西移兴国方向抗击周浑元纵队，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主力则留在东线“钳制与抗击李（延年）纵队”。此时，留驻松毛岭地区的红军各部为红九军团三师4000余人、中革军委直属红二十四师2000余人和福建军区独立第十七团约1000人，共计7000余人。他们依托白叶洋岭（又称白衣洋岭）、猪鬃岭、金华山等高地构筑多层纵深工事，以抗击装备精良加上新型卜福斯火炮与飞机火力支援的3.5万国民党军的进攻。根据敌我兵力悬殊的总体评估，朱德反复强调以保存有生力量为第一原则，反对不计代价的死拼硬守，要求部队在完成牵制任务后有序转移、避免毁灭性损失。9月25日，朱德致电罗炳辉和蔡树藩，要求红九军团和其他各路红军，“一方面你们应给敌人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

9月26日，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9月27日，国民党军依托飞机、重炮火力向白叶洋岭红军主阵地的各战略要点反复发起攻击。红军将士与敌反复拉锯、浴血拼杀，阵地最终失守。红军向钟屋村（今中复村）撤退。9月28日，大坑嵊、猪鬃岭等主阵地亦相继陷落。9月29日，红军在东线战场的大本营钟屋村及周边阵地均告陷落。钟屋村失守后，红九军团三师和红二十四师即撤至南山坝、大田屋、河田及河田东北地区。红二十四师分布于周边警戒，红九军团负责人罗炳辉、蔡树藩及全部后方机关则提前三天撤至河田。

松毛岭战役结束后，红二十四师和福建地方武装奉命全面接管东线防线，并根据中革军委“河田以西汀州河的桥梁应拆毁之”“在河田东端及南端，应于夜间派得力便衣队埋设踏发的地雷”及“实行伪装，积极迷惑敌人，派出小部队向敌人游击，并伪装居民，到有关地区散布谣言，说大红军到了，要进攻温坊，进攻朋口”“不断与敌保持接触，并派小部队于夜间扰乱敌人，使其更加迷惑动摇，借机迟滞敌人前进”的指示，以长汀河田镇为中心展开“河田阻击战”。

他们在国民党军进攻的沿线修筑战壕、埋设地雷、布设竹钉，采取节节阻击战术；杭永、汀武、连宁、龙岩、代英等边区的百余支大小游击队也四处出击，打“拖尾战”，扰乱和打击国民党军的后方，使国民党东路军各部到处受阻，一天只能行进几里。松毛岭至长汀仅数十公里，国民党军耗时近一个月才于11月1日进占长汀城。长汀失守后，红二十四师转移到长汀的古城一线，福建省兆征县“抗敌大队”继续配合红二十四师后卫团，凭借牛头坳、九头岭的有利地形，阻击国民党军达七八天之久。兆征县“抗敌大队”在前面阻击国民党军，红二十四师在后侧掩护，到关键时刻就组织出击，杀退敌军，让国民党军始终摸不清红军的虚实，只好爬大山、拐小路绕到古城。在古城又遭红二十四师的袭击，直至11月10日才占领瑞金，此时中央红军早已突破两道封锁线向西挺进。

同期，闽赣省军民也顽强阻击和迟滞国民党军进攻，掩护主力红军进行突围。闽赣省军区将地方武装整编为十二、十六、十七和十八4个团共1500人，在宁清归、建泰等区域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周旋。11月7日，留守归化城的地方武装300余人与敌一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归化城失陷。11月26日，闽赣地方干部及游击队在清流与敌进行巷战，县委书记林圣才等60多人壮烈牺牲，清流县城失守。随后，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向宁化进犯，闽赣军区所属部队及地方武装进行英勇抗击。直至12月1日，中央苏区最后一座县城宁化被国民党军占领。

在中央红军主力秘密筹备战略转移、逐步向西线集结的关键时期，福建苏区军民不惧牺牲、浴血坚守，持续开展防御作战，消耗国民党军兵力，避免国民党军全线追击长征主力，为主力红军长途转移争取了宝贵窗口期。

长汀、宁化作为长征出发地的史实与权威定论

1934年10月上旬，中革军委下达各军团向西集结转移指令，驻防长汀、宁化的多支主力部队就地开拔西进，与赣南瑞金、于都共同构成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国民党军占领钟屋村后，为夺取长汀进而占领瑞金，10月4日，李延年纵队第九师占领南山坝，10月6日又进占“河田附近之五里冈”。早在9月29日奉命撤出松毛岭战役的红九军团第三师，从钟屋村向西退据“河田以北刘园、蔡坊一带”。红二十四师“在河田西南一带埋伏”。10月5日，朱德致电罗炳辉、蔡树藩，对红九军团等部在长汀河田地区的行动作出部署，预判李延年部将于10月6日进攻河田，明确红九军团“不应与之决战”，但在有利条件下应进行侧击，不利时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撤至河田以北及以东地区。10月6日，罗炳辉、蔡树藩回电汇报，部队“主力在河田东北面适当地域隐蔽集结”，寻找时机“准备夜间坚决袭击”。同日，石城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失陷。此时，中央苏区仅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宁化、长汀等地。

