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州

这组采访实录,生动还原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着眼长远、胸怀全局的战略思维,大刀阔斧、科学决策的改革思路,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诚情怀。历史记录着福州的沧桑巨变,也记录着习近平同志开拓担当、执政为民的领导风范。

 资  讯 

习近平在福州(十八)丨“‘ 3820 ’工程就是习书记给我们提出的‘ 福州梦’”

即时 | 2020-01-20 07:40

采访对象:黄维国,1946年8月生,福州人。1991年任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3年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兼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998年后任市供销社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5日

采访地点: 福州市委会见厅

采访组:黄维国同志,您好!在您与习近平同志最初相识的时候,你们有哪些交流?

黄维国:习书记刚调来福州的时候,我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他正式上班的第二天,就到政研室看望大家。过了不久,他就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聊一聊我的工作经历,了解一下我在政研室工作的情况。那时,我在政研室分管调研业务工作,负责准备市委领导的重要讲话。此外,我们还经常开展一些调研活动。习书记通过了解,认为我们以往的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当好参谋,多提好建议,多写好文章,大力宣传福州改革开放的情况。他还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他。他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如果我们家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随时找他反映,他会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后来,市委调我到办公厅工作,习书记又找我谈话。我觉得自己搞政策研究工作比较适合,就如实地告诉习书记,我还是希望留在政研室工作。习书记谈得很坦诚,他说这是组织慎重研究决定的,希望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所以,习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是一位工作态度认真严谨,又能关心体贴下属的好领导。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重视、支持政策研究和调研工作的。

黄维国:习书记对我们负责的调研工作和决策服务职能一直非常重视。他来了以后,我们政研室按照专题开展了很多调研活动,聘请了一些比较善于做研究工作的部门领导及院校同志当兼职特约调研员。习书记很注重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重大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每一次调研活动,习书记都很关心,而且积极参加,重要的会议他还亲自主持,我们的重要调研成果他都认真看。

那时候,我们调研的面很广,任务也很重,就想成立一个政策咨询研究会,在原来聘请兼职特约调研员的基础上再扩大一点,把市直有关部门的领导都吸收进来。习书记很关心这个事情,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后来,政研室根据工作需要,还成立了“城市科学研究会”(简称城科会),习书记对城科会的工作也非常关心,对城科会内刊发表的文章经常作出批示,并亲自为内刊撰写文章。

总之,习书记不仅重视和支持我们政研室的工作,还发动各个部门献计献策,而且他自己也一直在做研究工作,身体力行推动研究的深化。战略规划方面大的问题,他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善于从全局来进行考虑;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他也都非常了解,能够贴近实际、切合实际。在他的重视和指导下,福州市的政研工作开展得非常扎实,出了很多精品,给市里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提供了有效的建议,对福州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习书记主政福州那几年,也是福州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采访组:“3820”工程是当年福州政策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黄维国:“3820”工程是福州市一个总的战略发展规划,是着眼福州全面发展制定的发展思路。一般的领导干部,往往注重任内的工作,缺乏战略远见,他们对年度的计划,或者稍长一点的五年计划会比较上心,其主要目光放在自己任上,不怎么考虑更长远的发展。而习书记考虑一个地区的发展,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只是看到眼前,而且能够着眼长远的社会发展。他是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在探索和实践,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政绩。

他一来就立足福州的实际,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再造一个“海上福州”。同时还提出了建设闽江口经济圈的设想。

在闽江口开发问题上,习书记体现了很多他自己的思考。在他的引领下,我们铺开了很广的调研面,也组织了很多次有内容、有深度的研讨会,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这对制定福州市“3820”工程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那个时候,习书记不仅提出了“沿江发展”“沿海发展”的思路,还提出了把福州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构想。很多同志那时候是不敢这样想的,觉得这个构想离我们太远了。习书记善于听取大家意见,后来把福州的定位改成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国际化大都市”的构想还是切合实际的,福州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达到这个目标。

现在,20多年过去了,“3820”工程的指标在2010年就已经全部实现。有一天,我们几位老同志在一次展览会上碰到一起,大家还感慨地说:“现在,习总书记的‘中国梦’,让我们想起了当年的‘3820’。‘3820’就是习书记给我们提出的‘福州梦’。今天,这个梦已经完全实现了,‘中国梦’的实现也不远了。”

采访组:“3820”工程中包含很多重大课题,您能否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讲一讲?

黄维国:“3820”工程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重大课题有很多,我主要谈谈“海上福州”吧。

习书记来福州之前,我们对海洋国土的调研是不怎么重视的。他来了以后,根据他的思路,我们加强了对“海上福州”的研究,对福州海面水域的情况做了深入调查,研究了可发展的产业,提出了可实施的规划。习书记明确提出,要把海的文章做好。我们通过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推进了“海上福州”建设的发展,使海港工业、渔业、养殖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以水产业为例,当时习书记不仅了解了福州本地的情况,还亲赴印度尼西亚考察,了解那里的情况。由于我们近海的渔业资源基本枯竭了,而印尼这方面的资源还比较丰富,离我们也比较近,可以优势互补。他就通过多方努力,筹备和组织了远洋捕捞的船队,开到印尼去,和他们开展合作捕捞。也就是从习书记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渔民开始在政府的组织下,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开始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合作捕捞,甚至发展到了非洲等地。有的渔船可以将海产品在船上就地进行加工,以此带动加工业的发展。我们福州的水产业,在习书记的领导下,规模越来越大,连江县跃居全国第二水产大县。

在养殖业方面,习书记也下了大力气。黄花鱼是福建的名牌产品,原来是无法人工养殖的,在习书记的领导下,我们的渔业研究所对养殖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成功。黄花鱼可以人工养殖了,资源就多了,现在我们吃的黄花鱼,几乎都是人工养殖的,价格比较便宜。当然,现在也有野生的,但是价格极高,大概600块钱一斤。还有,长乐市长港的海蚌也是世界上的优质品种,在那个时候已经濒临灭绝。在习书记的倡导下,我们开始研究人工养殖,也获得了成功。现在我们吃的海蚌,一般都是人工养殖的。如果习书记当时没有倡导、支持和组织这些科研,现在我们可能都吃不到福建的黄花鱼和海蚌了。

在习书记主政时期,我们福州的海港工业也发展非常迅猛。福建的华侨多,他们寄回来的外汇多,所以民间的财力很丰厚。因此,习书记倡导福州的马尾造船厂国营与民营齐头并进,鼓励造船厂改成股份制,吸引民间资金投入。通过民间的“输血”,造船业一下就安上了“发动机”,走上了“快车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平潭县过去比较穷,这二三十年,主要就是靠造船和海运发展起来的。

采访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严”与“实”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素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请您谈一谈,他平时是如何积极听取意见,并严格要求干部的?

黄维国: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些老干部老同志找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他都非常重视。这些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生活在老百姓中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贴近基层,发现问题,又有更便捷的渠道反映问题。所以,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关心和关爱,习书记很重视,很放在心上,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积极地组织研究。

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市方志办准备从宁德市引进一个人,宁德市有一位老同志写信给习书记,反映这个人在过去表现不怎么好,他在当地方志办工作时,写的史志很多不符合事实,不应该使用。习书记把我找去,让我好好了解一下,如果调查属实,建议我们尊重宁德那位老同志的意见。我们在调查之后,发现那位老同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这个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后来我们就没有调那位同志。

习书记就是这样,在他那里,意见和建议都是畅通无阻的,他很愿意倾听,很愿意了解实际情况。只要是符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他都欣然接受。老同志或我们普通干部,无论工作的事还是个人的事,都可以直接找他谈,到他办公室也行,到他住的市委宿舍也可以,他都热情接待。

习书记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各地党员干部当中不少人都炒股,而按照当时规定,公务人员是不允许炒股的。习书记告诫我们要守规矩,千万不要买股票,要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要想发财就别当官,你可以离职后下海经商,到社会上发财。还有的企业想要把股票作为干部福利送给大家,习书记果断拒绝了。他说,我们用不着这样做,干部的福利问题有组织来关心,不用这些老板“破费”。当时,机关里有些干部想要下海,想要去赚大钱,他也不阻拦,但是如果还在机关里工作,习书记就要求专心致志地工作,要做到心无旁骛。当时,正是因为习书记的严格要求,一直不断给我们敲响警钟:“大家要专心做事,千万不要贪图那些蝇头小利。”所以,我们市委办公厅一直保持了多年的良好传统,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干部犯错误。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从政的道路上,为人民办实事,一直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正因如此,他一直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请您回忆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黄维国:习书记很关心群众的疾苦,在他的心里,群众的生活好不好,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的一切工作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福州的永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生活在漳河南边的群众,由于没有桥梁相通,交通不便,不但农副产品没法运出来销售,连孩子上学、病人就医也很成问题。群众热切希望能尽快建个桥。习书记听到反映后,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责成市财政局和交通局研究解决。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很快就把桥梁建起来了。从此以后,那边不但农业生产发展得非常好,而且旅游也逐渐搞起来了,孩子上学、村民看病等问题也都解决了。那里的老百姓都很感谢习书记,他们说:“我们的好生活,就是从习书记给我们修桥开始的。”

福州闽江边上有很多船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船上,几百年来他们都被称为“疍民”。这个称呼带有歧视的意思,可见历史上他们社会地位之低,生活之艰苦。福州过去大量的交通运输依靠河流,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这些船民就是靠捕鱼、拉沙子等为生。这些船上人家,船舱就是房间,一家人就挤在里面住。他们居无定所,衣食住行都在船上,甚至妇女生孩子都在船上,风险很大。孩子也没办法上学,很难融入社会,各方面都不方便。而且他们长期生活在水面上,很潮湿,对身体也不好,生命财产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福州台风和洪水比较多,灾害一来,他们的小船防御能力很弱,很容易翻船。因此,市里好几任领导都想要引导他们上岸居住,这样他们生活、就业都好办,医疗也方便,孩子上学也好解决。但是,他们世世代代习惯了这种生活,觉得几十户的船只挨在一起生活挺好,也像一个村落一样,不想搬迁。

习书记经常到闽江沿岸视察,对这些船民的困难情况十分了解,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习书记召集有关部门做这个工作,虽然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但最终成功让他们搬上岸了。后来,他们在陆地上有政府给提供的房子,用上了自来水、电器,就医方便了,孩子们能上学了,很快就习惯了岸上的生活,他们的子女也逐渐定居在陆地上了。

福州的一些山区,交通不便,缺水,缺医少药。习书记到福州以后,在各个县都开展了“造福工程”。他经过调研,发现有的山区自然条件太差,人口稀少,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就地脱贫的代价太大,效果也不好。于是,他就和当地领导商量,把这部分群众搬迁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乡村去,转移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去生活。这项工作,各个县都开展得比较多,效果也比较好。我曾经随习书记到罗源县视察搬迁情况。习书记问从山上迁下来的老百姓:搬迁以后感觉如何?前后对比哪里生活更好些?老百姓说:“现在这样比在山上好多啦!这里的生活又方便又舒服,孩子上学也不用走那么远了,失学现象也没有了。”

习书记是从贫困地区——宁德到福州来任职的。巧的是,当时省委、省政府指定福州市帮扶宁德。习书记来到福州以后,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职责,对“福州带宁德”工作非常重视。虽然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市经济协作办公室来具体负责,但习书记仍时时挂念,一一过问,对一些具体项目的实施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宁德现在有了高铁和高速路,但是当年的交通条件很差,从宁德到下面县乡,往往要走一天。我先后两次跟习书记去宁德调研,检查协作项目的落实情况。当时,到处都在修路。有时候早上七点起来赶路,到了地方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这时候才能吃到一顿午饭,而晚饭每天也都要到八九点钟才吃得上。习书记很仔细地察看福州在宁德搞的一些具体帮扶项目的落实情况,并详细了解当地群众的反映和具体要求。他不断督促、了解、推进,把帮扶的事情做得很实。

宁德的老百姓对他的感情非常深,一听说习书记回来了,当地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带着土特产来看他。有时候,我们从下面县乡回来,已经很晚了,却发现很多老百姓还在招待所院里等着他。有的是一大早就从很偏远的地方赶过来的。当时老百姓生活并不富裕,也没有啥高级礼品,就是拎着自己家的鸡蛋、水果、蔬菜,要送给习书记。老百姓很朴实,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会说:“习书记,你回来了,这些东西你带回去吃!”“习书记,你带一点走,我们还有!”他一再谢绝,说:“乡亲们,谢谢你们了!”“乡亲们,你们带回去给老人和孩子们吃。”但是,老百姓还是要硬塞给他,我们在旁边看着,这样淳朴的画面,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心里非常感动,鼻子酸酸的。

2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和习书记共处的那一幕幕,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觉得,习书记真好,他心里装着百姓;我也觉得,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他们心里也装着习书记。这么好的习书记,值得人民去爱戴、去拥护。这么好的人民,值得我们像习书记那样去热爱他们,去为他们奋斗。

习近平在福州(十七)丨“习书记注重工作的计划性和战略性”

即时 | 2020-01-17 07:37

采访对象:戚信总,1953年11月生,福州人。1986年初到福州市委企业工作部工作。1988年到市委办公厅经济科工作,1990年任副科长。1994年任市委政研室农建处处长。1998年后任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主任。2014年3月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 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戚信总同志,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您在市委办公厅和政研室工作。请您讲讲对他的最初印象。

戚信总:我1988年到福州市委办公厅经济科工作,习书记是1990年来福州当市委书记的,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楼上。从那时起,我们就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

我们办公厅直接服务市委领导开展各项工作,是市委和市里各项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当时,经由我们起草的文稿及协调的事务都比较多,因此和习书记的工作联系就多一些。

习书记很随和,平易近人,平时话语不多,但总能使用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思,我们接受起来就感觉非常清晰,很好理解。在习书记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没见过他发火、训人,他有时轻声说重话,就能让我们警醒受益。习书记工作计划性相当强。他会把大小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很细致,所以我们处理起来就很少出“故障”。即便遇到什么事情,他也不急不躁,很快就能用最妥当的方式解决。

有这样的好领导,我们工作起来就很有安全感,做事很有信心,干劲十足。回想起来,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我进步最大、收获最多的几年。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您所在的办公厅负责文稿起草工作,请您讲讲在这个过程中,都与习近平同志有过哪些交流?他给过你们哪些支持和帮助?

戚信总:我们科室主要负责经济建设、科技、城建、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当时,经济工作刚刚开展起来,会议很多,稿子也很多。我们做的工作中,各种讲话和文件的初稿起草,占了很大比重。

习书记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他自己又非常注重学习,所以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对文字工作非常熟悉。有一次,我写了一个稿子,交给他审阅。习书记拿到稿子就看了起来,我怕打扰他工作就赶紧离开了。我刚走到门口,他就把我叫了回去,然后拿起稿子指出两处给我看:“你看,这两个地方是不是重复了?”

我仔细一看,果然——文稿中的这两个地方,虽然遣词造句不甚相同,但表达的意思确实是重复了。如果不仔细看,只是泛泛地读一遍,是发现不了的。虽然这样交差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整个稿件就显得啰嗦、不够严谨。习书记虽然没有批评我,但是他切中肯綮地指出了文稿中的问题,让我既感到惭愧,又敬佩习书记的文字功底和个人涵养。这件事情之后,我对他轻声说重话的风格有了更切实的体会,从而对日常工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和主动自觉。

刚开始给习书记写稿的那段时间,我们都有种感觉,就是经常跟不上他的思路。有些重要文稿写作前,习书记还会先跟我们谈一下基本思路,然后再让我们动笔。写好以后,习书记还耐心地指出来,哪些内容展开得不够充分,哪些内容概括性不够强,还有哪些内容表达不够准确,就这样具体地指导我们。在改稿子的时候,他还会充分发扬民主,让我们发表意见,展开讨论。这是一个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过程。有时候他还亲自动手改,改好之后,再给我们讲一讲,教给我们提高写作质量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让稿子更加精准凝练,也让我们不断得到锻炼与进步。我们从初稿开始改,改四五稿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会改到七八稿。在习书记直接指导下,我们写出的稿子都很精要,通过他的严格要求和不断传道解惑,我们的进步都非常快,写稿子也越来越顺手。跟着习书记长本事,这一点让我受益终生。

习书记是一个自身水平很高、对部下要求也很高的领导,他对工作负责任,对我们负责任,也特别关心。记得他在市委书记任上,还专门提出市级的先进工作者要享受同级劳模的待遇,我也是其中一名受益者。虽然类似级别的评选我没有少遇上,但是享受劳模的待遇也就只有习书记倡导执行的这一次。从点滴事情看,习书记确实是一位让人安心暖心的好领导。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同志的文风有哪些特点?

戚信总:很有文化底蕴,很有文化底气,很有文化自信。这是我那个时候对他文风产生的强烈印象。

文化自信是思想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反映。去年,习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这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他福建工作期间就有深刻的体现。举一个例子,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熟悉,经常引经据典。我记得第一次写福州市党代会报告时,习书记在稿子里面用了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后来,我们注意学习这个特点,写稿的时候也会注意用典。直到现在,我还是会非常认真地看他最新的讲话和文章,感到很亲切、很受用。

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他在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同时强调“以德治国”,要求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这实际上也是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年,习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做到“三严三实”,讲究“亲”与“清”的健康政商关系,都是从道德层面提出来的,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为什么习总书记强调思想道德、情操品德的重要性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可以很好地配合法治建设,让干部和群众对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有道德上的认同。习总书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干部队伍建设和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固本培元,让中国社会更加健康发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几年间,城市建设和管理取得很大成就。您作为见证者和执行者之一,请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

戚信总:习书记刚来福州时,福州的基础条件比较差,市里很多地方的面貌跟县城,甚至跟农村差不多。他刚任职不久,有一位中央部委的领导到福州,习书记亲自去接机,车辆从城外进入市区以后,那位领导同志还在问习书记:“咱们快进城了吧?”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市中心了。这对习书记触动很大,他回来之后还讲过这件事情。

习书记在福州任上,对城市建设和管理抓得非常扎实,对城市文化建设付出了很多心血。

福州市的二环路就是在他手上建设起来的,这条环路把福州市的整体格局塑造出来了。考察二环路建设的时候,我跟习书记一起到的现场。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农田,要在农田上建成城市快速路,在平地上建起大厦林立的城市,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习书记想得很远。他说,不仅要建二环路,以后还要建三环路。那个时候的福州,城市面积很小,而现在的福州正在向现代化大都市迈进。回想起习书记当初建设二环路的决定,实在是太有远见了。二环路的建设,是福州城市建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为福州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对缓解福州交通拥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的福州,晚上漆黑一片。习书记开创了“亮灯工程”,通过大力发展城市景观灯光,让福州亮起来,尽可能地把城市打扮得漂亮一些,使福州干部群众的精神高涨起来。

“三坊七巷”的保护开发是习书记为福州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三坊七巷”是福州的历史之源,也是福州的文化之根,早在晋、唐时期就已形成,近代达到鼎盛,有“一片三坊七巷,半部民国史”的美誉。“三坊七巷”里有林则徐祠堂、严复故居、林聪彝故居、王麒故居、林觉民故居等等,曾经在旧城改造时要被拆迁。习书记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明确要求保护下来,这为随后的“三坊七巷”整体保护开发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努力,“三坊七巷”景区里面的诸多名人故居修复起来,“三坊七巷”已经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福州市的文化名片,承载了福州文化和历史的精髓。我就是在林觉民故居附近的一条巷子出生的,对那个地方有着很深的感情,那里就是我的“乡愁”栖息地。所以,从个人角度来讲,我非常感谢习书记留住了林觉民故居。

在习书记手上,福州的城市雕塑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出现,国际城市雕塑比赛曾在福州市举办。福州建设了城建档案馆,记载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远景规划。在当时来看,这是非常先进的,经常有人去那里参观,习书记本人也会带客人去参观。

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有大面积的棚户区,居民生活非常困难。习近平同志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棚户区改造工作,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戚信总:90年代初,福州的房子太破了。那时候,民间有句俗话形容这座城市,叫作“裱褙的福州城”,意思就是“这个城市是纸糊的”。现在大都市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出来福州当时是什么样子。以我家为例,我住的破房子,人坐在房间里吃饭,老鼠就从一边跑进来,然后若无其事地从另一边跑出去。我们吃喝拉撒都在黑漆漆的破房子里,每天还要倒马桶、烧煤、挑水,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出生和生活。我有时和朋友、同学一起闲聊,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我家着火了,只要人没有危险,你们千万不要过来救火。”

习书记上任以后,大力抓棚户区改造,福州市大片大片的棚户区被拆除了,改建成居民住宅区,老百姓告别了闷热、潮湿、狭窄的木板房,住上了整洁宽敞的单元房。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我是参与具体工作的执行者;作为棚户区的老百姓,我是直接受益者。

习书记通过旧城改造提高了福州居民的生活品质,包括我周围的人,住房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都非常开心。我是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也是个普通老百姓,也有衣食住行之需。所以,棚户区的改造,我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习书记、感谢市委、感谢党。

我更喜欢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谈这座城市的变化,谈我们生活的变化。福州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不容易,从市委到政协工作期间,我参与编写了三本画册,宗旨就是用图片说话,主要反映福州旧城改造的昨天和今天。其中,第三本叫《光影话福州》,里面有一个图注,我引用了艾青的一段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非常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百姓对福州旧城改造的感激之情。

在习书记的施政理念中,城市管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和分量。这么多年来,他重视城市管理和规划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2015年12月,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分析了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整体思路、重点任务。时隔37年,城市工作被提升到中央层面进行研究和部署。这次会议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模式,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城市发展将有顶层设计的规划,会让城市更宜居,让更多城市居民受益。这对我国城市的良性发展和科学管理意义重大。

采访组:您曾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耳濡目染,您觉得他的工作方法有哪些特点?

