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建

从6月15日起,《学习时报》开始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在福建》。这是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成长经历系列采访实录的第六部。此前已陆续刊发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这五个部分。《习近平在福建》反映的主要是他离开福州市,先后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的领导工作经历。

 资  讯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五):“习近平同志指示把长汀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生态县”

即时 | 2020-08-12 07:43

采访对象:钟炳林,1958年12月生,福建长汀人。1997年任长汀县水土保持局局长。2010年1月后历任长汀县国土局局长、龙岩市林业局副调研员、长汀县副县长、龙岩市水土流失治理指挥部副总指挥。现任闽西客家联谊会副会长。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7月14日初访,2020年1月13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建省龙岩市闽西宾馆,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钟炳林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高度关注长汀水土流失的状况。长汀当时的水土流失严重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钟炳林:长汀的水土流失问题由来已久。除受自然因素影响外,主要起源于社会动荡,形成于缺乏燃料,成灾于群众砍伐。“荒山无寸木,古道少人行。”《永乐大典》中所载的北宋五言律诗《过汀州》,开头两句就哀叹长汀的萧条。

1985年,长汀的水土流失问题愈演愈烈,全县水土流失面积146.2万亩,占全县面积的31.5%。“山光、水浊、田瘦、人穷”,短短八字写尽了长汀的困境。长汀成为福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曾多次赴长汀调研。您当时是长汀县水土保持局局长,请您具体讲讲他几次去长汀调研的情况。

钟炳林: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曾先后五次赴长汀调研。前三次是他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后两次是他任代省长、省长的时候。后面这两次,他是专门到长汀调研水土流失治理情况,我全程陪同。我主要讲讲这两次。

1999年11月27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习近平同志到长汀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感觉他有一种很强的人格魅力,对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见到习近平同志,我总有一种“见其人,如其名”的感觉。我理解,他的名字足以概括他的性格特征和做事风格:习,就是做事情讲规矩、讲规则、讲规律;近,就是平易近人,让人很容易接近;平,就是语气平和,关心百姓,做事踏实不张扬。

习近平同志首先到河田镇露湖村的项公亭。项南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时,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作出了不朽贡献。项南同志逝世后,长汀人民为了纪念他,自发兴建了此亭。

在项公亭,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长汀在过去10多年里水土流失治理的情况,及今后的治理规划。当他了解到水土流失面积仍超过百万亩时,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对在场的领导说:“长汀水土流失是‘瘌痢头’,是顽症,久治不愈。1983年,项南书记专门研究,至今人民怀念,寄予希望。当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离开项公亭后,我们又来到策武乡黄馆万亩果园。万亩果园是长汀县直机关干部为治理水土流失带头开垦的果园。习近平同志看到后,对我们的做法非常满意。他说:“鼓励机关干部种果树治理水土流失,干部带劳带资搞开发,这条抓得准,没有等靠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干部带头示范。你要群众做的事情,只要干部带好了头,起到了示范,群众才能相信你。凡是难点,干部一马当先,群众就会拥护。但对生活困难的干部,要‘网开一面’,区别对待。”

视察万亩果园后,已经12点多,我们就到宾馆。原本打算在宾馆吃完饭休息一下就走,但是,习近平同志提议说:“既然大家都来了,就开一个小时的会,县领导汇报一下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汇报完后,习近平同志作出指示说:“要把农业综合开发、山水田林路综合开发和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结合起来,变劣势为优势,推动长汀经济的发展。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的时间,有所为,有所不为,完成流域治理目标。要有系统工程的理念,列出时间表,既搞经济林,又搞生态林,要分析自己有多少能力,再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他又说:“省里将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长汀倾斜,就是倾斜到腰都弯了,也要继续倾斜。”

我们根据他的讲话精神,重新调整、修编规划,经省有关专家领导审查后,起草了一份《关于请求重点扶持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请示》。

在这份材料中,我们汇报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艰巨性,以及今后十五年治理规划目标以及主要措施。在材料的最后,我们列了一些请求省政府协调解决的主要问题。比如:请求把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请求省政府协调省财政厅拨出专项经费,用于长汀治理水土流失;请求省政府将长汀县水土保持煤炭补贴标准由现行的每年80万元提高到每年200万元;请求省政府将长汀县上报国家水利部,列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等。

看过这份请示材料后,习近平同志于2000年1月8日作出批示:“搞好水土保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项南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十分重视抓长汀县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我们应继续做好这项工作。请省直有关部门于近期听取一次龙岩市委、市政府和长汀县委、县政府的有关工作汇报,帮助长汀县搞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论证,并拨给适当前期经费。同意将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上报长汀县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为加大对老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可考虑今明两年由省财政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治理长汀县水土流失。”

2000年新年伊始,福建省多次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终确定了将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省财政拨款由每年的80万元提高到每年1000万元,龙岩市政府配套190万元。

2000年3月,长汀县组织干部和群众捐款建设河田世纪生态园。当时,我们每个干部都有捐钱、种树,群众也都自愿捐钱,捐50元、100元都可以。

习近平同志得知后,于5月29日让秘书托人送来1000元给长汀县委书记,为生态园捐种了一棵香樟树。

2001年10月13日,习近平同志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检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落实情况。

习近平同志首先来到河田世纪生态园。去年他捐种的那棵香樟树,长得郁郁葱葱,他很高兴,还亲自培土、浇水。

为河田世纪生态园捐种树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发一张植树纪念卡,卡上详细记载了捐种人、树种、日期等。我把植树纪念卡送给习近平同志后,他仔细端详,又笑着对我说:“发纪念卡好,捐资植树有纪念意义,你们的管理责任也更好落实。”

在那棵香樟树的边上,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长汀县自发自筹建设河田世纪生态园的情况,他很赞赏我们这种做法。

随后,在生态园后山石壁下的水土流失治理现场,我带着当年的“作战图”,向他汇报了两年来的治理情况。看着两年前光秃秃的山岭现在已有了葱葱绿意,习近平同志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以看出,他为山岭治理带来的可喜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讲了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1985年146.2万亩,到1999年是110.65万亩,15年治理45万亩,减少水土流失面积35.55万亩。按照这种速度,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还需46年。这两年加大了治理力度,一年治理十几万亩,8到10年可以完成现在的治理任务。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是为民办实事项目,是一项继往开来的事业,现在取得了成绩。为了让人民群众生活在山清水秀的优美环境里,还要继续发扬谷文昌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锲而不舍抓下去。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生态省建设最薄弱的地方,对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方要重点治理,完善治理机制,拓宽投资渠道,真正把水土流失治理这项工作作为提高为人民服务质量的大事抓紧抓实,以点带面,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他还说:“我们的党和政府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干部就是要善待民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摸透群众在想什么,群众中发生了什么,还要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特别是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群众以及社会弱势群体,要格外关注,重点帮助。”

让我万分惊讶的是,他把我刚才汇报的几个数据一下子都说出来了,有好几个数据是第一次对外公开讲的,他记得很清楚,可见他有多在意、多上心,这让我很佩服。

我顺手拔了一棵草给他看,我对他说:“这种草叫鹧鸪草,生命力很强,只在贫瘠的地方生长。”他仔细端详着这棵草,然后说:“让我们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把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好,就让这种草‘只把春来报’吧!”听着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希望和决心,我也充满了信心。

随后,习近平同志又去视察了寒坊村的崩岗治理工程示范点(“崩岗”指山坡土体或岩体风化壳在重力与水力综合作用下分离、崩塌和堆积的侵蚀现象)。崩岗治理工程与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时打的淤地坝类似,但面积小得多,他在那里看了很久,详细了解了崩岗治理工程的做法。临上车时,他又返回来问了我一些事,比如埂壁种草的做法、板栗基地前埂后沟的做法,等等。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在车门前对我说:“我这次是来检查你们承办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落实得好,再支持;落实得不好,不再支持。”我当即表态:“如果落实不好,县摘牌,人摘帽!”接着他说:“我每次到长汀,都要看看水土保持的情况。”

长汀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从政治的高度、时间的跨度、资金的额度、执行的力度,开创了全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先河。2001年10月19日,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批示:

1. 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

2. 应纳入国民经济规划,请省计委安排。

3. 按2001年资金安排规模和渠道形成拼盘意见,还要增加多渠道投资的措施,请省计委、省财政研究。

4. 长汀河田是重点,还要统筹全省其他地方,但要突出重点。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之后,仍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很关注。

钟炳林:是的。他一直关注着。2004年6月10日,那时习近平同志已调到浙江任省委书记了。长汀县在昔日的水土流失区栽种了很多杨梅树,因为客家人历来都秉承着“吃水不忘打井人”的优良传统,杨梅成熟后,我们就送了一篮子杨梅给他。

收到长汀人民的杨梅后,他给长汀县委书记、县长回信,信中写道:“欣悉你县几年来全力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并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我感到由衷的高兴。1983年,按照项南书记的要求,长汀开始对水土流失问题进行治理,这几年继续加大了治理的力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长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全面根治为目的,切实把这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把长汀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生态县。”

201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从荒山连片到花果飘香 福建长汀——十年治荒山河披绿》一文。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阅后批示:请有关部门深入调研,提出继续支持推进的意见。

遵照习近平同志指示,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何毅亭同志专门组织了调研组赴长汀进行深入调研,并写了详细的调研报告。

2012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调研组报送的《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同意中央七部门联合调研组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份之一,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艰巨的任务,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2012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接见福建省人大代表团时,又提到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他说:“项南同志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就亲自倡导抓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我担任省领导后接着抓,取得了一些成效。2001年,我提出要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最近,我又连续两次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作了批示,要求认真总结长汀经验,坚持以点带面,促进全省和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建设,并要求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希望省委省政府认真总结推广长汀治理水土流失的成功经验,加大治理力度,完善治理规划,掌握治理规律,创新治理举措,全面开展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中小河流治理。对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子孙后代的事情,一定要一任接着一任锲而不舍地抓下去,一抓到底,切实抓出实效。”

这就是他离开福建后,持续关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情况。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长期关心、支持,长汀百万亩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创造了奇迹。现在,长汀县绿满山、果飘香,成为南方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和福建生态省建设的一面旗帜。

水土流失就是财富的流失,水土保持就是财富的保护。绿水青山是万代永续之宏基,它不仅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还孕育着灵气,灵气又凝聚人气。可以说,长汀是习近平同志“两山”理论的孕育之地、生态文明思想的探索与实践之地。

今天,习近平同志当年捐种的那棵香樟树正在茁壮成长,已经成为生态园的一个观光旅游点,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拍照留念。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经济热点,谈谈您对习近平总书记这几年治国理政的评价及认识。

钟炳林:通过与习近平同志在长汀的接触,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他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领袖。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四个自信”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他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古丝绸之路全新的生命力,将“丝路精神”重新发扬光大。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在河北适合地段规划建设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雄安新区,更是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

他当年在长汀调研时,专心听汇报、细心问过程,通过调研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知山知水方能治山治水。就是在他的这种实地调研精神指导下,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才会取得今天这么可喜的成绩。

习近平同志具有超常的攻坚克难魄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补齐短板、抓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啃了很多硬骨头。比如,腐败是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顽疾”,没有非凡的气魄和手段是难以做成的,但习近平总书记很有魄力,干就干好,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现在,中国的反腐败取得显著成效,百姓一致叫好。

习近平同志具有超凡的风度和自信。他深思熟虑,成竹在胸,引经据典。无论是2016年9月4日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还是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专家、代表的精彩发言,充分彰显了他作为大国领袖的高度自信和人格魅力。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四):“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宝贵的‘晋江经验’”

即时 | 2020-08-10 08:00

采访对象:施永康,1945年1月生,福建晋江人。1968年从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江西工作,1982年调回晋江,历任晋江县委组织部干事、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92年起历任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泉州市委副书记、泉州市长、泉州市委书记。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31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施永康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您在泉州市任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你们当时是如何认识的?

施永康:1992年,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我是泉州市委常委兼晋江市委书记,之前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那一年,去北京参加党的十四大时,我们两人都是党的十四大代表,同在福建代表团,就在会上认识了。

我对我俩最初认识的场景印象很深刻。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很亲切地对我说:“永康同志,晋江发展得很快,很好,你们在第一线很不容易,很辛苦。”他很魁梧,个子比我高了一截,我仰着头说:“是啊,晋江风风雨雨的,事情也很多。”当时,晋江出了一个药案,影响很坏,我们组织查这个案子下了很大力气。但是,当官为民办事,干起工作来哪有什么轻松的呢?想到这里,我说:“习书记,您在宁德老少边穷地区工作过,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宁德那个时候的状况和泉州截然不同,单从经济来说,福建省9个地市有6个地市的财政收入都不如一个晋江县,宁德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更是差得很远。习近平同志说:“是啊,有机会我带干部到你们那边去学习取经。”我说:“好的,欢迎来指导。”

后来,我听福建代表团另外一位同志说,在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晋江的情况非常关心,听到有人讨论晋江的问题时,他会非常专注地听。我们第一次见面,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年轻、成熟、稳重、睿智、干练、务实,待人和蔼亲切。

我们既然认识了,彼此印象又都不错,回到福建以后打交道就多了起来。特别是他调到省里工作以后,我们在省委全会上经常见面,之后都会聊聊天。他一直很关心晋江的情况。我们一见面就谈工作,他向我了解晋江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也经常把工作中的烦恼向他汇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一直关注晋江的发展?他当省委副书记后对晋江有过哪些支持?

施永康:晋江本来在福建也是比较有名的地方,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晋江是古越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到了南宋时期,北方战乱,晋江也成为南渡汉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到了清末和近现代,晋江的海外移民越来越多,又成了重要的侨乡。所以,晋江在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发展,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自然地理因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晋江群众自发尝试过多种生产发展路子,其中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是磁灶模式。磁灶镇在历史上就生产陶瓷远销海外,已经开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原材料—技术—市场。第二种是陈埭模式。陈埭镇处于肥沃的晋东平原,工业企业没有基础,他们组织生产当时中国社会短缺的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市场—技术—原材料。敢想敢干的晋江人充分发挥这两种模式的经验,走遍全国去做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回来之后就组织原材料,再聘用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后来,晋江生产的服装鞋帽、日用品等丰富多彩的商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了晋江整体的一种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广大农村,变化更是天翻地覆。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走遍大江南北,考察广大农村发展情况,自北而南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指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温州模式(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耿车模式(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在中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晋江模式。自此经济学界和理论界纷纷展开研究。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研究员自北而南系统考察了中国广大农村,最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江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代表模式。

1994年,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福建周边十个省的“三农”问题专家参会,把各地的发展模式放在一起交流比较。晋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都不一样。晋江模式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于晋江模式特别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高度适合晋江本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得到费孝通、陆学艺等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1995年,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开始分管全省的“三农”等工作。上任后不久,他就来晋江调研,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我汇报说,晋江农业的比重只剩下百分之三点多。习近平同志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晋江这些年发展得比较快,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国家始终是农业大国,还是要更加注重农业的发展,否则恐怕会导致发展不平衡。乡镇企业确实给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但不是大家都要到乡镇企业中来。无农不稳,在产业结构里始终不能忘了农业这一环。

之后,有一次我汇报了整个泉州市的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就问,泉州现在还有多少个贫困村?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有259个,并列举了一些数据来说明这些村的情况。习近平同志说,与很多地方对比,你们不能叫贫困村,应该说是发展滞后村。我继续汇报说,泉州市委市政府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市长跟随省长抓唯一一个国定贫困县,三个副书记分别挂钩抓3个贫困乡镇,四套班子全部成员责任到人共同抓这259个发展滞后村。我们实行“一村一策”,对每一个村都进行过实地调研,针对各村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合实际的方案来加以扶持,提供合适的项目来帮助他们,现在的效果还在继续跟踪。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这些做法表示肯定。他说,扶贫脱贫不容易,有的老百姓已经脱贫了,或许会又因灾因病返贫,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扎实,一定要注意跟踪,注意兜底。

习近平同志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同时对泉州的工商业也很重视。他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在招商方面经常给我们以支持。泉州市比较发达,特别是晋江这样发展快速的地方很受投资者青睐,习近平同志原来工作过的陕西、河北、宁德等地的同志有很多项目想到泉州寻求合作,他就专门介绍这些同志到泉州来找我,他都会事先跟我联络,要我好好接待、协助招商。这对这些地方和泉州的发展都很有积极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怎样提出“晋江经验”的?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对晋江有很多指导和帮助,对晋江的发展始终予以关注和研究。他经常到泉州来,走遍泉州所有的县、市、区,每个县、市、区起码都走过4次以上,特别是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6年中7次到晋江调研。他认为,晋江的发展模式简单归纳起来是“三为主一共同”。“三为主”就是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企业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一共同”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种模式后来铺开到整个泉州,再之后对整个福建乃至对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借鉴价值。他评价说,晋江通过乡镇企业来生产一些人民群众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自己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他这个评价,实际上就是“晋江经验”的最初总结。

2000年,我们出了一本论文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主要是我随习近平同志在泉州长期调研、向他请教、学习心得汇集的五篇文章,阐明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重点工作,即发展经济、弘扬文化、建设城市。此外,围绕五篇文章,展开泉州继续发展的大讨论,泉州辖区内除金门县外的11个县、市、区书记和县长都有一篇文章。此举对全市进一步开放搞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请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写序言,他欣然应允。

在序言中,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发展评价很高:“改革开放以来,泉州这块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古老土地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他对泉州的发展状况如数家珍,指出:1999年,泉州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52亿元,财政收入48.32亿元,分别是1977年的47.2倍和89.8倍,平均递增分别达19.2%和22%,经济总量约占全省26.2%、全国1.14%,所有县(市)再次分别进入全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或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行列,晋江跃居全国百强县第五。字里行间,饱含着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褒扬。他把泉州那些年的快速发展称为“泉州现象”。泉州的迅速崛起,为全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序言中对我们在战略研究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泉州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写道:世纪之交,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要进一步提高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综合竞争力,争创发展新优势,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泉州的同志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永康同志在整理完善泉州历届党政班子工作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泉州发展战略,阐述了实施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工作范畴,即发展大泉州经济、弘扬大泉州文化、建设大泉州城市。各县(市、区)的党政负责同志也围绕大泉州发展战略这一总原则,提出了切合各地实际的发展思路。整本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泉州特色;二是有时代气息;三是贯穿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四是可操作性较强。可以看出,泉州这次战略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总体思路不错,比较系统且有一定深度,较好地体现了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这必将对泉州未来发展起到实际指导作用,对其他地区也有借鉴意义。善于通过务虚理清发展思路,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应具备的领导素质之一,希望今后继续保持和发挥这一优势。未来20年是福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把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教先进、环境优美、文明开放的福建带入下个世纪,是全省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殷切希望,泉州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奋力开拓,锐意进取,通过增创经济增长、体制创新、对外开放、软硬环境、科教人才、精神文明新优势,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要位置和影响的经济、文化、科教强市。

那时候,晋江在全国发展突出,大家都在研究晋江,既有费孝通、陆学艺等全国知名的专家,也有好多我们省里的同志,是称为模式还是经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和我谈话说,不要叫模式,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死板,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经验是可以灵活借鉴的东西。

还有一次,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省经贸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我们随他去招商,工作之余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费孝通、陆学艺等老一代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把很多地区发展的模式形成了理论系统,以苏南、温州、晋江、珠江四种模式来指导中国农村发展,并总结出了成功经验。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县也都在借鉴“三为主一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又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

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战略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大家对他的看法都很赞同,在战略研究上都比较倾向于他倡导的“晋江经验”的提法。这样,“晋江经验”慢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研究领域流传开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深入泉州的基层调研,对泉州的发展战略作过充分研究,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走遍了泉州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泉州所辖各县、市、区,尤其是这期间,他6年中7下晋江,到企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在实地调研中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他每一次来,我都陪他,那段时间我们交流很多,我十分有幸跟随和见证他全过程全方位的调研活动,深受教育。

在充分肯定晋江发展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习近平同志发现晋江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企业虽不少,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却不多;产量虽不低,产品的技术含量却不高;鞋帽服装饰品企业多,高精尖技术却稀少;工业化发展热气腾腾,城市化发展却相对滞后……“面对新形势、新世纪,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在1999年的一次晋江调研中,他就提出了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2002年6月16日,在泉州市委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改革开放大潮中,关于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晋江精神等一系列提法和问题。习近平同志经过多年考察研究、深入调研、问计于民,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视角与洞察力,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晋江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并第一次正式提出“晋江经验”这个概念,第一次明确总结整个泉州发展模式都是“三为主一共同”的“晋江模式”之后,他又系统提出了六条“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启示”,要求全省各地认真学习借鉴。同时,从五个方面提出要求,要晋江、泉州“探索、创造新的经验,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听了习近平同志那次讲话,我心潮澎湃,很受鼓舞,专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刺桐清和》表达我那时对泉州未来发展激情满怀的心态:

榴月菖蒲雅,

温陵日正东。

蝉鸣桐树上,

景入画图中。

晋水舒长袖,

泉山冀泰鸿。

民心惟古国,

九域共亨通。

在长期调研和深入思考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了宝贵的“晋江经验”。2002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他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文。10月4日,《福建日报》刊发他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新华网次日全文转发。

“晋江经验”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核心内涵是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注重发展品牌,注重创新,走自主发展之路。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和讲话,带动了大家对晋江经验和泉州现象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200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泉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泉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文集《晋江经验与泉州现象》。

人们高兴地看到,当年闻名全国的“晋江经验”至今依然青春焕发,正抒写着“全国百强县”“福建第一县”“中国品牌之都”等可喜可贺的篇章。风靡八闽大地的“泉州现象”依然活力洋溢,经济总量居全国可比212个地级市前五名,位于全省“发展第一层面”,成为“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国品牌经济城市”“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旅游港口城市”,泉州的发展活力十足,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同在福建工作多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施永康: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

我们泉州有一所仰恩大学,是缅甸华侨吴庆星先生回国投资创办的。大学兴办之初,有些事情跟教育部门总是协调不好,市里和省里也协调多次,都谈不拢,搞得很僵。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省长,我是泉州市市长,他带着我们几个到吴庆星先生家里拜访,他们两位一见面谈话就很投机。吴庆星先生请我们一起吃了便饭。吃完饭以后,大家坐下来,习近平同志说,请给我一个便签和一支笔。旁边工作人员就递给他一张仰恩大学的便签和一支铅笔。习近平同志拿着便签和笔,问道:吴先生,你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意见,你跟我说。吴庆星一五一十地说完,习近平同志全都一一记了下来。他问,还有吗?吴庆星笑笑说,没有了。然后,习近平同志一条一条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你们要配合做哪些工作……很短的时间,把所有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吴庆星再也没有异议,双方都很高兴。那个时候,我就对习近平同志佩服得五体投地。

习近平同志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们有一次随他出访土耳其、埃及、墨西哥,途经古巴,住在海岸边的一个旅店里。那个旅店正是海明威写《老人与海》时的住所。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谈到了海明威,讲到了他的著作《乞力马扎罗的雪》《永别了,武器》,还讲了《老人与海》这部不朽名著的整个故事梗概。由大海这个话题发散开来,我们还谈到高尔基的《海燕》,习近平同志兴致很高,还给我们富有感情地背诵了《海燕》主要段落。我们平时交谈的话题大多是工作,这次听习近平同志谈起文学艺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内心也非常佩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络吗?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我到浙江去拜访过他一次。他到上海工作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他的秘书还专门给我他在上海的手机号码。福建的同志们一直惦记着他,他也时常打听福建同志们的情况,很关心大家,始终把这些同志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我想,这就是大国领袖的风范和胸襟。2010年,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我也已经退休。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主编了一套45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大泉州战略探索》,一共8卷。出版之前,我请求习近平同志对书稿予以指正。一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习近平同志的秘书打来的。他说:“您好,是施永康同志吗?”我说:“是的。”他说:“习副主席跟您通话。”接着,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习近平同志亲切的声音:“永康啊,好久不见,现在怎么样啊?”我听到他的声音很高兴,半开玩笑地说:“近平同志,我退休啦,还能怎么样啊?”习近平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永康,你能编这么大部头的书,我看你威风不减当年呢!”接下来,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谈书稿,他很谦虚地说:“我离开福建时间比较久了,很多具体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内容我不太掌握了。通过你书稿中的介绍,我也了解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战略构想,书稿立意很好,质量很高。希望你们能继续加强研究,给泉州未来的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战略思路。”

虽然分别多年,但我心里一直想着他这位曾经的“老”领导,也在不断地学习他的讲话和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发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致辞,我全神贯注地听下来,深受启发。2017年7月1日,他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亲情浓郁、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引起一阵阵掌声。2017年8月,《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我也是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政治报告,那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从头到尾在电视机前聆听他的讲话,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其中很多“金句”我都能背下来。比如,“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话,大义凛然,彰显了至高无上的爱国气节,令我心潮澎湃。

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也没有忘记我,让我非常感动。2014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京军区,陪同他视察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亲笔给我来函说,习近平总书记和他谈话时提到了晋江经验,还专门向他问道:“施永康同志现在怎么样?”司令员在信中还说:“作为领袖和统帅,习主席心中还记着您,我深受教育与感动!习主席伟大的胸襟和情怀,将永远激励我们向中国梦、强军梦奋勇前进!特转告您。”

2019年3月10日,全国两会期间,泉州市领导连夜给我来电话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讨论时又提到了“晋江经验”,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还特别提到“当时,施永康同志在那边当书记”。

得知这些消息,我内心很激动。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为泉州人民、为晋江人民做了一点事情,但那都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还嫌自己做得不够多。

数字是闪光而充满魅力的:回顾改革开放40年,1978年启动时,晋江农民人均收入107元,2018年是2.4万元;1978年财政收入1476万元,2018年是226亿元;1978年财政补贴252万元,2018年财政上缴113亿元。

多年的从政经历,也是我不断完善自我、追寻初心的过程,特别是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10多年,我所学、所获、所感甚多,内心很充实。这几年,我虽然退休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但心情越来越舒畅,对祖国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是,只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伟大的人民,必将继往开来,坚定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大展宏图,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省政府党组集中学习《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

即时 | 2020-08-08 08:13

东南网8月8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郑昭) 7日,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王宁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从中深刻汲取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实干的力量,更好地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位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出席会议,王宁、赵龙、崔永辉作重点发言。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亲自领导了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重大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我们要倍加珍惜。要带着深厚感情、带着特殊责任,深入学习《习近平在福建》等采访实录,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认识和领会,大力秉承弘扬总书记始终如一的高尚政治品格、深厚赤子情怀、强烈责任担当、务实工作作风,把对人民领袖的深厚爱戴之情进一步上升为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强调,要坚持知行合一、真学真用,进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的创新理念和生动实践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勇于担当、敢于斗争,迎难而上、奋发有为,加快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更好地服务全国大局。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三):“习近平同志对妇女工作一诺千金”

即时 | 2020-08-07 07:59

采访对象:林文秀,1954年9月生,福建福州人。1985年任福州市台江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鼓楼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93年任市妇联党组书记、主任。1998年任福建省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2010年任省妇联巡视员。2014年10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9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林文秀同志,您好!您在福州市鼓楼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请您讲讲您与他相识的过程。

林文秀:我和习近平同志相识,是他刚来福州当市委书记那段时间。当时我是福州市一名普通基层干部,任鼓楼区委宣传部部长。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0年七一前夕,当时我作为全国、省、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参加市里纪念建党69周年座谈会并发言,座谈会结束前,习近平同志作了总结讲话。会后,他和市委几位领导邀请我们几位基层党员代表一起吃饭,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让我感到他很亲切。

1990年下半年,福州市开展全国卫生城市创建活动。作为基层干部,我“包干”了一些地方,主要是推进卫生死角整治。整治工作开展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带着市里的同志来到鼓楼区,检查城乡接合部的卫生整治情况,他看到我,还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林文秀同志,你好!”

