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2026年10月15日第08版

断后拒万敌 功勋永世存

福建日报记者 刘辉

站在桂北兴安县的界首渡口，湘江平静得近乎克制。秋风吹过，江面泛起细碎的波光。如果不是渡口旁的石刻和塑像，很难想象这片宁静的水湾，90多年前曾被鲜血染透。

广西兴安县界首渡江码头。福建日报记者 王毅 摄

从新建的浮桥上跨过江面，只需1分钟。在90多年前，那是惨烈的几天几夜。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讲解员李萍说，湘江战役后，当地“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不是禁忌，而是不忍。

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在湘江两岸及以东地区的广西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之间，红军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渡江之后，红军人数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在无数关于湘江战役的叙述中，有一个群体的身影尤其让人瞩目——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这支主要由闽西子弟组成的部队，在长征出发时就走在队伍的最后。在湘江边上，他们几乎整建制地消失了……

全军后卫与孤军血战

1934年11月26日，湖南道县蒋家岭村，红五军团指挥部气氛凝重。

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召开红三十四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红九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后，为全军后卫。”

熟悉军事的人都知晓“全军后卫”四个字的分量。对于任何一支部队而言，一旦接到“后卫”的命令，就意味着随时准备付出生命。

自长征出发时起，红五军团就担起了后卫使命，一路掩护主力西进。走在红五军团最后的红三十四师，更是“后卫中的后卫”。

如此重担交给他们，因为这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红三十四师是1933年春由闽西部分地方武装改编组建而成的，全师下辖3个团，约6000名将士，几乎清一色的闽西子弟，骁勇善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作战勇敢，《红色中华》报誉其为“钢铁之师”。

许多年后，红三十四师一○○团团长韩伟仍记得当年刘伯承的话：“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有万一被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

不幸而言中。

红三十四师一开始在湘桂交界的文市、水车一带布防。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韩伟亲眼看到，“一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

11月30日白天，红三十四师完成掩护任务，按照军委的最新指令，抢渡灌江，前往新圩枫树脚接防。12月1日，该师接连收到朱德总司令发来的“万万火急”电报，催促他们突围，尽快过江。

湘江战役中，朱德与各军团和纵队有大量往来电报。通常，越过军团直接发给师部的指挥电报极少，由此可见，军委对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高度关注。

就在1日上午，红三十四师终于翻过了观音山，远远望去，枫树脚阵地已然失守，国民党桂系主力正沿着山下公路向湘江渡口涌去。那条通往湘江的路，被彻底切断了。

断肠明志与弹尽跳崖

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渡江后，红三十四师一直寻找渡江时机无果。12月5日晚到6日凌晨，师长陈树湘召开了最后一次师团干部及党员会议，作出两项决定：第一，从敌人薄弱部位突围到湘南去打游击；第二，如突围不成，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2月10日，陈树湘在湖南渡牯子江时遭保安团突袭，腹部中弹；17日，因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道县县城邀功请赏。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面色苍白，伤口溢血浸透了衣襟，却始终拒绝敌人的威逼利诱，拒医绝食；18日拂晓，陈树湘趁敌不备，咬紧牙关，从伤口处扯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陈树湘以极其决绝的方式，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如今，在他的牺牲地道县，有一条“树湘大道”贯通城区，那棵他背倚过的冬青树，每到冬天依旧挂满鲜红的果实，如同英雄滚烫的热血，从未冷却。

12月6日，韩伟率余部掩护师部突围后，在广西灌阳与兴安交界的大江岭轿顶山被围。他和身边的5名战士砸断枪支、毁掉证件，纵身跳下轿顶山的百米悬崖。韩伟和其中两名战士落在树干和草丛中，获救幸存。伤稍好后，他扮成挑夫，一路北上寻找红军，途中再次负伤被捕，历经生死考验，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到达延安。

韩伟是红三十四师唯一幸存下来的团以上干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临终前留下遗言：“湘江战役中，我带的闽西子弟都壮烈牺牲了。我的将军之衔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死了也要回到闽西，与他们长眠在一起。”

遵照将军遗愿，韩伟之子韩京京将父亲骨灰送回龙岩。他终于回到了那些战友身边。

鏖战湘江之后，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评价红三十四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无名与有名

从广西全州县城向西南驱车10余公里，便到了才湾镇脚山铺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从小在厦门长大的讲解员左鹭带着我们去看当年红军修筑的战壕遗址。这里曾是湘桂古道的咽喉，也是湘江战役中红军的主阵地。山不高，起伏的丘陵间如今种满了柑橘树，但在当年，这里是一片被炮火反复犁过的焦土。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碑巍峨耸立。 福建日报记者 王毅 摄

米花山就在脚山铺附近。82岁的蒋石林老人几乎每天都会到山上的红军烈士墓前看看。那座墓里安葬着7位红军烈士，是他的爷爷蒋忠太在战斗结束后冒着风险掩埋的。蒋家五代人守了这座墓90多年，蒋石林至今不知道那7位烈士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但记者知道，在那场阻击战中倒下的，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福建走出来的年轻人。

在广西兴安县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里，有一面花岗岩墙，上面镌刻着湘江战役中两万余名烈士的英名。其中一大部分，是福建籍牺牲战士的名字。这里面既有“钟则林、蔡志和”这样的名字，也有“赖老石头、李告化子”这样的小名，当然还有更多烈士没能留下名字。

2011年，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在兴安落成。碑上记述着一组数字：近3万名福建籍红军将士参加了长征，有上万人在湘江战役中英勇捐躯。