戚信总:在习书记身边工作期间,我留心观察,注意学习。我觉得他的工作方法,总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这是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对政府施政、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工作总要求,后来我们一直继承下来了,大家形象地称之为“马真精神”。

督查室是在他手上成立的。督查室要随时检查领导交办的事情,进行督办。在督查室监督下,领导的批示要落实。这就是“马真精神”的机制化建设。

在习书记来之前,福州市内的河流基本上都是臭水沟,很多年都没有彻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他来了之后,很重视这件事情,把内河整治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可喜的是,按照习书记经常讲的 “工作要一任接着一任干”的要求,福州市对内河整治常抓不懈。如今,河清水畅的愿望正在变成美好现实。

我们福州的“双拥模范城”称号,是在习书记任上获得的。他对部队非常关心。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他到平潭县慰问部队。在和士兵聊天过程中,有一位士兵跟习书记说:“我们这里生活很好,就是业余生活单调了一点。”习书记问他:“有什么需求?”那位士兵坦率地说:“如果能有乐器就好了。”习书记回去以后,马上让文化局给平潭的部队提供了乐器,用以丰富士兵们的业余生活。

二是注重调查研究,充分听取意见。作为市委书记,他平时工作那么忙,怎么做调查研究呢?他和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让我们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领导干部怎么做调查研究》。后来,这篇文章被兰州一个刊物发表了。

习书记平时经常下基层,他不是脑子里没有想法就盲目下去,而是带着问题下去,在现场能解决的就当即解决,当场不好解决的就拿回来研究解决。

在形成决策之前,他都是反复征求意见。有时候通过调研,有时候通过座谈会。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他不仅向党内同志征求意见,也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民主党派征求意见。习书记对民主党派很尊重,在决策过程中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开会的时候,他经常会主动要求民主党派的同志发表意见和看法。所以,很多重要决策,都是习书记听取和吸收各方面意见之后形成的。

在形成决策过程中,习书记还非常重视进行全市范围内的问卷调查。他希望通过问卷调查,让市委的决策能够充分吸收民意,形成为民办实事的决策。

当时,福州产学研脱节严重,高校做高校的,地方做地方的,没有做到有效融合,也没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福州大学一位老师给习书记提建议,希望能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习书记很重视这个建议,他派市委秘书长去拜访那位老师,我做随行工作人员。那位老师具体讲了促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建议。回来之后,我们把他的建议汇报给习书记。很快,我就明显发现,那位老师的一些建议,都体现到了当年的具体工作思路当中。由此可见,习书记对合理的建议和意见十分重视,给他提建议,是不会白提的,只要是有效的建议,一定会产生效果,不会石沉大海。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写一个稿子,写到“科技贡献力每年要达到一定的指标”,习书记在这句话后面补充了一句话,其中提到了一个词:“科教兴市”。那个年代,还不流行“科教兴国”“科教兴市”这种提法,当时常规性的提法都是“科学兴国”“科技兴市”。所以,我看到习书记写的“科教兴市”这个词,以为是笔误,就自以为是地作了修改,结果又被习书记改了回去。没想到,“科教兴国”“科教兴市”后来成了权威性的提法。虽然我并不知道习书记当时为什么使用“科教”这个新鲜词语,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习书记的思想和语言是非常先进的,一直都处在前沿。

三是注重工作的计划性与战略性。习书记干工作很有计划性,从不朝令夕改,而且每周、每月、每年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他手下做事,我们也很有条理,很有规律,从来不是东奔西跑,瞎打乱撞。

习书记每年年底都会安排做一本《工作思路》,把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下一年的工作安排写进去,每个单位都要拿出“真东西”来,为明年的工作做重要参考。市里计划做什么,各个局计划做什么,上面都写得很清楚。这个《工作思路》连续做了好多年,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每个部门下一年的工作有了纲领,有了计划,也就顺畅多了。

正是因为习书记的工作有很强的计划性,才有了“3820”工程。很少有领导干部会考虑自己主政的地方2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更别提为这个愿景做规划了。所以,习书记的大格局就体现在这里。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期间,您自己有哪些收获?

戚信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跟习书记工作这么多年,收获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精神追求更加纯粹了。

记得在一次市委办公厅会议上,习书记对我们说:“在办公厅,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将来你们的名字不会留在文章上,但你们都是无名英雄。”

我们很赞同习书记说的这番话。人民养育了我们,给我们这些国家干部发工资,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至于能否成为英雄,真的并不重要。跟习书记工作多年,我形成了一个观念: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只要把事情做了就好,谁做的并不重要。这显然得益于当初习书记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习书记主政福州的这些年,培养出办公厅同志们的责任意识、职业精神、诚信品格,也培养出了我们对工作百分之百的专注和投入。当时,我们办公厅的同志,有一股生龙活虎的劲头,都能切实按照习书记提出的“对党忠诚、马上就办、同心协力、严谨认真、无私奉献”市委办精神要求自己,并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

采访组:请结合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这几年的发展变化,谈一谈您的感想。

戚信总:因为我曾在习书记身边工作过几年,十八大结束的当天下午,就有一位记者来采访我。采访结束后,记者临走时又问我:“你最希望新一届中央领导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希望党中央从严治党。”因为当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确实让人担忧。后来,我看到习总书记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内心非常高兴。这几年,我们的社会正气越来越强,党心军心民心高度聚拢。习总书记有能力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民族引领好。

习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得好,他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的框架里去制定战略。这是中国这几年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在,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制度更加自信了,感觉底气更足了。我期待着习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新的更大作为。我相信这也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期待。

习近平在福州(十六)丨“习书记让办公厅充分发挥总枢纽的作用”

即时 | 2020-01-15 07:42

采访对象:陈伦,1953年12月生,福建福州人。1984年至1993年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委副秘书长,1993年任福州市郊区区委书记,1995年至2003年任福州市副市长、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其后任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吉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陈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您是市委办公厅主任,您当时去接他了吗?

陈伦:是的。习书记从宁德过来就直接到市委这边了,我作为市委办公厅主任,肯定要去迎候他的。当时我们就三五个人,一起把他接进办公室。

他来之前,我们大家还想着,他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弟,才三十七八岁就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位置,按照这个年龄段来讲,性格一般都会比较外露一点。我们想,他这个人会不会难以接触?以后在他手下工作会不会顺利?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但第一次见面,我们就感觉他这个人非常朴实、平易近人,有很好的涵养。这样,我们才放下心来。

1990年的时候,福州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办公条件比较差,办公楼很简陋,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车。习书记是首都北京来的,我们以为要讲究一些,但他不仅对办公条件不讲究,衣食住行也都很简朴,从不要求什么高规格的待遇,还主动要求勤俭节约,能省则省。

习书记是我在市委办公厅任职期间服务的第五任书记。其他书记各有特点,但我总觉得习书记和别人不大一样。他很朴实,很平易近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独特,我们都很尊重他。这种尊重,是受他人格魅力的感染,是对他从容、淡定、睿智的佩服。我们总觉得他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处理问题有独特之处,能展开讲讲吗?

陈伦:他能把“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结合得很好。

在很多大事的处理上,他举重若轻,镇定自若。

福州是省会城市,人口集中,资源集中,部门集中,产业集中,同时又是东南沿海城市。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会有很多敏感问题、重大问题和一些突发事件。比如,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在那个年代是经常会发生的,但习书记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具有过人的领导定力。

作为他的部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受到很多感染。福州夏秋两季经常刮台风,有的时候是带有毁灭性的强热带风暴。那个时候,福州的海水养殖才刚刚开始起步,相关设施和措施都不够完善,所以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沿海渔民搞网箱养鱼,把网箱放在浅海,靠近滩涂,但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为了照料起来方便,渔民在网箱上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可以说,海上的这些财产,就是这些渔民的全部家当。

养鱼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三高”产业。遇到台风来袭,如果不能提前把这些渔民安全地带到岸上来,很容易发生人员死伤事故。台风一来,摧枯拉朽,有时候能将渔民的家当全部毁掉,甚至能把他们赖以生存的小帐篷全部卷走,这是非常可怕的。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习书记很有定力,总是要求各级干部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可行措施,避免了很多事故的发生。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福州市和省直各部门之间,都是正厅级建制,相互之间要打很多交道,有时想法不一致,做事方式方法也不一致,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彼此关系并不是很融洽。习书记到福州以后,了解到其中的问题,处理得非常好。他遇到事情就主动协调,经常跟省厅沟通,经常主动将福州的一些情况跟省厅负责同志进行通报,有时还邀请省厅负责同志下来走一走。这样,省直部门的同志会觉得福州很尊重他们。慢慢地,大家的关系也就缓和了。其实,很多矛盾和成见,未必一定要分出个你对我错。习书记能够在有效沟通中把问题化解掉,是很有智慧的。这都是他举重若轻的一些做法,我觉得非常好。

在某些具体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上,习书记又能举轻若重,注意细节,讲究方法。有一些事情很小,但他会处理得非常到位,对整个大局也会产生很大影响。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习书记当时提出“马上就办”,就是因为他发现工作中有很多小事情没有重视起来,后来出了问题。所以,他要求大家把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事重视起来,马上就要办好,不能拖拖拉拉。“马上就办”的要求在福州各级单位推行,对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了,企业办事就方便了,可以节省出大量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发展。

福州是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5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在马尾,在兴办之初,体制比较僵化,改革力度和开放力度都不够。当时,有一些公司在马尾发展得不太顺利,经常遇到各种问题,市委不断收到这方面的反映。所以,习书记认为马尾开发区各机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一定要打破现有体制的束缚。他把反映马尾问题的文件批给我们办公厅和其他相关部门督办。我们在督办过程中发现,不是机关部门不办事,而是程序太多。按程序来,就必须走这么长的时间,很多关都绕不过去。习书记就抓住一些典型,到马尾现场办公。在现场办公的时候,他就说:“你们马尾一定要特事特办,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必须简化行政审批,不能像老城区那样。”

所以,“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就是从那个时候说起来的。无疑,这对推动马尾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其实,在我印象当中,习书记刚来福州时就强调工作效率问题,他对我们讲过:“今日事今日毕”,也就是当天的工作,当天必须完成。当时,“机关效能”这个词还没出来,这个词是上世纪90年代末才成为一个概念的。但“马上就办”“今日事今日毕”,讲的就是“机关效能”。习书记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也在这些具体事情和细节中得到体现。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上有什么特点?

陈伦:习书记为人朴实,待人真诚,是非常稳健的一个人。很多事情他处理得非常沉稳,胸有成竹。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来不搞临时动议。

习书记善于学习,非常勤奋。我们给他写材料都特别忐忑,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到的一些破绽,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厚,遣词造句非常讲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考虑问题的高度,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站位很高,考虑问题的维度和别人不太一样。一般人考虑问题很容易就事论事,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习书记能够从一件事情伸展开来,将同类事情都考虑进去,思考和处理问题都很周密。我想,这一点跟他的阅历有很大关系。

举一个典型例子。上世纪90年代,福州的旧城改造进入实质阶段。中亭街是福州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当时在旧城改造时就碰到保护与开发相互矛盾的问题。当地政府往往考虑开发利益多,保护意识少。于是市委决定开会研究这个问题,以期引起各级重视。习书记讲话从全局高度与历史维度展开,强调开发是势在必行的,不开发肯定不行。开发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保护文物古迹就是保护历史。不能只顾开发,不顾保护。否则,这个城市的历史就荡然无存了。

习书记在处理历史和现实、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时,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在习书记关心重视下,福州旧城改造保护了很多东西,也开发了很多东西,林则徐读书处、出生地,林觉民故居,冰心故居等一些历史古迹都保留了下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工作非常严谨,请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

陈伦:从我们办公厅的角度来看,习书记工作确实非常严谨,很讲规矩、讲程序,使得我们在处理事情时都能做相应的准备,而不至于手忙脚乱。比如,原来市委开常委会,经常是不定期的,说开就开。这样的话,参会者的时间很不好协调。习书记来了之后,除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临时动议外,常委会一般都是定期开的。

我刚才说过,习书记来之前,我在办公厅已经工作了10年,服务过几任领导。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主动考虑和安排过市委工作的方案,都是被动地围绕着领导转,因为计划跟不上变化,领导安排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习书记要求市委办公厅每周都要制定严格的工作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可能也会在特殊情况时作一些临时调整,但总体让大家都感觉有章可循。他常说:“长计划短安排,做事要有程序性、规范性,力求能够使得每一项工作都能够有所准备,特别是一些重大的事情,要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这样才能避免仓促决策、临时拍板。”

他在福州工作期间,每年都搞下一年的工作思路调研。他1990年4月来的福州,大概到10月份,他就给我们下达任务,要求我们尽快组织调研组,对来年的工作思路进行调研,拿出一个意见。

我当时是市委办公厅主任,就组织办公厅、政研室,还有一些其他综合部门,分几个组进行调研。习书记和常委们带头深入调研,调研之后形成新一年的工作思路。市委新一年的工作要点,不是哪一个领导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深入调研之后形成的,有非常扎实的实践依据。

再举一个例子。“3820”工程的制定是一个非常严谨、扎实的过程。1989年政治风波后,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下去?怎么搞?中国的路朝哪里走?怎么走?很多人心中没数。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习书记组织市委一班人认真学习谈话内容,跟大家一起讨论。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研究,习书记决定做一个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其实,一任市委书记也就5年时间。习书记却做20年的发展规划,这就说明他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他是一位能够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

在习书记领导下,制定发展规划的班子组建起来了。我们抽调十几个精干的同志到这个班子。规划涉及面很宽,涉及的人也很多,当时我们走了群众路线,可以说发动了整个福州的干部群众来做这件事。我们在《福州晚报》刊发了一个调查问卷,询问市民对福州20年的发展是怎么想的。这样的问卷,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做到了群策群力。当时有几十万市民参与了这个活动,我们就把这个活动称为“万人问卷”。

还有一个活动叫“千人调研”。除了市里直接抓这个事,我们也要求县(区)和市直相关部门必须参与。当时调研的题目就有五六百个之多,形成了千人调研的局面。可以说,福州的干部、群众都在思考福州今后20年的发展问题。

我们这个班子十几个人,除了在福州调研之外,还派出两支队伍:一路北上,去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另一路南下,去深圳、珠海、广州等地,主要目的是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我们的调研活动开展了半年左右,习书记这期间多次听取汇报,多次开会讨论,还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县(区)一线工作的干部一起来论证思路方案。所以当时我们制定规划有“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之称。

为什么叫“3820”工程呢?这是从规划的时间跨度来讲的,从1992年至1995年是3年,从1992年至2000年是8年,总的跨度是从1990年至2010年,正好20年。规划的3个时间段分别是3年、8年、20年,所以就简称为“3820”工程。

“3820”工程制定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收效也十分明显。2010年,我召集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对“3820”工程做了一个总结。虽然当时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福州,也有不少人已经退休了,但我们都觉得能参与这件事很荣幸。我们总结了一下,“3820”工程提出的工作目标,除了一两项二级指标外,其他指标全部如期完成。2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3820”工程制定的指标,非常符合实际,都是十分科学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2010年的各项指标跟“3820”工程提出的指标非常吻合,基本上都是恰好达到,或者超出一点点,没有高很多的情况,也没有低很多的情况。我想,这与“3820”工程在规划之初就追求的科学性、务实性是分不开的。当时提出的指标,都提得特别具体、特别实际。坚持求真务实,是习书记一贯倡导的理念。我特别敬佩习书记工作的严谨性,他考虑问题都是未雨绸缪,都有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前瞻性,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做一件事就了一件事,而是有长远眼光,做长期准备。这些都为继任者树立了标杆,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

我们2010年总结的时候发现,真正给福州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实实在在就是在习书记在任的那几年。而且,现在福州发展得好的企业,都是他在任的时候引进的,像东南汽车、冠捷电子,到现在也都是排在前列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工作非常务实,请您列举一些具体的事例。

陈伦:习书记在引进企业这个问题上就非常务实。当时,福清、马尾是福州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福清华侨多,林绍良、林文镜都是福清人,又都是印尼华侨,在印尼有很多产业,在东南亚和台湾地区也很有影响力。习书记多次去印尼做林绍良、林文镜的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们被习书记的真诚所感动,就来福州投资兴业,而且主动和台湾地区很多大企业联系,比如东南汽车、冠捷电子、中华映管等台资企业,这些企业因为和两位林先生的关系很好,对大陆和福州慢慢有了了解,就到福州来投资办厂。实际上,习书记当年做的这些事情,不仅促进福州经济发展,而且对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两岸关系因此更加融洽起来。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对办公厅工作的要求和看法。

陈伦:习书记对办公厅工作非常重视,而且很信任。我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对此非常清楚,深有体会。他对我们非常信任,把很多重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比如前面讲的“3820”工程、市委常委会每年工作要点的调研等等。

习书记还注重发挥办公厅在市直机关的枢纽作用,他的大多数决策是通过办公厅这个渠道出去的。下面的汇报通过办公厅上来,他的指令也通过办公厅下去。办公厅发挥了总开关、总枢纽的作用,工作特别顺畅。

有一次,我向他征求意见。我说:“习书记,我这办公厅主任工作做得不够,请您多批评。”他听后既不表扬,也不批评,说:“尽心尽职就好。”我听到“尽心尽职”这四个字,有点顿悟的感觉。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四个字,在后来任何岗位上,做任何事情都做到“尽心尽职”。我回过头来想,觉得习书记这个人很深刻,很有内涵,他当然可以当场表扬你一通,也可以指出你不足的地方,但效果远不如“尽心尽职”这四个字来得好,表现出一个领导对下级的鼓励与期待。

他对办公厅的关心、重视、信任,不是所有领导都能做到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学到很多东西,也能感悟到很多东西。我后来的成长,跟这几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经常下乡做调研,您能讲讲在调研中发生的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陈伦:习书记下乡调研是经常的事。调研基本上就是他工作的主旋律。他做的决策之所以比较实际、比较科学,跟他非常了解基层的情况有很大关系,而且他了解的都是第一手材料。

习书记很亲民。他的亲民都比较注重实效。有几件事,我觉得习书记做得很成功,效果很好。这是他服务基层和亲民的直接表现。

比如,他在福州的时候,实行基层现场办公和现场接访。他要求市一级领导半个月或一个月必须到县(区)接访群众,这样做效果非常好,在那一段时间形成了制度。反观前些年,老百姓上访难,都变成一种顽疾。老百姓的很多问题,跟某些基层干部的作风不实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他推行的现场接访,直接夯实了基层干部亲民为民工作。比如说,市委书记每个月要到某个县(区)去接访群众,那么县(区)的干部就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他们在市委领导下来之前,必须对近期群众反映的问题做一个梳理、清理、了结,必须扑下心去解决群众的问题。解决好了,群众也就不会再反映上去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基层干部解决的实际问题越多,遗留的上访问题就越少,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那时候,我曾陪习书记去接访,在现场会碰到一些问题,但相当多的问题已经在这之前解决掉了。实行现场接访之后,县(区)干部就会化被动为主动。如果当时不这么做,群众的问题肯定会越积越多,人心就不稳定了。

习书记能够这样做,是他真正为民着想。他知道,老百姓肯定有很多问题要反映,而现场接访是推动领导干部俯下身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习书记当省长的时候,上任不久就提出“要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两个字”。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话,让我感触很深,记忆犹新。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方面做了很多事情,请您谈谈自己的认识。

陈伦: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如大家都看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表现和成效,证明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未来历史对他功绩的评价,肯定是不同一般。

习近平总书记主政刚好碰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这个时候由他来领导党和国家,我认为这是党的幸运,中国的幸运。

说实在话,前些年,很多党员干部对党的信心是不足的,担心党和国家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包括我这一级的干部,都有一些人为此忧心忡忡。我们都很担心,毕竟腐败形势严峻复杂,腐败治理是世界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情况大为改观。可以说,我们党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习近平总书记来领导。他现在的执政理念非常符合中国实际。他当年在福州所考虑、所做的一切,也为他如今的治国理政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福州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他现在治国理政的很多理念,都可以在福州工作时期找到一些痕迹。

现在中国的前景越来越明朗,全党全社会的信心也越来越足。我认为,他这些年做得非常成功,也相信他会做得越来越好。我们衷心期待着。

习近平在福州(十五)丨“习书记要求件件有反馈、事事有落实”

即时 | 2020-01-13 07:38

采访对象:林文斌,1945年12月生,福州人。1987年任福州市鼓楼区委书记,1989年3月任福州市委秘书长,1992年任市委常委、秘书长,1997年12月之后任福建省民族宗教厅党组书记、厅长。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5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林文斌家中

采访组:

林文斌同志,您好!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习近平同志的?