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分别由现驻地向兴国、瑞金、于都等地集结，明确红九军团（医院、兵站及轻伤病员均在内）“七日夜应秘密转移到汀州地域”，在长汀“隐蔽配置”一天，“八日夜向古、瑞间前进”，要求“于九日晨到达古城、瑞金之间地域”。同时，中革军委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掩护红九军团转移，并指示“二十四师主力仍留河田以北地域，并向河田、大田屋、南山坝进行积极的游击活动”，且红二十四师10月7日晚起直接受中革军委指挥并电告其部署。遵照电令，红九军团从河田蔡坊、刘源一带秘密出发，按指定路线向古城、瑞金间开进，踏上了长征之路。

同一时段，退驻宁化西部淮土镇凤凰山村（时属太雷县）、大王村一带休整的红三军团主力第四师一部也收到集结转移命令。10月7日，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要求红三军团于10月12日前在“第一个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并“完成部队的整理”。而后于10月14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域（作者注：江西于都东北之水头圩等地）”。10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分别对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的行动路线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中革军委的集结令，10月10日前后，退驻宁化淮土隘门的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少共国际师）一个团，驻防在宁化淮阳一带的中革军委直属炮兵营，迁驻宁化方田沙罗坝的红三军团后方医院及一部分伤病员，从驻地出发，向于都方向转移；驻扎在宁化上曹坊、下曹坊、滑石一带的红九军团后方机关，从驻地出发，到长汀与红九军团主力会合，向瑞金方向转移。

据当时国民党东路军在《十月份逐日匪情》中记载：“卢兴荣铣（十六日）电：据探报，日前窜至宁化、泉上之匪数千人，复向石城南之横江窜去，其伤兵尚在宁化。”“空军马（二十一日）报告，宁化至石城道上，有匪往来甚多。”另据国民党《中央日报》（1934年10月21日）载：“日前窜到宁化泉上之匪数千人，受国军压迫后，复向横江石城南窜。”佐证了宁化大批红军向西调动的事实。此外，闽赣军区独立第七、第十一团及闽赣省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也于10月初从宁化出发参加长征。

长征亲历者回忆录、域外记者的采访实录亦印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长汀、宁化驻防地直接转移出发长征的事实。时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1908—1949）》中记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了……在此同时，驻扎在江西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的红军部队，也先后分别出动。所以，这些地方和瑞金一样，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后写成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中明确记载“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多重史料彼此交叉佐证，夯实福建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史实根基。

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在“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这一词条的注释中明确记载：“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工作，第一版收录的158篇文章均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其注释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组织著名专家学者撰写，所有题解和注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和修改。其中，第一、二、三卷中有一些题解和注释为毛泽东亲自起草。因此，该注释将福建长汀、宁化与江西瑞金、于都并列，列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是关于长征出发地最早、最权威、最明确的官方定论。

此后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虽经多次修订，但注释中关于长汀、宁化和瑞金、于都等地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观点被一直沿用。如1964年由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和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均沿用了《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观点。

1991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虽将长征出发地的提法简化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但在同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校订说明中指出：“关于长征出发地点问题，说法不一。长征开始前，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驻防在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兴国、石城等地。从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至十月九日，各军团先后奉命将防御阵地移交给中央苏区各地方部队，此后，各军团按照中央在十月九日发布的《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先后分别向中央指定的瑞金、于都等集结地区集中，开始战略转移。”该权威校订文本完整保留长汀、宁化两地的驻防与出发史实，并未否定长汀、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历史定位。

福建三年游击战争形成贯穿长征全程的战略策应力量

福建对长征全局的战略价值，还体现在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之后，福建党组织带领地方武装力量，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严酷环境下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长期钳制大量国民党兵力，形成服务全国革命整体战局、贯穿长征全程的长期性战略策应。

广昌保卫战失利以后，为配合第五次反“围剿”发挥苏区各省地方武装战斗力，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命令，将各省军区划分为若干作战分区，并分别确定具体的作战任务。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八团和第九团作为远殖游击队，深入敌后，担负中央苏区东线的游击任务。红八团挺进到漳（州）龙（岩）公路两侧，红九团挺进到（龙）岩、连（城）、宁（洋）地区，在敌后开展广泛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行动。至1934年10月，红八团基本上完成了中革军委交给的破坏敌漳龙线交通的任务，不仅拖住了国民党第八十师，而且在漳龙线两侧建立了包括永定、龙岩、漳平、南靖、平和等县纵横两三百里的大片游击区。红九团也积极破坏了国民党漳（平）宁（洋）线的筑路计划，并建立了纵横300余里的岩连宁游击区。

红八团、红九团以及福建省、闽赣省军区所属部队和其他革命武装深入敌后，积极开展远殖游击战，扰乱了国民党军的后方补给线，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和兵力，有效地牵制了他们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有力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和准备长征。