检查结束后,区委书记、区长送他上车,我就“识趣”地退到后面。但没想到,习近平同志一只脚跨上车后又下来了,他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说:“你辛苦了!”我说:“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很高兴,习近平同志能把我们基层干部的付出和辛苦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1992年,我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被组织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行前,习近平同志嘱咐我:“这个机会很难得,一定要认真学习,回来以后认真总结。”学习结束后,我回到福州向习近平同志作了一个简单汇报。他鼓励我说:“回去好好工作,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

采访组: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第二年,您就调到妇联工作了。

林文秀:是的。1993年3月9日,市委通知我去习近平同志办公室。门开着,我礼节性地敲了一下门,他抬头看见我,笑着说:“林文秀主任,请进!”

我坐下后,习近平同志对我说:“经市委研究,决定由你来担任福州市妇联主任、党组书记。这个领导岗位非常重要。我们党很重视妇女工作,全国妇联主席大多是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大姐,包括蔡畅、康克清、陈慕华等。我们省里、市里的妇联原来也都由革命老大姐担任妇联主任。现在,我们开始配备年轻的妇女干部,你长期在基层,有群众工作经验,这个职位适合你。”

我说:“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他继续说:“妇女工作面广、线长,你要拓展思路,开拓视野,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工作中,你一定要往下沉,深入基层,千万不能忘记妇联组织代表着最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同时,各阶层妇女的工作也都要顾及到,落到实处。通过你们的工作,调动各界妇女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树立起福州妇女的良好形象。同时,你也要把市妇联的机关建设搞好,为全市妇女作榜样。”

他还特别跟我讲:“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咱们福州是省会城市,在全省要起带头作用,要体现出省会城市妇女的精神风貌。同时,你们的工作一定要争取省妇联的支持,尽量多争取省妇联的活动在福州举办。”

习近平同志虽然没有分管过妇女工作,但他的谈话却能够点到关键处。言谈话语当中既有信任鼓励、勉励,更有切实关心指导。我诚恳地说:“习书记,希望您以后对我们多指导、多支持、多帮助。”

他说:“好的。”

这简简单单两个字的回应,在之后印证了他说到做到、一诺千金的品质。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支持妇联工作的。

林文秀:我们妇联除妇女相关工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作为政府妇女儿童事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三八妇女节和六一儿童节都是我们妇联宣传展示妇女儿童工作的契机。每年,习近平同志都身体力行地支持我们妇联开展各种活动。

1993年5月下旬,市妇联策划举办了“儿童少年欢乐节”活动,组织孩子们以琴棋书画等各种方式展示才艺。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肯定我们举办首届儿童少年欢乐节的做法。贺信刊登在5月23日《福州晚报》上。

六一儿童节当天,习近平同志带领金能筹、王文贵、高翔、林强等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了我们在省工业技术展览交流中心展览大厅举办的“福州市首届儿童少年欢乐节”展示活动。习近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小朋友的各种比赛、游戏和表演,不断和孩子们亲切交谈、合影留念。之后,我们对小摄影记者的作品进行了评选,把获得一、二、三等奖的摄影作品做了一本作品集,送给习近平同志留念。这次活动,省市媒体做了报道,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反响。

习近平同志确实对妇联工作做到了“多指导、多支持、多帮助”。1994年3月8日,他在《福州晚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巾帼逞英豪争创新业绩——“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祝词》,以此向全市各界妇女和全体妇女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并希望广大妇女和全市人民一道,为福州市实现“3820”战略目标作出贡献。

在工作当中,习近平同志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1994年5月24日上午,他带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妇联、教委、城管委、卫生局等部门负责人,深入福州儿童医院、福州盲童学校工地、福州儿童公园、福州儿童图书馆等单位,对全市儿童的卫生、教育和校外文体活动场所建设进行检查和指导。

1994年11月,在福州市第十次妇女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带领市委班子成员全程出席,并听取福州市妇联主席所作的妇女工作报告,让妇女代表们深受鼓舞。

1995年3月2日,习近平同志带领赵守箴、王文贵、孙海山、林爱枝、林文斌等市领导参加了市妇联和工会联合举办的“我与岗位”演讲汇报会。市里40多名女干部参会,其中有16位作了精彩演讲,内容既精炼又充实。习近平同志听完后,代表市委市政府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全市女干部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同时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培养和保护女干部,发挥她们应有的作用,通过妇女工作上台阶,促进全市工作上台阶。

1995年5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评选“全国儿童工作先进市”,委托福建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到我们福州市进行考核,并在福州于山堂召开一个考核情况反馈会议。习近平同志得知后,嘱咐我们要积极对待检查,认真听取反馈意见。

我说:“习书记,您能不能来听一下?”

他那天事情很多,非常忙,但他仍表示:“我尽量来。”

下午大概五六点钟,习近平同志赶到反馈现场。当时,来考核的干部都非常感动。她们说:“习近平同志对儿童工作这么重视,真是难得!”

会上,习近平同志听了反馈意见,要求在场的各有关部门回去尽快整改,以推动福州市儿童事业的发展。

1996年3月1日,市妇联在市委礼堂举办“巾帼成才与创业报告会”。会后,习近平同志专门会见报告团全体成员,与她们交谈,并合影留念。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全国妇联在北京举办的妇联主席培训班,与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黄启璪大姐谈心。我说:“因为习近平书记一直非常支持和重视妇女工作,我们福州市妇联的工作开展得特别顺利。”黄启璪大姐很高兴,她说:“文秀,你回去以后,替我感谢你们习书记对妇联工作的支持。”

那几年,在习近平同志支持下,妇联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他却把成绩都归功于我们妇联,还多次表扬我们妇联班子的工作做得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关心广大儿童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听说习近平同志经常把工资拿出来资助贫困儿童。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

林文秀:确实是这样的。妇联系统实施一个资助贫困儿童的“春蕾计划”,习近平同志领着市委班子成员资助了该项计划中的贫困儿童对象。他一个人资助了两个平潭岛的贫困儿童。平潭岛当时交通十分不便,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群众生活普遍贫困。在习近平同志和市委班子成员带头下,全市机关的很多干部纷纷效仿,都对口资助了贫困学生。

通过资助和接触,习近平同志更多了解到贫困地区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他就提议说:“咱们可以把孩子们请到福州来看一看,我来见见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聊一聊、谈谈心。你们还可以组织一些活动,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参观博物馆,等等。”按照他的建议,我们于1995年儿童节前夕组织了20名来自边远山区、海岛的贫困儿童代表来福州,习近平同志等市领导抽出时间来看望孩子们。那次活动非常成功,孩子们增长了很多见识,也玩得很开心。他们和习近平同志在一起时的欢声笑语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还拍摄了一些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很多年过去了,这些照片我还一直珍藏着。

党的十八大以后,福建省承办了非洲的“干部研修班”,非洲很多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官员分批来我们这里培训。我代表妇联去给他们讲课,就把习近平同志当年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做成了课件,放给他们看。结果反响非常热烈,他们一看到这些照片都鼓掌,还伸出大拇指,跟我说:“你们的‘总统’很棒!”

采访组:促进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是妇联的一项具体工作。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对你们有哪些支持呢?

林文秀:习近平同志一直非常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1993年福州市举行县乡换届选举工作,为推动更多优秀女性进班子,我们打算在6月15日把一些后备女干部召集到市妇联举行女干部恳谈会,邀请习近平同志来指导。结果,不仅他本人来出席,还领着赵守箴、王文贵、方庆云3位副书记一同参加会议。

来自县乡的女干部们看到习近平同志这么重视妇女干部培养工作,都非常高兴,会上发言很热烈,直截了当地提了很多建议和想法。习近平同志听了大家发言后作了讲话。他说,妇女参政是社会文明、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标志。加快妇女干部的培养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党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政部门要在妇女干部成长的道路上加强有针对性的培养,从生活上关心她们;妇女干部在改革大潮中也要重新塑造自己,加强实践锻炼和理论知识学习,加强自身建设。

这次恳谈会效果很好,参会的20多位后备女干部更加奋发有为,努力工作,后来也相继得到提拔,在重要领导岗位上发挥着作用。20多年过去了,大家还对那次恳谈会记忆犹新,她们常讲:“那次的会开得真好,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女干部的成长和进步太重视了,成为我们走好人生成长之路的动力。”

习近平同志曾对市妇联明确提出:“省里对女干部的参政比例的要求,福州市必须全部做到。”我汇报说:“市直机关配备女干部比例已超过上级要求。县(市区)、乡镇、街道,都有女性党政领导。”他听了以后很高兴。

习近平同志还非常重视宣传党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的有关政策,所以福州市的女干部成长进步环境很好,提拔得比较多,到省厅工作的比例也比较高。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我们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调到省里工作之后,你们之间在工作上还有哪些交集?

林文秀:习近平同志刚到省委当专职副书记时,主要工作是分管农业和农村。他虽不直接分管妇联工作,但是他跟省妇联的几位领导说:“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支持的,我会全力支持的。”

这句话,依然是一诺千金。

1998年8月17日,我们召开福建省农村妇女小额信贷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各设区市党政分管领导出席,需要省领导到场指导。我们按程序上报后,结果分管领导有别的工作来不了。我们只好去找习近平同志来“救场”。不巧他那天要参加省委常委会,就跟我们说:“尽量来。”我们担心他来不了。没想到,他开过会之后真的就赶到省妇联,同志们见到他,都非常感动,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

在这次会上,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妇联组织的“巾帼扶贫行动”,认为这个行动既帮助了农村妇女脱贫致富,又服从服务了党的中心工作,使农村妇女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他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发挥妇联组织在扶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各级部门在制定扶贫具体政策和规划时要重视发挥妇女的作用,维护妇女权益。要把妇联开展的“巾帼扶贫行动”纳入各地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他要求各级扶贫办进一步加强与妇联的合作,科委、科协、财政、林业、农业、水产等部门要在资金、物资、项目、信息、技术等方面给妇联以大力支持。他还强调,完成扶贫攻坚任务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真抓实干,为帮助贫困群众特别是贫困妇女共同走上富裕之路作出新的贡献。有了习近平同志的总结性发言,这次会议非常成功,为推进全省“半边天”扶贫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1年12月,习近平同志被全国妇联授予“支持妇女工作奖”,我们通常称获奖者为“妇女之友”。习近平同志确实是妇女和儿童的贴心人、好朋友,他当之无愧于这个称号。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委主持工作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制度安排,就是: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妇女儿童工作的汇报;市委重大决策的会议都请工会、共青团、妇联领导列席;市委中心组学习,也扩大到群团组织参加。他当了省长以后,延续了这个制度,每年省政府都会听取省妇女儿童工作汇报;重大事项都会请工、青、妇领导列席会议并参与研究。

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后,事务繁多,但他不仅没有忽视妇联工作,反而更多地从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支持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他动员各级政府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大力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各地在筹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过程中,省政府都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

2002年,宁德市妇联筹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资金缺口比较大。1月6日,市妇联上报“关于要求支持宁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建设资金的请示”给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他对此高度重视,3月26日,通过秘书打电话给时任市妇联主席的黄少姿同志,约她第二天10点到办公室。27日上午,黄少姿和市妇联副主席张晨华一起到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对她们说:“宁德的事情我会支持的。宁德建一座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不容易,要建好。”黄少姿当场表示,回去后会向宁德市委汇报,一定把妇女儿童中心建好。面谈后,黄少姿和张晨华从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出来,刚走到电梯口,黄少姿就接到了习近平同志秘书的电话,说习省长批给宁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建设资金200万元。她们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感叹习近平同志办事效率竟如此之高,对宁德妇女儿童事业如此重视和关爱。

一年后,宁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建设如期完工。竣工典礼上,黄少姿特地拍了照片,寄给已调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并附上一封感谢信,表达对他由衷的感激之情。

采访组:您和彭丽媛老师有很多交往,请您谈一谈她支持妇联工作的故事吧。

林文秀:彭丽媛老师非常支持妇联工作。省、市妇联与彭丽媛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跟她交流。她每年回来,妇联的领导同志都会去她家看望。她会聊聊在部队工作生活和赴各地演出的一些情况。她很健谈,和习近平同志一样,待人亲切,非常随和。

我也是调到妇联工作以后认识的彭丽媛老师。1994年春节前夕,彭丽媛老师回福州探亲。2月16日,省市妇联邀请她来妇联做客。时任省妇联主席的陈秀榕同志和我一起去接她,到她家门口时,她已站在那里迎接我们了,一点都没有大明星的架子。车上,彭丽媛老师和我们亲切交谈,我们之间如同熟悉的朋友,聊了很多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她告诉我们:“刚才女儿睡醒了,正想着妈妈抱。我就溜出来了,要不她会哭,不让我走。”

我说:“早就想看望您,您每次回福州的时间短,我们相会很难得。”

她说:“你们太客气了。上一次约我,主要是我在北京得了病毒性感冒,怕出来相见传染给你们。”

看到五四路的夜景,彭丽媛老师感叹:“福州的夜景很美!”

陈秀榕同志说:“这是习近平同志领导有方。”

她说:“大家对他工作很支持,我很感谢!”

我说:“习书记平易近人,上下反映都很好。”

她说:“主要是大家支持。他是干事业的人,又当过农民,体贴劳动群众。”

平时,我们妇联组织的活动很多,有举办大型活动和晚会的时候,就很希望能请彭丽媛老师来福州演出,提升活动的档次和水平。这个想法也是由来已久了。1995年初,为迎接世界妇女大会,我们要举办一场大型文艺活动,我就借此机会,跟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个想法。

他听了我们的请求,说:“请彭丽媛到咱们这儿来演出是好事啊,但是不知道她近期有没有安排。这样,你们能不能给她的单位发函?”

我心里很高兴,就马上给总政歌舞团发了邀请函,很快就收到回复:“彭丽媛同志另有事去不了,我们派其他人去可以吗?”

我有一点儿失望,但是相信总政派来的其他歌唱家一定也是水平很高的,于是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活动举办前夕,习近平同志还特意问我:“邀请演员顺利吗?”

我说:“很顺利,彭丽媛老师没来,总政歌舞团派了其他人来。”

他点点头说:“效果好就行。”

活动当晚,演出取得圆满成功。时任省委书记贾庆林同志和习近平同志都亲临现场,为获得全省“巾帼建功”标兵颁奖。

后来,彭丽媛老师回福州探亲的时候,省市妇联领导和她见面时,她非常热情地表示,一定要找机会为妇联作些贡献。

1998年5月,福州市妇联在福建电视台演播厅举办“为了母亲的微笑”文艺晚会。我们联系到彭丽媛老师,她风趣地说:“这次我肯定要来,把上次的遗憾补上。”

演出前,彭丽媛老师先到市妇联看望姐妹们,并和大家合影。这次晚会上,彭丽媛老师跟我们很多业余文艺爱好者同台演出,还请来了她女儿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伴舞。这次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效果很好。她演唱完以后,现场观众给予她经久不息的掌声。

活动结束以后,市妇联给她包了一个红包,作为她的劳务费。这都是她的正当收益,按照当时的标准,并没有多给。但是,彭丽媛老师婉言谢绝了,一分钱也没收,她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们要用车送她回去,也被她婉拒了,之后自己步行回家。

彭丽媛老师的女儿就读过省妇联直属的省实验幼儿园。在毕业典礼上,幼儿园邀请彭丽媛老师,她也欣然前往,以家长身份与孩子和老师同台演出。毕业典礼结束后,许多家长纷纷要求与她合影,她也一一予以满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都忙于事业,平时聚少离多,但家庭仍很和睦温馨。请您谈谈对他们家庭生活的了解。

林文秀: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非常和睦,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也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福建省在推选“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时,福州市水部街道妇联要申报他们家庭,并找到彭丽媛老师商量。

她说:“这个事情能不能请市妇联跟市委办公厅说一下?”

于是我们报告给市委办公厅,习近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他马上回复,明确拒绝说:“这名额很少,要给基层。”

不过,我们妇联的同志私下里觉得,这个荣誉还是给他家很合适。彭丽媛老师十分理解习近平同志的想法,她也认为:“要把荣誉给基层的家庭。”彭丽媛老师对我们一直非常客气,每次见面,她总是感谢我们对习近平同志工作的支持,还送给我们她演唱的磁带,我们都作为珍贵礼物保存。聊起他们夫妻俩,她总是跟我们讲,习近平同志对她家里的人特别好,对她的父母非常尊敬,对她的事业也非常支持。她说,习近平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他们的女儿非常喜欢他,跟他特别亲。因为工作关系,彭丽媛老师总是长期在各地奔波、演出,很少有时间照顾家庭。她跟我讲,她其实很想放弃演艺事业,以后就留在家里,做一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多帮助习近平同志打理家务,多带一带女儿。但是,习近平同志打消了她的这个念头,他鼓励她说:“我可不能那么自私。党培养你这么多年,组织上这么重视你,部队也需要你,所以你还是要专注于干事业。”我们在聊天时得知,彭丽媛老师每次到福州过年,都会在家看孩子、买菜、做饭,或带孩子逛五一广场。她相夫教子的愿望,只有春节前后回福州的时候才有机会达成。

其实,再大的领导,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家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一次,彭丽媛老师不在福建,习近平同志又恰好出差在外,彭丽媛的母亲自己在福州生病了。我和另外一位副主席听说后,就到医院去看望了老人家。

老人家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和我们聊了好久。她很健谈,她谈自己,谈女儿彭丽媛,谈女婿习近平。她对我们说,她很喜欢自己的女婿,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她也很感谢我们妇联同志能来看她。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的初中语文老师陈秋影同志也有过接触,她是如何评价他的?