林文斌:

习近平同志还没来到福州工作前,我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候我是会议工作人员,他是宁德地委书记。其实,他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他的名字。

在那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我们福州市和宁德地区刚好安排在一个组。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我仔细打量了他。习书记那时候在宁德晒得很黑,穿的衣服也很朴素,整个人显得非常朴实。但听了他在小组的即席发言以后,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他的普通话非常标准,思路很清晰,逻辑性很强,紧紧围绕会议重点,发言很有深度。而且,他那时候才三十多岁,这么年轻,就这么沉稳干练,让我对他印象更深刻了。

半年之后,他来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当时,有的同志觉得他年纪很轻,所以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这个小伙子,当省会城市的书记,行不行啊?”但我和一些见过他的同志,相对比较了解他的能力,对他非常看好。

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看错。习书记在福州工作的几年中,思想解放、亲民为民、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福州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赢得了很高的威望。虽然他很年轻,却得到众多老同志的认可和赞赏。有一次,他让我代表他去看望老领导项南同志。项南同志跟我聊天时说:“习老一家的子女最出类拔萃的就是近平。”回来以后,我把项南同志说的话反馈给习书记,他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是市委秘书长,和他的工作接触非常多。请您讲讲你们开展工作的情况。

林文斌:

习书记在福州市工作期间,我自始至终都在他身边为他服务。虽然我年龄比他大不少,但他博览群书、阅历丰富、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出口成章,而且很有定力,在他面前似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都十分敬重他。在他身边工作,我们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也得到了历练。那几年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经常一起工作,一起加班,甚至大年三十晚上,我们都是在一起吃饭,吃完饭就到派出所慰问干警、到街头慰问环卫工人、到供电局慰问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给他们拜年。

习书记的工作习惯是送阅件“立送立看立批”,他精力充沛、效率高、记性好,真正做到了案无积卷,事不过夜,当天事当天毕。他晚上都要到一两点钟才睡觉。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习书记没到办公室,我们必须先到;他没走,我们就不能走。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中午不休息甚至晚上不睡觉都可以熬得过去。跟习书记在一起共事,虽然很累,但学到了很多,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做工作有前瞻性、有规划、有条理,大家虽然很忙,但忙而不乱,每件事都做得很顺畅。这样,我们就很有成就感,心情也很愉快。这一段岁月已成为我们人生中永远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

习书记既在贫困山村梁家河当过支部书记,又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服务过中央领导,最基层和最高层的工作内容、方式都见识过,所以他做工作一方面很有规划、讲程序,一方面又非常接地气、很扎实。

习书记来到福州以后,很多规矩都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比如每周都会有工作安排,开展的每一项活动都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详细方案,报送他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之后就按照方案去落实。在方案执行过程中,只要稍加改动,他马上就会知道,就会问:为什么变了?为什么没有按照具体方案实施?所以,如果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改变计划,我们都及时向他汇报。

习书记在日常工作中会交代很多事情,各方面的事情都有,但即使是口头交代的事情,也必须要有反馈。有的文件,他很快看完就签字了,但所有经他签过字的文件,他都会记在脑子里,件件都要有反馈。他对这方面要求非常严格。他曾对我说:“你跟大家讲,凡是我交代的事情,要尽快办好。如果等到我去问了,那说明这事情已经拖延了。如果有的事情无法按时落实,办事的过程也要报告。”

在我印象中,习书记开了几次全市整顿机关作风的大会,市委办公厅召开督查落实会议、信息工作会议等,他都亲自到会讲话。他很实在,也很严格,什么事情只要你没有及时反馈,没有落实,他就认定你还没去做。所以,我们办公厅也养成了习惯,所有办好的事情都有文字反馈;我们下达的事情,也要求件件有反馈,事事有落实。如果一件事情超过7天没有落实,就要有反馈,不能遥遥无期,杳无音信。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是什么时候提出“马上就办”的?这个要求对机关效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林文斌:

1991年2月20日,习书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

1991年2月23日,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习书记提出:“要抓住那些急需解决而又有能力解决的事进行研究,并且本着‘马上就办’的精神,组织实施。”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们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习惯:严格办事流程,“马上就办”,绝不拖延。

“马上就办”,大家都会讲,很多领导也都讲过“抓落实,有反馈”。讲过之后,大家执行得怎么样,领导督查得怎么样,具体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所以光嘴上说说是不行的,一定要建立起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

福州有一整套督查监督机制,就是在习书记任上建立起来的。市委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决定的事项和习书记重要讲话部署的工作都要分解立项,下达各部门抓落实。我们有专门的督查人员,市委办公厅有一个督查科,每一个县(区)委办公室也都建立督查机构,市直部门办公室都有专门的督查人员。所有的事情,每一件都要给他反馈。市长、副书记、常委,包括我这个秘书长也都负责督查。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责任人、有研究、有部署、有检查,完成的进度、完成的效果等,全都有人督查。这样,各个部门也就不得不重视起来,自然办事效率就提高了。在这个监督机制下,我们就要尽快把事情落实好。那个时候,只要是待办的事情,不用习书记亲自交代,办公厅打一个电话,下面就会很快把事情办好。

采访组:

请您讲讲“马上就办”的具体事例。

林文斌:

在我们手上“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事情有很多,我就讲一件因某种原因拖延下来而被习书记催促、督办的事情吧。1991年2月28日,一份反映福州动物园现实困难的建议报告再次摆在习书记的案头。半年前,习书记曾对该园存在的经费缺乏,办公楼、动物园舍亟待修缮,饲养人员待遇较低等问题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予以研究解决。但这件事情拖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反馈。习书记再次接到报告后作了一段措辞严厉的批示:“这件事距市领导批示竟已过了半年,而依然故我,毫无改变。连一个回音也没有。这与‘马上就办’的精神相去何远?也不知这样的拖延该由谁负责。俱往矣,从今天开始一周内办结,请林文健、林永诚具体负责全过程的协调,哪个环节不通,及时向市委和我本人反映。另外,请市委办林文斌同志及督查科督办。还请督查科把从前石沉大海的批办件清理一下,应锲而不舍地要查办结果。”习书记的批示一下来,我就开始着手办这件事,很快把事情都落实好了。其实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度,只要领导干部重视且积极作为,大多事情都能很快处理好。

采访组:

请您讲一讲,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习近平同志当时对自己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是如何要求的?

林文斌:

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习书记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他始终坚持按规定参加办公厅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他要求办公厅建立贵重礼品登记报告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出国出境收受的贵重礼品、礼金必须如数上缴,他要求大家这样做,自己首先带头严格遵守。按照福州的习俗,逢年过节有些企业家要登门拜年,习书记都很注意,他把女儿带到楼上去,不让他们给女儿塞红包。

他当年插队的梁家河的群众到福州找他来看病、办事,走之前,习书记都专门嘱咐我们,其机票、餐费等都从他的稿费里开支。

彭丽媛老师的家乡是山东菏泽郓城县,有一次,时任菏泽行署专员(曾经当过郓城县长)来了一封信,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要来福州访问,二是要到厦门设办事处,三是有意组织大批劳工到长乐机场务工,希望习书记帮忙支持解决。习书记当即在汇报材料上批了3句话:“1. 欢迎菏泽领导来榕。2. 去厦设办事处是他们的自主权,我们没有意见,要他们自己联系。厦门与我市有所不同,对县级政策不同。3. 机场劳务不能指定,公开招标,择优而用,明确告之,不能代为联系。”由此可见,习书记是一个严格把握原则的人,即使是他爱人的家乡提出来的事情,也是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不做。

习书记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上个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全国都兴起经商办企业的一股热潮,办公厅有的同志到外地参观学习回来后,也建议创办印刷厂、冰棒厂之类的企业,集资筹办创收。习书记知道后,找我谈了这个事情,说:“你要注意,党政机关绝对不能经商办企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想发财就不能当干部,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我们办公厅严格照办,始终就是一个“清水衙门”。

有一次,办公厅的一个司机跟《福州晚报》一个记者打架。习书记获悉后,立即派一位副秘书长去调查,并要求写出调查报告给他。报告送上去后,习书记写了很长一段批示:“凡在我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更加严格要求,不能特殊,如果特殊只能是特殊地严格要求。要检查自身有何不足,不能光怪别人,要从中吸取教训,今后要注意更加自觉地遵守各项纪律,注意各方面影响。”并让我找这位司机谈话,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自己的错误。

习书记对办公厅同志既严格要求,也真挚关心,“对党忠诚、马上就办、严谨认真、同心协力、无私奉献”是习书记直接指导提炼的福州市委办公厅机关精神,从此成了机关全体同志的座右铭和自觉行动。

习书记十分关心办公厅干部队伍建设和办公厅同志的政治成长,他说:“办公厅干部都是我身边的人,进出升降都要让我知道一下。”“办公厅是干事的地方,进人要严格把关,不能搞照顾,要选拔政治业务素质高的同志进来。”他每年都会不定期召开办公厅干部职工座谈会,与大家交流谈心。他对办公厅干部的情况十分熟悉,生活上关怀体贴,有时还登门探望生病的同志,让他安心休息。习书记对办公厅同志的亲切关怀和严格要求,至今仍深深铭刻在大家的心中,当年市委办公厅干部绝大多数现都已成为省市直属各部门的领导骨干,每念及此,同志们都会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的时候,住在离退休干部的小区,后来他的住房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林文斌: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还在实行福利分房制度。当时,我负责市委分房子的事情。习书记刚从宁德来,因为没有现成的房子,我们临时安排他住在离退休老同志的小区里,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时间,与周边的老同志相处得都很好。后来,福州市开发公司盖了一栋房子,我们肯定要首先考虑给习书记分配,因为他住在离休干部楼,也不是长久之计。但当时新房很有限,到底怎么分配也是个问题,习书记没房子,市长和几个常委也需要房子,个别离休干部也想要。我就提了一个办法:由习书记先选,因为他职务最高,而且没有房子。但有一位离休的市领导提出:“我多次要求分房,在离休老干部当中,就我还没安排到新房子。”后来,我们就把他的房子安排在4楼,把习书记的房子安排在5楼,我把这个分配方案拿给习书记看,他表示没有不同意见。但征求那位老同志意见的时候,他表示不同意,他说:“习书记还年轻,将来可能还会提拔,他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房子。就这么定了,你去跟习书记讲,我就要他那一套。”

我回来就感到有点为难了。我想,这话怎么跟习书记反馈呢?这个老同志的话,原封不动地跟习书记说,也有点太“刺激”了。我想来想去,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就把那位老同志的话原原本本地给习书记汇报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习书记不假思索地对我说:“文斌啊!房子都是身外之物,就让他优先选择吧。”于是,我又找到那位老同志,告诉他:“习书记让你优先选择,他那套可以给你,如果你还不满意,郊区还在盖房子,你也可以去看看。”

其实,那位老同志因为长期没有分到房子有些情绪,之前说的都是气话,他看到习书记这么说,也就不较劲了。最后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案,他住4楼,习书记住5楼。

习书记就分房子这件事的表态令我感到震撼,他的语气和神情至今仍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他不为外物所动,不计个人得失,使我深受教育。

采访组:

据河北正定和陕西延川的同志讲,您当年曾经跟习近平同志一起回过这两个地方,请您讲讲具体情况吧。

林文斌:

习书记带我去过河北正定。那次,他带着市直有关部门领导和部分企业家到石家庄地区,搞一个联谊活动,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书。那个时候,石家庄地区还相对落后一些,习书记搞这个活动,也是为了促进石家庄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间,他还带领我们瞻仰了西柏坡革命圣地和129师司令部旧址等,让我们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石家庄期间,我们都深切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对习书记的真挚感情,来看望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来时盛情欢迎,走时夹道欢送,依依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让我们一行人都十分感动。

他还带着我们去过他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村里的老百姓和他的感情非常深。我们一进村,来村口欢迎他的村民“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对那个小村子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他在村里住的窑洞,我们都去看了,那个窑洞基本见不到阳光,条件非常简陋,在那里面住几年真是很不容易。他还带我们看望了住在窑洞里的乡亲,给我们讲了当年的生活情况,吃什么饭,干什么活,抽的旱烟也是用报纸卷起来的。此行,他还带我们参观了延安的毛泽东故居、朱德故居、杨家岭等革命遗址,讲述当年革命历史,让大家抚今追昔,发扬传统,珍惜当下,努力工作。

他还带着我们去过宁德各县(市)搞协作。那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状况都非常熟悉。我也陪他去过厦门。可以说,除了中央军委办公厅外,他工作过的地方,我基本上都去过了,我见识到了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对习书记有着何等深厚的感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这些地方付出的心血。

跟随习书记去他工作过的地方,我不仅了解到他丰富的从政经历,也了解到他热爱学习、酷爱读书、善于学习和吸纳新鲜事物。他的朋友很多,很多人也都喜欢跟他交朋友。有一次,习书记的一个朋友从北京来,他跟我聊天说:“习近平说话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跟你聊一次天,会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采访组:

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任职期间开展双拥工作的情况。

林文斌:

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是福州历史上军政、军民关系最密切、最融洽的时期之一。习书记非常重视军队工作,他跟我说:“凡是师以上的部队领导到福州,你跟我报告,我都要见一下。”军队的很多事情,诸如“菜篮子工程”、营区公路建设都是市里解决的。子女就学、随军家属调动、工作安排,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习书记亲自拍板给解决的。解决的过程都是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反馈。

每逢过年、过节和重要活动,习书记都带着有关领导和双拥办同志去部队慰问,都要开军政座谈会,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此外,军队一旦有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纠纷,他都非常重视,要求尽快解决好。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这样一件事:驻榕空军某部的一辆车在营区内撞伤了一个百姓,家属一直对赔偿金额不满意,结果告到法院。法院经二审宣判,部队应予赔偿,并冻结了军队离退休老干部工资的账户。老干部成了无辜被牵连的“受害者”,于是驻军派人到市委、市政府寻求解决办法。习书记得知后说:“这个事关系重大,一定要好好协调,既要坚持依法办事,又要维护社会稳定,要找出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在习书记的直接关心下,这件事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为此,部队老同志个个笑逐颜开,向习书记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样,驻榕部队对地方工作也是全力支持,造林绿化、抗风防洪、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的任务,都能召之即来,做了大量攻坚克难的工作。习书记为部队做了太多太多的工作,所有这些,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在习书记任上,军民共建、团结同心,福州市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光荣称号,这其中凝聚了他无数的心血和汗水。如果这些工作能够好好地总结一下,地方政府能够好好学习一下,军民、军政关系必将会更好。记得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同志来福州视察时,经思考再三,题赠习书记一幅字:“榕城无处不榕树,喜见榕城造福人”,写得很贴切。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非常注重下基层调研,您和他一起工作的几年当中,应该没少跟他下基层吧?

林文斌:

是的。习书记曾经跟我们说:“下基层调研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他下基层的方式有很多,有针对性的专题调研,有日常的调查走访,有现场接访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还有轮流到各县(区)现场办公。

我先讲现场办公。习书记要求每月安排一个县(区)去现场办公(一年轮完)。制订现场办公会的方案时,县(区)要先写出报告,汇报工作情况、存在问题、提出意见和需要市里帮助解决的问题,经政府协调后上报习书记。开现场办公会前,习书记先到乡镇、村居、企业调研,然后在现场办公会上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现场办公会上确定下来的内容都纳入督查范围,后续处理情况也要反馈,最终都要落实到位。

现场接访群众,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是习书记在福州的一项创举。每一个月,他都会安排市五套班子和市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到一个县(区)进行现场接访。去之前,他要求县(区)组织调查摸底,看看群众到底有多少问题,在接访之前能解决的,就把它解决掉。一般在现场接访开始之前,就已经督促县(区)领导解决了很多问题。

在接访前三天就发布公告,欢迎群众来访。在接访日,习书记从早上开始工作,重大的问题由他来接待;其他市领导也按分工到指定房间接访,上访群众取号后按顺序到相关领导的房间,当场反映问题,当场听取解决问题的答案,旁边还有专人负责现场记录在案。

一天的接访工作结束之后,都要有个总结。习书记听取各小组的情况汇报,让大家讲讲一天下来解决了多少问题,有哪些具体事例,群众有什么反应。最后,习书记归纳汇总。回来以后,所有的问题都要梳理一遍,都要抓落实。

就这样,每次下县(区)接访,在去之前和回来后,都会清除大量疑难问题。而且,每一次现场接访,习书记都要求报社、电视台记者到现场跟踪报道。有了媒体监督,我们这些干部做事更不敢拖沓推诿。

群众接访工作,形式新、接地气、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特别是群众接访工作形成制度后,做到了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也只有像习书记这样心中装着群众的领导才能做到。

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接访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积累的问题还很多,如果这些地方都能好好学习习书记当年的“下访”,大量的问题就会在基层解决掉了。

习近平在福州(十四)丨“近平同志强调要敢做时代的弄潮人”

即时 | 2020-01-10 08:04

采访对象:林彬,1957年10月生,福州市人。1992年,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97年至2009年,历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长乐市委书记。2015年,任福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访地点: 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

林彬同志,您好!您在福州市工作期间,曾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请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林彬:

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在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党的十八大以后,有朋友跟我聊天时问我:“你和习主席接触了那么久,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以前你都不讲,现在他当了国家主席,总可以讲讲了吧。”

我说:“长说,还是短说?”

朋友说:“短说怎么说?”

我说:“短说的话,我对他的印象可以集中概括为八个字——平民情怀、贵族气质。我就说这么多,你们要自己体会了。”

朋友说:“老林,卖关子可不行,虽然是短说,你也得展开一下啊,到底这八个字是什么内涵?”

我说:“好吧。先说平民情怀。近平同志的平民情怀是‘断崖’式实现的:他一下子就从国务院副总理的‘府邸’到了陕北黄土高原黑魆魆的窑洞,过着最艰苦的生活;一下子就从一名高干子弟,成了一名普通知青,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面对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近平同志没有自暴自弃、悲观绝望,而是努力适应艰苦环境,与农民同甘苦共患难,坚实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在上山下乡的7年当中,近平同志锤炼了精神和意志,感受了基层民众的疾苦,铸就了宽广博大的平民情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和老百姓交流的神态是由衷的,是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关爱。党的十八大之后,他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是他平民情怀的集中体现。”

朋友说:“那么,他的贵族气质怎么讲?”

我说:“近平同志的贵族气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他讲话沉稳而有哲理,语言平实,却能深入人心;他走在大堂上,有一种气定神闲、不言自威的风采。无论是和英国女王乘坐皇家马车,还是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在一起会谈,他的气场都足以镇得住场、压得住阵。他这种贵族气质,又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傲,而是源于他的平民情怀,以他丰富的执政经历和强大的自信为前提,是长期积累和沉淀的自然外化。平民情怀和贵族气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和谐地统一在近平同志身上。”

朋友说:“老林,你讲得很好。不过,你对习主席的这些印象,我们没有和他共事过的人也有所感啊!他的这些经历,我们也是了解的。所以,你的‘短说’,听起来还不过瘾,你还是再‘长说’一番吧。”

我说:“那好。从我和他一起共事的经历来看,近平同志身上有‘五个实’,这‘五个实’决定了他能够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

“第一是朴实。他是吃过大苦的人。一下子从相对优越的生活跌入最艰苦的生活,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理解到理解,这个过程改变了他。他和农民一样在黄土地上春种秋收,和最贫困的群众一样‘土里刨食’。所以,他懂得真实的农村,懂得什么是民间疾苦,懂得老百姓最渴望什么,归根结底,他知道什么叫‘实际’。”

“第二是扎实。他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他当过知青,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想尽办法让全村老百姓吃饱穿暖;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当过工作人员,服务领导同志,做具体工作;之后,他当过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副市长、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一直到中央,最后成为全党的总书记。他从乡村一步一步干起,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

“第三是厚实。这主要是指他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通过博览群书,通过持续不断的刻苦学习获得的。近平同志爱读书、爱学习是大家都知道的。在福州工作期间,有一个周末,我去给近平同志送材料,之后闲聊了几句,就聊到了读书和学习。我问他:‘你在延安插队时都看什么书?’他说:‘我跟你说我看过什么书,你相信吗?’我说:‘我相信。’他说:‘我背过《新华字典》。’我听后,大吃一惊。近平同志的文化底蕴,不仅仅是通过博览群书,也是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不断积累起来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黄土高原上一页一页地背厚厚的《新华字典》,他是为了把汉字读懂,读懂了汉字,之后才能更好地读懂博大的中国文化。今天,我们看近平同志用典,可以说是信手拈来,随口而出,用得恰到好处,既不是炫技,也不是‘掉书袋’。这都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知根知底的了解。”

“第四是踏实。近平同志非常有远见,他的远见在于他有长远的规划,而不贪一时之功。他的目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干几年,大干快上,努力追求自己的‘政绩’‘显绩’,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所以,他在福州工作也好,在省里工作也好,都是踏踏实实地工作,为长远发展作了厚实的铺垫。”

“第五是平实。这个特点,应了他的名字。他曾不止一次说,‘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他当总书记之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充分体现了他平实的一面。”

听了这“五个实”,我的朋友赞叹说:“老林,你总结得好啊。”我说:“不是我总结得好,是近平同志做得好。如果他没有做到,我也总结不出来啊。”

采访组:

您长期在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对习近平同志当时在福州的施政理念很了解,请介绍一下您的认识和体会。

林彬:

近平同志1990年4月到福州工作。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6年时间,非常荣幸能够近距离感受他的人格魅力,领略他的施政风采。他当时的一些决策、风范和德政,令人无法忘记。

一是“3820”的发展构想。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地呈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发展态势。福州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成为全市上下共同关注的问题。1992年,近平同志倡议并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后来,我们把这个战略设想简称为“3820”工程。“3820”工程的出台,经历了深入调查、广泛研讨和反复论证,既有对时代潮流的精确把握、对福州发展的精准定位,更有对工作具体推进的精心部署、精密推动,可操作性极强,很快赢得福州干部群众的普遍认可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这一宏伟蓝图如今已变成现实。

二是“沿江向海”的战略布局。《山海经》上说“闽在海中”,就是说福建在古代是海浸之区。福州是一座伴海而生、因海而兴、拓海而荣的港口城市。近平同志到福建工作后,由厦门到宁德再到福州,对江海情有独钟。他曾非常明确地指出,福州的城市发展要“沿江向海,东进南下”。我现在还记得他在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上所说的一句话:“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

三是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近平同志对福州乃至福建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因而对生态福建的把握非常精准深刻。在福州乃至在省里工作期间,他对城乡绿化、水土治理、环境保护等工作都非常重视,经常利用下乡和周末时间带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现场调研和指导,很多细节我还记忆犹新。他提出的“绿色工程”“生态省”等一系列生态理念到今天仍然深入人心。

四是“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我非常清晰地记得近平同志在提高工作效率和改进工作作风上强调的“马上就办”四个字,这成了当时福州的一句流行语。如今,在福州市委大院里,“马上就办”四个大字仍然十分显眼,时刻提醒着党员领导干部注重效率,由此凝聚成的“马真精神”(“马真”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缩略语)更成为新时期党政机关工作作风的形象表达。

五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从政准则。我经常在会议、调研和日常生活中听到近平同志对干部廉洁从政的要求。他说:“当官发财两股道,领导干部打开了事业发展、个人进步的大门,就要关上个人和家属经商发财的窗。甘蔗不能两头甜。”他要求党员干部包括身边工作人员务必始终牢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道理,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任何情况下都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这个要求不光是对别人讲的,他自己也是一以贯之地身体力行。

采访组:

请您具体谈谈“3820”工程的起草过程。

林彬:

“3820”工程是福州处于世纪之交,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制定的一个跨世纪宏伟工程。这个工程的总工程师,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后,近平同志就在第一时间敏锐地感到这个谈话所释放出来的重大政策信号,随即在当年5月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提出“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做到每3至5年上一个新台阶,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况,研究20年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个发展水平”。为此,他亲自担任总指导,专门成立课题组开展发展战略研究。此后,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全民讨论,可以说是“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十易其稿”,终于编制完成《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以下简称《战略设想》)。这个《战略设想》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及时修订完善,最后在当年11月召开的市委六届六次全会上审议通过。

这个《战略设想》共分为五大部分,分别是“发展基础和条件”“战略设想与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和措施”。核心是:以3年、8年、20年为时间节点,分“三步走”。第一步:用3年时间(1992年—1995年),使经济上一个大台阶,主要指标在1990年基础上翻一番,提前实现小康水平;第二步:用8年时间(1992年—2000年),使全市城乡各项人均水平等主要指标达到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水平;第三步:用20年时间(1990年—2010年),达到或接近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平均发展水平。此外,还有一个战略目标——把福州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一个战略布局——开发形成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

采访组:

 “3820”工程战略规划有哪些特点?