中央苏区全境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调集16个正规师和地方反动武装共20多万兵力，对闽西、闽北、闽东、闽粤边、闽中、闽赣边6个游击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轮番“清剿”。国民党采取“驻剿”“堵剿”“搜剿”等战术和烧、杀、抢、抓、移的“五光”政策向游击武装疯狂进攻；实施保甲连坐、计口售粮售盐等手段，妄图切断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但福建各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并没有屈服，而是奋起战斗，开启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在闽西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红军游击队转变斗争策略，采取分散为主的战略战术，活跃在漳龙公路线和杭岩永、岩南漳、饶和浦、永和浦、岩靖和以及华安等地区，先后粉碎国民党军五次“清剿”，钳制了国民党军10多万兵力；成功保存了自己有生力量，先后建立永定、永东、上杭、龙岩等4个县委，形成了“县以下有区委，许多乡村有支部”的组织架构。至1937年3、4月，闽西南游击武装（包括群众性游击小组）已发展到3000余人，党的组织涵盖8个县委、56个区委、400多个支部，构建起拥有3000多名党员的较为完备的各级党组织系统。

在闽赣边游击区，这原是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面对国民党军和豪绅地主武装的疯狂“清剿”，红军游击队一度濒临绝境。但经过顽强斗争，各游击根据地基本得以巩固，游击队也在斗争中发展并整合为3支基本游击队，即赖昌祚领导的瑞金游击队（赖昌祚牺牲后由钟德胜领导），胡荣佳、彭胜标、张开荆等领导的汀瑞游击队，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

在闽粤边游击区，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坚持了靖和浦、诏安、云霄等地区的游击战争，接连打破了国民党军三次大规模“清剿”，牵制了数万敌军，开辟了云和诏游击区，巩固发展了靖和浦游击区。

在闽北游击区，以黄道为书记的闽赣省委依托武夷山脉分散开展游击战争，转战闽北、闽东北及闽西北的顺昌、将乐、泰宁等地区，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中灵活机动地开展斗争，开辟了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等游击区。最盛时期，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开辟了由福建、江西、浙江三省26个县、近4万平方公里组成的大片游击区，保持了革命的战略支点。

在闽东游击区，闽东红军独立师在中共闽东特委的领导下，采取“一方面波浪式向外发展新区，一方面对内恢复老区”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坚持“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采取灵活多变的“狡兔三窟”战术，坚持了鼎霞、福寿、鼎平等地区的游击战争，牵制了数万兵力的国民党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发展、巩固了闽东游击根据地。

在闽中游击区，闽中红军游击支队等武装在中共闽中特委领导下，以福永边的罗汉里根据地和莆仙边的常太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成功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清剿”，从而有效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巩固了游击根据地。

福建各地的游击战争，不仅粉碎国民党军反复“清剿”，保存了宝贵的革命武装、基层党组织和游击根据地，实现红旗不倒，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更是钳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陕北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1938年春，福建各地党组织经历近一年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和斗争，终于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将闽西南、闽北、闽东、闽中等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共有4个团近5000人，占新四军总数近一半。

结语

面对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全面总攻、北线防线接连失守的危急态势，福建苏区顶住持续战事带来的巨大消耗，全力推进扩红征兵、粮食征借、军需制造等支前工作，持续为中央红军补充兵员、储备各类军需物资，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筑牢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前夕，福建苏区扼守东线前沿战略要地，组织开展温坊、松毛岭等关键阻击战，有效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节奏，为中央红军主力集结整编、部署突围、西进长征争取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时间与安全空间。

1934年10月上中旬，分驻长汀、宁化的多支中央红军部队，在接到中革军委的转移命令后，便启程离开驻地。就此而言，他们当时的驻地就是他们的长征出发地。

即使中央红军主力悉数转移，留守福建的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持续节节阻击、层层迟滞国民党军进攻，以掩护主力红军顺利突围。其中，宁化坚守至1934年12月方才沦陷，成为整个中央苏区坚守时间最久、最晚陷于敌手的县域。

万里长征途中，数以万计闽籍子弟兵冲锋在前、绝命后卫，红三十四师血战湘江全军覆没的悲壮史实，镌刻下福建儿女以巨大牺牲铺就长征道路的英雄篇章。

主力红军远征西北后，闽西、闽赣边、闽粤边、闽北、闽东、闽中等游击区开启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长期牵制国民党数十万兵力，持续从宏观战略上策应红军主力北上与陕北根据地建设，使福建苏区的战略支撑作用贯穿长征全过程。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福建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长征极为重要的兵员补充地、物资保障地、东线阻击地与战略策应地，其历史事实确凿无疑、战略作用举足轻重、历史贡献无可替代。新时代开展长征史系统性研究、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当全面还原这段鲜活且厚重的红色历史，精准厘清福建苏区的独特历史定位与核心历史功绩，深刻挖掘、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永续生辉。

［执笔人李顺禹，本文引文主要来自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共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及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等权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