林文秀:陈秋影老师是习近平同志在八一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她于1997年9月来福建出差时,我认识了她。

那一次,习近平同志到外地出差了,他让秘书给我打电话交代说,请福州妇联帮助接待陈秋影老师,给她提供一些儿童阅读方面的情况,并带她参观一些儿童机构。我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和陈秋影老师就熟悉了,彼此打开了“话匣子”。她对我讲起习近平同志上小学和初中时候的事情:“习近平在学校里一直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在班里,他的年龄较小。但却以在学习上的颖悟、为人的宽厚、处事的沉稳赢得了大家的敬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受了很多艰苦的磨炼,父亲被迫害下放,家庭四分五裂,他被扣上‘黑五类’‘狗崽子’‘反动学生’的帽子,被迫去陕西农村插队劳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以顽强的毅力在最基层的农村生活中锻炼成长,在陕北父老乡亲们的帮助下不断进步,成为一名团员、党员,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经历,使他有最大的机会了解最基层的群众,并与他们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立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终生都做报答老百姓的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习近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他走到哪里,始终都没有忘记母校和老师,他来京开会时,经常抽空看望老师们。1991年,我遭遇车祸,脚部骨折,习近平还托人带来按摩器。”

陈秋影老师的娓娓道来,让我更多了解到习近平同志童年、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不久之后,陈秋影老师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海峡姐妹》上,以表达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几年当中,对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请您谈谈对他的总体印象。

林文秀:习近平同志很朴实,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不怎么讲究。但他对履职尽责非常“讲究”,他信念坚定、为民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起到重要的带头带动作用,让我们受益匪浅。

他很喜欢脱稿讲话,在福州工作期间,他在许多活动中的讲话非常精彩。这来自于他宽广的视野、扎实的理论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层实情的切实掌握。

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比如,我们妇联第一次评选十大杰出女性,在《福州晚报》上刊登候选人选票,让市民投票。在这过程中,有个领导的票数比较高。习近平同志听到相关反映,就提醒我们说:“不能把目标只放在领导身上,你们要注意把目光更多放在各行各业,放在一线。”“新闻媒体要把镜头对准群众,反映群众的呼声。”

妇联换届的时候,要提拔干部,我们就推荐了市妇联机关干部,习近平同志不失幽默地对我们说:“不要‘近亲繁殖’,外面优秀的人才也要推荐,最后由市委去研究。”

福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商界人士眼里,习近平同志是一位清廉的共产党领导干部。有一些港澳同胞遇到困难去找他,他都会帮忙,但他从来不要任何回报。他支持人家,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的事业能够在福建顺利发展,所以商界人士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

习近平同志充满着共产党人的精气神。他在福建任职期间,很多同志对他就是这样的评价。有一位女干部,是出版局的局长,她曾经对我说:“我年龄比习近平同志大十几岁,工作上碰到很多事情不好处理,但经常是他只跟我点拨一句话,我就豁然开朗,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好好的。”

大家非常信赖习近平同志,在他领导下工作,既有积极性,又有安全感。一直以来,他对干部很爱护,要求也很严格。他很讲诚信,只要是他承诺的,他就一定要兑现,他说到的,一定会做到。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他都是可以打满分的。

一直以来,他很注意处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们曾经随同他乘坐中巴车到基层调研、参加活动,他从来不居高临下板着脸,一直都是特别和蔼,还不时和我们聊天,谈笑风生。

习近平同志担任过福州市和福建省的重要领导职务,分管的部门数不过来,但他从来没有忽视过像妇联、老干局、残联这样的“弱势部门”。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弱势部门”,但他从来不这么看。各个部门的各项工作,他都很重视,都抓得非常到位,使我们这些在“弱势部门”工作的同志感到“弱势”不弱,大有可为。

老干部工作他也做得非常好。老干部普遍反映:“习近平同志是党的好领导。”“习近平同志的身上有强大的‘红色基因’,习仲勋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和优良传统被他继承了下来。”所有的老干部都拥护他、赞扬他。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半,给福建的干部群众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福建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他为福建绘制的美丽蓝图,正在逐步变为美好现实。福建人民十分拥戴习近平同志,他现在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舵领航,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日新月异的伟大变化,福建人民由衷地为他感到光荣、骄傲、自豪。

龙岩:“一件事”套餐,一窗一次全办好

即时 | 2020-08-05 07:29

编者按:《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中,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主导省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20年来,我省各地秉承“马上就办”工作理念,在健全“马上就办”制度体系、持续提升行政服务效能等方面积极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总书记为我们创造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实践成果。

东南网8月4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戴敏 通讯员 王才秀) “有了这个企业开办专区,不仅能即来即办,而且一个窗口就把所有审批都给办好,太方便了。”近日,来到龙岩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企业设立登记业务的龙岩市龙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黄女士,对新设立的窗口专区点赞不已。

黄女士所说的专区,是龙岩市行政服务中心于7月22日正式运行的企业开办专区,企业只需在一个窗口提交相关材料,便可办理企业开办的所有相关事项,领取到营业执照、公章、发票、税控设备等相关实体材料。

开办企业,需经企业登记注册、印章刻制、银行开户、税务登记、“五险一金”开户等相关流程。之前,要完成这样一套流程,申请人要跑7个不同部门窗口,审批时限最快也需3天。

“从7月22日起,在企业开办专区就可实现企业开办各业务的一窗通办。”龙岩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场监管注册审批科科长黄顺妹说,只要申请人准备好相关材料,跑一个窗口取一个号排一次队,就全部搞定,审批时限压缩到1个工作日内,最快2小时就能搞定,提交的材料也少了6份。仅运行前三天,该窗口就办理企业开办相关业务近80件。

审批材料重复提交,多个证件多次跑办,一直以来,企业和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今年以来,龙岩市行政服务中心积极践行“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理念,大力推进“一件事”改革,推出“综合受理、分类审批、统一出证”的套餐式审批服务。

开办企业一体化“套餐式”服务,就是龙岩市行政服务中心梳理出的101个“一件事”主题套餐之一。“一件事”是指将企业和群众需要到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办理的事项,涉及多个相关政务服务事项,需到不同窗口、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经多个环节办理的“一揽子事”。

今年2月以来,龙岩市行政服务中心以“只跑一个窗口”“一次办成”为原则,将企业群众需跨部门、跨窗口办理的“一件事”,予以环节整合、流程优化,梳理出101个“一件事”主题套餐,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无缝对接、集成办理。

以“我要开一家饭店”主题申请事项为例,涉及8个部门,以往要跑窗口12次,提交72份材料,50个工作日才能拿证。改革后整合成“一件事”套餐进行联办,只需一次申办,并联审批,19个工作日内即可拿到所有证照。

据统计,101个“一件事”套餐,共涉及639项事项,改革后审批精简申报材料881份,压减比例22.88%,审批时间较原承诺时限共计压减1606天,压减比例达54.74%;到窗口趟数共计压减351趟,压减比例达62.23%。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二):“近平书记是台商台胞的贴心人”

即时 | 2020-08-05 07:24

采访对象:梁茂淦,1943年6月生,福建长汀人。1965年任《福建日报》编辑、记者。1984年任项南同志秘书,1988年任福建省委办公厅处长,1990年任福建省台办副主任、主任,其间曾任陈丕显同志秘书,1997年任省台办主任,2003年任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访,2020年1月8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梁茂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厦门副市长时,您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秘书。请您谈谈他给您最初留下的印象。

梁茂淦:好的。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85年。那天,我陪同项南同志到厦门处理公务,办完事情以后,项南同志对我说:“你跟习近平同志联系一下,问他晚上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让他过来,我想见一见他。”晚上7点15分,我在住处的一层大厅等候习近平同志。他很守时,几乎分秒不差地走进大厅,我老远就看见了他。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很年轻,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身材很魁梧,雄姿英发,步履稳健。我迎上前去,与他握手说:“近平同志,您好!我是梁秘书,项南同志在房间里等您。”习近平同志亲切地向我问好:“梁秘书,你好!”

两位领导见了面,相互亲切问候,就开始谈话,我就回自己的房间,赶一个第二天用的材料。他们谈了大概两个小时,习近平同志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房间里埋头写材料,他专门到我房间打了招呼。

后来,我在与项南同志谈天的时候,他对我说:“近平真是个人才啊,后生可畏。你别看他年纪轻轻,但阅历很丰富,很有工作经验。他十几岁就到陕北插队,入了党,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在陕北那个艰苦的环境里当了七年的农民,后来被乡亲们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学,毕业后当了国防部长耿飚同志的秘书。之后他主动请缨,到河北正定县艰苦的基层工作,当县委副书记、书记。他在正定县工作非常出色,表现非常突出,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前不久调到福建来。近平的为人处事很像他的父亲习仲勋!很正直,很厚道,又很有理想,有坚定的信念。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啊。”

一面之缘,一次握手,简单而亲切的问候,项南同志娓娓道来的介绍……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习近平同志的情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对台工作,而您在省台办工作了不短的时间,请您讲讲他是如何指导开展对台工作的。

梁茂淦:习近平同志很有思想、很有内涵、很有原则,善于团结人,善于与人共事。他视野开阔、思想解放、思维敏捷,遇事冷静沉着,经验丰富。在敏感的对台关系中,有他这样德才兼备又敢于担当的领导,是福建对台工作之幸,也是我的荣幸。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福建的对台工作不仅没有出任何问题,而且还屡创佳绩,各项工作走在各省市的前列,年年受到中央台办表彰。

习近平同志重视对台工作是一贯的。比如,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亲自担任福州市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那时候他的工作有很多创新,比如“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他在福州创办了全省首个“台商台胞接待日”,每个季度由市委书记和分管领导亲自接待台商台胞。这项工作很受台商台胞的欢迎。每当接待日来临,他们就早早地排队等候,由习近平同志和相关领导亲自出面接待。接待日的工作很有力度,凡是能立即解决的,则马上就办;如涉及面较大,需要有关部门协调的,都记录在案,尽快落实,做到件件抓落实,件件有回音。这件事在台商台胞中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

习近平同志平时还经常到台商台胞当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许多台商台胞与习近平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称赞道:“近平书记是我们台商台胞的贴心人。”2002年,习近平同志从福建调到浙江工作时,许多台商台胞都依依不舍,有的还专程到杭州去看望他。台商们非常珍视与习近平同志的友谊,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福联纺织等台资企业负责人把他们与习近平同志的合影珍藏至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抓的工作更全面了,请您讲讲这一时期他的对台工作有哪些创新举措和积极成果?

梁茂淦:1996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兼任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他把在福州市工作时大量行之有效的对台工作经验带到了省里,并结合全省情况采取了许多创新举措。

第一,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台办的工作。他说:“省台办有什么实际困难,你尽管跟我说,我能解决的,尽量帮助你解决。”在他的支持下,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为省台办增加编制和经费。我们的三通处就是在他手上创立起来的。

第二,习近平同志带领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各项对台方针政策,发挥福建的独特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对台工作。他指出,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也是对台,只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基本方针和各项对台方针政策,就能化敏感为有利,创造出奇迹。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各部门积极而有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对台工作,使福建省的对台工作走在各省市前列,为推动两岸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习近平同志对建立健全对台工作制度付出了很多心血。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后,要求省台办和有关部门把省委省政府过去对台工作的文件和政策进行综合梳理,过时的就废除,没建立的就立即建立,不健全的就马上完善。他对我说过,用制度管人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对台无小事,必须制定合乎实际的刚性规定和制度。习近平同志每半年开一次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每年开一次全省对台工作会议。他还开创性地建立了重大对台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其中包括了经常性和突发性的事项类别;建立了对台工作人员的保密、廉洁自律工作制度。他还特别给我交代,对台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第一时间向他报告,不管多晚,哪怕是三更半夜,都可以打电话或到他家汇报。他说:“省委分工我管对台,我就要认认真真地履行这个职责,我要多为省委负点责。”

第四,习近平同志真心诚意地对待台湾同胞,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到台胞心里去。他多次在同我谈话或研究工作时强调,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最根本的是要真心诚意地把台湾同胞作为自己的骨肉同胞。在这方面,他以身作则,带头与台商台胞交朋友。在福州市工作时,他就交了很多台湾朋友。当时,福州市台资企业协会的一位会长,平时与省、市有关部门发生了一些矛盾,福建省和福州市有关部门几次向省台办反映要撤换他。我向习近平同志反映后,他就说,我们一起来做他的工作。我曾多次陪同他与这位会长谈心,既如实指出他的问题,又多次耐心细致、推心置腹地充分交流,使他深受感动。习近平同志常对我说:“做好一个人的工作,就会影响一大片。”还有一位在厦门海沧区投资化工产业的台商,由于种种原因,搞得债务缠身,日子难过。习近平同志指示我,台商投资遇到困难时要特别关心,要我多了解情况,帮助协调解决困难。习近平同志还多次与这位台商座谈,帮助他解决问题。这位台商感动至极,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习省长这样关心我,一辈子都难忘。”

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先后推动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对台工作,成果丰厚。如1997年1月,推动湄洲妈祖巡台102天,深入到台湾的19个县市,受到千万人次的顶礼膜拜,成为两岸交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1997年4月,两艘福建万吨货轮突破了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和限制,直航高雄,开启了两岸直航的试点。2000年11月19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率团来福建省龙岩市出席“世界客属第16届恳亲大会”,并作了“两岸客家是一家人”的演讲,引起两岸同胞的高度关注。2001年1月2日,两门(厦门和金门)与两马(马尾与马祖)实现“小三通”,受到两岸同胞的热烈欢迎。2001年1月28日,两门两马签订交流协议,首次将一个中国原则写入协议,在两岸引起轰动。在闽台经贸合作方面,一系列大型台资项目,如厦门翔鹭石化、正新橡胶、东南汽车、漳州火电厂先后建成或投产。这些创造性的活动,让福建这个原先的对台斗争最前沿成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热土。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两门两马”实现“小三通”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

梁茂淦:“小三通”与“大三通”不一样,我们是用“小三通”来推动“大三通”。而“大三通”是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才实现的。

当时,在岛内各界要求全面直接“大三通”的强大压力下,陈水扁当局决定,先实现“小三通”来缓解压力,即从2001年起,分阶段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货物和人员直接往来。我们跟金门方面商量说:“1月1日是元旦假期,你们1月2日来比较合适!”经商定,1月2日正式通航。

12月31日半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省台办三通处打来的,他们告诉我:“梁主任,有新的情况!有人告诉我们,明天台湾的一艘满载金门游客的客轮要到厦门刘五店码头。”

接到这一突如其来、打乱我们部署的消息,我就立即用电话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他从电话中听出我有些紧张,就说:“按我们原来的方案当然最好,但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坏事,说明闽台民众对‘小三通’充满了期待。”然后他立即做了四点指示:第一点,“每临大事有静气”,要沉着应对,稳住自己,不要忙乱。第二点,先把情况搞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第三点,与金门方面做好沟通工作,能按原计划当然最好。第四点,准备好接待的预案,他们到了要热情接待,要变坏事为好事。

我当时很紧张,因为这真是太意外了,但听习近平同志这么一说,我的心就宽慰多了。跟有经验又沉稳的人一起共事,我也变得有信心了。

后来,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我通过厦门市台办与金门一位副县长联系上了。我对他说:“今天风浪太大,我们不能拿金门旅客的生命开玩笑啊,万一翻船了怎么办?不能把好好的事情办坏了啊。”听我这么说,这位副县长也紧张起来了,就以风浪太大不宜航行为由,立即把这艘客轮召回去了。

就这样,在习近平同志指导下,我们紧急公关,使突发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化险为夷。对此事,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深切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举重若轻,做事很有方略,处理紧急公关有丰富经验,不慌张,沉着应对,能够从忙乱当中理出头绪;遇到不能阻止的,就热情接待,把坏事变好事。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让我很是佩服。

采访组:当时台湾的媒体和民众对习近平同志的看法如何?

梁茂淦: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之后,每年都撰写新年贺词,在台湾的《工商时报》发表,向台湾同胞祝贺新年,介绍福建一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成果,展望新一年的愿景,并欢迎台湾同胞到福建来观光旅游、投资兴业。他的新年贺词每年都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有台湾记者评论说:“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已走进台湾的民心了!”

还有一次,省政府在厦门举办一个经贸洽谈会,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举办一个两岸媒体的记者招待会。台湾媒体必然会就很多两岸存在的敏感问题提问,一个回答不好,就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所以一般人不敢提出开记者招待会。而习近平同志确实不一般,在他之前的从政经历中,就一直把记者当成好朋友,非常愿意主动做好媒体的工作,也包括台湾的媒体。

那天晚上,习近平同志和我,还有省外经贸厅的张秋副厅长一起出席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历时一个小时左右,台湾媒体连连发问,果然提出了很多尖锐问题。比如,怎样看待当前的两岸关系?福建的台商投资为什么不如江苏?省政府有什么措施改变这种现状?等等。习近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答如流,妙语连珠。习近平同志的表现让两岸的记者朋友很佩服、很赞赏,都感觉这位省长很不简单、很不一般。这次记者会的效果非常好。习近平同志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对台工作方面有什么重要的观点或指示吗?

梁茂淦:梳理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对台工作方面的重要观点和指示,我觉得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强调福建在与台湾的交往中具有独特的“五缘”优势,就是: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法缘相循、商缘相连。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事情也是对台。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做好对台工作,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出纰漏。对台无小事,一件小小的事情,比如,我们渔民被他们抓了,就会牵涉两岸关系,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开动脑筋,全力做好对台工作。

二是要求省台办的干部成为“台湾通”。对台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希望省台办的干部特别是几个主任、副主任要尽可能成为“台湾通”,既要精通各项业务,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定立场。因为台办干部直接跟台商台胞打交道,一定要有优良的作风,自觉抵制那些形形色色不良作风的影响,保持清正廉洁的操守。要多了解台湾各方面的情况,做到知根知底,有创造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三是强调台办要把吸引台资放在重要位置。但是,吸引台资并不能代替民间的交流交往,要统筹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吸引台资是重要的,但不能放弃其他工作。

四是强调省台办作为省委省政府对台事务的办事机构,具有组织、协调、监督全省各级各部门对台工作的职能。台办要充分发挥好职能部门的作用,建设好队伍,争取一流业绩,为祖国统一作出更大贡献。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的情况。

梁茂淦:2002年,习近平同志要离开福建到浙江去工作。临走那天上午,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老梁,习省长今天就要走了,他交代我说,必须要和几个部门的领导当面话别,特别感谢对他工作的支持,首先点到了你。”我立刻赶到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说:“老梁,我要离开福建了,有几句话要特别说一下。”

他说:“老梁,我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分管了5年的福建对台工作,到今天上午为止,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他用左手做一个圆圈的手势。他继续说:“5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台办经常表扬我们省台办,也表扬省委省政府重视对台工作,我要对你表示感谢,也感谢省台办的所有同志。第二句话,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也是对台,希望你发挥最大的优势,继续做好对台工作,支持新分管的领导,作出更大成绩。第三句话,你是学者专家型的台办主任,我希望你今后到浙江来,来给我们浙江传经送宝,不管你是以什么身份来,无论是台办主任身份,还是专家身份,我都欢迎。”

我听了这几句无比温暖的话,激动地说:“习省长,感谢的话应该由我来讲。这几年我在您手下工作,感到非常愉快。您对福建对台工作悉心指导,所以我们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同时,您对我个人也非常关心,我当主任多年,可还住处长的房子,您帮助我解决;我写了个反映两岸同胞一家亲的电视连续剧《今生缘》,国台办给了我经费支持,您又批了同国台办一样的配套经费。我要感谢您,不应该是您来感谢我!”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认识和感受。

梁茂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党内政治生态有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吏治情况大为好转。这一点在我的家庭中也有切身感受。我的孩子是个在福州市从事农业生态综合开发和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的民营企业家,过去办事很难。但党的十八大之后,情况就好多了。他给我说,现在风气好多了,不需要再请客送礼了。

第二,我国的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99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当前,国际环境非常复杂,世界经济总体处于下行趋势,我国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很不容易,我们都感到很自豪。

第三,我国的国防实力大大提升,跻身世界前列。从2013年第一艘航母下海,到2017年4月26日第二艘航母下海,实现了我国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军队要能打仗,要打胜仗。他对军队建设做了很多调整,已经深入人心了。

第四,新兴大国的外交路线真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以卓越的智慧沉着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展现出大国领袖的才华,是我们时代的幸运。

第五,科技进步突飞猛进。据我不全面了解,我们大型计算机数量居世界第一;专利发明数量也居世界第一;中国还是第一个实现可燃冰正式上岸点火的国家。当然,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新发明、新科技,一旦公布出来,肯定更加震撼人心。我们虽然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但我们已经在加速赶超。

第六,“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平台。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所作的《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演讲,精彩至极。我全神贯注地听了他的演讲,感到非常自豪!他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他大国领袖风范的最好体现。他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讲台上,对着来自全世界的29位国家元首、100多位世界经济组织的负责人,还有2000多位记者,脱稿而讲,侃侃而谈。他的历史知识很丰富,对各种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文明演进,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既鲜明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又深刻地阐明了事理,还抒发了深厚的感情,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阵阵热烈掌声。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所体现出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和形象。与沿途国家合作近百个项目的实践,既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又说明中国方案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榜样。之前一直对“一带一路”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派特使来参加,这充分说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得民心,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好评。

福建:做好绿色发展的“优等生”

即时 | 2020-08-03 07:51

编者按:《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中,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注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亲自为福建擘画生态省建设蓝图,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学习采访实录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大胆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推动生态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福建持续探索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素质”协同并进 

做好绿色发展的“优等生” 

东南网8月3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张增田) 

不忘嘱托,传承绿色之路

日前,我省发布2019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优、领先全国。其中,全省主要河流水质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6个百分点;全省9个设区市PM2.5年均浓度24微克/立方米,比全国平均浓度低三分之一;森林覆盖率继续居全国首位。

作为生态优等生,福建再次交上了一份全优答卷。而这,源自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生态定力。

时间回到20年前。

“建设生态省,大力改善生态环境,是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是一项造福当代、惠及后世的宏大工程,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积极推进。”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向全省干部群众发出号召,作出了具有跨世纪意义的战略抉择。

成立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开启福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调查;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出台《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木兰溪综合治理……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依旧牵挂着福建生态省建设,并多次就福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多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相促进的文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突出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谆谆叮嘱,殷殷期盼,振奋人心。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也是践行这一重要思想的先行省份。”省发改委主任张灿民说,多年来,福建干部群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省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对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结合起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综合试验,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的殷切希望转化为实际行动,矢志不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创新先行,精耕改革试验田

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我省厦门市、南平市两个案例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入选全国十个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典型案例。

厦门通过开展陆海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保护,以土地储备为抓手推进公共设施建设和片区综合开发,提升了生态价值,促进了土地资源升值溢价;南平市探索推广生态银行模式,将分散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和经营权集中流转并进行专业化运营,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向改革要动力,向生态要红利,福建驰而不息。

“2016年,中央批准福建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要求福建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为完善全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为美丽中国作出应有贡献。”张灿民说,福建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作为新时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亲手擘画生态省战略蓝图的重大举措,把制度创新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主线,在体制机制创新、制度供给、模式探索上下功夫、求突破,不断推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试验成果。

率先实施“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建立经常性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深入开展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正从八闽走向全国,为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贡献福建智慧。

“经过近五年持续探索,目前试验区38项重点改革任务均已制定了专项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莆田市木兰溪生态文明建设、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生态司法等22项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省发改委副主任张福寿说,福建将对标对表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部署新要求,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在更高起点上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进一步聚焦制度短板、聚焦群众获得感、聚焦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协同共进,赋能高质量发展

再过一个月,钟永民家林下套种的紫灵芝就能采收了。他估计,好山好水孕育出来的灵芝,将带来超过30万元的收入。

“不砍树也致富。”武平县民主乡立强灵芝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永民说,合作社成立于2018年,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林下种植,带动贫困户增收。目前,合作社灵芝种植规模超500亩,带动了16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钟永民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近年来,“全国林改第一县”武平持续深化改革,鼓励和引导农民大力发展林药、林菌、林花、林畜、林禽、林蜂等林下经济,以及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至2019年,全县累计培育林业新型经营主体110家,参与林农约3万户,户均增收约5万元;接待森林旅游245万人次,实现森林旅游收入10.6亿元,实现林业总产值75亿元。

这场从山下走到山上的改革,让荒山育成绿山,让农民捧上“金山”,让发展有了“靠山”。

“福建全力做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相促进的文章,不断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路径。”张福寿说,围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福建持续探索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快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全链条,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素质”协同并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9%,主要指标增幅保持全国前列,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生态建设永远没有句号。张灿民表示,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坚定不移沿着生态省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加快推进绿色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生态福建”,进一步把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得更好,把福建建成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示范区。

今日论坛

让生态优势永续 

王志贤 

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这一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福建擘画生态省建设蓝图,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全省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取得的。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也是践行这一重要思想的先行省份。多年来,我省干部群众奋勇拼搏、开拓进取,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水土流失治理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生态环境质量主要指标保持全国前列。生态环境优势,让百姓享受到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生态福利,让企业发展有了生态优良的竞争优势,生态美已成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强大助力。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态优势,持之以恒建设生态省,让生态优势永续。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仍有很大潜力。让生态优势永续,要坚持绿色发展,大力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建设生态文明先导区,坚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提升城乡面貌品质,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相促进,让八闽大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发挥更大的作用。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一):“习近平同志一直要求公安机关当好人民群众的‘保护神’”

即时 | 2020-08-03 07:57

采访对象:陈由诚,1946年3月生,福建连江人。1988年任宁德地区公安处处长,1991年3月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1998年1月任厅长,2006年8月任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7月9日初访,2020年1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陈由诚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于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那时宁德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怎样的?他初来乍到,又是如何了解宁德现状的?

陈由诚:客观上讲,宁德当时是福建经济发展最滞后的一个地区,在全省9个地市中位居“老九”。宁德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拥有全省近三分之一的海岸线,辖区内遍布海岛。全地区9个县200多万人口,其中6个贫困县,涉及70多万人。“老、少、边、岛、穷”是宁德当时的真实写照。那时,制约宁德发展的主要有两大客观因素。一是自然地理条件恶劣。沿海4个县多半是山区,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很少、光秃秃的,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而海岛缺电少水,灾害频繁。全省海拔最高的县城,有4个都集中在宁德,海拔大约600至900米之间。二是关山阻隔,交通不便。宁德处在福州和温州的中间,是个交通断裂带,从宁德到福州有140多公里路程,中间隔着飞鸾岭。因为山路崎岖,坡陡路窄,汽车通常要跑四五个小时。从宁德地区去寿宁、古田、屏南和福鼎4个县,都要翻越一至两座又陡又长的山岭,汽车要整整跑半天。这种状况长期困扰宁德发展,大家迫切希望宁德的交通面貌早日得到改变。

主观上讲,当时不少干部群众都有“观念贫困”,不能积极作为,缺乏担当精神,对脱贫没有紧迫感,“等靠要”思想严重,甚至怨天尤人的情绪广泛存在。不少同志还有急于求成的想法,他们认为习近平同志来自厦门经济特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于是纷纷议论,省委派分量这么重的干部来宁德,是我们宁德人民的福气!有的甚至把原来酝酿已久的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在赛岐建中心城市等远期规划作为宁德快速发展的“三大目标”热炒了起来。很多人都说,这下宁德马上就要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啦!

这些脱离实际、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主观想法,严重困扰着宁德地区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的步伐。

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6月到任的。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到任后,不换汽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职工宿舍,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许多同志私下都说,新来的书记是好样的,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我们都愿意听。

上任之初,习近平同志和地委行署领导班子成员开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之后就一头扎到各县、各部门单位开展调查研究。7月初,他带领地委有关领导下乡调研,到各县去了解情况。他开展基层调研工作是高强度、高密度的,前后大概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全区9个县跑了个遍。其间,习近平同志还到相邻的浙江温州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学习取经。通过调研,他初步了解了制约宁德发展的客观原因,看到了阻碍宁德发展的问题所在,也理解了宁德干部群众的思想和心态。

采访组:针对宁德的现状,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举措?