林彬:

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检验,我理解“3820”工程有几个鲜明特点,我归结为“四个体现”。

一是体现了对时代潮流的准确把握。着眼于新形势、新机遇、新世纪,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紧紧抓住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的历史机遇和对我有利的国际形势,对标国内先进城市和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为21世纪福州的发展奠定基础。这正如近平同志在《战略设想》序言中说的:“我们是站在创造未来的源头上,就应当树立超前意识,敢做时代的弄潮人。”

二是体现了对战略全局的高瞻远瞩。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制定战略布局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他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中产生严重的失误,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因此,福州在大踏步迈向新世纪的进程中,首先要有一个立足于科学、切合实际的长远战略设想,才能使福州的改革开放事业谱写出最雄壮的乐章。《战略设想》通篇体现了他的战略思维和宽阔视野。从宏观层面看,当年制定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都已如期实现,而且与现阶段福州发展趋势基本吻合;从微观层面看,比如在战略重点和举措中提出的把马尾保税区建成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促进两岸双向交流和直接“三通”等,也都变成了现实。

三是体现了对自身情况的精准定位。《战略设想》分析了福州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既看到了自身优势,也看到了不足,清醒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战略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比如,《战略设想》明确指出福州发展最大的制约是基础设施滞后、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不突出等,所以采取了“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用3年时间变成适应型、8年变成适度超前型”的有力措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近平同志一直以来所强调的精准思维。

四是体现了对推进发展的系统统筹。《战略设想》着眼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即城区与县乡、沿海与山区共同发展,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同时还用系统的眼光提出,要加强与闽江流域和闽东北优势互补,促进全面发展。

采访组:

“3820”工程给福建留下了什么?未来会带给福建什么样的影响?

林彬:

正是得益于近平同志的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作风,“3820”工程的主要发展指标已经如期实现,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布局也已基本形成,而且还将对福州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想,由近平同志亲自推动和领导制定的“3820”工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说说精神财富,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马真精神”。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在榕城大地蔚然成风。现在的福州,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十足,全市上下竞相发展、比争赶超的氛围越来越浓,行政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也越来越高。比如,市行政服务中心30%的审批事项实现以小时计时,市民服务中心70%的服务事项实现以分钟计时。二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一张蓝图,绘就20年发展规划,展现了近平同志“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的实干作风,以及他一直强调的“政贵有恒”的理念。福州的历届班子都十分注意坚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目前都还在继续遵循和实施他当年在福州提出的建设“海上福州”“东进南下”的城市发展战略等。三是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体现为近平同志在编制“3820”工程中一以贯之的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精准思维。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班子,都始终继承这些科学思维方法,围绕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短板,通过课题研究形成思路再转化成项目,进而再坚持不懈抓落实。

再说说福建长远发展方向的确定。经过25年的发展,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发展战略布局已经成型,并且越来越清晰。实践证明,20多年前的战略设想符合发展规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目前福州的国家级新区建设、城市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正在按照当年设想的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要求不断展开和推进。这意味着它仍决定着福州未来发展的方向。

最后说说为福州发展奠定的坚实基础。一是产业基础。当年引进的冠捷电子、冠旺化纤、东南汽车、南方铝业等重大项目,至今仍是福州首屈一指的领军企业,带动形成了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冶金化工等一批重点主导产业集群。二是基础设施。建成了一个机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条高速(福厦高速和机场高速)、一个港口(福州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大大增强了城市的承载能力。三是平台支撑。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港区等一批国家级园区已培育壮大,而今又升级为国家级物联网产业基地、自贸试验区、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等等,这些都成为福州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增长点,为未来发展蓄积了强大势能。

采访组:

制定“3820”工程后,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抓好落实并逐步将宏伟设想转化为现实的?

林彬:

“3820”工程审议通过后,在1993年初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目标、任务及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后,狠抓落实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我回忆了一下当年近平同志推进工程实施和落实的过程,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率先垂范,亲力亲为。近平同志说过,抓落实,就要身先士卒,迎难而上。哪里工作困难多,哪个环节问题大,领导干部就要到哪里去帮助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近平同志当年曾多次出访福州侨商聚集的国家和地区,亲自对接和协调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一批重大项目。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这些大企业在福州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又比如,抓民生工作,他放下身子扑到一线体察群众疾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登上闽江边的“连家船”,弯腰钻进低矮的船舱,登岸之后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要求迅速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解决问题。10个月后,104户船民家庭结束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生活,搬进了新居。

二是马上就办,真抓实干。1990年5月,近平同志刚刚上任福州市委书记9天,就在察看南京军区某师营地时首次提出“马上就办”。近平同志对这点身体力行,反复倡导,常抓不懈,说到做到。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我们也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近平同志看到了,当即拍板编写,第一时间给群众反馈,前后只用了50个小时。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至今,在马尾还流传着近平同志“一中午拟定一份文”“两天办好办厂手续”等故事,工作效率之高,令人惊叹。在他主政福州后的5年时间里,“马上就办”的内涵不断丰富,机关效能明显提升。也就是在这5年时间里,福州以年均超过20%的经济增长率快速前进,迅速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成为东南地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三是谋而后动,滴水穿石。《战略设想》确定后,市委建议市人大、市政府分别召开相关会议,重新修订福州“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求13个县、市、区以及体改、科技、城建、城管、外经等部门也分别调整各自的发展规划,从而使整个规划层层分解,真正落到实处,做到有目标、有督促、有检查。同时,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每一时期的决策部署,结合福州实际,每年都发布当年全市工作思路,从而使“3820”工程沿着既定的方向顺利实施。近平同志还要求全市上下要有一种“滴水穿石、垒土成台”的韧劲。他强调:“有的问题当然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只要我们一件事、一件事地去落实了,就会日有所进,月有所长,久久为功,不断取得成效。”近平同志带着干部群众苦干实干,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正是靠着这份坚韧,他主政时期成为福州综合实力增长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四是大胆创新,敢为人先。在扩大开放方面,面对招商难以破局,近平同志反复提到:“不能老强调条件太差、优惠太少、历史包袱太重、人事关系太复杂,等等。”1994年10月,他在闽江口拉开战场,亲手打造“福州招商月活动”,随后连年举办,后来发展成为国家级的“5·18”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近平同志还提出,软环境先行,用好政策和好服务吸引客商。从那时起,“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全程代办制”等诸多服务机制不断推出,坚持至今。通过政府搭台,优化软环境,侨资、台资、外资纷至沓来,使福州成为当时国内引进大客户、发展大项目最成功的城市之一。在深化改革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初,外资企业争相涌入,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国有企业步履维艰。但在选择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时,谁都不敢试、不愿试。问题报到市委后,近平同志亲自拍板决定,由开发区建总(即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来“试水”。此后,开发区建总的改制上市工作步入快车道,1996年顺利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挂牌交易。

总起来说,近平同志在福州主政期间,核心就是通过倡导和践行“马上就办”的作风,身体力行,带动引领,紧促工作落实,狠抓作风建设,从而让大家一茬一茬接着干,直到把“3820”工程这张美丽蓝图在福州大地上变成现实。

采访组:

长乐是福州离海最近的城市,您后来到长乐工作,任市委书记长达7年半,对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的“东进南下,沿江向海”思想是如何理解和实践的?

林彬:

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长乐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舟师驻泊地和物资补给地。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提出建设“海上福州”的发展战略,因应“3820”工程的全面实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头看,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东进南下,沿江向海”,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是培育新增长点的重要途径,更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他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在更加宏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建设“海上福州”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框架下,使之实施的意义更大、施展的空间更大、未来的作用更大、带动的效益更大。

我到长乐任市委书记后,认为长乐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先天资源禀赋,应当成为实践近平同志“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战略的一座重要节点城市。为了把这种认识提升到理性高度,以便在今后施政中更好呼应近平同志当年的倡导,更快落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我一上任就组织了长乐市党政领导干部“海上看长乐”活动,长乐市四套班子、乡镇党政领导与市直重要科局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效果非常好。很多干部感叹,自己长期工作生活在长乐,却不知道长乐有这么好的海洋资源禀赋,有这么广阔的海洋经济发展空间。由此,长乐市的党员干部坚定了开发海洋经济、打造滨海城市、承接福州发展的信心,增强了“向海进军”的发展意识。

在长乐工作期间,我始终注重将近平同志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与长乐特殊区位优势、基础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下大力气在闽江口内港区周边规划建设闽江口工业集中区,在松下深水港区规划建设滨海工业区,在航空港周边建设空港工业集中区,按照“产品—产业—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模式,迅速发展纺织、冶金等大进大出的海洋型工业,为福州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总量作出长乐应有的贡献。

当时,近平同志在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上有一个“东进南下”的大概念。所谓东进,就是向长乐拓展,越过闽江、乌龙江进入东海之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滨海城市。我认为,这不仅是福州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长乐发展的难得机遇。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谋划,我向福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滨海生态城”的设想,规划在长乐漳港、文武砂、鹤上这个“金三角”区域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先期承接福州城市的某些功能,以此为核心带动滨海生态城全面建设,区域规划大体上与福州目前规划建设的滨海新城一致,谋划的发展路线大体上也是按照港口群(包括空港与海港)、城市群和产业群“三群”联动发展的思路。

采访组:

    “生态福建”是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长时提出的战略目标。长乐作为省会城市的窗口,您是如何理解和践行“生态福建”战略的?

林彬:

长乐有着独特的江海风光和生态魅力。在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上,长乐既有显应宫被风沙湮埋的千年记忆,也有上世纪60年代全县人民战风斗沙、建设百里沿海防护林的生动实践。记得我到长乐任职不久,时任福建省长的近平同志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就明确提出了“把福建省建设成为生态省”的目标和要求。他十分关注长乐的生态建设,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我们当时立足长乐“蓝天、碧海、金沙滩”的独特优势,按照“把海露出来,把地绿起来,把景美起来”的思路,提出了建设一个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布局科学、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结构合理的滨海生态城市的构想。

在实践近平同志“生态福建”建设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掀起“绿色革命”,着力把长乐建设成海峡西岸的“绿色明珠”。

体现在“点”上,就是以机场周边、海蚌保护区、闽江河口湿地、董奉山等为重要节点,着力做好环境绿化、植树造林、防护林带和海滩、水质、岸线的保护。这些措施,不仅为机场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后期建设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和董奉山国家森林公园打下了良好基础。

体现在“线”上,就是以打造全长25.5公里的峡漳线“绿色通道工程”为重点,短时间内绿化面积达58.5万平方米,圆满完成近平同志美化长乐国际机场主要通道的工作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自我加压,同步推进福北线、西泽线、两港线等交通主干道的全面绿化。

体现在“面”上,就是提出“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融进森林”的目标,积极营造绿意盎然的人居环境。通过“青山挂白”整治、沿海防护林带修复、生态公园建设等,几年间全市共新建、改建了南山公园、森林公园、金刚腿公园、郑和广场等30多处生态园林和乡村景观,为长乐经济发展和群众工作生活提供了更好的生态环境,长乐也因此成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园林城和生态城。

我2009年7月离开长乐。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起这些在长乐实践“生态福建”建设的工作,依然历历在目。这些实践,不仅给长乐留下了宝贵的生态财富,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并不是对立的。我们深深认识到,有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就不会遥远。

习近平在福州(十三)|“习书记那几年是福州发展最快、积累最多的时期”

即时 | 2020-01-08 07:46

采访对象:赵汝棋,1948年4月生,福建闽侯人。1980年3月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后历任市委政研室主任,福州农工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福州口岸办主任。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9日

采访地点: 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赵汝棋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职的时候,您是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您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赵汝棋:1990年4月23日,习书记来福州任市委书记。那天,领导干部会议结束后,习书记首先跟我们办公厅的几位同事见了面。我当时主要负责经济工作调研、文字材料准备和市委智囊团等方面的工作。

第一次算是打个照面,我们大家就是和习书记相互认识一下,他了解一下工作运转等情况,便于接下来开展工作。

采访组:不论习近平同志到哪里工作,他都是以调研开局。在厦门是这样,到宁德更是这样。那么,他来福州是怎样开展调研的?

赵汝棋:习书记确实非常重视调研。他刚一上任,为了熟悉福州的情况,马上就下到基层去调研。我记得他刚来没多久,就让我们和港务部门联系准备一艘客轮。

客轮准备好之后,习书记就带领大家去调研。那次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调研。当时是1990年6月,天气炎热。那艘客轮很小,行驶速度也很慢,习书记、洪永世市长,还有几位副市长和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我们办公厅的同志,都坐在上面。

我们乘着小客轮沿着闽江一直到出海口,然后再到马尾。这样走一圈,主要是考察闽江下游的情况。这些地方是后来“3820”工程规划的重点地区,也就是“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包括马尾、连江、长乐,还有老城区东南部。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客轮尾部摆了一张很简陋的桌子,习书记将福州地图铺在上面,我们边看边讨论,主要议题是福州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发展,该怎么发展。

当时,我们站在船上往两岸看,两岸非常荒芜,都是很粗陋的沙滩、滩涂,以及杂乱的树木,甚至连群众住房都很少。我们这些随行人员当时一点儿都没意识到要制定什么战略规划,更不知道“3820”工程。直到后来,我们从习书记那里得知,整个福州今后的发展方向就在这里。

习书记接手福州的时候,福州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福州过去属于轻工业型城市,工业底子比较薄,交通不方便,物品也很难运到外面去。而且,当时福州可动用的财力大概只有两亿元,去掉煤气补贴8000万、粮食补贴5000万,还要去掉几千万蔬菜补贴,剩下的机动财力就不多了。可以说,当时的财政就是“吃饭财政”,能管好吃饭的事情就不错了,想要搞基础建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历史上,福州是依靠闽江繁荣起来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觉得闽江的发展潜力都挖掘得差不多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心里都没底。当时在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中,福州国民生产总值排在20位左右,很靠后。

这就是习书记接手福州的起点。面对困难,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着眼长远,深谋远虑,在调研基础上谋划福州今后的发展方向。那次闽江调研后不久,福州市在8月份召开第六次党代会。这次党代会报告,确定了福州“一个重点、两条线、三个层次、四个突破”的对外开放基本思路。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以闽江口开发为重点;“两条线”就是在福马路、福厦路(福州段)沿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辟若干区域;“三个层次”就是形成开发区和闽江口投资区、老市区、郊县三个不同的层次;“四个突破”就是在兴办“三资”企业、技术引进、出口创汇和软硬环境建设四个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习书记后来跟我讲:“我不能把精力放在日常琐事上,你们要多做些细致的工作。”他指示办公厅要为他收集国内各个城市的最新发展动态。我们组织了一个小班子,每天都把各地动态汇报给他。他还要求我们收集国内外媒体对福州的评价,收集“亚洲四小龙”的情况,及时向他汇报。

采访组:福州的“3820”工程,是不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赵汝棋:是的。对福州实际情况的调研,对全国各地动态和“亚洲四小龙”情况的了解,都为制定“3820”工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促成“3820”工程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精神公开后,市领导认为福州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在机遇来临时,必须抓住机遇实现腾飞。1992年5月,为了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市委召开党代表会议。习书记在会上指出:“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做到每3至5年上一个新台阶,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况。现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做些深层次的探讨,研究20年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个发展水平。”习书记所说的这个班子,由他亲自担任总指导。

在研究过程中,市里组织了北上、南下两个调研组,分赴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深圳等地学习取经,历时半年之久。当时,我跟了南下的调研组。通过这样的学习考察,许多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经验都被融入后来的战略设想中去。比如,在上海,调研组学习了构建大都市格局的经验;在广州,许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都很有借鉴价值。

除此之外,习书记还要求我们去了解国外港口城市发展的情况,让我们分析港口对福州发展所起的作用。他还邀请日本三菱研究所的专家来福州调研,这些专家调研之后形成了一个报告。在我印象中,他们提出依托两港(海港和空港),把福州发展重心放在闽江下游。

我们综合各方面的调研情况和研究报告,形成一个初步材料,先向习书记汇报,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然后下发各县区和部委办讨论,汇总形成新的稿子。经过反复修改,进入档案的起码有10稿,其他大大小小的修改稿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后多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市人大、市政协、民主党派有关方面负责人,省市理论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市直有关部门及县(市)区领导,市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及基层同志等都来参加了。最后形成的定稿,就是《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也就是为世人所知的“3820”工程。

随后,这一战略设想在1992年11月召开的市委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审议通过。据此,市政府进一步修订了《福州市“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并经市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使市委的决策成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

根据我们了解,当时国内没有第二个城市制定20年的发展规划,一般城市都是制定5年的发展规划。正如习书记提出的,福州基本上是一座没有“雕琢”过的城市,要发展就一定要有长期设想。他还说,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中的严重失误,甚至留下永久遗憾。

采访组:“3820”工程制定出来以后,大家的反应如何?

赵汝棋:对于“3820”工程,一开始大家感到没信心。20年之后,要实现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4%多,出口年增长25%,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3%。这个指标在当时来看,显得太高了,很难实现。

习书记不断给我们加油鼓劲。他说:“1990年,福州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亿,基数很低,但同时也说明我们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福州可以有一个很宏伟的增长,虽然有很多不利的条件,但是也有很多优势。福州有侨、水、人的优势,特别是人,福州历来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历史上出过的进士就有3000多个。”

听他这么一讲,大家都吃了一惊,很是振奋。的确,福州是出人才的地方。在古代,海军高级将领中有一大部分是福州人。全国第一个派出留学生的是马尾船政学校,全国天文界名人中一大部分是福州人。福州既有人才,又有水,在全国城市当中,福州的储水量是名列前茅的。福州港湾众多,四面环山,空气清新,适宜发展。习书记是以国际大都市的眼光来看待福州发展的。他说:“我们南边有广州,北边有上海,按照这个距离,两者之间应该出现一个大城市,这个大城市应该是福州。”

从历史讲到现实,再讲到未来,习书记就是这样不断给大家打气,终于定下了“3820”工程的目标。在总目标的统筹下,他要求各县区分别制定出阶段性目标,今年要达到多少,明年要达到多少,一一分解下去,力求指标统统完成。

2010年,恰巧是“3820”工程规划制定的第20年,我们重新回顾了一下,“3820”工程的全部指标几乎都达到了:福州地区国民生产总值(GNP)目标是增长15.4%,执行结果是增长15.42%;人均收入总值(人均GNP)目标是增长14%,执行结果是增长14.3%;出口总值目标是增长25%,执行结果是增长24.5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是增长13.4%,执行结果是增长14.42%。

只有农村人均收入增长12.1%,离原定目标还差一点。为什么差一点呢?原来是因为福州下面的县区发展太快,一大部分农民都转为城市户口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实际上这个目标也是基本达到了。当时,我们看到数据,都口服心服——绝大多数目标不仅都达到了,而且每一项都不是超过很多,而是比较接近。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制定“3820”工程的科学性。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福州5年、10年、20年的发展历程,最辉煌的就是前面5年,还有5年后面的两三年,都是接近20%的增长速度。开头5年也就是习书记主政那一段时间。我这样说,不是因为他现在当了全党的总书记而故意赞扬他,而是因为那5年确实是福州发展最快、积累最多的时期。这是可以用数字说清楚的。福州1990年经济增长只有8%,1991年、1992年也不高,到了1993年,经济指标就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3820”工程实施以来,福州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排名就一直往前跑。之前国外媒体很少报道福州,后来却非常多。媒体都纷纷评价:福州是跑得最快的省会城市,也是引进外资最多的省会城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倡导狠抓落实。请您讲讲他在福州工作期间是如何抓工作落实的?