江水无言，忠魂不朽。那些牺牲者的名字，没有随着江水的流逝而被遗忘。

在长汀县中复村，至今保留着提前一天过中秋的习俗。1934年9月底，“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企图利用中秋节发起总攻，翻过松毛岭攻占长汀。为做好迎战准备，红军和乡亲们提早一天过节。松毛岭战役为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日，红九军团在离松毛岭不远的中复村观寿公祠前告别当地群众，踏上万里征途。为纪念红军，提前一天过中秋的习俗在中复村保留了下来。

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壮烈的一战。闽西子弟在这场战役中的牺牲，构成了这曲悲歌中沉郁的低音。他们没有看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没能看到长征的胜利，但湘江记得，那一面面刻着福建地名的英名墙记得。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每次读到这里，都会想起那些从闽西出发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却把一条生路留给了中国革命。

一枚时间的印章

福建日报记者 魏敏扬

广西兴安县界首镇，湘江从镇东缓缓流过。界首渡江遗址公园内，一座名为“红军证明”的青铜雕塑静静伫立——一位红军与一名群众双手紧握，另一位红军执笔在旁书写。

“跟红军握手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刘发祥哩！”76岁的刘保生老人，站在自家日用品商店的柜台后，嗓门亮堂。话音未落，他转身往里屋走，捧出一纸证明复印件和几张老照片，轻轻铺开放在桌上，手指抚平边角的褶皱，嘴里连声招呼着：来看，来看——

“红军证明——刘发祥青年同志给我们红军做了巳（四）件大事证明。第一，帮我们红军在界首架了二路木桥；第二，带我们红军在光华铺打了一胜仗，感谢发祥同志；第三，带我们红军上长征大道过五福关胜利到落（洛）江；第四，同我们红军一路宣传，在关顶庙开大会宣传群众干革命……”

记者正在采访刘保生。福建日报记者 王毅 摄

透过老人浓重的桂北乡音，一段红色往事慢慢展现。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界首正是抢渡湘江的四大渡口之一。刘发祥是界首镇上的一名铜匠，在湘江边长大，熟识水性，还练过武，会舞狮子、耍大刀。这年，19岁的他被蛇咬伤，回家路上遇到了红三军团的一支先头小分队，不少人操着江西和福建口音。

刚遇上红军时刘发祥很害怕，但这支队伍却与国民党造谣抹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一位红军干部一边跟他拉家常、问情况，一边让随队军医取药帮他处理伤口。“不仅不杀人，还帮助疗伤，我父亲讲，红军不是坏的人，是好的人！”刘保生回忆父亲的话。

红军决定在渡口架设浮桥，但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架桥没有材料。刘发祥挨家挨户敲开街坊的门，告诉他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乡亲们都来帮一把。在他劝说下，当地群众纷纷将家中的门板、竹筏、木料，有的甚至将床板拆下来，给红军架设浮桥。和刘发祥一样水性好的，还不顾江水冰冷，跳到江中打桩、固定浮桥。敌人飞机隔一会就来轰炸、扫射，浮桥搭了又毁、毁了又修，牺牲了很多人，几天才架起了两座桥。

“红军离开的时候，还给老百姓写了借条，把百姓家的稻草摆放整齐，打扫了江边……”刘保生说，桥通后父亲又做起向导，把过江部队带到几十里地外的落（洛）江一带。为感谢父亲，红军“朱排长”在临时指挥部“三官堂”（现更名为“红军堂”）写下证明。

一纸证明，像一枚时间的印章，镌刻着百姓对红军朴素而坚定的信任。

无声的回响

福建日报记者 马丹凤

渡过湘江，需要多久？

在广西兴安界首渡口旧址，我以平日的步速走过浮桥，从北岸到南岸，用时不到一分钟。脚下是静静流淌的湘江水，清澈得能看见小鱼苗和水草。

在92年前那个冬天，在同一个渡口，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1934年冬，红军军委两个纵队拟从界首渡口渡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在其中。为了抢渡湘江，红军将士与敌人殊死战斗。

渡江，需要浮桥。渡口边的人物雕塑，讲述着当年老百姓卸下自家门板，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如今，界首镇红军街上一些老屋的门板，存在门轴对不上原有孔洞、板缝宽窄不一的情况。当地人介绍，这是当年主力过江后，后卫部队连夜把门板送回各家各户，可时间太紧，有些门板装错了，百姓们将错就错用了多年。历史有时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

渡江，更需要时间。一场场阻击战里，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护卫湘江渡口的畅通。站在渡口，我想起“绝命后卫师”——主要由闽西子弟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负全军总后卫任务，为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战斗至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他们没能渡过湘江，见证胜利，但他们为理想信念付出的一切，并没有随着硝烟散尽而消逝。

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名廊，我看到了20321名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姓名。有些四个字的名字，如“丁过路狗”“包老郭子”“李西石头”等，虽然算不上正式名字，只是外号、小名，但十分真切，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怀着信念，走上战场——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不能忽略的重量。

英名廊上在册闽西英烈姓名有1114个，在其中，我找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黄月波、蔡观养、曹国清。他们是记者曾采访过的福建长汀中复村村民钟鸣的祖辈。钟鸣寻找当年参加红军的亲人遗迹多年，最后在这里找到了亲人的名字。年过六旬的他，一直坚持在中复村从事讲解工作，让更多人知道红军的故事。

在兴安界首渡口旧址、纪念碑园等地采访时，我们遇到了不少前来参观、研学的人。90余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去，但忠魂不朽，浩气长存。一代又一代人铭记历史、接力前行，那些用生命捍卫的信仰不会褪色，先烈们未竟的事业会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