陈由诚:“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针对宁德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习近平同志在屏南举办了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帮助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他还邀请“种树大王”郑邦德等8位农民到地区机关,给副科级以上干部讲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体会。习近平同志说,宁德的发展,要立足实际,面对现实,不能心急,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拿出锲而不舍的干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引领闽东摆脱贫困。他还进一步说,我们每个同志的实际工作都是为宁德的发展做一个铺垫,不要认为在你的任上可以轻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滴水穿石”理念,也并不是要大家“不着急”“慢慢来”。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才慢慢领悟到,这一理念建立在对宁德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重点强调的是脚踏实地、打好基础、行稳致远。这个务实而深远的发展思路,给宁德脱贫致富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又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说,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海阔天空里,目前很贫困的闽东确实是一只“弱鸟”。但是,“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关键要看我们的头脑有无这种“先飞”的意识,关键要扫除“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消极观念,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他还说,要摆正位置,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这是“先飞”意识的第一要义;要着眼于挖掘潜力,降低成本;要通过外引内联,建立稳定的物资协作网络;要鼓励各县制定一些让利的政策。这样,我们就完全有能力在一些未受制约的领域和具备独特优势的地方实现弯道超车。也就是说,贫困地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在闽东大地引发强烈反响。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闽东的发展到底该从哪里入手?

这时,习近平同志又指出,可以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他找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交通线路,先是筹划从宁德到福鼎的高速公路建设。他强调,当务之急是打通飞鸾岭隧道,这是宁德的咽喉。要从发展区域经济的高度积极向省里、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

在农业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结合各县实际发展特色产业。在工业上,他主张大力发展地方工业,比如福安的小电机、宁德的石板材、霞浦的电子按摩器、福鼎的边界贸易等等。

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谋划,为宁德脱贫打下了坚实基础。过去,闽东人不敢走出门做生意、办企业,现在仅福安就有几万人到外地搞开发、办厂子、做茶叶、搞物流,周宁人在上海搞钢铁贸易,古田县的食用菌更是走向全国、誉满全球。就这样,在习近平同志带领下,宁德这只“弱鸟”逐渐走上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先飞”之路。

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无论是任福州市委书记还是任省领导期间,都一直关心宁德的发展,经常给予指导帮助和政策扶持。直到今天,宁德人民都在努力践行习近平同志当年为宁德规划的美好蓝图。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发展思路、制定的战略规划对宁德今天的发展起到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由诚:30多年来,宁德广大干部群众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思路,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入手,“凡事反求诸己”,立足自力更生,外引内联,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进来的资金和技术加快发展,逐渐形成了宁德的产业优势。

现在,宁德的发展日新月异,福温铁路有了,福温高速公路已通车多年,各县市都与高速公路网相连。福鼎还建了核电站,解决了周边多个省市的供电需求,带动本地区工业发展。产值上千亿的“上汽”汽车城、“宁德时代”新能源电池等一批“金娃娃”项目落地蕉城区。交通的便利还带动了宁德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机场也已初步建成,城市面貌越来越好。山区农民造福工程及脱贫致富“宁德模式”辐射全国。

农业方面,古田的白木耳、香菇、竹荪等各种食用菌畅销全省乃至全国,已经闯出了名气、创出了品牌。很多种植和销售食用菌的企业不仅做大做强,而且开始技术输出。沿海养殖业蓬勃发展,大黄鱼养殖越做越强,还开发了很多名贵鱼类的养殖。霞浦县有一个企业,用台湾的技术和设备养殖精品石斑鱼,五六年时间就可以长到一米多长,每年向国内外大量输出。此外,宁德的海带、紫菜、茶叶、花卉等特色产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见证了宁德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变迁,更深刻感受到,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客观清醒、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让宁德受益至今。习近平同志早年制定宁德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看到了差距,同时也看到了希望所在。总结了宁德真正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让大家认识到脚踏实地谋发展的重要性,从而避免走上盲目发展的弯路。如今,宁德的优势产业逐渐发挥“龙头”作用,整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进步。

采访组:好的思路、好的规划,还要好的制度、好的作风来落实。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在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基层工作制度建设。他倡导“四下基层”,就是: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在他的领导下,宁德建立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同基层挂钩制度,深入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成为宁德各级干部的基本功。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这些制度作为长效机制一直坚持了下来。地、县领导经常性深入基层现场办公,真正与群众结成了浓浓鱼水情谊。

在廉政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从严治党关乎改革开放成效的长期巩固发展,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当时,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占用宅基地,占用计划指标捞钢筋、水泥等紧缺物资,建个人住宅,有的还贪污受贿。他在地委会议上严肃提出要坚决重点整治这个问题,狠刹乱建私房风,并组织力量进行整治,一年时间就清理了1000余处违规私房。这也为后来全省大规模整治领导干部违规建房提供了样板。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是如何抓扶贫工作的。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扶贫工作。比如福鼎市有个赤溪村,是“中国扶贫第一村”。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映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22户畲族同胞贫困的生活状况,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关怀贫困地区》,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响,赤溪村因此成为全国瞩目的一个贫困村。同年9月29日,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全国性的扶贫攻坚工作由此拉开序幕。习近平同志主持宁德工作后,赤溪村干部群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大力倡导“滴水穿石”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幸福之路。赤溪村坚持封山育林,如今生态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并且依托太姥山风景区和杨家溪自然风光,又引进台湾果蔬、花卉,开发旅游产业,吸引各地游客纷纷前来观光。当年人均年收入仅为200元的穷山村,如今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5000元,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1988年8月,习近平同志上任宁德时间不长,就深入福鼎考察调研,强调“扶贫要先扶志”“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以先飞”。他指出,要念好“山海经”,“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10年、15年、20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后来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这段实践有很大关系。他还鼓励大家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环境优势”,等等。

1998年,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深入闽东沿海和山区调研扶贫工作,帮助基层总结经验。此时,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的22户畲族同胞已全部完成搬迁,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另外13个自然村300余户1500多人也分批搬进新居。随后,全省推广“造福工程”,包括沿海“连家船”船民搬迁上岸、山区群众茅草房改造搬迁。习近平同志从始至终一直主管扶贫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对我们说,贫困地区的发展,道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的。我们的干部是具体执行者,只有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作为贫困地区的干部,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否则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

习近平同志对赤溪村念兹在兹,在省里工作是这样,到中央工作之后还是这样,即便是成为全党的总书记,也不忘赤溪村这个“扶贫第一村”。2015年年初,他对赤溪村作出重要批示:“30年来,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宁德赤溪畲族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建成了小康村。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以‘时不我待’的担当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2016年2月19日,他在人民网演播室通过视频连线赤溪村畲族乡亲,送上新春祝福。当他了解到赤溪村的贫困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92%下降到现在的1%时,高兴地指出:“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的实践印证了现在的扶贫方针,就是要精准扶贫。扶贫根本要靠自力更生,要靠强劲的内生动力。”

采访组:您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请讲一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指导公安工作的?有没有什么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一直要求公安机关密切联系群众,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当好人民群众的“保护神”。他在宁德期间就经常跟公安系统的同志讲这么一句话:“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你的基本功就是能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公安机关,确保社会稳定的关键点也是你能不能跟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习近平同志在宁德、福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岗位上都非常重视公安战线,并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讲三件记忆深刻的事情。

一是1988年底,习近平同志果断处置宁德县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民间融资“倒会”案。这起案件的涉案金额超过亿元,性质复杂,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混在一起,牵涉不少机关单位的干部,影响很坏。时近春节,整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卷入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扣押人质,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将这一情况向地委、行署作了汇报。

1989年元月,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处置工作。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作为官方担保。这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很大负担。面对这些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三条明确意见:第一,不要随意定性。对明显属于金融诈骗的该抓则抓、绝不姑息;对绝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运用,用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地把矛盾上交给政府。第三,各级政府要加大力度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确保社会稳定,让老百姓过上一个太平年。

因为这起“倒会”案件,经常有受害群众到地委、行署机关上访,甚至出现闹访现象,影响办公秩序。对此,不少干部都感到挠头。听了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大家心里有了主心骨。公安机关按照习书记的要求,重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分子,控制“会头”等骨干人员,配合信访、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深入受害群众家中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慢慢把“倒会”问题平息了下去。

这件事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处理,完全得益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明确沉稳的指导思想,得益于他对涉稳事件快速反应的应急处置能力,得益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二是习近平同志妥善处置学潮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发生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受到影响。当时,有一批温州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乘坐的汽车上都刷有刺眼的大幅标语。我们及时向地委作了汇报。习近平同志明确批示: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坚决阻止学生入闽串联,汽车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宁德、进福建。我们根据他的指示,配合福鼎县在省界分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方面劝说学生返回各自的学校,另一方面把汽车上的标语通通洗掉。

其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有关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视全区有关动态,做好社会治安工作,确保社会稳定。风波平息后,我们召开全区公安局长会议进行总结部署。我还向习近平同志当面作了汇报,请他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他很爽快地答应了。1989年7月30日,他和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一起与大家见面并合影留念,并作了即兴讲话。他强调了三点:第一,要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要求统一全体民警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切实抓好清理清查工作。要实事求是,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清查中要掌握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搞人人过关,不要造成人人自危。总的政策要掌握住,要有坚决的态度、彻底的精神,把清查工作深入下去。第三,公安机关要“两手抓”,切实抓好各项业务工作和队伍自身建设,多做得人心的事情,让人民群众满意。会后,我们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要求,在全区开展了整顿社会治安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整治社会丑恶现象。同时,按照他“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整治队伍、开展反腐败工作。在处理学潮风波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指挥有力、处置果断和勇于担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经历,也使我终身受益。

三是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倡导公安系统学习“漳州110”的事。他经常用周恩来总理“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题词勉励我们做好公安工作,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公安队伍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他还亲自抓一些具体工作,对公安队伍建设影响非常大。其中,他倡导我们学习“漳州110”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现在全国通用的报警电话110,最早就是起源于福建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的报警电话110。1986年,为方便群众拨打报警电话,也为提高接警后的出动速度,漳州设立了110报警电话。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只要老百姓一打这个电话,人民警察就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锁定地点,迅速出击,处理警情。漳州110报警服务台,不仅管理治安、打击犯罪,还特别增加为老百姓服务的功能。只要老百姓有困难,我们的人民警察都可以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以前,公安干警在群众心目当中的印象主要是打击犯罪。自从有了“漳州110”,警察随时为遇到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群众纷纷赞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110”。比如,老人没带钥匙被锁门外,拨打110后,警察就会帮他联系人来开锁;小孩被反锁家里,打110,警察可以翻墙进去把门打开;楼上楼下在休息时间噪音扰人,打110,警察过来做工作,进行调解。总之,老百姓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打110找警察来帮忙。

1996年8月,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学习“漳州110报警服务台”现场会。同年9月,习近平同志为“漳州110”题词——“人民的保护神”。

1996年10月20日,习近平同志到漳州实地考察110报警服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他进警营、到岗亭,找执勤民警了解工作和训练情况,对“漳州110”高效的工作方法非常满意。他认为,110服务台的工作,事关群众工作的基础,是党委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密切了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勉励大家发扬警队优良传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997年,国务院授予“漳州110”“人民的110”荣誉称号。从此之后,“漳州110”的经验做法在全国全面推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漳州110”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因为110报警服务越来越多,警力明显不够用了,党委、政府就协调相关部门一起来做服务群众的工作,即110社会联动,对群众求助进行分解,及时将非警务警情转给有关部门处理,由更专业的人员去做。现在的“12345,有事找政府”就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学习“漳州110”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越来越显现,这对我们的警力下沉、面向群众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对公安干警树立群众观念、时刻贴近群众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年,他离开福建后你们是否还有联系?最后请谈谈您的感受吧。

陈由诚:从宁德到省里,我有幸前后两个阶段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回顾这段工作经历,我深深感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弱鸟先飞”辩证思想,倡导的“滴水穿石”实干精神,奉行的“功成不必在我”从政理念,深入基层、为民办实事的真挚情怀,为官清廉、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对我个人影响非常深刻。我在工作中,时刻牢记习近平同志的教诲,不忘初心,身体力行,与班子成员一起不断加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努力使公安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宁德和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软环境。

全省公安机关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努力奋斗,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群众满意率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部级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有的还受到国务院的命名和表彰。除闻名全国的“漳州110”外,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被国务院命名为“特别能战斗的刑警队”,还有石狮公安局凤里派出所、漳州市公安局戒毒所、宁德市公安局三都边防派出所等一批“国字号”品牌。

2003年6月,公安部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一天晚上,浙江省请与会同志餐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着省委、省政府几位领导一起来。他见到我,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向浙江的同志们介绍说:“他与我在福建省和宁德地区一起共事好多年,而且配合得很好。”当时,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赶紧回答:“谢谢习书记,在您的领导下,我们工作得非常开心、快乐。”

2010年9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当晚,他约我们几位曾经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聊天。他深情地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特殊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也听得感动。难怪在好几个场合,他都说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很多平常的小事,让我真切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他对老部下、对福建和宁德深深的情谊。

习近平在福建(二十):“习近平同志提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即时 | 2020-07-31 07:27

采访对象:徐登峰,1944年12月生,福建连江人。1987年任福建省委办公厅信息处处长,1993年任省农委副主任,1995年任省委农办副主任,1998年任省委农办主任。2008年8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徐登峰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您当时任省委农办主任。你们工作上接触很多,请您讲一讲工作开展情况。

徐登峰:我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接触是在1996年。当时,他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兼任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是省委农办副主任,所以我们接触较多。他当时40来岁,年富力强,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这与他长期在农村和基层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同时要求各级干部都这么做。我们曾听到宁德的同志说:“习近平新官上任,从来不搞‘三把火’。”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发现他确实如此,非常反对搞形式主义和花架子。他工作的立足点和评判标准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

习近平同志当省委副书记的时候,主抓全省农村扶贫工作。他经常下乡,听取群众呼声,工作安排也处处想到群众。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理念。这话让老百姓听起来,非常有亲切感。

他很重视工作班子的团结,从来不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处理问题都是站在全局高度来评判。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具备了全局观念、战略眼光、世界眼光。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也是真心换真心——他怎么交代,我们就根据中央精神和他的指示怎么干,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一门心思考虑怎么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扶贫工作。请您讲讲他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徐登峰:习近平同志在扶贫方面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我举两个典型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福建的一个特殊群体,历史上叫作“疍民”。在过去封建社会,这个称呼多少带有歧视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称这个群体为“连家船渔民”。“一家人生活在一艘小船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船为家,终日漂泊”——这就是连家船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些渔民长期漂泊在江河海上,卫生条件极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弱,生活得不到保障。如何让他们上岸定居,如何让他们融入现代城镇生活,成为习近平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他在主持福州工作期间,就为推动连家船渔民上岸做了很多工作;他到省里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仍然常抓不懈,不断关注进度和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召开的全省“造福工程”暨“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现场会上,就强调要彻底解决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问题,并把它列为全省“造福工程”的重中之重,提出要进行连家船渔民社会主义改造。他指出,我们不要把连家船渔民上岸作为一般的事情来做,人上岸容易,政府可以花钱帮助盖房子,把人拉上来。最关键的是要解决他们上岸后的生计问题,从前他们在船上靠运输、捕鱼为生,上岸以后要给他们安排好维持生计的工作,让他们能够“住下来、稳下来、富起来”才行。

连家船渔民有五六千户,上岸定居的工作很复杂,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习近平同志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渔民从1998年起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经过几年扎实有效的工作推进,到2002年时已总体完成。曾经“以船为家、终日漂泊”的连家船渔民成功上岸定居,过上了“电器洋房、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这些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习近平同志功不可没。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畲族群众的茅草房改造工程。全国畲族人口约70多万,90%以上居住在福建和浙江的贫困山区,主要有雷、钟、蓝三大姓。由于上世纪90年代交通不够发达,建材运输成本和建筑人力成本都相对较高,所以很多山区的畲族群众没钱盖房。福建的情况又与北方不同,在北方农村,可以弄土坯来建较大较结实的房子,但闽东地区的土质达不到要求,土坯比起北方的质量差远了,畲族群众只能用茅草和少量的土坯来盖很简陋的房子。他们盖房时,都是用土坯围出一个房框,再用茅草盖在上面,最后用泥巴糊起来,将就着住。这样的房子,即使雨水少的情况下也只能住两三年,而福建台风多、雨水多,这种房子一两年都坚持不下来。畲族老百姓年年都要面临房倒屋塌的困境,承受人员受伤的危险。

当习近平同志主抓的“造福工程”推进到这些非常偏远的山区时,一些实际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因为老百姓世世代代生活在山区里,交通闭塞,与外界隔绝,山里面仍然很原始,所以这就涉及“造福工程”的投入与收效的问题。如果把路修上去,把电力供应上,至少要花费几百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一笔开支;路通了,还要对茅草房加以改造,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即便这样做了,他们还是身处偏远的大山深处,生产生活几乎还是保持原样,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习近平同志考虑,与其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倒不如直接在离城镇近的地方给这些老百姓盖上房子,请他们搬下山居住,再发展一些企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样既把钱用在了“刀刃”上,也让他们和城市连接起来。习近平同志的这个思路,后来就形成了畲族群众“造福工程”的基本规划。

对于茅草房改造搬迁,习近平同志要求在1997年内限期完成,省里还下发了600万元专项资金。相关地方领导还立下了“军令状”。到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的2000多茅草房户全部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

采访组:“山海协作”“对口帮扶”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请您具体讲讲这一战略举措形成和推进的过程。

徐登峰:福建的地理地貌特点是山多、海阔,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平地很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海域面积13.63万平方公里。鉴于这样的自然地理特点,省委对山区建设非常重视,从项南同志开始,就从福建实际出发,提出了大念“山海经”的战略;陈光毅同志提出“南北拓展,中部开放,山海协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到了贾庆林同志,提出了“沿海山区一盘棋”战略。习近平同志对这三任省委书记提出的战略规划都有继承、发展和提炼,提出要“对口帮扶,山海协作,协同发展”。

1993年,省委省政府已经注意到加快山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性,提出来要对口帮扶。1996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专抓这项工作。这期间,特别是1998年,省委召开了六届九次全会,会上颁布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另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从前期调研、起草到成稿,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由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共同完成的。当时在省委六届九次全会上,就是由习近平同志亲自做大会发言,报告了这两份文件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说明。所以,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2001年2月5日,为进一步落实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和省政府的《实施意见》,为实现山海联动、融合发展,缩小山海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省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推进山海协作的若干意见》,提出40条政策举措,包括推进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建立山海产业转移项目的利益共享机制、完善山海对口帮扶制度等。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是一个整体,就是把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与地处山区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南平、三明、龙岩和宁德等地区结成对子,发展快的对口帮扶发展慢的。

当时,针对习近平同志倡导山海协作、联动发展,省委决定建立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和23个沿海市(县、区)的对口帮扶关系,力争每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均在本县和对口帮扶县(市、区)建成1个以上共建产业园区。而且,通过项目招商、技术帮扶、产业链延伸、资金落实等,进行全面合作。当时还确定了每个县每年对口帮扶的资金不能少于1200万元,并且在如何加强引导、如何制定优惠政策、如何帮扶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帮扶方面,省委又在确定1999年原定的国家17个贫困县基础上,增加到了19个,确定安排了19个省级领导、58个部门来进行对口帮扶、挂钩。

有个专门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福建省山海协作新增项目1400个,总投资100多亿元,新增产值达到1300多亿元,利润达到20亿元,安排劳动力10万人以上。

采访组:闽宁协作与山海协作几乎是同期开始推动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与扶贫经验,是否也应用于帮扶宁夏的工作实践当中?

徐登峰:是的。1996年,福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对口帮扶,省委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所以在他的工作当中,对口帮扶这一概念不仅限于福建省内。他高度重视帮扶宁夏的工作,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把中央赋予的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抓。他一共出席了5次闽宁对口帮扶的联席会议,而且还亲自带队到宁夏考察。

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他多次强调,闽宁对口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和有关事项一定要落实,所做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闽宁帮扶的很多具体做法,是习近平同志开创的。闽宁对口帮扶期间,福建共派了17批、大概1000多人次去宁夏,为宁夏培训很多教师。宁夏每年有4万多工人到福建务工。福建财政累计给宁夏补助5亿多元,并且还十分注重宁夏企业发展。福建的优秀企业,在宁夏的就有5000多家,每年所上缴的税收10亿多元,安置了当地劳动力10万人左右。

那个时候,每年福建都会和宁夏召开一个协作会议,并且福建还派了专门的干部去宁夏固原挂职。宁夏有什么要求,具体有什么困难,挂职干部就回来汇报,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然后提出相对应的政策措施,尽我们所能帮扶宁夏。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积累的扶贫工作思路,自然也应用到了对口帮扶宁夏的工作当中。1997年,习近平同志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后,去“贫甲天下”的西海固考察,提出将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银川,先搞一个试点,打造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现在,昔日8000多人的贫困移民村已发展成为人口6万多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就叫“闽宁镇”。闽宁镇也因而成为我国贫困地区通过对口扶贫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成功典范,成为对口扶贫协作“闽宁模式”的一个样板。

从宁德的造福工程,到闽宁协作示范村,习近平同志抓扶贫工作一直扎扎实实、卓有成效。他非常强调产业扶贫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产业支撑,老百姓就没有事情做,也就没有工资,生活无法稳定,也富不起来。

习近平同志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在福建时期就已经在实践了。随着工作的变动、职务的提升,他把这些经验又带到不同的地方,并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产生了良好效果。所以,他在福建工作期间积累的很多工作经验,对以后的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扶贫工作与山海协作、对口帮扶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的。

徐登峰: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据记载,长汀水土流失的历史至少已有200年。长汀生态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四周山岭尽为赤红色,夏天地表温度高达76℃,可以烤熟鸡蛋,灼枯植物,因此得名为“火焰山”。1983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考察长汀,对河田等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感触极深,认为它直接威胁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非治理不可,初次商议并提出了治理计划和措施,还写下了《水土保持三字经》。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全省农村工作,高度重视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把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和建设生态农业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他前前后后做了多次批示,并多次到长汀调研、指导工作。

第一次是1998年元旦期间。习近平同志到长汀考察,并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作出专门批示,题词“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

第二次是1999年11月27日,这也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划时代的日子。这时,习近平同志已任代省长,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他在龙岩考察棉花滩水电站、梅坎铁路、漳龙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工程。当时,我作为省委农办主任兼省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全程陪同他调研。考察结束后,他带着我们到长汀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到长汀之后,习近平同志直接跟群众见面,倾听和征求群众意见。长汀县委的同志向他介绍了10多年来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并表示长汀是欠发达县,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希望省里给予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汇报,语重心长地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最后,习近平同志根据各部门和群众的意见,提出了工作要求。从此以后,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到了常态化的轨道。

第三次是2000年1月8日,时任长汀县委书记饶作勋带着《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治理报告》到省里向习近平同志汇报。接到报告后,习近平同志当即批示:“同意将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上报长汀县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为加大对老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可以考虑今明两年由省财政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治理长汀县水土流失。”

当年2月,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开展对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为省委、省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项目,资金随着项目走,确定每年由省直有关部门扶持1000万元资金。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大幕拉开了。此后连续10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都被列入省为民办实事项目。

第四次是2001年10月13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再次到长汀实地考察指导。在听取长汀两年来水土治理工作的汇报后,他说:“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方要重点治理,以点带面。长汀水土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认真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几天之后,也就是10月19日,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保持工作再作批示:“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

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还作过两次批示。

第一次是在 201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进行了报道,题目为《从荒山连片到花果飘香,福建长汀——十年治荒 山河披绿》,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这篇报道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调研组深入长汀实地调研,提出继续支持推进的意见。

第二次是在2012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的联合调研组报送《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同意中央七部委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长汀县是我国南方红土地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区之一,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也仍然面临艰巨任务,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对于长汀这片曾经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红土地,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在心。他为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倾注的心血,长汀人民始终感念于心。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七年,工作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登峰:印象深刻的事情非常多,我就讲几件吧。