赵汝棋:习书记抓工作落实,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主要抓县区。他主政期间,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会下到县区进行现场办公。福州一共13个县区,一年要开13个现场办公会,主要就是检查“3820”工程的落实情况、进度情况,看看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市委市政府解决什么问题?有没有达到要求?等等。

第二个,定期指导工作。每年中央和省委都会有一些新指示,他就主要围绕这些指示精神和“3820”工程执行情况,在每年1月初以市委名义给县(区)工作以指导。

第三个,检查落实情况。他要求市委办公厅专门成立督查处,主要检查以“3820”工程为重点的市委决策落实情况。这在各地算比较早的。

我当时在市委办公厅,主要为他提供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群众对市委、市政府政策措施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当前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所以,我们除了参加每年的现场办公会,检查会后落实情况外,还要派出专门的调研人员进行民意调查,然后整理和呈送关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调研材料。根据他的指示,调研材料要一事一议,上面介绍发生的事情,下面是关于该事情的处理意见。

习书记非常关注民意调查。大家只要查一查当时的档案就会知道,我们调研的内容大多是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菜价又涨了、哪个地方又排放污水了等等。一般情况下,他很快就会作出批示,并要求马上办理。

可以说,习书记在福州这几年,每年“3820”工程的进展都非常好。之所以说他那几年是福州发展的辉煌时期,也主要得益于他狠抓工作部署的落实。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同志当时工作上有什么突出特点?

赵汝棋:工作上,他不喜欢搞一些运动式的东西。除了星期六或星期天要开紧急会议,他都不要求我们加班加点。但他对下面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做好8小时以内的事情。

习书记还非常重视城市科学研究和规划,他自己担任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城市科学研究会主要研究两大问题:一个是旧城改造;另一个是农村的乡镇建设。这两个问题他都进行过专题研究。研究农村乡镇建设专题时,他到全市各个县区调研,然后选出4个典型,结合“3820”工程,把农村乡镇建设逐渐发展起来了。

当时,他对旧城改造有个比较大的思路,就是成立一个新区,逐步把老城区转移到新区,工业、城市住房都向新区转移。福州市委、市政府都建在乌山脚下,按照他的意见,也是要搬出去的,要还山于民的。可能他认为时机未到,加上其他事情太多,不能专注去搞这个事情,当时就没有搬成。他离开福州时还专门交代,上一年财政剩余20亿,其中要留出五六亿作为市委、市政府搬迁用。

习书记做事很果断,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比如,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某一方案时,他可能倾向于同意,但如果常委意见不统一,不同意的人比较多,他就会说:“这个方案看起来还不大成熟,会后办公厅要把情况再弄清楚一下,争取提出更多的措施和办法,可以等以后适当的时候再来研究。”

一般在常委会上讨论两三次之后,大家意见比较统一了,他才拍板。包括“3820”工程也是这样。当时意见比较多,认识很不统一,他就要求暂时放一下,下次再开会研究。对于会上常委们提出来的意见和想法,习书记要求办公厅必须做好补充和说明。在决策上,他很民主。在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的情况下,他不会急于拍板。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了这么长时间,请谈谈对他的印象吧。

赵汝棋:习书记很喜欢读书。在福州工作时,他的办公室并不大,光书架就占了两面墙,上面摆满了书。习书记的阅读面非常广泛,各方面的书都有。他工作之余,主要就是看书。

有一次,我跟他到永泰县调研。当时,永泰县的县委书记在陪他调研过程中,就讲了一些永泰今后的发展规划,无非就是想通过发展一些加工业、旅游业找出路。习书记听他说了一路,也不怎么表态。当看到永泰县城的主河流大江溪时,他说:“这里景色很好。”接着又讲了一句,“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你这个地方只能是因地制宜,做森林、竹子的文章。”王羲之《兰亭序》里面的诗句,他都能信手拈来,可见他的文化底蕴之深厚。

还有一次,下面一个县的书记汇报工作,内容大概就是要做什么、怎么做。习书记笑笑说:“我知道你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大家也都很辛苦,但我这个人有时候很喜欢‘不问耕耘,只管收获’,你就把你现在的主要成果跟我们讲一下吧。”听了习书记这番话,这位书记就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工作成果。调研回来的时候,他和我们坐在一辆中巴车上。我们说:“习书记,您刚刚讲的‘不问耕耘,只管收获’把那个书记镇住了,要不他还会不停地讲具体怎么做的。”习书记说:“其实,那句话不是我讲的,原句是曾国藩讲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是反其意来说的。其实,我们生活也就是这样,我们做得再多,无非就是播种、灌溉、收割这个过程,但是人家最瞩目的,还是你收获了多少东西。所以我说‘不问耕耘,只管收获’。”习书记在谈话中经常引经据典,而且能够把古人的话运用自如,让我们很佩服。

在车上,他还讲了很多内容。他说:“世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栽种、耕耘,大家都是相似的,但往往个人的收获各有不同。”我们又觉得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呢?后来才想起来,这是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习书记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发,所以我们说他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我们学习。

习书记还很有人情味。他的女儿是在福州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后来,他和彭丽媛老师还一起专程到妇幼保健院,向院长、医生、护士表示感谢。彭丽媛老师还在妇幼保健院的联欢会上献唱歌曲,以示感谢。

还有一件事情。早年他在陕北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有位村民与他感情很好,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他得知这位村民病得很严重,就马上打电话慰问。他对这位村民说:“农村医疗条件差一点,在那边我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你还是到福州来治疗吧。”那位村民到福州之后,他亲自安排送到医院。他对那位村民说:“在这里,你就不要管其他的事了,专心养你的病。”其实,那位村民的医疗费全都是他个人支付的。后来,村民病好之后,他又派人专门把这位村民送回家。这样一件事,展现了习书记对待老朋友的真心真意,让人很感动。

习书记偶尔也会跟我们聊些轻松话题。有一次,他到我们办公室问道:“你们最近在考虑什么?”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在考虑怎么适应我们的新领导。”他坐在那里,笑着点点头说:“哎呀,我也正在考虑怎么适应你们。”他就是这么一种为人,很随和。

习书记很注重为民办实事,要求我们每年都要为群众办20件实事。我们先把要做的事情给他写个报告,那些影响很大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事情,他都会划掉。他说:“做不到的事,宁可不要说。我们办事情无非就是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一眼看过去,今天能够办成的,你就马上办。第二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完成的,就要制定出规划再去办。第三种,很难办到的,就不要说过头话。”在他的指示下,每年要做的20件实事,都是确定一定能够办到才会公布出去。这就叫实事求是。

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知道福州人最怕的是什么吗?”我们说了很多东西,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他说:“我在福州下面转的时候听到,福州人最怕的就是水火无情。为什么?福州这个地方很多都是木板房,火一烧就是一大片。闽江一发大水,水就会倒灌进来,百姓就遭殃了。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进行棚户区改造,修建闽江防洪堤。”由此,福州市积极开展棚户区改造,同时又提高了防洪抗灾的能力。

习书记还多次提到,“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这两句都很有名的。他只求实干,不爱作秀,不爱出风头,十分低调。这让我十分敬佩。

他很讲究实际,有实事求是的风范。他曾对我们说:“人所处的环境就是这样,不能时时刻刻什么都想改变。有的时候,甚至大多数情况下,你只得低头,只能认了,你要先适应以后再想办法改变,否则容易出乱子。”我认为习书记说得非常好,很有哲学意味。

《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在市两会中引发热议

即时 | 2020-01-07 08:01

福州日报记者组

“每次学习采访实录,都深受感动,特别亲切,也倍受鼓舞,催人奋进。”连日来,《学习时报》连载《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系列文章,在出席市“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要带着特殊感情学习采访实录,带着特殊责任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广阔胸襟、历史担当、为民情怀和工作方法,把学习采访实录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为建设有福之州、幸福之城不懈奋斗。

经济总量新跨越

“习书记刚到福州不久,就开始谋划福州的发展思路。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是‘3820’工程提出的战略布局,它既是目标也是举措,与‘3820’工程、‘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战略构想一同构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体系。”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代表委员热议】

2019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再上新台阶,预计突破9200亿元。这个消息让代表、委员倍感振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的一年,将以“数字福州”“海上福州”“平台福州”建设为主攻方向,开展“抓项目促跨越”专项行动,奋力推动新时代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建设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习总书记主政福州期间,提出了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鼓励发展海洋经济,推动福州实现跨越发展。”连江团代表兰平勇说,习总书记的战略决策高瞻远瞩,福州的潜力在海、优势在海、希望在海,福州发展海洋产业,有基础、有优势、有传统。“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海上福州’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加快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定位清晰、目标明确。我们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以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建设为契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渔民渔业‘走出去’抱团发展,为‘海上福州’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市政协委员林汉隽说,采访实录生动再现了习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着眼长远、胸怀全局的战略思维。今年,我市提出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元新台阶的目标,继续以“三个福州”建设为主攻方向,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接续奋斗。市商务局将认真谋划“平台福州”发展战略,深化平台经济发展机制,积极拓展“一企一议”服务,支持平台企业发展壮大、集聚人才、提升规模,加快形成平台企业产业集群。

“习总书记为福州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作为民营企业,我们要努力拼搏创业,以今年世界遗产大会在榕举办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福州文旅产业跨越发展。”市政协委员谢煜彬说。

忠诚担当守初心

“每一名干部都成为这样的‘水滴’,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一任接着一任,不搞‘三把火’,不搞轰动效应,不想着一下子就有所变化,就能够集腋成裘、滴水穿石。所以,他一方面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又讲‘功成不必在我’,体现了共产党人从政的辩证思维。”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代表委员热议】

6日,《学习时报》继续连载《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代表、委员第一时间进行了学习。“《采访实录》中提到‘干部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干部必须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和基层工作者,我对此深有感触。”鼓楼团代表陈凤芳说,过去一年,福州发展势头好,城区变化大,体现了福州干部队伍的担当意识、宗旨意识、服务意识;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强化省会排头兵意识,自觉以“担当尽责、激情创业”好干部为榜样,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通过学习采访实录,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习总书记对干部的严管厚爱。”市政协委员吕斌说,采访实录是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提升政治素质的重要教材,我们要持续跟进学习、不断深化学习,把学习成效转化为自觉行动,为福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我将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话题、城市重点改革发展难题,以及民族宗教工作领域中的重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履职尽责。”市政协委员兰鸣伟说。

改革激发新活力

“记得在一次有关科技的会议上,习书记指出:‘只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大胆去试验。’”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代表委员热议】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我们感同身受。”连江团代表穆秀鳌说,随着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落成,一批又一批审批事项得到改革,从“来回跑”到“最多跑一趟”“一趟不用跑”,从制度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护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落实好民营企业扶持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心无旁骛做实业,令我感到十分振奋。”从事建筑业的穆秀鳌表示,要保持定力、做精主业,为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建设“添砖加瓦”。

习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时倡导的“一栋楼”办公理念,至今仍引领着福州优化营商环境的步伐。对此,来自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的市政协委员林建感触颇深。他说,这些年一系列“放管服”改革举措的落地,服务型政府的打造,让企业办事效率大大提升。“目前,福州营商环境基础越来越扎实,我建议未来可以推出更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企业运行方式的服务举措,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共筑民生幸福城

“习书记在调研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群众口碑大大提高,干部们也由此体会到为民做事、为民造福的成就感,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由此,‘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理念也就更加深入人心,形成了良性循环。”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代表委员热议】

“习总书记注重调研、心系群众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的战略思维、工作作风、为民情怀、用人智慧,是我们基层工作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源泉。”闽清团代表汤国勤说。作为一名基层组织部长,他要把培养考核干部的重点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和为民服务解难题上,开展好“讲情怀、比胆略、比气魄”活动,贯彻好“红色领航员”和访民访企制度,深入基层一线调研,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习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时大力倡导‘四个万家’,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践行群众路线的躬身实践,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市政协委员李文说,去年福州交出了靓丽的民生答卷,党和政府对基础教育的一贯重视,让身为教育工作者的她十分振奋,“我将做好本职工作,进一步提高自身修养、提升师德水平,用优秀的文化激励人、培育人,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教育工作者”。

闽都日益“国际范”

“现在,很多重量级外商到福州投资,很多国际会议也在福州举办。许多出国旅游的市民回来后感言,福州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大家都有目共睹,福州正向着习书记当年规划的‘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福州在古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之一。现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又把福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在一起。”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代表委员热议】

“习总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视野和格局让我感到震撼。当前,福州开放发展的力度越来越大,正积极融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仓山团代表傅天龙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交流合作,春伦集团将积极响应,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继续在全球布局分公司、展示馆,并利用福州的茉莉花文创园,为慕名而来的外宾讲好中国故事、福州故事,让福州茉莉花茶民族品牌走向世界。

作为东南网海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市政协委员王艳玲常年在世界各国传播中国声音、福州声音。“习总书记亲自擘画的蓝图正变成美好现实,我们每次回乡都非常激动,为榕城的开放发展感到骄傲。”

王艳玲委员说,近年来福州接连成功举办海丝博览会、丝路国际电影节、海丝国际旅游节等重大活动,越来越有“国际范”。“我们要发挥好侨务资源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优势,让每一名海外榕籍乡亲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国际投资者走进福州,近距离感受福州的城市魅力、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福州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习近平在福州(十二)丨 “习书记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要讲规矩守纪律”

即时 | 2020-01-06 07:32

采访对象:陈承茂,1957年4月生,福建周宁人。1982年任《福建论坛》编辑、记者。1992年2月调福州市委办公厅工作,1996年1月后历任福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尾区副区长、福州保税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任、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现任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采  访  组:林振义   沈  凌   桑  熙

采访日期:2019年6月5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会长,您从1992年2月到1996年1月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您和他是怎样认识的?

陈承茂:我是1992年到习书记身边工作的,但我认识他还要早一些,是他在宁德工作的时候就接触和认识的。

那是1989年,我还在《福建论坛》当记者。这份刊物创刊于1981年,由省社科院主管主办,主要刊登理论文章。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他个人前后有6篇论文发表在这份刊物上。我大学毕业后到《福建论坛》工作,颇有一番当“名记者”的雄心壮志,很愿意到福建各地采访。当时听说宁德来了一位非常年轻但工作水平、思想水平、讲话水平都非常高的地委书记,就怀着好奇的心情去采访他。我自己就是宁德人,跟习书记有很多共同语言,交流十分顺畅、自然。在那次采访中,我强烈感到习书记和别的领导不一样,他学识渊博、谈吐大方,看问题、谈想法站位很高,从历史的维度和全国大局的角度看闽东发展问题,展现出极强的哲学思维。这次采访的成果,就是发表在《福建论坛》1989年第2期的《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中共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采访录》。这篇稿子虽然不长,但讲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

那个时候,习书记来宁德也就是半年多时间,但他对宁德各方面情况了解得很深入,和我提到的一些事情,我作为宁德本地人都不知道。他身上那种正能量就像磁铁一样感染着我、吸引着我,让我终生难忘。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所谈的思考展现出极强的哲学思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承茂:习书记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谈话和思考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说出来的话、写成的文字深邃而睿智,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就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一点,随着我与他接触的深入,尤其是后来还有4年时间在他身边工作的经历,感受就更深了。回过头来品味,习书记在福建17年多,所作的重要决策、所阐发的重要思想,他的智慧和责任担当,无一不是遵循着哲学之道,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前两年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再去高校读一个哲学博士,不是冲着拿什么学位,而是想沉下心来把习书记的哲学思想好好研究一下。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来学习、来掌握、来运用,这完全是他自己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之谈,是有感而发、由衷之言。

再回过头来说说他关于闽东的哲学思考吧。他认为闽东要摆脱贫困,就要始终保持一种滴水穿石精神,也就是要像水滴一样,一滴接一滴,最后才能穿石。这个穿石的过程,可能是一辈子,也可能是几辈子,但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进程中,不应该追慕自身的显赫,必须寻求一点一滴的进取,甘于为总体成功作铺垫。每一名干部都成为这样的“水滴”,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一任接着一任,不搞“三把火”,不搞轰动效应,不想着一下子就有所变化,就能够集腋成裘、滴水穿石。所以,他一方面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又讲“功成不必在我”,体现了共产党人从政的辩证思维。

在那次采访中,我专门问了他对当时闽东三大热门话题即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福温铁路和建设中心城市的看法。他说:“有这三个话题是件好事,表明闽东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当然改造自然还需要客观条件的成熟。像港口、铁路等开发建设有赖于国家的宏观决策,中心城市的形成也是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闽东财政收支不平衡,靠我们自己一时还难以进行大规模建设。让外界认识这三件事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我们的立足点不能放在这上面。可能性和必要性,不等于就是必然性。事关地区发展战略全局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国情、省情、区情,不要把近期内难以实施的发展目标超前化。重要的是抓好中、短期工作。”这段话既肯定了“热门话题”的意义,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讲了可能性与必然性、近期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这样充满辩证法的分析,不能不让人折服!在习书记看来,做好当前的工作,就是为长远积累条件。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习书记并没有打击闽东干部群众谋求发展的积极性,他后来也一直牵挂着闽东人民。习书记到浙江工作后,闽东经过了10多年发展,他认为修福温铁路的时机成熟了,就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加以推动。福温铁路2002年9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2004年10月批复可研报告,2005年8月全线开工,2009年国庆节之前正式开通运营。闽东人民的这一梦想成为现实。

那次采访后不久,习书记在《福建论坛》1989年第5期上刊发一篇文章《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后来收入《摆脱贫困》一书。在这篇文章中,习书记把闽东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归纳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强调要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处理好六个关系,就是: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与沿海的关系,改革开放与扶贫的关系,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对这六个关系的论述,简直就是一篇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典范之作。处理这六个关系的辩证思维,直到今天对闽东乃至许多贫困地区的发展,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这篇稿子来了之后,我们一字未改、原文照发。习书记的哲学功底和文字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采访组:您说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考和决策都有着哲学底蕴,还能给我们讲几个例子吗?

陈承茂:好的。我认为习书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实践观也有自己的创见。除了刚才提到的“滴水穿石”,他还在宁德提倡“经济大合唱”,就是讲:一个地方,经济建设是主旋律,干工作就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不能“瞎忙乎”;但光有主旋律,不讲同心协力也不行,需要调动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各个部门要自觉配合、主动协调,不能各唱各的调。习书记用“经济大合唱”这个通俗表述,向大家讲明白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讲清楚了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

习书记还讲过实践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他给我讲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故事叫“庸医治驼”,说是一个庸医为了治好驼背病人,就用夹子把病人的背用力一夹,结果背是夹好了,可是人却医死了。所以,只是动机好是不够的,还要兼顾最终效果。这个故事出自明朝江盈科的《雪涛谐史》。你看,习书记总是能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深奥的哲学道理,让人听了一次就彻底记住了,再也忘不掉。

习书记还跟我谈起过宁德的廉政建设。当年宁德处理干部违规建房问题,他并不是就事论事来处理这件事,处理问题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题。他说,我们要“爱人民之所爱”,还要“恨人民之所恨”。“爱人民之所爱”,反映的是人民情怀,这一点容易做到;而“恨人民之所恨”,体现的是责任担当,这一点做起来不容易。有了私心杂念是做不到的。他说,我们做官不要想着不得罪人,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该得罪的人就要得罪。当干部就要像焦裕禄那样,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坐在领导位置上,就不要谈什么单纯的快乐,只要在为人民服务中感到快乐就可以了。

习书记还讲过如何看待干部主观能动性问题。他说,闽东由于长期贫困,干部都有自卑意识,去省里开会不敢坐前排,不敢第一个发言。我就要改变和淡化这种贫困意识。所以去省里开会,我都要坐前排,争取第一个发言。“我们闽东虽然经济贫困,但思想不能贫困。”我当时听了这句话十分震惊,也受到很大启发。习书记这些饱含智慧的思想,为闽东干部群众更好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我说习书记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根本的就在于他思想的魅力。

采访组:您后来到福州市委办公厅,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能不能讲几个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陈承茂:当然可以。1992年2月,根据组织安排,我给习书记当秘书,一干就是4年时间。4年秘书生涯,成为我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在习书记身边工作,使我有条件更加贴近地了解他,感受更多的是他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的领导风范。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很多,我简单说几个。

第一个故事是“一张修理电视机的发票”。2018年底,我的一个朋友,当年福州市有线电视台台长、现任省政协副主席杜源生同志跟我说,他找到了一张发票,日期是1995年3月15日,交款人是“彭丽媛”。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动。虽然发票已经发黄,但让我回想起了它的来历。我记得当时习书记住在福州市委一个公房里,有一天家里的电视机不显像了,他就让我去请电视台的技术人员来看一下,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照价付费。后来电视机修好后,我问人家要付多少钱,当时跟着过来的电视台台长杜源生同志说,修理公房电视是不收费的。我觉得也有道理,就这样跟习书记报告了。没想到习书记当时就说:“不行,我家的电视坏了,修理费当然由我来付。”他批评我办事不认真,让我第二天去把钱给交了,还特意嘱咐我费用从他工资里开支,而且要把发票开回来,写上彭丽媛老师的名字。后来我就去把钱交了,一共花了50元。当时习书记的工资才200多元,应该说这个维修费用不低了,可他却态度坚决,公私分明,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第二个故事是“公开机关单位电话”。习书记在福州市提出了“为民办实事”“化解矛盾在基层”等要求。当时不像现在这样信息公开,有些单位把机关单位电话做了保密处理,人民群众要找职能单位办事普遍存在找人难、打电话难的问题。1994年1月,习书记听到有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后,立即交代市委办、市政府办的负责人,马上把包括市委的、市直机关单位的电话全部登报公开。不久后,所有电话号码就公布在《福州晚报》上。当时习书记要求设立值班室接听电话,还培训大家怎么接电话,怎么倾听群众心声。公开电话这个举措的反响在全国极为少见,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充分反映出他当时要改变福州市工作作风的决心。

第三个故事是“给环卫工人制作安全标识”。有一回,我跟习书记下乡去调研,途经福州市一个交通繁忙的区域,看见几位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路面垃圾。当时车来车往,环卫工人一边扫垃圾,一边还要躲闪来往的车辆,而他们在车流中却并不显眼,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撞着。习书记看了以后,马上叮嘱我第一时间联系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林永诚同志,转达他的要求: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为了方便他们工作,使他们在车繁人杂的工作环境下有一定的安全保障,要为他们提供统一的标识,比如带反光粉的红黄坎肩,或者有明显标记的帽子、袖章等。他当时还交代要马上就做,不要考虑钱的事情。自此以后,福州市全部环卫工人都统一配发了反光背心和反光帽,环卫工人安全事故也大幅减少。对习书记来说,人民的事情都是大事,只要他发现了就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即使是交代别人去办,他也会说得特别详细,交代得特别清楚。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讲的是“由半碗剩饭引发的‘谈心’”。当时彭丽媛老师很忙,工作要到处走,习书记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有个周日的早上,因为上午要加班,我就到习书记家和他一起吃早饭。早上我们煮的是稀饭,那天我水放得多了点,我和他各吃完一碗后,锅里还剩了大半碗稀饭。吃完收拾餐桌的时候,我就不经意地把锅里的剩饭端起来,往厨房方向走去。习书记见状马上问我:“你要干嘛?要倒掉吗?”我心里咯噔一下,心虚地嗯了一声。他冲我挥挥手,“来来,过来坐下。”他说:“我们都当过农民,应该都知道,一粒米就是一滴农民的血汗,不容易啊!我们每天端起饭碗,就要敬畏农民的劳动,这种敬畏感要发自内心,要是自觉的。你可能觉得这半碗饭值不了多少钱,但敬畏感和钱没关系。当然,也许你今天把这半碗稀饭倒了,别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敬畏的事情,别人不知道我们就可以做吗?”他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古人常说要慎独,我们独处的时候,不能做不可为的事情,这就是慎独。”我听了以后,感到既惊讶又惭愧。他又跟我说:“这样吧,中午我们不去吃工作餐了,回来再添把米,把剩下的这点饭吃掉。”于是中午我们回来后,我就把剩下的稀饭从冰箱拿出来,加了点米,我又炒了个鸡蛋,就把饭吃掉了。事实上,那个饭确实很不好吃,因为在冰箱放过以后,米都软烂掉了,但习书记吃的时候却毫不在意,还一边吃一边给我讲过去经历的趣闻,我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第五件事情还是关于我自己的,讲的是“做工作要讲规矩”。我当时是从社科院调到市委办的,人还住在社科院的公房里。有一次我家的电灯坏了,我想都没想就给市里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请他们找个电工帮我修理一下。其实这么做是不合规的,当时机关事务管理局主要是对公服务的。后来习书记知道这件事情后,把我叫去谈了很久。他问我为什么要给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我辩解说不好意思让原单位电工来修理。习书记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今天要不是秘书,能直接给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吗?你要不是秘书,就要从办公厅行政科走程序一级一级报上去。你这是利用你的秘书身份,打电话,办私事。”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做秘书的注意事项,说做秘书一定要坚守岗位,兢兢业业,要讲规矩、守纪律,不能有特权思想,要夹着尾巴做人,事事好自为之。这件事对我震动和教育很大,我当时还写日记记下了对这件事情的感想。这也说明,习书记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身边人。后来工作中我始终牢记他送我的“好自为之”这句话。

有一些故事我没有亲身经历,是我后来间接听到和了解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永泰县和一个老干部聊天,老人家当时已经80多岁了,讲起习书记来非常激动,说习书记是他们村的大恩人。这位老人当时是村支书,已经连任两届,准备离任之际,习书记到他们村调研。老书记当时就跟习书记报告了村里的情况,说自己一直有个心愿未了,就是村民出门都要坐小舢板才能到河对面的村镇,交通很不方便。习书记听了之后,马上指示几个相关部门去调研了解情况,很快就确定了一个解决方案,由市里出资30万元,给村里建了一座桥。村民们都很感恩,把这座桥命名为“幸福桥”。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期间,正好经历了199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见证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他在福州的改革实践历程。请您谈谈这方面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承茂: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正好是他在福州“甩开膀子干事业”的时候。1992年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个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到处呈现热气腾腾的改革开放景象。以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在1993年元月的时候,整理了一份《福州市1992年改革与开放备忘录》,其中写道:“新春伊始,习书记重发旧文《滴水穿石的启示》作为元旦献辞。这是提倡1992年的精神:  敢于尝试,勇于坚持,善于积累。习书记预测1992年的基本态势:一是有紧迫感(元月十日在市政协委员视察全市时,习书记指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一种紧迫感);二是良机已到(习书记在元月二十三日开发区建区七周年庆祝大会上指示: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态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抓住机遇)。1992年将是不寻常的一年。”

备忘录的第一篇是习书记1992年1月在市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实践,打破框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年5月,习书记又在全市党代会上提出要排除五个思想障碍,即  求稳怕乱、小富即安、等待观望、与己无关、无所作为。

第二篇记录了“3820”战略构想的诞生过程。我在这篇文章最后谈了自己的感想:从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宏观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都是要在实践中随着事物的发展、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所以习书记在市政策咨询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指出要及时反馈执行情况,使领导能及时调查和修正后来的决策,争取最优实施效果。

习书记在福州的改革实践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马上就办”是习书记1991年2月20日在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的。3天后,他在马尾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上又强调:“要抓住那些急需解决又有能力解决之事进行研究,并且本着‘马上就办’的精神组织实施。”习书记还在现场办公会上讲“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后来,马尾开发区为了提高办事效率,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办事限时制”即办事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红灯呈报制”即办事的干部不能说不能办,如果办不了的事情必须往上呈报。我到马尾区工作后,习书记也多次强调“马上就办”理念。从多次谈话中,我体会他讲“马上就办”的内涵主要有三点。一是干部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二是干部必须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光有宗旨意识,没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也不能做到“马上就办”。三是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有宗旨意识、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但没有完善的体制和机制,还是不能做到“马上就办”。当时他还提出“一栋楼办公”,即应当由政府办理的全部手续都在一栋楼完成,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创新。他任福建省省长的时候,亲自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要加快改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不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建立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这些都是习书记“马上就办”思想的具体实践。

采访组:后来您离开秘书岗位到保税区工作,工作上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接触?

陈承茂:1996年,习书记已经调到省里工作,我到福州保税区管委会任副主任。他对我说,福建要突出对台工作特色,保税区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件事情,我们当时要在保税区一栋大厦里举办台湾商品博览会,规模不大,也就100多个摊位。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我向他报告说,虽然这个商品博览会规模不大,但是对做好两岸工作非常重要,希望得到省里支持。习书记说没问题,你好好做,我写个贺信给你们。也正是因为有了习书记的贺信,市里也很重视,还请了一位副市长过来参加活动,在台湾客商中反响很大。可见,只要是对两岸工作有利的事情,习书记都非常支持,鼓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做。

第二件事情,就是带百家企业去台湾金门办展览。当时福建马尾港和台湾金门港已经50年没有通航了。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省长,看到我们提交的报告,了解了我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并在我的报告上批示请省外贸厅予以支持。后来,在省里和市里的支持下,我们花了大半年时间准备,最后成功带一百家企业代表到金门办展,取得圆满成功,成为两港之间50年来的破冰之旅。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很重视对台工作,这也体现了他对统战工作的一贯重视和支持。您现在担任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属于统战工作的范畴,请您谈谈这方面感受。

陈承茂:习书记后来离开福建以后,也一直把对台工作记挂在心里。前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大会接见代表时,见到了莆田市市长,就脱口而出:“你们要把湄洲岛建设好。”当时听他们回来传达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不说把莆田建设好,而要专门强调把湄洲岛建设好呢?我上个月特意去了一趟湄洲岛。原来,湄洲岛是妈祖的诞生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福建工作时就去岛上调研过。调研的时候,湄洲岛管委会的人跟他说,他们在做广场,要接待很多人,包括来自台湾的同胞,但是资金不足,工作出现困难。当时省里有200万元的省长基金。习书记了解到湄洲岛的情况以后,二话不说就把这200万元都拨给他们,还嘱咐他们要把广场做大一点,让台湾同胞来得多一点。后来湄洲岛在做绿化的时候,他又特意嘱咐当地工作人员,要把种树的地方留大一点,将来邀请台湾同胞过来种树。习近平总书记常讲两岸融合,不仅要经济融合,更要心灵融合,心灵融合就包括精神的融合。妈祖文化是两岸人民的共同信仰,因此可以作为两岸共同的纽带。我想,这可能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湄洲岛建设的深意所在。

不仅是对台工作,习书记对宗教工作和宗教人士也很重视。我记得他当年跟福建佛教界交流非常多。我有一个老乡是雪峰寺的住持,他到现在都记得习书记当年跟他说的:中国的佛教一定要为国家分忧,要有为人民着想的意识;佛教也要爱国,要为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佛教也要弘扬好中国文化。

采访组:除了工作上的交流,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方面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陈承茂:习书记很爱读书,虽然他工作很忙,但读的书非常多,记忆力也很强。他博闻强记,谈问题很深刻,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同一个问题看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写的书。虽然我是经济专业出身,但在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习书记的观点总是更高一筹,而且旁征博引,把一个事情讲得非常透彻。他平时闲下来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买书,当时搬家的时候最多的也是书。

他做事非常专注,一旦工作起来,就完全沉浸其中。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自己受到很大影响,发生很大改变。我原本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但在他身边工作以后,我说话声音都变小了,性格也更沉静了。

他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在任期间走遍福建山山水水,跟群众握手,在百姓家喝茶,每一句嘘寒问暖都不做作,与群众毫无距离感。福州当时有一些百姓住在棚屋区,被称为“纸褙屋”,破烂不堪的房屋里夏不防暑、冬不御寒,雨季泥泞不堪,旱季熏臭难耐,板墙又极易干裂、起缝,住在里头的人用纸糊墙壁。习书记为了了解实情,专门在盛夏带有关部门的干部过去调研,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在那里切身感受一下。

他当时去过三明,和当地村民讲起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说山林就是“银行”,和后来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脉相承。当地村民把他说的话编成村规民约,深入人心。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个村的村支书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习近平总书记见了,没想到还记得他,说要向这个村的村民问好,村支书非常惊讶,没想到日理万机的总书记,这么多年后还能记着一位普通干部,居然连名字都能够说出来。

他很重视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当年,三明万寿岩地区好不容易发现了矿石,如果进行开采,会带来数亿元的收入,但是那里是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地,于是面临两难局面。当时三明很贫困,很多人觉得开采就开采吧。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命令说不能开采,要保护起来。这和他在福州保护林觉民、谢冰心故居和林则徐遗迹等做法都是一致的。

习书记能有这些高贵的品质,与他严谨的家风密不可分。我跟习书记的父亲习老见过两次面,每次见面都觉得很亲切,就像是自己家的长辈一样。我记得当年习老在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去深圳出差的时候,就替习书记去看看习老。老人家年纪大了,警卫员让我只谈十分钟,但每次习老都会拉着我,聊半个小时都停不下来。他总是不断叮嘱我:“一定要近平好好工作,不要怕吃苦,要为人民多做工作。”我回答说,习书记现在已经是没日没夜地工作了,老人家连声说“好好好”。

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我的影响却很深。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从政的首要理念,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受习书记的影响,我后来在工作中也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用那些曾经在他身边受教的点滴来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我感到非常光荣,也非常珍贵。

福州市各级各部门组织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即时 | 2020-01-03 08:06

坚守初心 不惧风雨

福州市各级各部门组织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持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大家表示,要将学习采访实录与学习习总书记新年贺词精神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守初心,不惧风雨,不畏险阻,万众一心加油干,只争朝夕谱新篇,为加快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推动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建设、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市委宣传部:

领悟科学理念推动见行见效

2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召开部务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3位同志交流学习体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阮孝应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市宣传系统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和高超娴熟的领导艺术,切实将习总书记当年关于我市宣传思想工作的科学理念、实践要求学习好贯彻好,推动我市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宣传思想战线的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改革创新内容生产传播机制,深化市属媒体融合发展,为福州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汇聚强大正能量;要传承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进一步增强省会排头兵意识,切实扛起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着力改善文化民生,为福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思想文化支撑;要切实落实民主集中制,大兴调研之风,继续以实干笃定前行,推动采访实录精神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学深采访实录助力机关党建

近日,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专题学习、研讨《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大家表示,要只争朝夕、勇于担当,奋力开创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

“习总书记指导福州晚报办报扩版,尤其是开设理论版,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办好福州机关党员内刊《学习文选》的决心信心。”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委员、宣传部长李星霖表示,要遵循习总书记的谆谆教诲,继续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通过《学习文选》平台,准确传达中央和省委、市委重要指示精神,帮助机关党员干部全方面掌握原著原文、时政形势、理论知识和中心工作部署,使他们在学习中提高理论修养,拓展文化知识,提升思想境界。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春表示,习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心系人民的情怀和真抓实干的作风进一步增进了我们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要向总书记学习,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状态推进日常党务工作完成。

市文化和旅游局:

忠诚担当尽责乐为榕城添彩

2日,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机关干部和基层直属单位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敢担当善作为的工作作风,传承延续习总书记关于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举措,把学好用好《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与谋划文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守初心,担当尽责,进一步推动我市文艺事业发展繁荣。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翁国平表示,新的一年,我市文化和旅游系统将加强艺术创作生产,通过实施“春种空间”计划、启动福州市第二十五届戏剧会演等项目,推动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活动成果有效转化;加强文化阵地建设,进一步改善文艺院团演出、排练场所,持续开展公益性演出,引进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艺术家和高雅艺术精品项目,做到“月月有好戏、周周有演出”;加强文艺队伍建设,加大亟需紧缺专业人才引进、培养、培训力度,努力争当全省文旅系统的排头兵,为新时代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建设添彩助力。

习近平在福州(十一)丨“习书记对民主党派一直非常关注和关心”

即时 | 2020-01-03 08:02

采访对象:孙海山,女,1946年1月生,山东海阳人。1984年1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企业工作部部长,1988年6月任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1992年12月任市委常委、副市长,1996年9月任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2006年9月任政协福建省科经委副主任。2009年9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10日、7月2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孙海山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1990年到福州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您任市委统战部部长。请您讲一讲他是如何看统战工作的。

孙海山:我担任福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时联系各民主党派,分管工商联和宗教事务管理局、华侨联合会、台湾同胞联谊会等单位。当时,习书记对统战工作非常关心,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我记得,习书记上任之初就找我谈话,了解全市统战工作的基本情况。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这次谈话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习书记对统战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很了解,对统战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所提的问题也非常内行,直奔工作重点。

在此后的工作中,我在习书记领导下,把福州市统战工作开展得舒心顺利,取得很多成效。其中有三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开创福州统战工作新局面,主持制定福州市委贯彻中央1989年14号文件的实施意见,建立并完善福州市委与福州市各民主党派委员会的季度座谈会制度。习书记要求我们广泛征询意见,集思广益,共商福州市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管理等发展大计。二是建立福州市委领导与民主党派领导交友联系制度。习书记率先垂范,与民革主委孙新峰交友联系。此外,还建立福州市政府有关部门与各民主党派对口联系制度,以及福州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调查研究和考察学习等一系列机制。例如,民盟、民进与教育局对口联系,农工党与卫生厅对口联系,民建和工商联与经济部门对口联系,等等。三是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冷暖。习书记对市民盟专职副主委周运隆在季谈会上反映的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极为重视,亲自过问,专门安排民主党派领导与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接沟通,推动解决所反映的群众住房困难问题。另外,习书记每年都定期走访慰问有名望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这在当时的各民主党派中传为佳话。

采访组: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对这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指导。

孙海山:习书记对民主党派一直非常关注和关心,这从很多具体工作当中可以体现出来。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想找习书记谈看法和意见的时候,习书记都会抽出时间和他们见面,双方开诚布公地谈,谈了就能解决问题。

习书记对党内和党外的同志都很尊重,他总是亲切地说:“有事就找我。”大家从没感觉到习书记有市委书记的架子,也从不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而是真正的挚友和战友,有事都愿意找他。

民革福建省委会原副主委、市政协副主席孙新峰说,当时习书记经常利用午饭用餐时间边吃饭边和他聊天,听他讲社会上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后来,习书记到省里任省长,仍然约孙新峰见面,听他介绍和反映情况。孙新峰是福州市的领导,每次车辆进入省政府大院都要报备,很麻烦。习书记为了方便他进入省政府大院,专门让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发了一个省政府屏山大院的临时车牌。孙新峰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动,退休前专门保留了这个车牌作为纪念。提起这些往事,孙新峰总是念念不忘。现在他家里还挂着与习书记的合影。

习书记在党内党外广交朋友,民主党派人士在日常工作中深深感受到市委对他们的重视、关心和爱护,这对坚持和贯彻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方针,有了更坚定的信心和更美好的预期,从而为福州市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有一件往事至今让人感动至深,难以忘怀。有一位民盟的老同志叫朱柽,他与中国共产党很有渊源,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党的外围组织工作。后来,他由于种种原因加入了民盟,并随着事业的发展担任了福州市民盟的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工作需要,有些同志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有一定级别的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有政策要求了。

但是这位民盟的老同志一生的夙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病重期间,习书记曾经先后三次到医院探视慰问。在第二次看望时,朱老向习书记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习书记当即指示市委秘书长当晚就组织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朱老的申请入党事宜。习书记也不是当场就能批准的,还要履行向省里报审等程序。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就建议说,看样子时间不一定来得及,如果不行,就在他去世以后追认为共产党员吧。习书记说,我们要特事特办,要让老人家在临走之前达成这个心愿,让老人家高高兴兴地走。之后,习书记决定作为朱老的入党介绍人,抓紧一切时间为他办好了入党手续。第二天,这件事立即上报了省委。第三天,市委派人带着入党志愿书赶到朱老的病床前,陪着朱老和他的家人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第四天,党组织就在病房里为朱老举办了简短但又隆重的入党仪式。朱老在弥留之际,他的女儿从外地赶回来和他见最后一面,朱老的大脑还比较清醒,他指着抽屉对女儿说:“证……证……”女儿打开抽屉一看,是一套完整的入党手续,原来父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习书记所做的这件事让所有知情的人都非常感动,他作为市委书记,认可这位老同志一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完成了他的入党夙愿,让他走得高高兴兴,了无牵挂。这件事之后,更让朱老家人深刻铭记和感动的是,习书记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关心永远是“人走茶不凉”。朱老逝世之前,特别牵挂他远在湖南娄底工作的女儿,她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生活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没想到,习书记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在朱老逝世28天后,他在湖南娄底工作的女儿,在自己的办公室收到习书记给当地领导亲笔信的复印件,信中专门交代了对这位民主党派后代的关心和爱护。

习书记也热心为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普遍还是福利分房。我任福州市委统战部长期间,单位里一些党外身份的领导在住房分配上是没有名额的,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了,也让这些党外人士很苦恼。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明确表示分房的待遇应该一视同仁,党内的有,党外的也应该有。后来,福州市很多民主党派人士根据级别享受应有的住房,解决了生活上的问题。例如,市政协原副主席、农工党副主委陈辉庚住房很紧张,习书记了解情况之后,就交代有关部门协助解决了他的住房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宗教工作,请您讲一讲他在福州主持工作期间对宗教工作有哪些重要指示以及他与宗教人士的交往。

孙海山:习书记对宗教很熟悉,对宗教工作非常重视,所以工作开展起来就得心应手。

我至今还记得习书记第一次召开宗教工作会议时,他在发言中谈到宗教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精辟见解,听后我很受启发,收获很大。习书记对宗教的认识很辩证,对开展宗教工作也能秉持正确的方法。他强调,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尊重各教的信仰,不要伤害信众的感情。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同时又要把工作做实做细。针对一些地方黑恶势力涉入宗教领域的情况,习书记强调,绝不能让某些别有用心的黑恶势力煽动信众。

习书记与宗教人士交往很多,对他们也非常关心。比如,著名的佛教领袖、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要到福州来,习书记很重视对他的接待工作。当时很多酒店没有素食,习书记为此事亲自过问,委托市长亲自审菜单,为赵朴初先生提供纯素食。赵朴初先生那次还参观了习书记主持重建的林则徐纪念馆。赵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观察林则徐写的小楷,连连称赞说:“写得真好!真漂亮!”