在习近平同志的心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天还大,他对待工作特别是突发事件从不闪避,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有一次,我跟随他去浦城县农村进行调研时,突然接到省委通知:台风可能要登陆福建。在浦城,我们下午开会,一直开到吃晚饭的时间,没有做任何休息,立即从浦城赶往福州。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连夜紧赶慢赶,直到凌晨才回到福州。习近平同志没有回自己的宿舍,直接就到防汛指挥部,与工作人员共同研究、部署工作到天亮。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前后有17年多的时间。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善于听取大家意见。我们跟他出差,一路上有什么看法和情况都可以和他谈。到了地方,县委书记向他汇报工作,也是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问。他每一次主持会议,中间都不看时间的,也不会轻易打断别人发言。大家的发言他都会听,各种话都听,因此经常误过吃饭时间,但他总是说:“晚一会儿吃饭有什么关系,基层难得给我们反映点儿真实情况。”

有一次到基层调研,到了下午6点了,还有一个考察点没有去。大家就问:“习书记,您看这个考察点是不是取消掉?”他说:“不能取消,村里面为了准备我们来,不知道倾注了多少精力,组织了多少人来迎接我们。哪怕去那边看一看,走一走,给他们鼓励几句也好,不然就会留下遗憾。如果不去,下次再见面的时候,那里的百姓就会说,‘习书记啊,您上次说要来,我们都准备得好好的,等了几天,结果您没有来,取消了。’这样就失信于群众了。”

他讲的是真心话,因为他在基层干过,对于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的。那天,在他的坚持下,我们一行人赶到目的地已经7点多了,但是干部群众都为他的到来感到很高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之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徐登峰:2002年10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我听到习近平同志要调到浙江工作的消息,晚上就给他打电话,但他去开会还没有回来。过了10分钟左右,他就把电话打到我的房间来了。在电话中,我跟他说:“书记,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没办法去送您。”

他说:“没事,你好好在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些农村深化改革和小康建设的问题。”

我说:“好的,谢谢您的勉励!我虽然已经58岁了,但是能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和思考一些农村改革的事,还是很有好处,对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提高,对素质的培养都有好处。”

2003年,中央农办在浙江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吃饭的时候,他专门交代中央农办的一位同志:“你把那位福建的主任安排在主桌。”指的就是我。

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抓各项工作还是延续他一贯的风格,每件事都抓得很具体。他的思路有很强的连续性,他看准的事、认可的事,审议通过后就会实施,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持续跟进。浙江的小康建设、生态建设都搞得很好。后来他到了上海,把他在福建、浙江发展成熟的工作理念也带了过去。

2007年,习近平同志当时已经调到上海工作。有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他打电话给我,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体情况和福建的发展情况。接到电话,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感慨。这之前,我曾向习近平同志的秘书询问过他的联系方式,没想到他亲自给我打电话。这么多年了,他还惦记着我这个老部下,还惦记着福建的发展情况。

后来,他调到中央工作了。我考虑到他的事情很多,任务很重,也就没有和他再联系了。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提出的重大举措,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请谈谈您的感想。

徐登峰:第一个感想,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切身体会,就是我们的国家这几年确实不一样了。比如反腐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永远在路上”。他抓反腐抓得非常及时,非常得力,这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焕然一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成为了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我们全党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个感想,对于精准扶贫、“四个全面”,我是非常理解的。这两项任务都很难,尤其难的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它有个时间界限——到2020年。而且,扶贫是动态性的,给钱很容易,返贫也很容易,有的家庭可能因一场病就返贫了,有的家庭可能因为孩子上大学交学费就返贫了。因此,习近平同志延续了他过去在福建时特别强调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精准到户,不能漏掉一个老百姓。这点非常不容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对于这些,如果他没有切身体会,是不会这样讲的。

《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在全市生态环保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即时 | 2020-07-30 07:09

29日,学习时报刊登《“习近平同志率先启动了福建的生态省建设”——习近平在福建(十九)》,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在福州市生态环保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将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沿着习总书记亲自擘画的生态蓝图,积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持续打造天蓝水碧地净的美丽福州。

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把握绿色发展脉搏

“福建、福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实践地,这一思想为我们目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郭建国说。

2016年8月,福建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作为省会中心城市,福州积极发挥龙头引领作用,立足实际,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2018年底,福州市就按照省里统一部署,全面完成了2016年~2018年涉及福州的6个方面、24项重点改革任务及工作任务,形成了31项改革成果。

2019年,福州市进一步深化改革,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推动改革成果落地。其中,城区水系治理创新机制、永泰农村人居环境物业化管理模式、闽江河口令湿地综合保护修复机制、连江深远海区生态养殖模式等4项改革经验成为典型案例。

“一系列的改革经验和制度成果都为我市绿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政策支撑平台,近年来,福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成效明显,绿色福利不断释放,百姓获得感进一步增强。”郭建国表示,下一步,市发改委(市生态办)还将继续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总体要求,落实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深化改革成果落地,加强经验总结提升,让经济发展“高素质”和生态环境“高颜值”在榕城大地同频共振,促进福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

保障群众生态福祉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空气质量有何变化?流域水质是否下降?排废排污合规吗?正值酷暑,福州市生态环保“铁军”的身影活跃在工厂工地、重点道路、大小流域周边,始终坚守在环保工作最前线。

“守护蓝天碧水净土,打造绿色美好家园,既是成果也是责任。”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游昕说,习总书记在闽工作时,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表示:“我们要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断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福州市持续加大生态环保力度,生态环境各项指标连年改善。福州空气质量连续六年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第三,“福州蓝”名片越发靓丽;主要河流总体水质优良,市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城区99条主干河道基本完成治理,水清岸绿成为家门口的风景;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5.33平方米,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8.06%,群众得以畅享优质的生态产品。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游昕表示,今后,福州市将保持战略定力,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主线,强化颗粒物污染防治、小流域综合治理、污染地块开发利用全流程监管、近岸海域水质提升改善、绿盈乡村建设等工作,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以实行最严格环境执法为重点,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信访件办理销号工作,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以完善环境网格化监管为利器,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监测能力,更好地守护有福之州、幸福之城的生态底色。

习近平在福建(十九): “习近平同志率先启动了福建的生态省建设”

即时 | 2020-07-29 08:02

采访对象:李在明,1946年9月生,山西浮山人。1993年10月任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5年4月任泉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1998年9月任省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2006年9月任省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副主任。2010年9月退休。

采  访  组: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8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李在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您是省环保局局长,请您回顾一下他是如何支持环保工作的。

李在明:

我1998年9月到省环保局当局长。习近平同志1999年8月任代省长,2000年1月任省长。从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开始,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谈工作、谈思想都非常融洽。习近平同志对环保工作很重视,对环保事业的发展很有见地。后来我了解到,他无论是在厦门、宁德、福州任职,还是到省里工作,始终很注重环保知识的学习和环保工作的开展,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还有很充分的实践经验。

我从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副书记时开始跟他有工作上的接触,那时他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生活简朴,对个人的吃、穿、住、行都不讲究,从来没有过高的物质要求,而且一贯注重廉洁自律。他修养很好,工作很有耐心,说话做事都非常讲道理,从来不对部属发脾气,很随和。如果部属工作有做错的地方,他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服帮助,从不以势压人。总之,习近平同志党性原则很强,很有人格魅力。

2000年初,省直机关有关厅局长陪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三明市调研,他和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坐在同一列火车车厢里,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很轻松融洽。习近平同志也不让地方干部搞迎来送往那一套,到了目的地,我们下了火车就乘中巴车直接到市政府宾馆,每顿饭只吃简单的工作餐,不要酒水,这样既省时间,又很节俭。大家每天乘坐同一辆中巴车,到各个地方调研和检查工作,路上大家交流工作也很方便。有一天,吃完饭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有一位老局长对我开玩笑说:“你们省环保局的办公楼大门是歪的,大门口还有个斜坡,你们是处在‘歪门斜道’上,所以就总是出事啊!”虽然老局长和我很熟,说的话也是开玩笑,但我听起来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这时,习近平同志接过话说:“没关系,现在是新班子了,省环保局一定会‘否极泰来’的。”我听了习近平同志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知道“否极泰来”的大概意思是“逆境到达了极点,就会向顺境转化”,习近平同志说这句话,不单是在鼓励我,也是表达对我们新班子的充分信任。直到今天,这句话我还铭记于心。

那年临近春节前的一天,我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汇报工作。我们那时候已经比较熟悉了,我把习近平同志视为一个可以交心的领导,所以也没有什么顾忌。汇报工作后,我就跟他讲:“习省长,我现在压力太大,想跟您汇报一下思想。”他问:“你有什么压力?说一说。”我谈到,自从我服从组织安排,单枪匹马到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省环保局主持工作以后,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省环保局原领导班子长期不团结,民主集中制缺失,内部风气不正。特别是在1996年省环保局发生了一起影响极为恶劣的事件,就是因内部矛盾激化,原副局长雇人用硫酸伤害原局长,造成震惊全国的毁容事件。我到任后,虽然现在局领导班子内部比较团结,工作中也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由于当时局里中层及中层以下干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至今告状信还很多,内耗比较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二是,国务院、国家环保总局对各个省份的环保工作有很多具体要求,比如“一控双达标”,要求2000年以前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福建省的各个(地)市,空气质量要达标,水环境质量要达标,全省当时4695个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要达标。但即便在这么紧迫繁重的任务面前,局里有些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工作上,甚至“8点上班9点到,聊天喝茶看看报,不到12点就溜号”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时,离完成“一控双达标”的期限不到一年,但全省各项指标离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我现在压力太大了,您一定要大力支持我。”其实,习近平同志对上述情况也心中有数,当即表示了对我的理解。他说:“在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说:“有两个请求。第一,能否请您近期到我们省环保局来调研一次,开个会,指导工作,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鼓舞鼓舞士气;第二,能否请您主持一个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全省重点污染企业和各市县领导的会议’,促进各地确保今年‘一控双达标’任务的完成。”他回答得很干脆:“可以!我安排一下。”

他还说:“我之所以尽力支持你们工作,不只是一个省领导对厅级干部的支持,是因为我们还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有什么压力,我们共同承担。”听了习近平同志这句温暖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以为习近平同志答应了以后,怎么也要安排一段时间才能来,没想到他 2000年2月16日也就是正月十二就带着秘书长和省政府办公厅的相关人员来了。而且,更使我感动的是,我们环保局是他当选省长以后调研的首个省直机关。

习近平同志先是看望了各处室的同志,然后和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听完大家发言后说:“前一段时间省环保局发生了触目惊心的事件,全国‘闻名’,事件虽然得到依法处理,但现在还要继续认真总结教训。这个事件对你们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新的局党组团结协调、目标一致、上下气顺,工作抓得比较紧,制度健全,整改有力,这一点要充分肯定。”他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并对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工作要求。更使我们振奋的是,他还当场帮助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最关键的经费问题。当时,我在汇报工作时念了一句顺口溜,形容环保工作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就是缺少人民币,执法起来没底气”,形容了环保部门监管范围广,但软件、硬件都很差,执法难度大。我说:“我们环保部门缺乏工作经费,由于国家财政部预算支持中没有把环保经费列入一类科目,环保部门工作经费主要靠收取排污费过日子。没有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哪个领导重视就多给,哪个领导重视不够就少给,造成了环保自身建设滞后及污染治理经费的不稳定。”习近平同志很理解和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答应省内先协调解决。果不其然,调研后不久,在他的推动下,我们环保部门的工作经费就被列入了省内各级财政预算,当年就给省环保局安排了近4000万元的专项经费。不久后,省政府还决定,从2001年开始,3年内从省级财政预算中安排1000万元用于省级环保部门自身建设;每年2200万元的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延长到2005年;从2000年下半年起,把全省环保系统基础建设投资纳入“十五”规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从省预算内基建投资中拨出3000万元用于加强环保系统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共同努力,使“十五”期间全省环保投入占全省GDP的比例逐年提高到1.8%以上(1999年占1.52%)。同时,省政府还要求各级财政参照省里做法,环保部门的经费每年要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福建2000年GDP总量不足4000亿元,财政收入才370亿元左右,习近平同志是在当时各级财政收入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挤出了宝贵经费给予环保工作极大支持,这当时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再如,习近平同志明确了在机构改革中要加强环保部门建设。当时,全省政府机构改革正处在缩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关键阶段。习近平同志很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深知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反腐倡廉的必要性,他在这次调研的座谈会上明确表示:“环保部门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应该是加强的部门,同意局党组提出的建议,协调省纪委设立省纪委派驻省环保局纪检组。”全省机构改革结束后,不但保留了各级环保局,还把全省不少原来是二级局机构的县(市、区)级环保局全部列为一级局机构,成为政府的组成部门,还设立各级纪委派驻环保局纪检组。在加强省环保局领导班子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在肯定我们新的省环保局党组工作基础上,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团结,不断消除“毁容事件”的负面影响,同心同德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他还同意近期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重点污染企业和各设区市、县(市、区)领导会议。

此外,习近平同志还要求,省环保系统要结合“数字福建”建设,在全国率先建立重点企业和主要河流交界断面的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系统(站),为实时在线监测监控重点排污单位和流域环境污染提供科学依据。他的重要指示,我们很快就落实到位了。

习近平同志这次到省环保局调研,消除了大家的顾虑,鼓舞了士气,统一了思想,促进了团结,明确了工作方向,解决了很多关键问题。从此,大家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也得到国家环保总局全国通报表扬及省委省政府的多次充分肯定。

采访组:

在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于重大环保事故是如何处理的?

李在明:

2000年2月18日下午5点40分,省环保局接到三明市环保局“关于沙溪湾发生大量死鱼的情况报告”后,我们马上向省政府报告并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由省局丛澜副局长立即布置安排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专家,并商请省水产局等有关人员赶赴现场监测水质、查明原因。2月23日上午,局长办公会议听取了初步调查情况的汇报后,要求再次核实后向省政府报告。2月25日上午,我陪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与著名台商王永庆先生洽谈继续在漳州投资办企业及相关的环保问题。那一天,省环保局经再次核实“死鱼事件”后形成正式调查报告上报省政府,我同时报告习近平同志。初步认定是因为有一个农药厂涉嫌违规偷排污染物,造成闽江100多公里的水体污染、1500吨以上鱼类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1300多万元。污染也造成了大面积的用水恐慌,周边群众担心自来水厂水质受到污染,纷纷抢购矿泉水备用。

2月25日傍晚,习近平同志指示我连夜返回福州调查处置,并会同有关部门保障闽江流域沿岸城乡群众的用水安全。2月26日凌晨1点多,我返回福州后,立即布置对闽江、沙溪的沿江(溪)交接断面及所有的自来水厂取水口进行全面的密频次水质监测,对受污染威胁的水厂采取临时性关闭或技术性应急处置。根据前一段初步判断,我们已先期对闽江沿江(溪)有关化工企业、农药厂暂时停产,不得排放任何污染物,并定时向沿江(溪)政府部门通报我们采取的措施,将已逐步控制水质安全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以安定人心。同时,由省政府副秘书长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和省内外环保专家对沙溪“死鱼事件”原因进一步深入调查核实取证,进行科学论证。我们在采用排除法的同时对死鱼解剖(就近用三明环境监测站先进的色质联机),通宵达旦检测出鱼体致死物与三明市农药厂违规排放的有毒污染物相一致,确定沙溪“死鱼事件”是三明市农药厂造成的。我们马上正式责令该厂关闭生产线并封存生产设备。

调查还发现这家企业有的项目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私自开工生产并排放有毒农药中间体的情节。我把这个情况向习近平同志和分管环保的副省长汇报后,他们立即指示:查明情况后,严肃追查责任人,对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处理。习近平同志还特别交代我,要和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通气后及时向社会公开实情。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我们对部分省内外媒体通报了情况,并由《福建环境报》和《中国环境报》连夜发了通稿。这起水体污染事件得到了及时妥善处置。

三明市农药厂是国有企业,也是当地的创税大户,法人代表是省人大代表。随后,我们按法律程序把此案移送省公安厅进一步调查取证,对有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主导的“生态福建”建设是如何开始的?

李在明:

据我掌握的情况,习近平同志关注“生态福建”建设要追溯到1996年。那时,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就很重视生态环保工作。当时,福建省在农业上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的现象比较普遍,水土流失也很严重,特别是长汀县的问题很突出。那一时期,很多残留的农药和化肥渗透到土壤中,又通过雨水流进江河湖海,造成水环境污染,还造成土质退化。同时,畜禽养殖业尤其是养猪的污染相当严重,很多农村的养猪大户管理粗放,部门监督也不到位,不少养猪场无序排放,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江河湖泊里面的微生物、水藻大量繁殖,给水体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这些问题,他明确提出要治理面源污染。针对有些干部群众忽视环保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他提出:“保护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增强干部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先从思想上引导。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赢得经济的一时发展。”

当时确实有些领导干部对环保工作很不重视,甚至认为可有可无。举个例子。我当时到闽江流域的水口库区的一个畜禽养殖大县去调研治理面源和畜禽养殖的污染问题。当时水口库区受到附近的畜禽养殖场无序排放及面源污染的影响,年年水浮莲疯长,既污染了水质还造成水体缺氧导致鱼类大量死亡事件频频发生。为此,我建议在山水交界的一重山地方划出禁止畜禽养殖的区域,防止排泄物造成水体污染。可是,这个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对这个建议很不满意。他说:“李局长,这里不让养,那里也不让养,你还要不要吃肉呀?”我说:“我要吃肉,大家也要吃肉,但是我们更要喝水呀!如果把水污染了,下游的老百姓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了,这可以吗?更何况我们只在特定的区域内禁养,对于禁养区外的养殖场只要加强治理,污水达标排放,采用猪粪、沼气、果树循环经济的养殖方法,政府是大力鼓励大家养殖的。比如建沼气池,既能消除污染,又能提供沼气和有机肥。这样大家既能喝上干净水,又能吃上畜禽肉,还有经济效益不是三全其美吗?所以,畜禽养殖污染肯定是要治理的。”听了我这几句话,这个干部就不做声了。

不久,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发文对沿江河湖泊的一重山范围内划出畜禽养殖禁养区,并把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另外,福建省对治理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造成污染也作了规定,对水体水质改善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还只是农村的面源污染问题,而那些造成污染的工业企业,情况更复杂。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对统一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前面我提到,当时国务院要求各省用5年时间,在2000年底前必须完成国家制定的“一控双达标”任务。习近平同志不仅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他要求我们说到做到。为了做好工作落实,习近平同志还经常亲自过问污染治理、控制的进展情况。1999年10月,在习近平同志关心支持下,省政府召开全省“一控双达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由分管的副省长作了工作部署,省、地(市)、县(市、区)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列入考核的4695家工业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公布了各地工业污染源达标工作的进展情况,交流了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的典型经验,对全省“一控双达标”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后,各地(市)政府也分别召开专题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再落实。

特别是2000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全省“‘一控双达标’暨闽江、九龙江重点污染企业整治”大会。有关厅局、各地(市)、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各级环保局长和省级96家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法人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占全省污染物排放总量65%以上的96家省级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法人代表,一定要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整治任务。对未亲自到会的23位企业法人代表,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到省政府“重新补课”。习近平同志强调,各地(市)、县(市、区)特别是重点污染企业,必须确保“一控双达标”目标如期实现,对逾期不能达标和“自然停产”(注:指企业自行停产)的企业,要坚决依法责令进行停产治理或关闭,还要追究经济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不能为了一个企业的生存和效益而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个问题上,谁打招呼、批条子,都不能给这个情面,我们各级政府都没有权力予以“豁免”。接着,习近平同志重申,环保部门是环保工作最具权威的执法和监督管理部门。环保部门依法对本辖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环保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习近平同志还严肃指出:“那些肆意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环境的人,无异于‘谋财害命’。几千万人都在喝这个水,你为了一点利益、为了一点税收,造成人们生命、健康的损失,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以前我们哪里敢说“谋财害命”这样重的话?习近平同志的这个定性可谓入木三分、掷地有声,深刻强化了环境保护工作的严肃性。

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这个会,可不是“干打雷不下雨”。会议开完以后,他马上开始抓落实,省政府开展了多次“环保零点”行动,有关厅局统一成立了7个工作小组,组成了9个督查组,去各地市进行了5次统一的分组督查,督查情况都要向省政府汇报。经过不懈努力和严格督促,到了2000年底,全省实现了“一控双达标”的各项指标。列入2000年考核的4695家工业污染企业按期达标,污染回潮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12条水系水质持续改善,2001年达到和优于三类水质的省控断面比1995年提高了46.8个百分点。

经国家环保总局达标复核验收,福建省的各项环保工作完全符合国家要求,得到了总局的肯定。为了巩固和发展“一控双达标”成果,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作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的申请,自此翻开了提升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重视生态省建设是有其深远考虑的。他认为,生态环境建设牵涉面广,不单纯是污染治理问题,还关系到产业良性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部门、一届政府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协调所有牵涉生态环境保护的部门来共同协调和考虑。比如,怎么搞好循环经济,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率,怎么样才能用最少的资源来获取最有经济效益的发展,这些也都涉及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等政策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从全省的高度来综合研究、协调、考量。

采访组:

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主导和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的。

李在明:

通俗地讲,习近平同志主导和推动的福建生态省建设,就是通过污染治理、清洁生产和采用循环经济,使污染物排放最减量化从而改善生态环境,用生态环境改善来倒逼落后产业的升级换代和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资源,保护绿水青山,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社会文明和谐、百姓健康幸福。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想达到污染物排放的最减量化,我们在整个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要把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对生态资源进行积极保护、合理配置、有效利用,这样才能使经济建设和生态环保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协调发展。我理解,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后来逐步提出的“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先进理念的先期导向思维。

我简单讲几个习近平同志在他的“两山理论”形成阶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例。

一是治理长汀水土流失。1999年11月27日,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赴福建西南部红壤区,在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长汀县进行考察。在长汀石灰岭,当地群众为纪念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建造了“项公亭”,习近平同志远眺连绵起伏、红土裸露的山头,神情变得十分凝重。他对身边的干部群众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污染环境就没有道理,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的‘发展’就是歪道理。”听完长汀县委负责人工作汇报后,习近平同志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2000年5月29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得知长汀正在建设生态园,专程托人送来了1000元,捐种一棵纪念树。2001年10月13日,他又一次来到长汀,为他捐种的香樟树培土浇水。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认真听取了长汀两年来水土流失治理的情况,他始终关注和支持着长汀水土流失的治理工程,对每一个数字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要求,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2000年迄今,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长汀将治理水土流失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常抓不懈,每年投入专项资金1000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至79.8%;当年的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农民的收入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地科学治理,昔日百万亩山地披上新绿;许多断流的小河重现水声潺潺,久违的白鹭也飞回来了。如今,习近平同志当年在长汀捐种的那棵香樟树格外枝繁叶茂、特别生机盎然,这也象征着他所推进的生态环境建设硕果累累。

二是大力推进全省林权制度改革。习近平同志那时候明确提出,集体林权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这项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后来很多学者评价为是“继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革命”。从根源上说,森林是福建最大的优势之一,森林多了,就可以调节空气、涵养水分、优化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老百姓收入,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保持和发展这个优势。2001年,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推动了福建省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这项改革极大调动了林农种林、护林、用林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林权制度改革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福建省森林资源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三是城市湖泊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当年污染严重的厦门筼筜湖及福州西湖的污染治理,都是在习近平同志重视关心和支持下启动的。历经几届政府和大家群策群力,采用截污、清淤、补水的科学方法,湖泊治理取得圆满成功。昔日污染严重、令人望而却步的筼筜湖,生态环境有待提升的西湖,如今已成为厦门和福州亮丽的风景名片,成为市民休闲、游览的好去处,被群众赞誉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好的诠释。

四是治理“餐桌污染”取得良好成效。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他积极开展基层调研,通过充分收集群众反映,了解到食品安全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据此要求在全省上下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和严查“瘦肉精”专项工作,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这项工作在全国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采访组:

请您回顾一下习近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的具体过程。

李在明:

2000年底,“一控双达标”的艰巨任务圆满完成以后,我们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制定长远的生态环境战略规划。他给我们讲,推动这方面工作一定要先搞调查研究,要在具体实践中寻求解决的政策和措施,这样工作才能真正产生可持续的实际效果。习近平同志当时要求我们用一年时间搞调查研究,把生态省建设各方面的问题摸清楚。用这么长时间搞调研,也可以看出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从没有急功近利走过场的想法。习近平同志深知《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制定,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大局,这项工作光靠省环保局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需统筹考虑、多方协作才会有效果。当时,他安排了省计委牵头制定,省环保局和有关厅局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素材,一方面做调查研究,一方面搞课题研究。为制定好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习近平同志还提议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承担最大的责任。这个小组成员,包括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办公厅及省直有关厅局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环保局。大家做了很多调研工作,也研究了很多省内外、国内外的典型案例。