采访组:福建是海外华侨数量很多的一个省份,福州市所占比重很大。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与华侨的交往交流。

孙海山:在福州工作期间,习书记多次强调,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而华人华侨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福州这个著名侨乡来说,做好海外华人华侨工作,做好聚侨心、引侨资工作尤其具有特殊意义,这也是福州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现实课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市委统战部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全市著名书画家作品赴港义卖展,在侨界领袖、时任“十邑同乡会”会长赖庆辉先生的热心帮助和承办下,组织了100多位书画家的300多幅作品赴港,共义卖约400万元港币,这笔款项由赖先生所率的同乡联谊会全部捐赠给福州的教育基金会。在一次座谈会上,习书记从我的汇报中了解到此事,高度赞扬旅港乡亲爱乡重教的义举并专门向赖先生表示感谢。习书记的赞许和鼓励,让那些年热心向家乡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的广大侨亲深受激励。习书记与福州的很多海外爱国侨领都保持着密切往来。习书记与赖庆辉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后来赖先生在陕西延川梁家河还捐建了一所小学和村史展览馆。

为了做好侨务工作,习书记还强调要把落实归侨政策、维护侨益、服务侨眷和面对海外乡亲的招商引资工作抓紧抓实,这也是做人的工作,要立足当前、马上就办。

习书记不仅定政策、抓落实,而且他还亲力亲为作表率。凡遇有海外乡亲联谊会访问福州,或重要侨领回乡省亲, 或侨商回乡兴办项目、投资签约,习书记都尽力安排时间亲自会见。在工作外访中,习书记也一直将看望海外重点乡亲、拜访同乡会、讲市情、亲乡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

习书记还提出要求,推动“以侨引侨、以侨引台”,直接掀起了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第一波侨台投资潮。习书记亲自部署和推动侨办工业区、开发区建设,他多次会见并拜访重要华人华侨领袖林绍良、林文镜,鼓励支持并促成他们投资家乡,创建了当时全国第一个华侨合作开发区——元洪投资区。林文镜先生于1990年始在自己的家乡福清创办全国首个村级侨办工业村“洪宽工业村”。他以侨引台、以台促侨、侨台联合,免费提供厂房,提供流动资金,吸引大量外商、台商前来投资,许多台商慕名而来,洪宽工业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台湾村”。工业村落地项目共有100多个,其中台资占60%左右,产业发展涵盖发电机组、有色金属深加工、电子五金、服装鞋业、农业种植等等。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多次来到洪宽工业村视察调研,支持和勉励林先生。后来,习书记到省里工作后还惦记和关注着工业村,持续支持林先生的项目发展。当年一个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穷山村,经过近30年的创业,如今已成为一二三产业均衡发展、市场繁荣、鸟语花香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据统计,2018年洪宽工业村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300多亿元。

在习书记的重视和带动下,那些年的统战工作和海外联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作为当时福州统战工作的亲历者,每每回忆起那时在习书记领导下愉快工作的情景,心里还一直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欣慰。

在广泛做好海外“三胞”工作的同时,习书记在对台工作方面提出了“以港引台、以澳引台、以侨引台、以台引台”的具体工作措施,并成功促进台湾台中市福州十邑同乡会杨会长率200多人的恳亲团回福州考察恳亲。后来,杨会长率先在福州投资建立“福州大同钟表有限公司”。

华侨回到家乡创业、做慈善,为福州的社会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对华侨的要求,只要不违反政策,习书记都尽量予以解决。但是,有的同志跟华侨关系好,而华侨又和习书记往来密切,在一些人眼里,这就是一条“说好话”的通道。习书记对此十分警惕,专门拿到常委会上来讲,提醒大家注意,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彻底堵上了这个通道。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始终对老同志非常关心,请您讲一讲他关心老同志的事例。

孙海山:习书记对老同志的关怀有口皆碑,无论到哪里工作,都非常关心老同志,尊重老同志。即使他调往外地,对之前与他共过事的老同志也都始终如一地关心。他到省里工作以后,还经常托人慰问福州的老同志。他调到浙江、上海和中央工作,每逢年节,都不断给老同志们送来亲切的问候。习书记虽然离开福州这么多年,但老同志们仍然一直惦记着他。

前不久,我去看望了鼓楼区的老区委书记周燮威。谈起往事,周老说,自己退休的时候,习书记找他谈话,了解到他之前受到过不公正待遇,十分同情。最后,习书记还诚恳地对他说,即便是退休了,以后你有什么事,也直接打电话给我。周老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到现在还记着习书记对自己的关心、帮助和理解,非常感激。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近五年,能谈谈他处事的特点吗?

孙海山:在习书记直接领导下,我在统战部工作两年半,在副市长岗位上也将近两年半,总的印象是他处事沉稳但不刻板,讲求实事求是,不喜欢做那些花拳绣腿的事。他刚到福州时,有的同志希望看到新书记的“高招”,可他在会上明确说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要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更不能干那些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的事。

我翻了一下以前的笔记,感觉习书记的有些指示至今都不过时。1992年底我调任副市长,分管工业交通,那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碰到发展问题,改制的制约因素很多。记得习书记在市委一次研究企业改革、改制的会议上讲,要多研究一些“桥和路”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习书记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很重视调研工作。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到,现在的领导在“四化”要求下,多数通晓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毕竟只通不专不深,更别讲方方面面的知识了。要保证领导决策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就要善于学习,勤于调研,还要借助咨询调研机构。对于市一级而言,要研究一些实际的东西,最好是研究市委、市政府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习书记还强调,改革要有清晰度、蓝图、期望值、整体性。在谈到90年代福州经济发展时,他提到,福州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既要完成治理整顿,又要拓展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分量。

在习书记主政的那几年,福州每年都推出十几项改革措施,覆盖工业、农业、商业、城建、教育等方方面面,用习书记自己的话讲:我市的改革也是满园春色关不住嘛!在诸多改革中,习书记尤其重视企业改革。他提议工商界选10家搞规范化股份制试点,争取能上市几家。几年后,天宇、福发、大通、东百终于上市了。

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座谈会在榕召开

即时 | 2020-01-03 07:43

东南网1月3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谢婷) 2019年12月9日起,《学习时报》连载刊发《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在我省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近日,省委宣传部、福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召开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座谈会,仔细研读文章内容、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的创新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畅谈学习感受,部分实际工作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基层群众、学生读者代表先后发言。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我们更应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汲取榜样力量,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力前行、久久为功。我们要怀着深厚感情,带着责任使命学好用好采访实录,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形成的创新理念、精神财富传承好、落实好,把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暖民心的为民情怀学习好、践行好,把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我们的优良作风、实践成果弘扬好、运用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不懈奋斗。

福建省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即时 | 2020-01-03 07:29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学习好践行好 

我省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东南网1月3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自《学习时报》连载刊发《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以来,我省干部群众仔细阅读采访实录,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着眼长远、胸怀全局的战略思维,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诚情怀。大家表示,要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汲取榜样力量,把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暖民心的为民情怀学习好、践行好,为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不懈奋斗。

“采访实录刊出后,我都在第一时间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为福州百姓花了不少心血,真正地做到了造福一方。”福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明说,习近平总书记用具体的行动树立了光辉榜样,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发扬光大,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建设幸福平安的福州添砖加瓦。”

“福清属缺水较严重地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福清市闽江调水工程顺利竣工,彻底改变了福清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历史。”福清市水系联排联调中心主任陈德捷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召下,福清正进一步做好防洪、排涝、调水、治污等各项工作,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为福清的百姓谋福祉。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卫宠说,习总书记在福州任职期间,处处以人民为中心,开展的各项工作都是以关注民生为基础的。“我们一定深入学习总书记的为民情怀,把着力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好就业、社保、工资收入、劳动关系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解决好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增强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是卫健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今后,卫健系统职工将推动更多医疗服务便民措施落地见效,切实改善人民群众就医体验。

“作为一名工会青年干部,要传承好、坚持好、发扬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的优良工作作风。与职工群众真心交朋友,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想、所需,更好地为他们服务。”省总工会青年干部高帆说。

厦门市人大法制委秘书处处长李明哲表示,学习《习近平在福州》,跟此前学习《习近平在厦门》一样,采访实录里记述的一个个动人往事,读来倍感亲切、深受启发。作为一名立法工作者,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让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让人民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法治的温度和力量,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的工作,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县域发展带头人,要学习总书记“万家忧乐在心头”的为民情怀,在“晋江经验”的发源地,更要带头守好为民初心,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长汀县杨成武将军纪念馆馆员郭添阳说,习近平总书记刚到福州工作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下基层,这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非常值得学习。“今后我们将以更加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更加努力地做好红色文化史料的调查研究工作,收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为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习总书记到福州任职提出‘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令人感动钦佩。”漳州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黄喆煜说,下一步,电商协会要将“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的理念根植于心,继续借由“互联网+”新技术、新渠道,让漳州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网货化进程不断提速,为农村发展增添后劲。

霞浦县生态环境局干部程祖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时,不搞“花架子”,工作讲求实效,让人感触很深。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是这样,不是为了做好看的面子,而是要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福州市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即时 | 2020-01-02 08:31

提振精神鼓舞斗志 实干担当守正创新

福州市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1日,学习时报继续刊发《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回顾了习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持续推动福州晚报提升办报质量、为福州电视台排忧解难、推进福州文艺团体改革等故事。福州市新闻宣传、文艺战线的党员干部表示,要强化排头兵意识,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实干担当,守正创新,为建设有福之州、打造幸福之城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坚持围绕中心 巩固拓展宣传舆论主阵地

“我很佩服他的一点是,宣传口方方面面的工作,习书记始终都很关注,始终都全面掌握情况,所以我有时也就‘偷懒’,不会什么事都给他作详细汇报。遇有重大的事情,我才会向他请示。而且,每一件事只要我事先做好了功课,考虑透彻、条件成熟、合情合理,习书记肯定很痛快地就答应,全力支持我把事情做好。”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叶友琛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时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大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这些科学理念和生动实践,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为我们做好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教材。他鼓励推动晚报两次扩版,建设报社新办公楼,指导支持电视台提升软硬件建设水平,帮助解决多个单位级别设置问题,推进文艺团体改革,这些重大措施为福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叶友琛表示,我们要学习好宣传好采访实录,广泛开展基层宣讲,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同时,要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思想理念,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安排,坚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巩固拓展宣传舆论主阵地,凝心聚力建设有福之州、幸福之城。

加快改革创新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快速发展的阶段,福州作为省会城市更是一马当先,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很快就会和过少的版面承载量形成矛盾。所以,未雨绸缪,先行一步,是大有必要的,能给未来争取到做大做强的空间。”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福州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楼卫东说,习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十分关心新闻工作,对福州晚报提出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我们要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使命,敢于担当、勇于创新,进一步推动报社新一轮改革创新工作。接下来报社将着力做好三件事: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44届世遗大会、第3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重大主题、重点工作的宣传报道。二是加快改革创新,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把福州日报社打造成内容为王、移动优先、深度融合的省会新型主流媒体。三是敢担当善作为,强化新闻队伍建设。传承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完善提升一线考核机制、扎实推进“身边榜样”评选活动、完善“项目舞台”制度,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脱颖而出,推动报业转型发展。

鼓足干劲前行 提高报纸宣传质量

“二次扩版成功并取得丰厚成果后,我深感习书记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眼光长远,做事果断,为《福州晚报》支了妙招,盖了大楼,也为《福州晚报》的未来发展争取了主动。”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福州晚报常务副总编辑张维璟是《福州晚报》创刊人之一,也是《福州晚报》一步步成长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学习《习近平在福州》,备感亲切和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宣传、特别是当年对《福州晚报》的重视,我深有体会。”张维璟说,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支持《福州晚报》改版扩版,还支持报社盖起了大楼。改版扩版后的晚报,信息量大增,受众覆盖面、影响力也大增。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要秉承‘坚持党报性质,突出晚报特色’的办报方针,进一步改版,在服务读者的同时,立足本土,加强文化传播,唱响主旋律,努力把《福州晚报》办成一流的文化精品。”张维璟表示,晚报将进一步鼓足干劲,提高报纸宣传质量,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努力开创我市新闻事业的新局面。

推进媒体融合 提升广电综合实力

“我向习书记汇报这个情况,他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最后问我:‘怎么解决?’我说:‘政府要投资一笔钱。’‘要多少?’‘要300万。’这个数目作为电视台一个重要项目的投资,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对当时福州市并不宽裕的财政来说,还是很大一个数目。”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我第一时间学习了文章,很受教育、很受感染、很受鞭策。”福州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陈航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对福州电视台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了设备短缺、行政级别低等现实问题,并支持推动福州电视中心建设。习总书记的关心支持,极大鼓舞了广电人的士气,不断激励着我们不懈努力奋斗,20多年来,福州广电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陈航表示,要将习总书记的嘱托期望转化为推动广电改革发展的动力。一要把《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宣传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二要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提高高质量优质内容作品生产传播能力,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三要大力发展广电文化产业,以电视中心二期项目为载体,大力发展视频内容产业,提升广电实力。

传承光大闽剧 为文化强市赋能

“调研过后,习书记把我叫去,对我说:你说的问题我都了解了,你说得对,就按你说的办。我们把文艺团体的‘地方粮票’增加到‘四菜一汤’。此外如果再要增加‘一菜一汤’,就让团里自己去挣。就这样,习书记干净利落地把事情解决了,完成了机制改革。”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习近平总书记当时高度关注、关心闽剧事业的发展,那个时期可以说是‘闽剧的春天’。”1日,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杨东回忆说,在习总书记的协调下,大家安心投入艺术创作,没有后顾之忧,这才造就了福州闽剧三进中南海、《天鹅宴》《丹青魂》双获“文华奖”以及多个剧目荣获国家级奖项的佳绩,实现了戏剧类奖项“大满贯”。

杨东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把出精品、出人才放在首位。在出精品上,推陈出新,打造精品剧目,整理闽剧优秀传统剧目进行复排和新剧目创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创新。在人才培养上,将青年演员培养与水仙花戏剧大奖赛、中青年戏剧演员比赛、申梅、剧目排演等相结合,丰富演员舞台经验;鼓励青年演员从师跟师,邀请名老艺人对青年演员进行言传身教,选送优秀青年演员到高等艺术院校进修,全面提高青年演职员艺术素质,努力将闽剧事业做细、做实、做大,使其焕发新活力,为文化强市赋能。

“习书记教我敢担当善作为”—— 习近平在福州(十)

即时 | 2020-01-01 08:00

采访对象:林爱枝,1940年2月生,福建永泰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8年在四川成都新都机械厂工作。1970年到福建日报社工作,先后任编辑、福州记者站站长、总编辑助理、记者处处长、编委。1989年任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95年调任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版权局局长、出版总社社长。2008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11日

采访地点:福建省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林爱枝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任福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请您讲讲你们工作上的交集。

林爱枝:1989年夏天,我到福州市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半年以后,习近平同志来福州任市委书记。上任伊始,他就同市委班子里每一位同志都一一谈话,了解各人负责领域的工作情况。他找我了解福州宣传工作的情况时,我说:“习书记,我刚来半年多,对工作了解得也不是太细,只能说说大的方面和目前存在的比较明显的短板。”当时福州市的底子比较薄,全市每年的宣传经费只有7万元,作为沿海省会城市,甚至没有一份完整的机关报,等等。

听了我的汇报,习书记耐心地说,我刚从宁德来,宁德是比较落后的地区,福州作为省会也不见得很好。目前我首要的工作是抓经济工作,对宣传工作也要抓,但可能抓得没有经济方面多,宣传工作的重担就都交给你了。咱们定个规矩:你在年初定个全年的工作计划,然后上常委会讨论通过,后续工作就按照讨论通过的来做。在工作中有什么重大事项,你觉得有必要上常委会研究决定的,就随时告诉我。也就是说,任何工作,无论有多大困难,分管常委都要先克服,实在解决不了的你随时找我,我会帮助你。这就叫“年初得令而去,年终交令而来”。

习书记的态度很诚恳,讲的话也很实在。听了他这一番话,让我心情大不相同。在感到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的同时,更多的是激发出了工作的热情。上级领导给予我充分的自主权,放手让我做工作,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干好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放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原本我以为习书记真的是不怎么管我,由我去折腾。后来我发现,他那么说,是为了让我鼓足劲头,勇于担当。真到了工作中,只要我有事找他,向他请示、请教,他即使手头很忙,也都会热情地帮助我,身体力行地启发我做工作,帮我解决问题。

采访组:后来您又向习近平同志补充汇报了宣传工作的情况了吗?

林爱枝:是的。我回去做了功课,专门找了一个时间向习书记汇报了福州市宣传工作的基本情况,直言不讳地谈了工作中一些问题,这次谈得比较细。

举例的时候,我就拿我熟悉的报纸来说了。我说,作为省会城市、开放城市,福州至今没有一张像样的机关报,这是很不应该的。现有的《福州晚报》尽管是市委机关主管主办的报纸,但办得不够大气,搞得像个小报,给人印象很不好,省会城市的机关报怎么能办成这样呢?这是市委宣传工作的一个短板,现在应该考虑扩版、增加栏目、充实内容。否则,就和省会城市报纸的地位不相称。

我说:习书记,之前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福州晚报》不仅要扩版,风格也要有所变化。我们应该坚守党报的性质,同时也要具备一些晚报的特点,这样我们就更能贴近群众生活,为广大老百姓提供知识和服务。

习书记听了我的思路很高兴。他说:对,就这样做。你分析的都符合实际。福州是省会城市,现在又面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各方面工作都应该紧紧跟上,和省会的新时期新任务相配合。扩版考虑得很好,应该适时提上议事日程。你们先研究出一个详细方案,到时上常委会讨论决定,再进行实施。

很快,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福州晚报》扩版的决定。于是,这件事就列入了市委的重要工作日程,成为市委宣传部的重点工作。消息在晚报社传开后,全社上下热情洋溢,大家都认为这是《福州晚报》发展的新开端,都希望自己能为报纸更上一层楼出一份力。于是,如何做好报纸的扩版工作成为热门话题。报社的同志们时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争论的都是扩版工作,提出了不少好主意、好办法、好建议。切磋业务、提高自身能力成了报社同志的自觉言行。扩版,成为激发大家积极性的良好契机。

每当扩版工作遇到重要关节和难题,我就及时向习书记汇报,请他定夺。习书记总是不辞辛苦,亲力亲为,和我一起对每一个版的特点都进行仔细分析。习书记对我说,报纸是面对读者的,在改革开放年代,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必须以报纸本身去赢得读者,也就是说,扩版后的报纸要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发行手段,尽力适应市场,提高报纸自身质量,让读者愿意订阅。他还说,《福州晚报》所担任的机关报任务,就由一二版全权负责,这两个版面必须有质有量地担当起来,及时地、充分地传递市委、市政府的重要信息和工作部署,让全市所有单位工作有指向,让全市人民了解全市的工作情况;其他各版,则要按各自的业务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让读者翻开报纸就能找到自己喜欢阅读的内容。同时,整张报纸风格要和谐,有趣味性,有知识性。

习书记还针对体育版提了个建议。他说,我们报道全国性的重要赛事,自然要及时、准确,避免疏漏,但在此基础上,也不要只是讲干巴巴的结果: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那个运动员得了亚军。我们也要把平时教练员艰苦奋斗、运动员刻苦训练的故事挖掘出来,展现给读者,这样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另外,习书记还建议我们开设一个理论版。他说,一个机关报,没有理论支撑,这个报纸的分量是不够的。好的理论文章可以提升晚报的学术水平,也能提高党员干部学习理论、运用理论的兴趣和能力。

关于我们计划的“兰花圃”副刊,习书记出谋划策说,你最好找几个知名的作家来当副刊的“台柱子”,把作品的水平带动一下,增加可读性。这样一来,大家看了你的副刊,才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坚实的阵地,有利于进一步培养我们的通讯员、专栏作家。

采访组:扩版后来进行得顺利吗?扩版之后的效果如何?

林爱枝:我们当时扩一个版要投入两三百万元。关于这些问题,习书记很痛快地说,你去做就是了,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有困难来找我。习书记这么支持我,让我很激动。我干脆地说,好的,习书记,我马上进行扩版筹备!