在启动初期,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生态省建设,首先思想要通,理念要新,措施要实,立足实际,着眼未来,这样工作开展起来才会比较顺利。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仅要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来看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有很强的科学性,不仅时空跨度大,而且和经济发展结合得非常紧密,充分为长期的发展考虑。就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没有哪个省长会在一个地方干20年,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当时所做的规划,完全是为福建的未来考虑,为子孙后代考虑,为可持续发展考虑,而不是为他自己任内的短期看得见的“政绩”去考虑。

2002年5月,我们完成了总体规划纲要第6稿的修改工作,省环保局随即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之后,他就开始筹备全省环保大会来推动生态省建设的实施。这个大会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决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他一贯很反对开那种言之无物的会议,要求会议一定要开得有成效。他对我说:“生态省建设中有很多政策、措施、方法要研究,这需要请国家环保总局进行指导和支持,所以你和国家环保总局联系一下,向他们提两个请求。第一,我们省委、省政府拟于2002年7月3日召开旨在全省推动生态省建设的环保大会,届时请解振华局长参加这个大会,并请他在大会上讲话。第二,我们的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送审稿,还要请国家环保总局审核把关并邀请国内权威的生态环境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和两院院士一起来参加论证。这样,我们制定出来的规划纲要才更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可行性,实施起来也会更有把握。”

2002年6月初,我去了北京,找到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按照习近平同志的嘱托向他汇报并说明了情况。解振华局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并且马上着手召集有关专家和院士分头审阅《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以及筹备赴闽开会事宜。解振华局长如此支持我们,是有原因的。他对我讲,福建开展生态省建设的条件是非常好的。第一,省委、省政府对生态省建设高度重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组织、领导、推进生态省建设。第二,福建省连续多年的森林覆盖率都位列全国第一,空气、水环境优良率也排在全国前列。而且福建在区位和地理上有优势,省内“五江二溪”主要流域都在自己的区域内自成水系,达标率高,不存在外省污染的问题。第三,由于历史上是“前线”的缘故,福建省的大型污染企业比较少。第四,省环保局领导班子团结有力,环保系统上下协调,政令畅通,组织纪律性强,这是实施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保证。

2002年7月3日,全省环保大会如期召开。这是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大会,规格很高,人大、政协和省直机关有关领导都来了,全省各个设区市的市长、分管的副市长、环保局长也来了,各个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的领导及环保局长也都来了。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宋德福同志、省长习近平同志、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三位领导当时都是一把手,都讲了话。习近平同志作了《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争创协调发展新优势》的主旨报告。在讲话中,他把福建生态省建设中的目标、要求、任务、步骤、阶段,都讲得清清楚楚。他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就是经过20年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习近平同志还强调生态省建设“要有成效”,就是不要有水分,要实,要管用,政策、措施要讲求实效。在这次大会上,大家还认真讨论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实行环保工作述职考核的决定》,这两份文件发给全省县、市、区的党政部门,文件中有不少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强调对生态环境工作责任要列入各级党政部门政绩考核的内容,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进行审计,要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大会还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2001—2005年)的通知》,现场由习近平省长和全省九个设区市的市长签订了《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大会后各设区市也参照省里做法,召开了全市环保大会,市长也和辖区内的县(市、区)长签订了环保目标责任书。这次大会在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效果非常好。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的要求都逐步得到了落实。

大会期间,我们再次和解振华局长商讨落实接下来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修改稿)论证会事宜,涉及了论证会怎么开、在哪里开、谁参加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建议:“我们去北京开,这样国家环保总局好安排工作,也可以少增加两院院士的麻烦;会务工作,由我们和国家环保总局一起做。”解振华局长完全同意习近平同志的意见。

2002年8月25日,论证会如期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亲自带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及有关厅局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论证会,我们和省内外专家、院士们也都去了。解振华局长亲自带领有关司局长全程参加了会议。论证会期间,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领导跟我讲:“你们的习近平省长对环保工作这么重视,还亲自主持论证会并发表很有见地的意见,使我们很感动;你们省这么重视生态省建设,也给其他省带了一个好头。”这次论证会,共有17位国内知名专家参加,其中有8位是两院院士,他们对《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同时也就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规划纲要进行了修改充实。这项工作卓有成效。纲要正式颁发后,各方面的反响都很好。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2003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根据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土地退化、环境质量等指标对外发布的“2002年全国环境状况综合评价指数”,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质量名列全国第一,但我们对外都只讲“名列前茅”。福建的生态环保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为民情怀和狠抓落实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你们都有哪些交流?

李在明: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赴浙江任职前,他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见见面。首先,他表达了对福建的眷恋不舍,谈了服从党中央的安排,以及和浙江方面工作交接的进展情况。接着问我:“浙江现在提‘绿色浙江’,你怎么看?”我建议说:“我认为应该和国家提出的‘生态省’建设口径一致比较好!”那天,他还嘱咐我要继续搞好福建的生态省建设。我们聊了近一小时后,他说:“在明,我们照个相留念吧!”在合影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照了张相。我当时心里很高兴,但是一想到他一离开福建,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又觉得很不舍。他对我说:“你以后有机会到浙江,就来见见我。”我很感动,答应“一定!一定!”但我也深知他到浙江以后工作会更加忙了,也就没有去打扰他。

2004年,浙江省和国家环保总局在杭州联合召开“全国生态省建设论坛”,我陪同福建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参加论坛。当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全程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那天晚餐后,我和习近平同志在宾馆门口聊了十来分钟。我对他说:“您离开的这两三年,大家都很想念您,请您有机会一定回福建走一走,和大家见见面。”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采访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相信您也一直关注着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方方面面的措施,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

李在明:

是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经常跟我的亲朋好友讲: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感情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加上“感情上”,不仅是私人的感情,更是革命的感情,是人民对总书记的感情。退休后,我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哪怕有事错过了,也要补看。我从电视上能看到习近平同志,也能了解到一些时政的情况,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不少人说:习近平总书记太辛苦了,太累了。出国访问,乘坐飞机要那么长时间,到异国他乡,连时差可能都还没倒过来,就马上参加国事活动。他的勤政为国、真心为民的精神,令人深受感动。

这些年来,由于曾经从事环保工作关系,我特别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我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漠戈壁到江南水乡,习近平总书记每赴各地考察调研,几乎都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明确要求。在考察调研中,在各种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比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等等。听到这些理念,联想到他在福建工作时讲的一些话、推动的一系列工作,感到是那样的亲切。

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年来我们党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新局面已经开启。

我欣喜地看到,2018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会议的最大亮点是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相信,今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绿色发展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中华大地一定会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采访组:

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和工作风格一定会有深入的认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在明:

我有幸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接受他具体的工作指导,亲身感受到他的领导风范,因而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风格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我感触比较深的有这么五条:

一是注重调研、善于规划的工作风格。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举措,都会先摸清情况,在调研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对重大事情更会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长远的规划。比如当年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带领我们用一年多时间搞调研后才形成的,这是我亲身感受的其中的一例。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如反腐倡廉、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战略规划。纵观习近平总书记的从政经历,我不仅感受到他实事求是和问计于群众、求知于实践的根本工作方法,还从更深层次感觉到他对长远规划的重视。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一以贯之的工作风格。

二是狠抓落实,“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工作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工作历来是非常实在的,他善于规划、注重落实,从不急功近利。他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他在福建工作时就非常注重规划和工作持久的落实,不搞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他要求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言行一致,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规划蓝图。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

三是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一起生活过,与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了解人民群众在想什么,所以他接地气、有底气。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我们能够从他工作的点点滴滴看出他执政为民的理念。他认准的事一定会抓紧、抓实、抓到底。他在福建工作时经常和我们说:“不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道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之本,所以他能够始终如一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对人民的感情,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他鞠躬尽瘁工作的动力源泉。

四是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站得高,看得远。党的十八大以后,他办的几件大事都非常具有前瞻性,具有远大的战略思维,既有放眼全国的高度,又有胸怀世界的宽度,同时又非常切合我们当前的实际。我想,这是因为他在基层工作过,充分了解基层,他从大队支书、县委书记、副市长、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中央领导,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对基层工作的整个结构、组织、具体运转既有微观认识,也有宏观了解。再加上他从年轻时开始,就善于学习,勤于思考,造就了他科学缜密的思维能力。所以,很多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形成他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

五是审时度势的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有着超群的政治定力。他在福建工作的时候,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困难,特别是他担任省长的时候,厦门“远华案”严重影响了福建的形象。当时政治生态欠佳,经济发展艰辛,财政也遇到很大困难,厅局级以上的干部被查处了不少,甚至某些地区和系统的领导干部大面积“沦陷”。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习近平同志还是能够镇定自若,力挽狂澜,全力掌控局面。在他的努力下,各项工作很快又进入了正轨。党的十八大以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同时,一些看着我们不顺眼的国家和势力在不断搅局,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很有政治定力,用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创了新时代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途国家的响应;比如南海争端妥善的化解;比如对菲律宾、东盟、美国的外交关系处理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确是一位审时度势、稳健睿智的大国领袖。

《习近平在福建》(十八)采访实录在全市林业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即时 | 2020-07-28 07:45

27日,学习时报刊登《“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习近平在福建》(十八),市林业部门及时跟进学习、认真领会。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进一步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

秉承绿色发展理念 有效盘活林木资源

“今年初以来,我们从嵩口、盖洋、洑口等6个乡镇陆续收了商品林2515亩,目前已经完成评估,后续将投放在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平台进行交易。”连日来,永泰国有林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其梭忙碌在商品林赎买工作一线。据他介绍,赎买合同成交后,林农们可获得600多万元收益,既让生态“得绿”,也让林农获利。

2014年,永泰在全国率先采取政府赎买方式,启动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工作,破解生态保护与林农权益的矛盾,并成立国有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为赎买工作提供政策保障和规范标准。目前,全县共完成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126宗,面积32545亩,受益林农10630人,直接增加林农收入6685万元。

“近年来,永泰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秉承‘绿色发展’的理念,在林权制度改革方面不断探索,发挥好永泰的自然资源优势。”永泰县林业局副局长郑正榕表示,县林业局将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依托国有林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进林业金融改革及森林资产的证券化试点工作,有效盘活森林资源,唤醒农村“沉睡”的林木资源,使之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的有力抓手。

牢记人民至上立场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习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生态文明建设及林业工作,提出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路举措,留下了许多宝贵思想和精神财富,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童桂荣表示,将始终牢记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一重要指示,以改革创新的勇气,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激发林业发展活力。同时,始终牢记人民至上、森林惠民这一根本立场,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林业工作各领域,着力推进森林城市、森林村庄、森林康养建设,深化“绿进万家、绿满榕城”“村植千树”“春节回家种棵树”等活动,让更多群众共享林业改革的红利和生态福利。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福州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改革任务全面完成,林地流转、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等政策不断完善,集体林业发展活力逐步显现,在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精准脱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福州市通过改革明晰产权,进一步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和林业管理职能的转变,为构建和谐新农村和林业事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据统计,2005~2019年全市年均造林突破20万亩,是林改前年均造林面积的两倍多,森林覆盖率从53%提高到58.06%。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2005~2019年全市森林灾害发生率逐年降低。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498个村完成了林改任务,占有改革任务的村总数的99.7%;完成明晰集体商品林产权面积542.3万亩,产权明晰率98.3%。

下一步,我市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按照“生态惠民、绿色富民”的发展思路,统筹推进深化林改各项工作,着力推进集体林地三权分置、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科学发展林下经济、大力推进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等深化改革举措,更好实现生态美百姓富有机统一。

安溪县推动水土流失深度治理:治水保土 绿满茶山

即时 | 2020-07-27 07:32

编者按:《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中,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极具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大力推进“生态福建”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近年来,我省在持续推进长汀水土保持示范区建设的同时,对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安溪等地开展治理攻坚。安溪转变思路,创新探索开发式治理模式,既解决水土流失治理可持续性问题,又产生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安溪干部群众表示,下一步,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进一步推动水土流失深度治理,重点推进四大工程,做到治理一片、开发一片、见效一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安溪县推动水土流失深度治理,去年全县水土流失率降至16.45%,比2015年底的21.61%下降5.16个百分点,降幅居全省首位 

治水保土 绿满茶山 

东南网7月27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李向娟 黄琼芬 通讯员 林清锻)昔日,山瘦水浊、千疮百孔;今日,满山新绿、茶香万里。

近年来,安溪县着力打响“三大攻坚战”,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明显。2019年,安溪累计投入资金1.1亿元,治理水土流失13.1万亩,全县水土流失率降至16.45%,比2015年底的21.61%下降5.16个百分点,降幅居全省首位。

“安溪推动水土流失深度治理,重点推进崩岗侵蚀地治理、茶园水土流失治理、小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矿山迹地生态修复等四大工程,做到治理一片、开发一片、见效一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安溪县主要领导表示。

昔日崩岗地 今日旅游区

绿树、繁花、果园、游戏场……盛夏七月,走进安溪县官桥镇仙都村的花千谷景区,只见山林连绵青翠,花果香扑鼻而来。

尽管酷暑炎热,花千谷里却清爽宜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安溪崩岗侵蚀的重灾区之一,共有崩岗66个,崩岗侵蚀区面积400亩。

“以前每逢雨季,雨水一冲刷,这里就变得沟壑纵横、千疮百孔,还危及民房,百姓苦不堪言。”安溪县水土办主任施悦忠说。

据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安溪全县崩岗点多达12828处,占全省的一半。当地流传着顺口溜:“安溪遍地是崩岗,山下良田变河滩,河床高田三尺三,要想高产难上难。”

如何整治“崩岗之痛”?安溪县按照崩塌程度、地理区位特点,探索出把崩岗侵蚀区打造成为工业开发区、生态旅游区、水土生态区和经济作物区等四种治理模式,共治理崩岗9856处。

把仙都崩岗区整治成为花千谷景区,便是崩岗治理方式之一。“安溪采取强度削坡等方式,将仙都崩岗区平整为水平梯田。”施悦忠说,考虑到单靠植树造绿,后续管护成本会过高,县里决定将平整过的仙都崩岗治理地承包给安溪甲龙园艺有限公司种植苗木花卉,并引入游乐场项目,开发生态旅游。

甲龙公司总经理李友金介绍,占地430亩的花千谷景区,种植了花果林木和中草药,配套建设游乐园、湖心公园等,还设有真人CS、高空滑索、彩虹滑道等10多个游乐项目。“目前,我们主要接纳团队培训拓展、青少年户外令营等,去年接待游客1万多人次。”李友金说。

“把崩岗治理地承包给大户,就是将治理与开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安溪县领导说。

据悉,2018年以来,安溪全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25万亩,完成造林绿化4.8万亩,茶山生态修复5万亩。水土流失率由2015年底的21.61%下降至如今的16.45%。

以奖代补 提升综合效益

步入感德镇怡芳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园基地,只见茶园青翠,移步皆景。

好风景得益于茶园生态治理。安溪现拥有茶园面积60万亩,茶园生态治理被列入当地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施悦忠介绍,为了鼓励茶园进行治理,安溪创新机制,对一批经筛选并验收合格的茶园治理、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治理等项目,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列入奖补的项目,审批少了工程预算、财政审核和招投标等程序,不仅建设提速,还可节省3%~4%费用。

“刚开始,得知茶园治理改造项目需要投入资金175万元,心里很忐忑。”怡芳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苏胜利说,因为有了以奖代补的政策,信心更足了,便开启对合作社600亩茶园的改造。

通过实施茶园生态治理改造,苏胜利的茶园周边有林,路边沟边有树,梯岸梯壁有草;还建设了林网、路网、水网……茶园生态治理成效明显。

经验收合格后,苏胜利的茶园生态治理项目获得奖补资金90万元。“治理之后,茶园生态变好,茶叶的品质和价格都上去了。”苏胜利说,如今,每户社员平均年增收超万元。

除了茶园,小流域治理也因以奖代补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治理效果。桃舟乡达新村筹资近180万元投入小流域治理,让晋江源头水清、岸绿,景更美。

据了解,以奖代补试点两年多来,安溪奖补项目共获得上级奖补资金3000万元,吸引建设主体投入配套资金及安征迁2670万元,变“要我治”为“我要治”,水土流失治理提速换挡。

首创“山长制” 青山有人护

在感德镇岐阳村,满山的茶园青翠欲滴。在该村板仔内山的山脚下,一块“山长制”公示牌映入眼帘。公示牌上,县镇村三级山长及林地管护员的姓名、职责、监督电话等一目了然。

借鉴“河长制”,2016年,安溪县在我省首创“山长制”,并选择感德镇作为试点乡镇。自此,岐阳村村委会主任王树林又有了一个新身份——岐阳村山长。

“一有空,我们就会去巡山,查查火患、看看新种树苗。”王树林说。

作为国家级生态县,安溪县森林覆盖率达65.77%。为守住绿水青山,安溪还创新森林培育保护和生态治理修复机制。

“前些年,随着茶价上涨,一些茶园无序开采导致茶山水土流失严重。为此,县里提出‘退茶还林’。”王树林说,刚开始推动“退茶还林”有些困难,“山长制”设立后,这项工作实施顺利,既保护了生态,也提升了茶叶的品质。

如何推动“山长制”落地见效?安溪县林业局副局长、山长制办公室主任刘全能告诉记者,目前,全县设有各级山长近500名,每到年中、年末时,县里都会对山长进行考核。山长负责的责任片区退耕还林成活率需达到95%以上,考核才算合格。

“山长制”全面实施以来,安溪共完成植树造林73965亩,实现三年内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6%以上的目标。

如今,山有人管了,林有人护了,安溪青山绿水变得更加秀美了。

习近平在福建(十八):“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

即时 | 2020-07-27 07:23

采访对象:黄建兴,1948年11月生,福建闽侯人。1989年8月任福州市林业局副局长,1990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1991年1月起历任福建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处长,1998年4月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200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农经委主任,其间借调国家林业局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2011年1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5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黄建兴家中

采访组:黄建兴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您也在这一时期调到市政府办公厅工作,90年代末你们又在省委一起共事。请您谈谈你们一起共事的情况以及您对他的印象。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1990年调任福州市委书记。那时,福州市有五区八县,农村工作占到很大比重。他十分重视“三农”工作,为了加强市里对农村工作的协调和推动,提出让一位农村基层工作过的干部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市领导工作。经过市委组织部推荐,我于1990年5月就任此职。从那时起,我与习近平同志有了工作接触。

在工作接触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群众在习近平同志心中的分量,感受到为民情怀已经深深融入习近平同志的血脉。这里列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妥善处理1990年连江县琯头镇官岐村发生的“8·2”恶性群体性事件。当时,福州久旱不雨,镇上派工作组到官岐村协调分水灌溉工作,有名干部发现一位农民私自扩大农田进水口,大发脾气,争执当中把群众推倒在水田里。事情发生后,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这名干部见势不妙,跑离现场向镇党委负责同志汇报,说官岐村农民造反,应马上派人教训一下。镇领导没有认真细致了解情况,头脑一热,当即组织几十个人把村子围起来,打骂群众,冲到村民家中打砸家具,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琯头镇是侨乡,海外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侨民知道这件事之后都很生气,组织人到市里反映,要求严肃查办。他们手头掌握了一份记录现场过程的录像,表示:“如果市里不能解决,我们就到省里去告。如果省里还不能解决,我们就通过侨界告到中央去!”事态进一步恶化。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市任职不久。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但处变不惊、非常沉稳。经过初步了解,他指出:“群众是占理的,干部野蛮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当机立断组织调查组进行核实,然后做好安抚工作,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处理。这个调查组由公检法等部门的十多位同志组成,让我带队。临走前,习近平同志特别叮咛我下去之后不要搞官官相护,要多听群众意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经过一个月认真细致地工作,调查组稳住了局面,掌握了真实情况,回来后向习近平同志主持的市委书记办公会作了汇报。他听取汇报并看了相关录像,严肃指出:“这件事情处理的宗旨,就是为民伸张正义。对欺压百姓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市委秘书长林文斌同志向连江县委县政府传达了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县里及时处理了殴打侮辱群众的干部,并安抚了受害者。由于事情处理得公正、合理,得到了官岐村群众的谅解。调查组离开时,村里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还放了鞭炮,连江县的海外乡亲也口耳相传,大家都称道习近平同志是“包青天”。

通过这件事,我对习近平同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印证了我之前听到的他在宁德地区留下的良好口碑。他那么年轻,却敢于担当,能够秉公处事,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实在令人钦佩。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98年,那时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工作,我也调到了省委办公厅直接为他服务。有一次我陪他到福清市调研,晚上8点多返回福州市区途中,遇见一起卡车和摩托车相撞事故。习近平同志看到骑摩托车男子倒在血泊中,要求立即停车下去看看。我们都劝他,交警已经到位了,就不用管了,还是继续赶路吧。习近平同志严肃地对我们说:“倒在那里的如果是你们的亲人,你们会不会下去。”他下车察看后,马上叫人拨打120,接着俯下身握住伤者的手安慰他:“不要怕,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帮忙呢。”1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等伤员上了救护车,习近平同志反复叮嘱一定要抢救过来,然后才回到车上。在返城的车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看得出来心情很沉重。车上静悄悄的,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想,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坚持下车去看望伤者,是因为他确实把群众当作了亲人,十指连着心。

习近平同志还真诚爱护着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我对此也深有体会。1987年,省委办公厅要调我去工作,但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一直没去。1988年夏天,我忙于抗洪,疏于照顾家中孩子,耽误了医治时间,17岁的儿子在生病17天后突然离世。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实,给我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几近恍惚。1990年下半年,省委办公厅又动议调我去,这次是通过习近平同志做我的工作。

1990年12月26日,是我至今难忘的日子,习近平同志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心。我说:“习书记,我不想去省里工作了。”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为什么不去?怎么想的,跟我说说。”我说:“我连孩子都没有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没什么意思了。”沉默了一小会儿,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所遇到的这种打击,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是,过去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了。你作为一个男子汉,千万不要消沉下去,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调到省里面,工作忙一点,还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你也是有好处的。”我说:“您这么理解和关心部下和百姓,我很佩服。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想跟着您好好工作。”他对我说:“你先去吧,以后日子长着呢!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共事。”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也并不多,但他这么大的领导,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跟我聊家常、谈心事,不摆任何架子,字字句句都是贴心体己话,都讲到了我的心坎上,让我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习近平同志马上拿出抽纸递给我,让我擦眼泪,临别时又紧紧握住我的手,给了我无限的力量。我一个劲地重复着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一直思考和推动生态省建设,您先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又到省林业厅当厅长,了解他的初衷和想法吗?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任专职省委副书记时,主管农业农村和统战双拥等几块工作,我在省委办公厅为他服务。那个时候,他对生态省建设就有很多思考,曾说过:“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199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武夷山市调研生态保护,在车上利用空隙时间给我们上生态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美国夏威夷岛当地政府想利用优越自然环境发展农牧渔业来繁荣经济,当地议员和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要利用这个自然优势,把生态环境文章做足才是真正出路。最终,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退耕退渔去牧,由此才使夏威夷岛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习近平同志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武夷山应该把自然生态保护好,这是关系武夷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年,生态建设还是一个新名词,但在习近平同志的头脑中,生态理念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愈加强烈。

1999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平潭考察沿海防护林。当走到芦洋乡洋中村时,知识渊博的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讲起乾隆十四年当地发生的“一夜沙埋十八村”史实,当时全村无人幸免于难,只逃出一只小猪。随行同志听了之后,都笑了出来。他立刻严肃批评说:“你们还笑得出来,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一个生态环保的反面教育基地,让子孙后代都明白生态保护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后来,我到省林业厅工作,根据他的指示精神,在当地建立了十八村森林公园。

2001年,担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亲自担任福建省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规划。2002年,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同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之一。从此,福建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此后,福建作为样板,带动了全国十几个生态省的建设。