《福州晚报》在1991年1月开始扩版,扩版完成后,报纸的各项工作都有序开展。《福州晚报》从那时起正式形成了“党报性质,晚报特色”的办报方针,这在当时的全国晚报家族中是独一无二的。《福州晚报》的办报宗旨是:宣传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反映社会特点,反映侨乡、对台、文化名城特点等。办报思路是:立足福州、辐射八闽、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融思想性、新闻性、服务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开放型机关报性质的晚报。编辑方针是:宣传政策,准些再准些;反映现实,快些再快些;传播信息,多些再多些;联系群众,近些再近些;珍惜笔墨,短些再短些;版面编排,精些再精些。

我们积极采纳习书记的建议。如“兰花圃”,我聘请名家为我们写专栏,以提高质量,像秦牧、郭风等知名作家都给我们定期供稿,使文艺副刊的作品文学性更强,水准更高;同时我们还广交作者,丰富稿源,上海、吉林、天津、江西、四川、山东等都有作者投稿。如体育版,读者面广,讲究新闻时效,及时报道各种赛事情况、体育活动动态。不仅报道赛事结果,还积极反映运动员、教练员的精神面貌、赛场风格、吃苦耐劳精神等等。

《福州晚报》还首次设立了文艺评论专页。都说创作与评论是文学事业的两翼,如果有一翼软弱无力,那是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专页上组织本省社科院、高校及全省文化工作行业的文艺评论工作者评介本省作品,也推介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借以提高专版的质量,也提高读者的阅读欣赏水平。

第一次扩版后,《福州晚报》赢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奋起直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报发展成为全国晚报家族中成绩名列前茅的一员。

《福州晚报》顺利扩版,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经历了这件事,我们对习书记更是刮目相看了。他对宣传口工作的熟悉程度,他对办报办刊有如此清晰的思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其实,地方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只要领导干部有一个完善的大局观,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各项工作的目标有一个统一性,那么他就能对各个部门的工作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采访组:《福州晚报》二次扩版也是在习近平同志鼓励之下推进的,请您讲讲这个过程。

林爱枝:《福州晚报》1991年初正式开始扩版期间,报社的硬件和人员都要适应一个大报的要求,显得非常局促。报社的编辑部就那几间小小的办公室,印刷厂只有那一点点地方,厂房不够用,还借用了农委大院一块地方。

1992年春天,《福州晚报》扩版后顺利运行了一年多,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我觉得办公条件的问题有必要跟习书记反映一下。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对习书记说,现在报社的编辑部、印刷厂地方太小了,办公和印刷条件都不行,扩版以后跟不上形势了。以后给报社盖个楼才能解决。您有空可以去报社看一下。习书记爽快地说,好,我去看。

很快,习书记就抽时间去报社考察。他看了办公空间、厂房,确实是捉襟见肘。他对我说,我了解情况了,很快给你答复。

不久,我跟习书记出去检查卫生城市创建,途中他跟我谈起工作的事。他说,你们不是一直申请要盖晚报办公楼吗?好,我同意盖楼,但有个条件,就是你要进行第二次扩版,这样我就批准给你盖楼。咱俩交换。

我听了以后大笑,说:习书记,原来你打这个主意啊!

习书记说,是啊,最迟明年,《福州晚报》就要考虑再次扩版,不要等形势逼迫我们了再手忙脚乱往前赶,那样工作就滞后了。

我说,习书记,您的指示我记住了,我回去马上跟晚报商量一下,尽快向您汇报。

那时我的心情比较复杂,也有点儿矛盾。习书记指示《福州晚报》二次扩版,说明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视,对晚报的发展无疑也是好事。但我高兴的同时,也觉得压力太大了,第一次扩版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上了一个大台阶,费了大力气,搞得满头大汗,再搞第二次扩版,发行、经营都会面临更大压力,我很担心连续扩版会力不从心。

我下来就找晚报两个老总商量,他们也不像第一次扩版时那么热烈响应了,而是有所顾忌。连续两年扩版,发行压力比较大,现在还不像以前,亏本了财政会给补贴,我们扩到多大,就要做多大的生意。之后,我又跟宣传部副部长研究了一下,他也不好说什么。他说,习书记提出来了,不扩行吗?我说,习书记既然提出来了,自然有他的考量。究竟扩版有什么好处,不扩版有什么坏处,我们都分析清楚,自然就能作出决定了。

我考虑得差不多了,又找习书记谈。习书记耐心地给我讲:《福州晚报》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日刊报纸,如果版面不够多,就难以给市民提供够用的资讯,资讯量的高低又直接决定读者对报纸的需求,报纸不扩版,经营工作也上不去。现在,福建省的经济马上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福州作为省会城市更是一马当先,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很快就会和过少的版面承载量形成矛盾。所以,未雨绸缪,先行一步,是大有必要的,能给未来争取到做大做强的空间。同时《福州晚报》所承载的宣传作用,也会在扩版的过程中有效地发挥出来,无论算政治账还是算经济账,扩版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报纸的规模扩大了,人员规模、办公场所自然也要扩大,我给你盖大楼是顺理成章的事。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习书记一番话令我茅塞顿开,我当即说:习书记,我明白了。那咱俩就说定了,你盖晚报大楼,我去组织二次扩版。

习书记还指出,二次扩版,怎么扩,扩什么,也要认真研究。要在突出党报性质的同时,着力增加信息容量,不断改革版面,争取把晚报办得更活泼、更有特色、更具可读性。

1993年1月,《福州晚报》进行第二次扩版,改成对开 8版的大报,同时又增办了一些栏目和专版,有了读书版——“三味书屋”,还有“世象观园”“科学与生活”等市民喜闻乐见的版块。这次扩版,不但容量扩大了,报纸质量也提高了,更有利于在报业市场中增强竞争力。二次扩版一年,《福州晚报》各项工作顺风顺水,大家干劲足,心情好,整个报社一片兴旺景象。

在第二次扩版一周年座谈会上,与会者了解到《福州晚报》自费订阅率占43%多,都很振奋。也就是说,作为一份市委机关报,《福州晚报》有43%是读者自费订阅的,这在当时全国众多机关报中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这么高的自费订阅率是怎么来的?福建日报总编辑、我的老领导林振夏一再问我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独门秘籍,我就是按照习书记确定的方针进行了报纸风格的转变,党报性质不变,一版和二版传达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如果一二版不够用,就再占别的版。其他各版就按照晚报特点来办,这样就丰富多彩了——有历史,有文学,有体育……报纸把党的机关报和群众生活报结合起来办,不要求每个版面都像机关报那样严肃呆板、不苟言笑,而是该严肃的严肃,该笑该喊也可以尽情挥洒。这样,一报在手,读者既不觉得沉重,也不觉得肤浅;既可以了解党和国家大事,又可以读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内容有趣有益,贴近群众生活,人们自然愿意花钱购买和订阅,自费订阅率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次扩版还锻炼了整个报社队伍,客观上给采编人员一次展示自己、提高自己的机会。随着扩版,几位中层干部进入社一级领导班子,还有一批业务骨干也成了独当一面的中层领导。如今,他们都成了全市新闻媒体的顶梁柱。

二次扩版成功并取得丰厚成果后,我深感习书记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眼光长远,做事果断,为《福州晚报》支了妙招,盖了大楼,也为《福州晚报》的未来发展争取了主动。

采访组:福州市电视台也是福州市宣传工作一个重要阵地,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对电视台工作的指导和支持。

林爱枝: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的电视宣传很薄弱,经费匮乏,设备短缺,人手不够。一般情况下,省会电视台每晚必播的15分钟新闻节目,福州市一周只能播4天,还有3个晚上空着,因为没钱,一周连45分钟的新闻节目都没有能力录制。如遇突发事件,更是捉襟见肘。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91年18号台风来袭的时候,市委、市政府领导纷纷赴第一线指导抗灾,电视台的设备倾巢而出,进行现场报道。台长对我说,万一有一台设备“罢工”,我就得去借机器了。

我向习书记汇报这个情况,他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最后问我:“怎么解决?”我说:“政府要投资一笔钱。”“要多少?”“要300万。”这个数目作为电视台一个重要项目的投资,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对当时福州市并不宽裕的财政来说,还是很大一个数目。

习书记说:“这样,你拟一份计划,打个报告给市委,咱们上常委会研究。”

我让电视台收集许多资料,特别是华东各省电视台的规模、节目的设置等等,资料几大摞,看得我头晕脑胀。后来我突然想到:这次会议为的是解决新闻节目每日全部制作播放的问题,既然目的明确,就应该进行逆向思考:全国的省会电视台每晚新闻栏目不能全部制作播放的有几个?我问了电视台负责人,回答是3个:拉萨、西宁、乌鲁木齐。

在市委常委会上,我讲了福州电视台目前的尴尬现状,我们作为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开放城市,电视台的规模无法与形势任务相匹配,只能与人口少、基础设施薄弱、地处边远的西北三省比肩。

习书记说:“我看这事就不要多讨论了,很明显的问题,条件跟不上,工作难免后进。给你钱,就这么办吧。”

采访组:当时福州市电视台的行政级别是不是设置得也很低?

林爱枝:是这样的。不过,这个问题习书记也积极帮助解决了,不仅是电视台,还有福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福州市新华书店,一共三个单位解决了级别设置问题。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权宜之计,而是有长远意义的大好事。

那个时期,福州市电视台、福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向我反映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参加全国各大省会的会议,根本不敢坐前排,也不敢像其他市的台长、所长那样积极踊跃接会,因为外省同样单位的级别都是处级,他们的行政级别只是科级,没有办法按省会规格办会。也是因为矮了人家半截,连对等交流都很难,很多好的机会就白白浪费掉了。

这是个我从未遇到的新问题,只好先回答:“没关系,下次去开会就积极接会,回来后市委宣传部帮你们办。”

不久,福州市新华书店经理也来向我反映,之前新华书店属省委宣传部领导,是副处级单位,到福州市管辖,就降为科级单位。他们也想接办全国省会店经理会议,但全国总店经理先行来榕考察后,摇摇头说:“你这里各方面条件都够,特别是营销这一块,成绩很突出。只是级别低了,我能替你们邀请哪一级的领导来出席会议呢?”结果,会议没办成,经理气得一晚上没睡好觉。

这些反映也让我睡不好觉了。我想到,机构级别也是一种工作条件,应该予以解决。绝不是大家不安分,争什么待遇。而且,这些单位每次参加全国会议回来都会说这个事,要求解决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把这个问题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的回答着实让我始料未及,他说:“只要对工作有利,又不违反政策,你就放手去做,我都支持。”

听了这话,我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愣了好一会儿。我事先考虑好的,准备说服习书记的那些话统统都用不上了,原本以为需要费一番唇舌的事,习书记居然在几分钟内就给我搞定了。这种得到上级理解、支持和信任的轻松、愉悦,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什么是担当?这就是领导干部的担当。

得到习书记的支持,事情办起来就一帆风顺了。后来,我与省市人事部门磋商,为五个单位要么恢复了级别,要么升了级、定了级,为他们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条件。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非常注重文艺事业的发展,也积极推进了文艺团体的制度改革,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林爱枝:我们福州有几个“吃皇粮”的文艺团体,分别是闽剧一团、闽剧二团、歌舞团、曲艺团等。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他们是常年吃不饱的,只好接一些民间的演出合同。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时常和市里组织的演出时间冲突,导致每年的宣传任务都不能完成。有两次,我给团长打电话,让他们立即组织人回来完成市里的任务。他却说,部长,不好意思,我们回不来,我们跟人家定的合同,才演了一半,怎么回去呀?

针对这个问题,我找习书记请示:我们能不能给福州这些演出单位制定一个地方政策,我们给足他们基本口粮,让他们能够完成市里布置的任务。在保证市里任务的前提下,再放开让他们对外经营。

习书记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他几次亲赴演出单位调研,和团里的领导、“台柱子”都进行过认真细致的谈话。那几次去调研,习书记都是直接去的,没有找我陪同,也没找任何人陪同,他熟悉的事情不用人陪,他也不搞那个“花架子”。团里的领导还给我打电话说:“习书记来了。”言外之意是你还不快来陪同?我说:“习书记的作风你是清楚的,你们有啥说啥,想说啥说啥,充分汇报。”

调研过后,习书记把我叫去,对我说:你说的问题我都了解了,你说得对,就按你说的办。我们把文艺团体的“地方粮票”增加到“四菜一汤”。此外如果再要增加“一菜一汤”,就让团里自己去挣。就这样,习书记干净利落地把事情解决了,完成了机制改革。

以后,文艺团体每一年的基本工资都得到提高,日常生活不愁,就有时间担负起市委、市政府的宣传任务,同时也适当承接一些民间演出合同,那些收入全部由团里自己分配。以后我再给团长打电话让他们完成市里的宣传任务,他就不会再推诿了,积极优先地为市委、市政府服务。

我们福州这几个演出团体后来发展得非常好,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段时间,那几个演出单位的工作氛围完全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我们承办了全国第三届戏剧汇演,福州闽剧团荣获了全国的文化大奖,几个主演、创作者也分别获得了各种荣誉,还得了文华奖、梅花奖,使福州市的文艺事业迈上一个大台阶。

采访组:请您再简单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市委工作时有哪些特点,对您有哪些启发?

林爱枝:习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上沟通、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是非常讲究方法的。他老成持重,沉稳干练,在会上非常讲究与班子成员沟通的方法。有的时候,常委们因为一个工作问题会争执得很厉害,但习书记从来都是不急不躁,有理有据地分析问题。实在争执不下的时候,习书记会主张先把事情放下,搁置争议,后面经过进一步调研再作出决定。但他这绝不是“和稀泥”,而是让有意见的双方下基层调研,把事实调查清楚,把问题摆在明面上,把怎么开展工作分析透彻,下一步工作自然就有了方向。

我作为市委宣传部部长,在习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了5年时间。我很佩服他的一点是,宣传口方方面面的工作,习书记始终都很关注,始终都全面掌握情况,所以我有时也就“偷懒”,不会什么事都给他作详细汇报。遇有重大的事情,我才会向他请示。而且,每一件事只要我事先做好了功课,考虑透彻、条件成熟、合情合理,习书记肯定很痛快地就答应,全力支持我把事情做好。

在习书记的直接领导下,我做的工作比以前多了几倍,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心。我从一个抵触当宣传部部长的人,成了一个主动工作、热爱工作、以做好工作为最大快乐的人。那几年,也是我进步最快、成绩最好的几年。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感慨:有一个全力支持你,为你着想,帮你出主意,为你担当,同时又鼓励你担当的好领导,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同我们分享吗?

林爱枝:有一次,我把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放在罗源县开。我对习书记说,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您是不是要参加一下?习书记很痛快就答应了。

那天,我们赶到罗源县,开完会吃晚饭的时候,习书记跟我们宣传部的几位同志一起聊天,我们谈到了知青生活。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当过知青,就问起他这方面的事。习书记笑笑说,人家当知青是敲锣打鼓送去的,而我是逃出北京的。

当时,国内正在流行几部关于知青的电视剧。我说,习书记,近期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您看了没有?习书记说:有一点了解,你觉得这些电视剧拍得怎么样?我说:我感觉这些电视剧没能反映当年知青生活真实的情况。因为我家里也有人当过知青,据我了解,知青生活不一定都是消极的,绝大多数地方的当地老百姓都是友好的,但是电视剧集中反映矛盾,反映冲突,这就太片面了。习书记点点头说:是的,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如果知青和农民兄弟姐妹之间全都是矛盾,日常生活都是阴暗面,我们知青就成长不起来。真实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当地老百姓对知青都是非常爱护、感情深厚的。如果我来写我的知青生活,肯定比别人写得好!我说:习书记,那你写啊!习书记笑笑说:我现在哪有时间?留待以后吧!

还有关于彭丽媛的一件小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安排福州市电视台拍了一部对台宣传的艺术片叫《榕城月》,里面有一段需要女声插曲。我当时综合考虑了很多艺术家,决定请彭丽媛来帮我们唱,我没有跟习书记打招呼,就直接邀请了她。很快,习书记把我找去了。他问我,听说你要找小彭唱电影插曲?我说,是啊,怎么了?习书记说,不要吧,这不合适。我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很合适。我是按照影片的风格、音乐的风格,还有彭丽媛对女高音的驾驭能力等几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她的。当今,歌坛女高音谁唱得过她?这是业务问题,并不是因为她是你夫人才选她的,这个事和你没有关系。习书记一时语塞,竟然没法反驳我。我说,习书记,这个片子就得找她唱。没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彭丽媛很快就抽时间赶到福州,为影片演唱歌曲。到录音棚去录制的那天,习书记正好带人乘中巴下乡调研去了,他的专车就在那里闲着。但彭丽媛说,我不用他的车。我说,你这是给市里工作,也不能用吗?彭丽媛说,我还是用你的车吧。于是,我就把我那辆又老又旧的“老爷车”调过来,送彭丽媛去了录音棚。

那次录制过程中,彭丽媛付出了很多努力,为电影出色演绎了歌曲,但她应得的报酬却一分钱也没有收。她说:福建是近平的第二故乡,我为福建做点事是应该的。

还有一年,彭丽媛来福州探亲,我和她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路上,她和我聊天的时候,提到想放弃艺术生涯,调到福建来工作。我说,你现在发展得这么好,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彭丽媛说,我还是想过那种相夫教子、平淡如水的生活,现在两地分居,这样奔波实在太累了,大量的时间都垫到铁轨下面、撒到天上了。我劝她说,还是先别着急作这个决定吧,舞台对你来说至少还有十几年的辉煌,真到了告别舞台的时候,也许你跟习书记都调到北京去了。

当时讲出这个话,并不代表我能预见到未来,而是代表着我们大家对习书记的一种期望。当年与习书记共事的同志、朋友,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习书记将来的发展肯定不会局限在一个市、一个省,他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有能力为党和国家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我很高兴在20年以后亲眼目睹这个美好的期望变成了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指出,责任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他当年在福州就是这样说、这样做的,今天我们再听到这样的话语感到十分熟悉、无比亲切。

做好教育科技文化工作 为有福之州增添软实力——福州市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即时 | 2019-12-31 08:18

30日,学习时报继续连载《习近平在福州》系列采访实录,回顾了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尤其是兼任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致力推动福州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工作的故事。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学习中表示,要强化使命担当,沿着总书记指引的道路,进一步做好教育、科技、文化等工作,持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为有福之州增添软实力,为文化强市贡献力量。

牢记初心使命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后来,全市农村教育就按照这个思路不断完善,有了‘弱弱联办’‘强弱联办’的模式,还安排优秀教师定期支教,各村的小学办学都逐渐有了起色。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也不断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政策措施等各方面给全省各地的基础教育提供支持。”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市教育局局长唐希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薄弱,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支持下,农村教育探索“弱弱联办”“强弱联办”的模式,并逐渐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政策措施等各方面有了可喜变化。近年来,我市农村校办学水平大幅提升,但城乡教育差距仍然存在。

“接下来,市教育局将继续推动农村校新改扩建、完善薄弱校‘委托管理’,通过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交流、提升师资水平、组建教学联合体、共享数字教育资源等,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唐希说。同时,还要强化引优培优意识,加大力度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加强科技信息素养培育,深化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和专业建设,引导市属高校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提升教科研软实力和人才培养水平,全力以赴加快补短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教育强市的美好宏图。

让科技为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建设赋能

“记得在一次有关科技的会议上,习书记指出:‘只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大胆去试验。’”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采访实录提到的福州软件园的发展历程让我深有感触。总书记当年对软件园申报工作给予大力扶持,才有了今天这个欣欣向荣、为福州培养和储备了大量‘智脑’的福州软件园。”市科技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2019年,我市科技系统围绕自创区、创新型城市建设,全力推进新出台创新发展政策的落实,各项主要创新指标居全省前列。2019年我市共有24项科技成果被授予省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3项,获奖总数和一等奖数量均创历年新高,位居各设区市首位。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坚持创新驱动,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努力破除科技改革发展瓶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建设赋能。

发挥人大在福州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习书记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把人大的工作提到很高的位置,1994年,他在人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发挥人大在福州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习书记在市委会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凸显了人大工作的重要性。”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总书记对发挥人大作用的态度一以贯之,他对立法工作提出的要加强调查研究的要求,成为市人大常委会多年来立法工作一直遵循的原则。”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主任郭云说,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在他的领导下,市人大在全国率先出台《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对这部法规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正是传承了总书记提出“要发挥人大在福州发展中的作用”要求,解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保存好城市文化的“根”与“魂”,强化文化自信,讲好福州故事。

“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我们还要继续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路子,坚持每项立法都广开大门听取公众意见,还要发挥人大主导作用开展立法调研、法规起草和论证工作,力争使每一部出台的福州市地方性法规都有效管用,彰显福州特色。”郭云说。

重视人才培养让传统文化后继有人

“在习书记的支持下,福州市把闽剧学校从省艺术学校‘分离’出来,由市里独立办一所闽剧学校,让年轻人学习这门传统艺术,让闽剧后继有人。”

“在习书记支持下,市里拨款在北京舞蹈学院专门办了一个‘福州班’,送了12名11岁左右的小演员赴京学习舞蹈艺术。现在这些人都成了福州市艺术界的主力军。”

——摘自《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党总支书记江柳青对记者说,闽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培养离不开习总书记的关心支持,学校现在的一批青年教师正是在习总书记的关心下,到中国戏曲学院学习深造成长起来的。“作为我省唯一闽剧人才培养基地,学校要增强文化自信,为闽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不懈奋斗,让闽剧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走出福建、迈向世界。”

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福州市歌舞剧院)党支部书记、负责人颜宝华告诉记者,习总书记当年关心的那批北京舞蹈学院“福州班”学员,学习期满后全体回榕服务,是目前已知的保留相对完整的一支“北舞院舞蹈”队伍。“艺术人才的培养是一项中长期计划,今年开始我们尝试进行艺术院团自主招聘,并与国内重点艺术院校交流合作,多方位推进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明年中心计划打造一台大型剧目,目前正在进行前期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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