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讲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往事。2002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带着我们从福州前往武平县调研。车过闽侯县祥谦镇五虎山下时,我向他介绍了五虎山的神奇之处,其山顶平如桌面,五个山顶就是五个桌面,无论是山体面貌还是生态环境,都堪与只有一个平台的世界名山南非开普敦的“桌山”媲美。习近平同志非常感兴趣,立即交代司机慢慢开,边看边感叹:“这五个山头虎虎生威,真是神奇之山,离市区又这么近,以后将是福州百姓的好去处。”他还说:“我在福州工作时,请新加坡专家参与制定福州市总体规划,以八一七路为中轴线,延伸到这里,应该是福州南向最大的案山。”他对我说:“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你们林业厅应把这一带的生态环境保护好,决不能被破坏掉,否则大自然不会答应,人民也不会答应。”根据习近平同志的嘱咐,我出差回来后立即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和规划。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五虎山2004年就被列为省级森林公园,之后又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方圆4万多亩的生态风貌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福州市民走进森林、亲近自然、接受生态教育的重要基地。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高瞻远瞩,以五虎山的环境优势和区位优势,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要大兴土木搞大建设,估计早已面目全非,至今想起来还后怕。前不久,闽侯县学习借鉴尼泊尔的经验,决定在五虎山启动实施“国际百里徒步线路建设计划”,保护发展五虎山迎来更大机遇,将为福州和全国人民生态体验、休闲度假和环境教育提供广阔空间。

2002年6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视察特大洪灾灾后恢复情况时指出:“现在看青山绿水没有价值,长远看这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

在“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基础上,福建创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特别是2014年,福建有34个县(市)不再把GDP纳入考核范围,而是把林业的“双增”目标纳入年度考核,将森林覆盖率作为重要指标,这在全国还是首创。同时,福建还建立了森林资源保护问责机制,对责任主体实行一票否决。

在生态省建设中,福建不断加强自然保护区、沿海防护林、重要湿地等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同时也加大了林业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的建设力度。福建在全国率先开征森林资源补偿费,并且逐步完善了森林生态的补偿机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和他2005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是一致的。福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力度很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都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时的生态理念一脉相承。

采访组:福建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抓起、亲自主导的。当年,他是怎么提出这项制度改革的?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1996年5月26日,习近平同志到沙县调研奔小康和农业农村工作时指出:“要考虑林业产业化问题,既然沙县是林业大县,除了要一个林业生态效益外,还应该要林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把林业当成产业来办。我省是全国的林业大省,林业也是我省的支柱,这个文章大家要共同来做好。”这个提法与当前习近平同志为福建提出来的“生态美、百姓富”的要求是一致的。

他曾对我说:“福建林业曾经辉煌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各种矛盾的积累越来越多。如果不改革,总有一天矛盾会大爆发,必须首先在林业经营体制上动手术。我们干林业,不能只见林不见人,林是人造出来的,首先要研究造林的人对林子的利益关联度和关注程度,千方百计调动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这是林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厅长,他专门找我到办公室深谈了一次,谈话的主题就是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他说:“集体林本身就是村民集体共有的,应该还山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能不能把林地当成农田一样家庭承包到农户去?”我当场表示:“这个想法很好,我上任后的这段时间,主要花时间找省、市、县三级林业干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们的共同意见,就是林业要发展必须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武平县委县政府今年4月已经出台了关于林地林木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

习近平同志说:“好,我们近期抽时间到武平调研一下,先搞试点。”他还提醒我:“此事要慎重,因为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有些地方出现了乱砍滥伐的局面,所以中央暂停分山到户。到现在,能不能分山到户,中央还没有明确的态度。我们只干不说,试完再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在福建大力推动林权制度改革?有哪些重要的动因?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分管农村农业工作时,经常深入山区林区调研,十分了解福建林业面临的困难和群众的期盼,这促使他下决心推动林权制度改革。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动因,就是“形势所迫”。当时,福建在林业方面有五个困难:一是造林难。群众有句顺口溜:“年年造林初二三,造在家的后门山,年复一年还是一片光头山。”二是防火难。群众不但不担心森林火灾,反而还盼着等火灾后上山砍烧火柴,通常就是“干部打火,群众观火,领导恼火”。有一位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山林着火了,干部火急火燎赶过去,群众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帮忙救火的,还说风凉话:“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每场森林火灾,部队上去了,干部上去了,群众却袖手观火,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情景啊!三是乱砍滥伐严重。当时全省规模不等的乱砍滥伐事件,一年高达万起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年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现象。四是技术推广难。几十年来,我们林业科技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农民没有造林积极性,即使有了技术,也难以推广。五是干群关系处理难。农民常说:“集体林干部林,群众收入等于零。”这句话并不夸张,事实也确实如此。哪怕是重点林区的村,农民从林业得到的收入也微不足道。所以,农民称“村里面的林业收入是补不完的干部补贴,是花不完的干部接待,是办不完的‘公益’事业”。一个时期以来,涉林腐败案件频发,干群矛盾加深。正像习近平同志预判的那样,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矛盾总有一天会大爆发。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二个动因是“百姓的期盼”。福建的地理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来,福建人靠山吃山,有山有林的地方自古都很富庶,山林也被誉为“绿色的金库”。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很多地方反而变成了“靠山不能吃山”,端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这让老百姓怎么办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福建人盼着“分山到户”,却没有盼到。当时土改主要是改田,改山却改不下去。“文化大革命”之后,林业实行“四固定”,其中之一是固定了集体林,所以老百姓盼着分山,也没盼到。到了80年代,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但是也没有搞彻底,那时候很多人有山无证或者有证无山。后来,两山并一山,逐渐演变成了“干部林”,使群众又一次失望。老百姓说:“千年铁树开了花,田地回了家(指80年代家庭承包分田到户),何时铁树又开花,林地回到家。”可见,老百姓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林权制度改革。

以上这两点,我理解,就是习近平同志推行林权制度改革两个最重要的动因。

采访组:当时搞林权制度改革是有政治风险的。请您讲一讲,为什么习近平同志有魄力进行改革探索呢?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有这个胆量,首先来自他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来自他对土地政治属性的深刻理解,来自他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历史担当。土地,是政治问题,也是民心问题。

之前分山到户造成乱砍滥伐,现在搞分山到户有没有风险?林改之初,习近平同志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改革20年了,党的农村政策一直稳定向好,这给群众吃下了定心丸。农村干部素质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重要社会因素。只要政策制定得好,方法对头,就是有风险也是可控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对推进这项改革是胸有成竹的。

1998年4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从福州到龙岩调研的路上,跟我们畅谈土地关乎民心这个话题。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都因土地问题而起,自古以来始终演绎着土地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历史发展过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中国共产党靠着“打土豪分田地”凝聚了亿万民心,所以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土地政策和百姓支持。他还说,领导干部必须有爱民之心,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老百姓的期盼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老百姓的呼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我们一旦对人民承诺了任何事情,就必须兑现。该做的事情不做,就违背了我们党的宗旨。

当时,我们也为习近平同志捏一把汗,分山到户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为年轻的省级领导,敢冒这个风险,只能说完全是出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使命和情怀。十几年过去了,回想习近平同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敢于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没有解决的林地使用制度这个难题,足见他的胆略气魄和政治智慧。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福建林改最初是如何搞的试点?

黄建兴:从全国来说,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还没有先例。习近平同志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积极推进。经过再三考虑,我们选在武平做试点。武平县位于龙岩市西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武夷山脉最南端。在林改上先行一步,武平试点得到三条基本经验。

首先,要解决“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当时,既没有红头文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大家在摸索中进行改革,各种争论都很激烈。一部分人主张家庭承包,要均山到户,体现公平优先。另一部分人主张大户承包,理由是山林跟田地的情况很不一样,山林的生产周期长、投入大、效益低,只有大户承包才能经营好,体现效益优先,采用竞标办法把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这关键时刻,2002年6月21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武平调研林改,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到山上。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农田承包必须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山地承包也要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是我国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政治基石。林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地确定了林改的正确方向。

其次,武平破天荒地提出林木林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与几十年来多次的林业改革最大的差别,就是触及了产权。习近平同志说,多少次的改革为什么成效不大,因为都只在管护责任制上兜圈子,没有触及产权,就不会触动林农的心。在他的指导下,林业厅2002年8月邀请国家林业局法规司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省委政研室、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领导和专家就林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模式。后来,这个创新模式被推广到全省,还被吸收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中。福建林改为全国林改树立了标杆。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健全机制对林改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林改是很难的问题,而且是老大难问题,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所以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由书记亲自抓。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武平提出了“县直接领导、乡镇负责组织、村具体实施、部门积极配合”的林改机制,后来被中央林改文件吸收。武平县还建立了三级书记抓林改的格局。

我听说,2012年3月,已在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同志看望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福建代表团代表时,还对武平林改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可以看出,他对此是十分满意的。

采访组:您认为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黄建兴:改革成败要用时间来检验。从武平试点至今已十几个年头,可以说改革是成功的。林改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经验是正确的改革道路选择。在林改前期,我们召集各方面专家召开多场研讨会,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辩论激烈,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要彻底就要走林地私有化的道路,不要遮遮掩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走老路,“大一统”,现在生态优先,加上劳力外出务工大量增加,还是继续由村组织统一经营。武平的试点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既不走私有化邪路也不走“大一统”老路的新办法,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前提下,巧妙地将林地承包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从林地集体所有权中独立出来,视同用益物权,在承包期内,享有对林地的占用、使用、处分、收益的物权地位,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真正落实到农户,确立了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新型物权关系。这是武平林改的正确道路,也是习近平同志肯定、支持和引导的林改之路。

第二条经验是一揽子制度设计。武平调研回来后,习近平同志叮嘱我要总结好武平林改的基本经验,并对全省林权制度改革出台一个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很重要,它就是一张设计图,就如同好的建筑物离不开好的设计图,林改要成功,制度设计是关键。根据他的指示,在武平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省开展林权改革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提出了对策。在法律层面,我们提出来要按照现行的《森林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为依据,依法改革。在工作步骤上,要求先行试点,然后推开。在工作方法上,由省、地(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林改,省抓县、县抓乡、乡抓村,实行包片、包村、包户、包山场地块的“四包”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制定奖惩措施。为保证改革效果,政府还成立改革督察小组,对林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在处理林情差异上,根据林农对山林的依赖程度,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因村而异,一村一策,不搞“一刀切”。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照法律,协商解决。整个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有预案,暴露出来的矛盾都及时得到解决,所以这次改革推进很顺利,不管武平县,还是福建省,开展都很顺利,风险也都得到有效管控。习近平同志于2002年10月调离福建,但是在他任上已绘就了林改设计图。我两次去浙江看他,他还十分关心地问,福建省的林改文件出来了没有?文件一定要出好,林改才能获得最后成功。他还指出,确权到户后,要注意发现新矛盾、研究新问题,比如:“钱从哪里来?”——一定要考虑如何打通农民和银行之间融资渠道;“树要怎么砍?”——一定要改革采伐制度;“单家独户怎么办?”——一定要走联合道路。根据他的思路,我们深入调研,创新思维,在省委省政府关心和支持下,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于2003年9月正式出台。后来,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的经验。

第三条经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历次改革大多数是群众创造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搞改革是搞不成的,安徽省小岗村改革是这样,这次林改也是来自武平县农民的首创。这么浩大的改革,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后来,我们在武平的林改,乃至福建的林改,都坚持了这个原则。我们规定村里的改革方案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林改的程序、方案、内容和结果都必须向全体村民公开。分田容易分山难,山有好山、坏山,阴坡、阳坡,林有商品林、公益林,幼林、中龄林、成熟林,神仙都没办法分好,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来讨论,就让他们争吵个三天三夜,最终理由吵明了,人也吵累了,大家都互让一步,意见统一了,问题自然解决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有些后怕,当时我们估计这次改革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有可能引起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然而我们采取“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群众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包办代替”的办法,形成了和谐改革大环境,全省都很平稳,这就是林改成功的一大法宝。

林改中坚持走群众路线,不等于各级党组织甩手不管。我们强调五级书记抓林改,不但不能放弃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巨大组织力,保证了这次林改的成功。

采访组:怎样评价林权制度改革的历史意义呢?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不但得到老百姓拥护,也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经济学家厉以宁同志曾这样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亿万农民自行创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也就是说,人力资本从此有了极大的活力,它不仅能更好地利用物质资本,创造财富,而且能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正如改革开放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一样,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土地,体制一改变,奇迹就产生了。当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主要依靠农民创业积极性的调动,今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同样如此。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也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典型的绿色改革与绿色发展,是在中国大地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集体林改基于林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系统,提出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三个目标,初步达到了“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的。国家林业局每年发布的林业改革报告中的数据表明,集体林改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效益的统一,为深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规模如此之大、涉及人口如此之广的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经过几年时间已基本完成主体任务,这在中国改革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央党校教授李兴山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是在改革范围上的突破,从耕地改到林地,形象地讲是从平原改到山区。第二是在改革深度上的突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真正意义上产权量化的改革,实现了产权交易。我国592个贫困县中,有496个在山区。林改在中国怎么评价都不算高。

有国外专家评价说:中国林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也是最为成功的一场林业改革。

林改,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农村搞的试点开始,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十几年的时间,林改已在全国推开。

我们常说:“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农民对自己所有的山林产业非常重视,他们把自己的重要证件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打开一看,是结婚证、房产证、林权证。有了林权证,农民就像吃了定心丸。农民过去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如今,这山林就是他们重要的财产。俗话说:“人有恒产才有恒心。”只有老百姓对山林有了自主权,才会真正用心地去经营、管理,并且从山林里得到更多收入。

林改也让党和政府得到了民心。有一个村子,村民自发集资在村口立个大石碑,把林改功绩刻在上面。人类有史以来,能储存最久的信息,就是石刻,它比印在纸上、刻在木头上的信息都要保存得久远。所以,习近平同志推行的林业制度改革让农民有了林权证,这是民心碑、千年碑。从这个角度说,林改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林改本身。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酝酿策划到开展试点到全面推广,都是习近平同志倾心倾力,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尤其是他提出的“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四句话,体现了顶层制度设计的理念,把握了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四个关键问题,针对性地推出改革举措,为林权制度改革在福建获得成功、在全国平稳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在福建(十七): “习近平同志不仅重视调研、躬行调研,而且讲究科学调研、高效调研”

即时 | 2020-07-24 07:44

采访对象:潘征,1957年10月生,福建福州人。1982年起历任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助教、讲师、教务处副处长。1993年起历任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秘书处处长、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2005年起历任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2015年至今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7日、28日、31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

潘征同志,您好!请简要讲讲您和习近平同志最初接触和认识的过程。

潘征:

1982年,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到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任教。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所在的教研室有一位青年教师,他是厦门大学的硕士,专门研究《资本论》,调到宁德地委政研室工作。这位教师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当地委书记,自己希望也到宁德去干些事。从这位青年教师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习近平同志的名字。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省委党校作了一次《怎样当好县委书记》的专题报告,讲得很精彩,反响很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93年,我调到省政府办公厅工作,那时习近平同志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从那以后,我经常在省里的会议上看到他。我觉得这位领导虽然年轻,但很沉稳,很有水平,也非常睿智和大气。

第一次跟习近平同志直接交流是在1997年,不是在省里,而是在省外。那时,他是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当年4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在宁夏召开,习近平同志与时任省长贺国强同志一起率福建省党政代表团去宁夏。我当时在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工作,跟着代表团一起去了。一开始我们在银川活动,联席会议开完以后,贺国强同志去北京参加会议,就先走了,接下来就由习近平同志带着我们继续往宁夏南部走,考察固原,这是宁夏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一天傍晚,在一个县招待所院子里,我吃完晚饭出来散步,与习近平同志不期而遇。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聊了一些家常话,他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诸如叫啥名字、在哪工作等等。那是我第一次与习近平同志零距离接触,觉得他虽然是省领导,并没有高高在上,而是平易近人,说话很亲切,待人很友善。道别的时候,我跟他说:“习书记再见!”他和蔼地对我说:“后会有期!”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从1999年到2002年在省政府主持工作,这段时期您在省政府办公厅,你们工作上有些什么接触呢?

潘征:

1999年8月,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我当时在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工作,负责省政府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的日常会议、活动安排等。2000年3月,我任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文字综合工作,联系新闻单位。这些岗位让我有机会经常跟随习近平同志下乡调研、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在他身边帮助做一些服务工作。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2002年10月他去浙江任职,算起来我在他身边工作了近3年半。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记忆、最值得怀念的时光,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意义的工作经历。习近平同志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给了我很多教益,为我人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这期间,我最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随同习近平同志去调研。他对调研高度重视,只要省里没有大的会议和活动,他就安排下基层调研。经常是刚调研回来没几天,就又要出发了。我曾随机抽了一个月份统计过,仅2002年6月,他就有13天时间在基层调研。1999年8月10日,他担任代省长后的第二天,就去了台资企业调研。那段时间李登辉之流宣扬“两国论”,两岸关系很紧张。调研考察结束前,习近平同志在东南汽车公司一个工棚里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正值盛夏,棚子里热得很,就靠一台电风扇吹着降温。座谈会上,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两国论”。同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一如既往依法维护台商正当权益,在当前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福建省对台商来闽投资兴业的欢迎态度不变,支持力度不减。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话,既表明了严正的立场,又稳定了在闽台商的情绪,当时在两岸的影响很大。

采访组:

请您展开讲讲习近平同志开展调研的情况?

潘征:

跟随习近平同志调研,我自己有很大收获,不仅了解了实际情况,也观察和学习了他的调研方法。我觉得习近平同志的调研方法有很多独到之处,他从对调研功能定位的把握,到调研具体过程的掌控,以及调研成果的运用,都非常精道。近20年过去了,但我今天回忆起来,当年的许多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仿佛就在眼前。概括起来看,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习近平同志坚持先调研后决策。他说过,没有调研就不要决策。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决策前的调查、分析、论证上,以寻找和选择最佳决策方案。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时,正值世纪之交,当时福建上上下下都在热议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进新世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福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1978年全省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22位,改革开放给福建注入强大活力,1999年经济总量上升到第11位。大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尝到甜头,认为发展是福建的头等大事,经济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怎样抓好新世纪的经济工作呢?2000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作了密集的专题调研。他两赴泉州,还去了福州、厦门等地。他提出,福建经济弱,主要弱在产业上,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发展,把经济进一步搞上去。2000年7月,在前期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工作会议。他指出,福建经济结构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着力“调快、调大、调高、调新、调优、调活”,提高全省经济综合竞争力。这“六个调整”,为当时和之后全省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同志用“综合竞争力”这个概念,提出“六个调整”的思路,我体会,强调的是经济的关键内核、发展质量。他2014年回福建视察工作时亲自擘画了“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宏伟蓝图。他指出,中国现在经济总量上去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不能只有量没有质,就像人一样,不能浑身只有肥肉,还得有肌肉。这里强调的就是既要“大”又要“强”的意思。应该说,当时福建经济基础薄弱、体量小,大家都一心想把块头做“大”,想着怎样让经济总量排名再往前靠一靠,这样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当然好,但不能“大”而不“强”。习近平同志当时在调研基础上开出的“方子”,不是单纯强调把经济总量搞大,他前瞻性地看到经济要有内核、要有综合竞争力,经济结构要往这个方向去调,一下子讲到点子上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的过人之处。先调研后决策,这看起来是一个具体做法,实际上反映的是习近平同志坚持了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总是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而不能搞主观主义那一套,决不拍脑袋决策。

采访组:

先调研后决策,这一点确实太重要了。请您说说印象深刻的第二个方面吧。

潘征:

习近平同志总是把调研重心放在困难地区,关注关心困难群众。平潭是一个海岛,原是福州的一个县,也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县。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和省里工作期间,总共去过平潭20次。他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挂钩平潭,按照安排,省领导同志只挂一个地方,如果职务调整,原来挂钩的地方就可脱开了。他担任省长后,要改挂钩政和县。我们请示他,是不是就改挂钩政和。他说,福州的同志希望我继续挂钩平潭,那就多挂一个吧。这样他既挂政和、又挂平潭,还经常去这两个地方,充分体现了他对贫困地区的特别关心。政和是福建省靠近浙江的一个小县,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多次去过那里。这个县很穷,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招待所里的被子很旧,硬得很,不暖和,晚上睡觉还被冻醒过。但习近平同志从没嫌弃那里的条件,经常去调研并帮助县里解决实际困难。

习近平同志在平潭还资助了两个贫困家庭的学生。1999年10月,我跟随他去平潭调研。吃完午饭,他说想把资助的学生找来了解一下近况。我请县政府办的同志把这两个孩子找来了,一男一女,女孩叫林冬梅,当时读高一,男孩叫林泉,当时读初一。两个小孩分别坐在他身边。我记得他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孩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因为是省长资助你们,就觉得自己很特殊,这样反而会妨碍你们的学习和成长。”小孩很感激地说:“习伯伯,我们家很穷,要不是你帮助,我们上不了学,我们一定好好念书。”2010年9月,习近平同志回福建视察,有天晚上,他让工作人员向我了解这两个小孩的近况。我报告说,男孩子长大后外出务工,女孩子后来考上了大学,已经参加工作,她自己现在也资助了几位家庭困难的小孩,把您的爱心传递下去。他听后感到很欣慰。

为了推动福州棚屋区改造,习近平同志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调研。2000年7月2日下午2点左右,这是福州夏季中最热的时段,他带着省市有关负责同志到福州苍霞、上渡棚屋区调研。我当时搞不清楚,为什么大热天要去调研棚屋区?我们走进了典型的福州木头房子,屋顶是薄薄的瓦片,四壁是木板钉的。习近平同志个头高,走进去好像快碰到屋顶了。木头房子不隔热,大家在屋子里还没待上一会儿,就满身大汗了。他在现场说,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就是让大家体会一下棚屋区群众的生活环境。大家都是当干部的,有的还是领导干部,我们有没有人住这样的房子?让你们来这样的地方住,你们住不住?可是我们的普通百姓现在还住这样的房子,你们说应不应该改造?大家一下子反应过来,异口同声答:应该!在随后召开的棚屋区居民座谈会上,一位老大爷热泪盈眶地说:“衣食住行是人生四件大事,党和政府为我们解决了三件,现在又要为我们解决第四件,我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面对父老乡亲热切期盼的眼神,习近平同志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站起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些生活条件困难的群众。改造棚屋区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件好事。”他接着对参加座谈会的居民代表说:“请给大伙捎个话,政府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盼,把好事办好。”习近平同志组织的这次调研,以“角色代入”的方式让干部置身其中,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心,也体现了他高超的调研艺术。

改造棚屋区的事,他不是看完说完就算了,而是要回过头再去看一看。2001年5月,他又专程前往苍霞、上渡查看棚屋区改造工程。当看到以往的破旧棚屋已被拔地而起的崭新住宅楼所取代,他十分高兴。那天,他讲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我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改造棚屋区,确实为福州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那时候福州的房子大多是木头搭的,因而被人称作“纸褙”的福州。木头房子连成一片,容易着火,火灾不断,当年我们就经常听到消防车刺耳的鸣笛声。我老家在福州郊区,以前也是住木头房子,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请人拿木头顶着,防止房子被刮倒,百姓的居住条件普遍较差。现在每当我经过苍霞、上渡那一带时,都会多看上一眼,回忆着当年那次调研和习近平同志说的那番话,感受到他对人民群众的一片深情。

1999年11月27日,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史上值得被永远记住的日子。长汀县是原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那里战斗、生活过。长汀是贫困县,也是水土流失很严重的地方。那天,我跟随习近平同志来到长汀,那是他到省政府工作后第一次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进行调研。长汀离福州远,当时的路很不好走,长途跋涉,非常辛苦。习近平同志带着我们直接到了长汀项公亭。项公亭是长汀人民为纪念省委老书记项南同志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而自发捐建的。习近平同志站在那里环顾周围,触目所及,是光秃秃的山头。他表情凝重,语重心长地说,长汀是全省水土流失面积最大的县,久治不愈,是个“顽症”。这问题不解决,群众过不上好日子。项南同志来福建工作后,大力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现在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坚持山水林田综合开发和小流域治理,脱贫致富奔小康与水土流失治理相结合,变穷山恶水劣势为山清水秀生态资源优势,造福百姓造福子孙后代。他的话语不多,却振聋发聩,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就在那次调研过程中,他酝酿提出把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列为全省15件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之一。

我当时在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工作,15件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办理工作就在秘书处。此前,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还没有安排到县一级,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能列入其中,就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提议和决定的。我当时没有领悟到这件事的意义,后来我理解了。习近平同志抓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就是以点带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好了,生态恢复了,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长汀的贫困,说到底就是水土流失严重,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头,当地老百姓连基本的生产资料、发展资源都没有,怎么可能富裕起来呢?习近平同志是从怎样造福人民、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角度,来统筹考虑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的。

从那以后连续十几年,每年都由各级安排1000万元以上资金用于治理长汀水土流失。这在当时对一个县来说,是不得了的事。那几年的年底,我都要和省委省政府督查室的同志一起去督办这项工作。习近平同志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就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做过两次重要批示,继续予以关心和推动。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已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治理长汀水土流失,只是其中一例。早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大力推动筼筜湖的治理,在宁德提出绿化荒山,建设“绿色工程”,在福州建设红庙岭垃圾处理场,到省政府工作后提出并实施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等等。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重视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是一以贯之的,而且是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造福人民的高度来把握这个问题的。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源地、实践地。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关注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以及推进城市棚屋区改造,他首先直面的确实都是难点问题、焦点问题。请您谈谈他调研的第三个特点吧。

潘征:

习近平同志最喜欢直接接触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他常说,老百姓经常去的地方,我们也要去看看有什么需求。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周末有时会抽出时间去福州鼓山登山,他还是省登山协会的名誉会长。习近平同志说,去登山,一则可以健身,带动全民健身活动,二则可以接触普通百姓,了解群众需求。能与基层百姓接触,当面聊聊,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人们也不用担心说对说错,说心里话就好。他每次去登山,不带警卫,更不封路,一些老百姓就是在登山人流中见到了省长。当时福州很多人去登山,鼓山只有一条登山古道,人多了,挤来挤去都是汗味儿。到了夏天,早晚也有人去登鼓山,但是没有路灯,很不方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随即把福州市领导找来,在鼓山上开了现场办公会,决定开辟两条新的登山道,一条在现有古道的东面,叫“勇敢者”,另一条在古道的西面,叫“松之恋”。另外,给登山古道也装上了路灯。2002年1月,他专程前往鼓山查看登山古道路灯的建设情况,并提出,我们领导干部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鼓山新的登山道建成、登山古道亮灯后,群众一片叫好说:“习省长帮我们办了件大好事。”随同登山、经历这件事情全过程的省登山协会会长朱韶明激动地说:“习省长真正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而且马上就办。”一直到现在,鼓山还是福州市民最爱去的休闲健身地方之一,登山活动越来越红火。现在福州在市区的一些山头上修生态栈道,叫作“福道”,它方便群众健身,深得百姓欢迎,在全国很有影响。我认为,它就是对习近平同志推动群众健身活动、关心群众需求的精神的传承。我是省登山协会的会员,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一直坚持登山到现在,福州周围的很多山我都登过,既接触大自然,又强身健体、锻炼意志。许多老百姓包括我自己,在登山的时候都会自然地回忆起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对群众登山、健身活动的支持。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广泛接触群众,通过与群众的零距离接触开展调研、发现问题,这个调研方法确实非常值得学习。接下来,请您谈谈他调研的第四个特点。

潘征:

习近平同志善于通过调研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2001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去了宁德和泉州这两个地方调研。调研过程中,他作了很多指导。他在一路上讲,我们常说特色即优势,特色即潜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实现。福建许多地方在发展特色经济方面都很动脑子,晋江的鞋业、石狮的服饰面料、德化的陶瓷、古田的食用菌等,都形成规模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他说,有了特色产品,并不等于就进了市场的“保险箱”,市场变化了,有些产业可能就不行了,经受不起市场的波动。所以发展特色经济还要善于塑造品牌,善于推陈出新。当地的干部群众和企业家对习近平同志的看法十分赞同,大家按照这样的思路干,特色经济的路子越走越宽了。2001年10月,《经济日报》发表了习近平同志写的调研文章《怎样做活特色经济这篇文章》。

泉州是福建也是全国民营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习近平同志多次到泉州调研,总结出了晋江经验。2002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是他亲自撰写的。这篇文章提出了“晋江经验”的5点启示:第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第二是要顽强拼搏;第三是要以诚信促发展;第四是要发挥本地优势;第五是要加强政府的服务引导,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这5个观点和要求,有力指导和推动了福建区域经济的发展,到现在还很管用、很有生命力。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当中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有一个南平的严姓农民很想致富,很想做一番事业,可是发展却一直不顺利。当地人说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习近平同志在一次调研中来到他家跟他深入交流了一次,给了他很多指点。这位农民朋友得到很大启发,一时间感到茅塞顿开,觉得未来之路一片光明,于是就高兴地举起茶杯敬习近平同志:“习省长,谢谢你的指点!”习近平同志也举起茶杯说:“从此以后,你就不要屡战屡败了,我预祝你屡战屡胜!”据了解,现在这位农民朋友已成为当地的种茶大户,收入很可观。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也经常能发现隐患,将潜在的风险告诉大家,或指出问题所在,给予批评。2000年7月,宁德一家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筹集到11亿元资金。当年宁德GDP总量也才206亿元。习近平同志在当年11月去这个公司调研,考察结束临上车前,他特地对当时的几个领导讲:咱们宁德是一个穷地方,你们一下子募集到这么多钱,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用好,不要乱花钱,投资一定要谨慎,不要投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结果不幸言中,这家公司没有按照这个要求去办。几年后这11亿元基本蒸发掉了,公司一时陷入困境。我听到这个消息很痛心,这么大的资金,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机遇,就没有了。后来得知,他们把大量的钱投入到房地产、公路建设、酒店、钢铁等不熟悉的领域,投资失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按照习近平同志要求做的,工作就很顺利,就会发展得很好;那些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就出现了大的危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2000年8月上旬,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一天,我们乘车从三明市区去一个县,行车途中,有的路段路面凹凸不平,损毁严重,车颠簸得厉害。习近平同志很敏锐,当了解到这条路修筑没几年时,有感而发,在车上当即指出,花那么多钱修路,没用几年就坏了,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终究会受到规律的报复,还损害群众的利益,这样的事值得我们很好地反思。他还说,我们的干部要真正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按照经济规律,老老实实为群众办事,不存私心,不谋私利,不搞“政绩工程”,不增添群众负担。这样做,个人利益也许会受到影响,但老百姓最终会怀念他。习近平同志希望广大干部都能怀着一颗平常心,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习近平同志调研中的这一插曲,《福建日报》报道后,很快被国内几家大的媒体转载,引起积极反响。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既肯定工作成绩,也指出不足,甚至提出批评,这是难能可贵的,反映了他对党的事业极端负责任的精神,也展现了他务实、正直的优秀品格。如果调研中一味地唱“颂歌”,对问题视而不见,不敢直面问题、提出意见,调研效果就一定大打折扣,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损害的是党的好作风。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积极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这说起来容易,却需要下一番功夫。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调研的第五个特点。

潘征:

习近平同志经常进行“随机”调研。2002年4月,他带我们省直机关的同志到南平市光泽县调研。光泽县紧邻江西,地理位置在省的尾巴上,再往前就出省了,所以当时大家调侃说这个县的县委书记是“省尾书记”。看完安排的考察点后还有一些时间,陪同调研的时任县委书记朱淑芳同志提议说,我们再去看一些地方吧。习近平同志说,好啊,那咱们就去紧靠江西的乡镇去看看。随后,我们来到止马镇杉关村。习近平同志下车后,就跟在农田里干活的几个农民聊起家常来。他和农民真的很亲,彼此聊得热火朝天。聊了半晌,待要离开时,省直机关的一位同志问那几位农民:“你们知不知道这位领导是谁?”农民们说:“啥领导?不知道哇。”那位同志说:“这就是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农民们说:“哎呀,习省长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但是不知道长得啥样,今天才第一次见到。”那位同志问:“你们平时没看电视?”农民们说:“我们这里不通有线电视,用小锅盖收台,因为靠近江西,平时新闻里看到的都是江西的省长,就是没见过我们自己的省长!”听农民这么一说,习近平同志和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

上车后,县里的同志又汇报说,因为两省边界地区长途电话不通,许多农民要到邻近的江西省的邮局打长途电话到省内,本来应该是省内长途,却变成省际长途,既多花钱又不方便。习近平同志发现了省边界地区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觉得老百姓不认得省长倒是小事,但不通电视不通电话,信息交流受到阻碍,对农民来说就有可能造成损失,这就不是小事了。于是,他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把有线电视和长途电话覆盖到靠近省边界的偏远地区。他表示,作为政府,我们要及时满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做到的事情要尽快做,不要拖沓。很快,全省边界地区存在的相关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个月的月底,习近平同志在霞浦调研,调研结束后,临时决定去看看当地开发杨家溪景区的情况。到杨家溪的时候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调研组首先参观了榕树林,看到那么多高大茂密的榕树,习近平同志兴致很高。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有人提议在这里拍个照,他很高兴地让记者拍照,跟随的同志一个个地跟他合影,我也和他合了影,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到现在。参观后,大家坐着电瓶车往景区里面走,习近平同志说,到景区的车子都应该用电瓶车,以后景区搞大了,也还是要用电瓶车,不能让汽车直接开进来,汽车一进来就会造成污染。他真是时时处处都关注着生态环境保护。

习近平同志的一次“食堂调研”,也很特别。2000年左右起,瘦肉精在全国范围内肆虐,大家都担心吃到瘦肉精。2001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午,我们在省政府八楼食堂吃工作餐,省政府领导和办公厅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吃饭。大家打菜的时候,一位副省长半开玩笑地问:“这些肉有没有瘦肉精啊?”另一位副省长回应说:“应该不会吧!这里怎么可能出现瘦肉精?”习近平同志听到这话马上说:“在我们的食堂里,如果大家还担心吃到瘦肉精,可见老百姓吃的还真是不放心啊!治理瘦肉精这件事我们要好好抓一抓。”就这样,那天中午,省政府食堂成了领导们讨论治理瘦肉精的现场会。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习近平同志都非常用心、非常在意。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开展调研,留意方方面面的信息,哪怕是半调侃的一句话都能引起他的关注,进而转化为对工作的思考和研究。

在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和推动下,全省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打了一场治理瘦肉精的歼灭战。在这过程中,我省还创造了一些好经验、好做法。2001年8月,中央电视台就福建开展“餐桌污染治理”专门采访了习近平同志。他与几位普通市民在福州南门兜的老省广电大楼演播大厅同台交流、互动,他当时介绍的一些工作情况、讲的一些话,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还有一次,在调研的车上,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讲:“我在福州住了几年,发现福州老百姓有个习惯比其他地方更突出,就是特别喜欢买‘担担菜’。郊区的农民挑着菜进城走街串巷卖,有时还弄点水淋在菜上面,菜很新鲜,绿油油的。这样固然农民有收入、市民得方便,但没有市场的监管环节,农药残留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就很难发现和处理,这事情要考虑个解决办法。”可见,习近平同志念念不忘群众的食品安全问题,连一些细节都非常重视。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依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并把它提高到事关党的执政资格和执政地位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如果我们连群众吃的东西都管不好,我们党执政的资格在哪里?

关于随机调研,还有一个小事例值得讲一讲。2002年9月,国庆节前夕,习近平同志到福州检查节日的安全和保障工作。当时,南江滨公园刚刚建成,视察结束乘车离开时,他看到公园里一个小小的、精致的建筑物,就问:“那是啥?”随行人员回答说:“是厕所。”习近平同志很感兴趣,他说:“我去看看。”我们也跟着下车去看了那栋厕所,它的外立面很前卫,造型很独特,跟公园环境融合得也很好,树木的掩映下,效果不错。上车后,习近平同志说:“厕所不可小视,一定要加强管理。许多外国游客来访提的意见最多的就是厕所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示,亲自推动解决我国厕所的卫生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厕所革命”,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的“随机”调研确实能够掌握更加深入、更加真实的情况。请讲讲他调研的第六个特点。

潘征:

习近平同志很善于借力调研,借助媒体记者和专家智囊的力量调研。他经常会根据工作需要邀请一些中央媒体的记者来参加省政府的重要活动,包括他自己的调研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驻福建的一些记者就应邀参加过他的调研活动。习近平同志说,请媒体记者来,一则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省情,了解省政府的工作;二则可以请他们帮助出些点子,提些意见,助推工作。记者来参加调研,以为省长要交代什么任务,为此经常会问我,有什么任务吗?我说,省长没有给你们安排具体任务。他们都说,省长没直接下任务,我们更要认真调研才是。时任经济日报福建记者站站长石伟同志,就跟着调研了几次,写过几篇好文章。2001年6月,他给习近平同志送了一份材料,反映的是在采访中发现的一个怪现象:福建一些地方的货车挂外省车牌。了解后才知道,这样货车主可以规避福建有关部门监管,还可以少交税费。如向外省税收部门交5吨载重量的税,却在福建拉8吨或以上的货,这就造成税费流失且有安全隐患。习近平同志当即批示要求整改,不久便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还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坚持每年春节前请新闻界人士一起来座谈。座谈会上他主要是听大家讲,听大家提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建议,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对新闻记者提要求。在这种场合他都是即席讲一段开场白,话语不多,却讲得非常精彩,把现场气氛营造得热烈、融洽。

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后,亲自倡导、推动组建省政府智囊机构,我是具体经办人。2001年1月初,正式发文组建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顾问团;3月,成立“数字福建”顾问团;5月,成立国际顾问团;9月,又组建法律顾问团,经历了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顾问团名单,这里面既有知识渊博的学者型专家,也有很多一流的实务型专家,都是真正能为福建发展出谋献策的。顾问团组建以后,在使用上是充分的,真正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2001年5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国际顾问咨询会,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福建产业发展”。他在会上提出,设立国际顾问团是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让福建能够有效地参与国际产业的分工。现在回想起来,习近平同志很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善于在对外开放、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分析判断福建产业发展的位置和走向,推动福建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他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样的道理,视野特别开阔,不是就中国讲中国,而是站在世界发展大潮和全球化大背景里看当代中国的发展。2002年1月,习近平同志听取了顾问团成员、主要是省内成员对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2002年6月,他主持召开专家咨询会,听取顾问团成员对生态省规划的意见。现在,经济社会发展顾问团、“数字福建”顾问团、法律顾问团这些当年设立的顾问团都还在运行。习近平同志借力调研确实也是一个高效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拓展了调研外延,更大范围汲取理论和实践的养分。

总的来看,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他不仅重视调研、躬行调研,而且讲究科学调研、高效调研,这些成为习近平同志在福建领导实践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刚才从6个方面归纳了习近平同志的调研方法,也可以称之为调研“六法”。这“六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习近平同志这样,把调研这个基本功掌握好、运用好,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发现问题、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我们的治理能力和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就会得到极大提高,我们国家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兴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然也就能够得到更大满足。

采访组:

在您陪同习近平同志调研的3年多时间里,还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潘征:

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有不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体现出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对待工作勤勉负责,这些本身对我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999年10月,习近平同志去视察位于福州西洪路的市传染病医院。这不是省政府办公厅安排的,是习近平同志主动提出要去看一看的。当时我想,去传染病医院可能会对领导的健康造成影响,但他毫不在意,还是坚持去了,此后又去了一次。后来我了解到,福州传染病医院是当时全省唯一的一家,他认为办好这类医院对群众健康很有意义,应该去调研、去关心。习近平同志总是时刻想着工作而不是想着自己,这深深感染了我们。

1999年12月的一天,习近平同志一早就带领大家去南平调研。当时去南平要跑半天。午休后,我去他住的房间请他出发,看到他坐在沙发上,脸色发白。一了解,是因劳累过度,肠胃不适,浑身没劲儿。我说:“省长,要不下午的调研调一调,先吃点药休息一下明天再去吧?”他说:“不行啊,已经跟人家说好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那天,他还是坚持准点出发,完成了原定的调研任务。这种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精神,让我很受触动。

2001年7月上旬,他去南平政和、浦城调研。那天赶到浦城,刚吃完晚饭,就接到消息说台风要袭击福建。当时气象预测没那么准,外出调研时并不知道台风的准确路线。他放心不下,决定马上坐车赶回福州。浦城是福建靠近浙江的最北的一个县,当时路又不好走,赶回福州时已经是凌晨了,整个晚上都在路上奔波,一到福州就让车子直接开到福州东水路省防汛办,他根本顾不上休息,立即紧锣密鼓地部署全省的防台风工作。这种拼命工作的精神,这种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感染了随行调研的每一位同志。

习近平同志平时在生活上很节俭,下乡调研时既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也严格要求地方。他只吃简单的工作餐,从不大吃大喝,从不给地方增加负担。2002年4月,他去寿宁县调研。县里领导见习省长来了很高兴,也很感激。因为在他的直接关心下,通往寿宁县城的沙土路刚刚全部改造成柏油路了。“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如今有了全新的柏油路,县里的同志多高兴啊。他们张罗着要好好接待一下省长,想把晚餐搞得丰盛点,习近平同志知道后提出不能铺张,就吃当地农家菜。吃晚饭时,县里的同志满怀歉意地说:省长,不好意思,没啥好东西,就是这些土货。他却说:“简单点好!这寿宁的‘地瓜扣’(地瓜粉加工成的粉丝)就很好吃嘛!”对于习近平同志来说,下乡调研吃最简单的饭菜,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早已成为习惯。

还有一次,在调研当中,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不仅要做群众看得见的事情,还要做群众需要但是看不见的事情。”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开始关注城市垃圾处理问题。福州每天都产生大量垃圾需要处理,他通过详细调研,决定建设红庙岭垃圾处理场,1993年开始建设,1995年投入使用。这个垃圾处理场现在还在持续发挥作用。他说,种树、修马路,老百姓看得见,这是“显绩”;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场,这是“隐绩”,是大多数人看不见的,但我们更要做。习近平同志为人民办实事、好事,不是流于表面,不是摆摆样子,而是真正把那些大家看不到甚至想不到的事情,踏踏实实、不声不响地做好。

记得有一次在去三明调研的火车上,习近平同志跟随行人员聊起了家常。他说:“我父亲对子女教育很严格,经常把我们兄弟姐妹叫到一起,大家排成一排后,他就开始讲话,提要求,核心的意思就是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父亲一有空就讲,反复讲,他的话我们都倒背如流了。”习近平同志还讲到,他小时候穿的很多衣服都是姐姐退下来的花衣服,他不肯穿,母亲就把衣服拿去重新染色以后再给他穿。元旦、国庆节人民大会堂有晚会,他去看节目时,经常在门口被工作人员拦下来,直到有人出来证明说这是习家的孩子,他才进了门。因为工作人员不相信习家的孩子会穿这样的衣服。习近平同志说的这些家事,给了我们以深刻的教育。

采访组:

从1999年到2002年,您在省政府办公厅为习近平同志服务3年多,这个时间不算短,您有哪些感触?

潘征:

我在省政府办公厅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集有3年多时间,能够近距离接触他,目睹他的工作,聆听他的教诲,感悟他的精神。从大的方面说,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第一点,习近平同志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他在讲话里经常引经据典,古语和典故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智慧有很深刻的理解,掌握运用得非常好。他视野开阔,不仅了解中国国情、中国文化,还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对国外的情况也很了解,很注意吸收世界上最新的文明发展成果,能把古今中外融会贯通。他经常在讲现在的事情时提到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讲到一些国内事情时会提到国外可以借鉴的好经验、好做法。他当年讲到福建的建设,就不时援引国外的一些例子,比如谈生态建设时就说起国外的绿化怎么做、如何建设“绿色屏障”、“城市之肺”等等,给我们以很大启发。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又通过经常性的深入调研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尤其是基层的情况,因而他站得高、看得远,提出的很多观点和做法都极具前瞻性。比如担任省长期间提出的“生态省建设”、“数字福建”等等,以及对政府自身建设提出的要求,包括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机关效能建设等等,都立足于把福建的经济社会发展放在更高、更宽、更远的时空维度去分析,从战略高度提出创新的理念思路和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他对国际国内大势的清醒认识,对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对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他还有很强的辩证思维能力,既深刻把握国内发展大局,又准确审视国际发展大势;既注重抓经济建设,又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既把握主要矛盾,又做到客观全面;既关注当下,又放眼长远;既看到成绩,又认识不足等等,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善于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第二点,习近平同志有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爱得很深,有“大爱”情怀。这种爱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自然流露的,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体现出这种精神、这种情怀。在宁德工作期间,他推行“四下基层”制度,并身体力行、躬身示范。他曾三进地处偏僻、不通公路的寿宁县下党乡访贫问苦、现场解决问题,解决连家船民上岸等难题,令当地老百姓感念至今。2000年,他当选省长后第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我们一定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他亲自领导扶贫开发工作,推动福州棚屋区改造,大力治理长汀水土流失、“餐桌污染”等等。这一项项工作,无不蕴含着他对人民深沉的爱。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目的在于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方面,习近平同志早就以始终如一的自觉行动为我们作出了最形象最直接最有力的榜样示范。

第三点,习近平同志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他在宁德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功成不必在我”,在福州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对治理长汀水土流失提出“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如此等等,都是要求我们实实在在,立足于干,而不是立足于说。他常说,我们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一定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一件件具体事情中,体现在为老百姓办事的过程中。到中央工作后,他仍保持着高频次的深入调研,不辞辛劳,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这就是他求真务实精神最直接、最具体、最有力的体现。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向来是习近平同志领导实践的最鲜明风格。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先后工作过的地方和岗位很具有代表性,既有经济特区、贫困山区,也有省会中心城市,还有省委省政府领导岗位。他遍访八闽大地,熟悉福建的山山水水,与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他在离开福建后的几次讲话中都讲到对福建的深厚感情,一再说“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他在福建这块热土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形成了许多创新理念,开创了许多生动实践。完全可以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

习近平同志讲原则,工作要求严格,同时又非常人性化,关心部下,待人包容,很有亲和力。从人格角度看,我觉得他是非常完美的。他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钥匙”。能够有机会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荣幸、特别幸运,现在回想起来,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心里暖洋洋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领导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回顾他当年的一些思想观点和实践过程,对更好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很有帮助。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除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也非常关心老同志。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潘征:

习近平同志对老同志确实非常关心。在福建工作期间,他经常去看望老同志,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也会让我们代他去看望。有一次,他让我代他去看望福州市委老书记张继中同志。张继中同志很感动,跟我讲,省长这么忙还记得我?我说:“习省长专门交代让我来看望您,向您表达问候,祝您身体健康!”我还代他看望过一位部队的老同志熊兆仁将军。我见到熊将军,转达了习省长的问候,熊将军很感动。

我跟他一起去看望过的老同志就数不胜数了。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慰问福州鼓山镇的全国老劳模——郑依姆老人。这位老人受过毛主席接见。当时他已经患了癌症,但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老人见到习省长很高兴,他是个很豪爽的老人,把珍藏多年的家酿青红酒倒在很大的碗里,说:“习省长,你来看我,我很感动,敬省长!”习近平同志端起碗,毫不犹豫地“咕咚咕咚”地干了那一大碗酒。我也连忙跟着把自己那一大碗酒也喝了。这碗酒喝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我们这些部下。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写完以后,都会和我们一起吃个工作餐,有一次还让我代表起草组发言。他从工作上、生活上都非常关心我们。多少年过去了,他一直还记得我们这些同志。

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回到福建视察,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后,大家很自觉地排队,等待与他会面、握手。省领导和正厅级领导由时任省委书记尤权同志介绍,与会工作人员由我来介绍。我介绍的时候,习近平同志问我,还有“老人”在吧?他指的“老人”就是他主持福建省政府工作期间的一些工作人员。我说,很多同志都转岗了,还有个别同志在这里。习近平同志点点头。这时,他看到队列中站着福建电视台一个记者,马上招呼道:“哎,小赖,你还在跑新闻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赖晗同志经常跟着他调研,做新闻。小赖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习近平同志还记得他,当时很激动,紧紧握着总书记的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小赖打电话跟我说,那天晚上他整夜没睡好,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这么多年了,还叫得出他这样一个普通记者的名字,他兴奋啊。

时光如梭,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已近二十年了,但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离开福建的当天上午,专门抽时间到省政府办公厅各个处室看望大家,与机关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办公厅综合处现在还挂着一张照片,是他离开之前跟处里同志们的合影。

我本人对习近平同志有着很深厚的感情。2002年国庆节,我在外地休假,得知他要调往浙江,第一反应是舍不得,感情上很割舍不下,情不自禁地给他拨了电话,迫切表达这么一种心情:感谢省长多年来的教育、培养,让我深受教益,现在你要走,我很舍不得,多么希望你能够继续为福建人民造福。当时情绪比较激动,一讲就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话说多了。但他很耐心地听,还不时地给予一些回应。那个时候,他马上就要离开福建,手头事情肯定多得很,却还花了那么多时间听我说话,与我交流,这也说明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尊重同志,关爱部下。通话要结束了,我依依不舍,他在电话那头说:“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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