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宁德

为持续兴起“大学习”热潮,营造浓厚学习氛围,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应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要求,东南网9月7日起持续转载《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系列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资  讯 

习近平在宁德(十):“习书记倡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即时 | 2020-11-30 07:31

宁德有人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基层地区,连“市”都不是,抓经济还忙不过来,统战工作未必有那么重要。可习书记却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他说:“虽然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但宁德是全国畲族最大的聚集地,在东南亚的华侨也比较多,而且是宗教工作的重点区。所以,闽东的统战工作任务是比较重的,要建设闽东、发展闽东,必须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把方方面面人士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采访对象:

姚智梅,1946年11月生,福建福鼎人。曾为海岛女民兵,在福鼎县先后任大队、公社、县干部,1978年任宁德地委委员、罗源县委书记,1986年任宁德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2000年任宁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采访组:姚主席您好!您在宁德工作了一辈子,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和他都是班子成员。请讲讲当时宁德的主要情况和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姚智梅:1988—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我当时是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和他共事、相处了两年时间。对于这段经历,我既感到荣幸,也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当时宁德确实非常贫困,而且具有特殊性,可以总结为“老、少、边、岛、穷”,既是革命老区根据地,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岛屿很多,海岸线占全省的1/3。岛屿多、岸线长决定了宁德的“前线”地位,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什么建设项目。当时整个宁德的经济状况非常脆弱,被定为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9个县区中有6个是贫困县,有50多个乡镇被划为省贫困乡镇,200多万人口中有70多万被划为贫困人口,交通等各方面条件都很落后。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只跟我们简单开了个会、见了个面,就深入基层调研去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他对宁德整个面貌有了初步了解,讲到关于闽东发展的思路都能结合实际情况来谈。关心百姓疾苦、深入基层调查,是我对习书记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不光是我,就连当地老百姓都对他赞不绝口,认为这个新书记和群众的心贴得近。

采访组:当时您分管统战工作,他对宁德开展这方面工作有哪些思路和举措?和您谈过哪些问题?

姚智梅:当时,从国内大环境来讲,我们党对民主党派人士刚刚落实政策还不久,哪些人应该团结、怎么团结,我们在政治上总觉得不好把握,有很多顾虑,工作上有畏首畏尾的情况。也有一些来自党内的声音说:“共产党为什么要去发展民主党派?”这也体现出当时我们内部对统战工作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宁德还有人认为,统战工作是大城市里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事情,我们这样一个基层地区,连“市”都不是,抓经济还忙不过来,统战工作未必有那么重要。可习书记却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讲了很多具有指导性的话。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他对我说:“虽然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但宁德是全国畲族最大的聚集地,在东南亚的华侨也比较多,而且是宗教工作的重点区。所以,闽东的统战工作任务是比较重的,要建设闽东、发展闽东,必须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把方方面面人士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宁德1988年12月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党派组织——民盟的地区委员会。他不仅亲自出席成立大会,还和彭丽媛同志一起参加了当天晚上举办的民主党派代表联欢会,拉近了和民主党派同志的距离。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组织也一一建立起来了。每次中央有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到宁德考察,他都对相关活动进行亲自部署,活动期间亲自陪同、亲自汇报。

他还建立了地委领导班子与民主党派组织挂钩、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定期走访制度,每半年或一个季度到自己挂钩的民主党派听取意见,和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老同志谈心。

他对民主党派遇到的难题非常关心,对帮助民主党派同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也很明确。有一件事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民盟有位老同志,早期革命时参加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但新中国成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民主党派人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他提出,要求组织“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生活上给予照顾”,但由于依据不足,我们感到有些难办。习书记得知以后,亲自过问这件事,了解前因后果之后,与我们统战部门的同志谈心时说:“虽然这位同志提出要解决国家干部身份的依据不足,但从实际来看,这位老同志参与过宁德解放事业,参加过革命工作,做过一些贡献,我们应该对他的晚年给予关心和支持。首先要在政治上落实他的政策,为他平反。生活上虽然解决不了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但可以与民盟协商,帮助协调解决他安度晚年的问题。”

这件事,当时不仅当事人非常满意,在整个宁德的民主党派当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对调动他们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习书记在统战工作上站得高、看得远,提出的这些思路和举措,一下子为我们在宁德开展好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打开了思路,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感觉心里更有“底”了。

采访组:宁德是畲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工作自然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对少数民族工作提出了哪些思路和举措?

姚智梅:我刚才讲到,习书记在和我谈统战工作时,就把做好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华侨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树立了“大统战”的概念。他经常讲:“宁德的统战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任务很重。”

我先讲讲民族工作。习书记讲过:“我们的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我们在交流统战工作情况的时候,他还说道:“做好宁德的统战工作,要抓住我们这个地方的特点和重点。什么是宁德这里的特点和重点?少数民族工作就是一大块,一定要紧紧抓住。”

闽东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畲族群众有将近20万人,占全国畲族人口总数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总数的70%。可以说,推动闽东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就意味着推动整个闽东摆脱贫困。因为在闽东,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是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几千年来散落在偏僻的山区,住着破陋不堪的茅草房。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非常关心,不管是在灾难救济还是在生活助困方面,财政再困难都会安排资金予以支持。

他到省里工作以后,亲自推动实施了茅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上岸工程。大概是1997年,省政协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就是关于福建全省茅草房住户和连家船民的生存状况,其中面积最大的就在宁德。习书记看到这份报告,专门在省里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还亲自回到宁德开展专题调研,经过反复核实、论证,制定了支持闽东开展茅草房住户搬迁工程和连家船民上岸工程的实施方案。当时的省委书记以及整个省委班子对此事都非常重视,给宁德一次性拨款600万元,宁德市和各有关县也都相应做出资金投入,整个工程实现1000多户住户搬离茅草房,10000多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习书记还从长远角度统筹考虑,出台了很多保障措施。比如,明确政府拿出土地用作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住房用地,不能拿来买卖;茅草房住户和连家船民搬迁之后,不仅要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还要考虑他们的长远生产问题、子女读书和就业问题,配套制订具体措施。习书记说:“这样才能让他们搬进来,安心地住下去。”我深深感到,习书记对解决少数民族和连家船民老百姓的生活疾苦这项事业,是充满感情的。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始终重视统战队伍建设和统战人才的使用与培养。所以,当时宁德从地委到下面的县区,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后来几次机构改革,宁德的民委队伍都没有削减,还进一步加强。他还在多个场合讲过,要用好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和女干部。

他到省里工作以后,对宁德的少数民族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每年都给少数民族乡发放专门性财政补贴,大的乡镇100万元,小的也有50万元,用来帮助当地解决实际困难。直到现在,这个政策仍然在延续,而且还加大了力度。

采访组:您刚才说,习近平同志还讲到宗教工作和华侨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请您讲讲当时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况。

姚智梅:习书记对统战工作的几大块讲得非常明确,除了民主党派建设、少数民族工作以外,他强调宗教方面要引导好,海外华侨要团结好。

当时,宁德个别地方出现宗教地下势力非法组织活动,这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重点之一,更是我们关注和治理的对象。习书记当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信仰不同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重要的是加强对宗教活动和信教群众的引导,绝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参加地下宗教活动的大多数还是我们的群众,要向他们宣传好党的宗教政策,引导和团结他们形成爱国爱乡的力量。”

华侨工作也是宁德统战工作的重点。当时,宁德在外华侨有30多万人,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华侨,都是我们闽东人到那边去谋生的,他们经常在所在国组织一些乡亲会,习书记都鼓励我们去参加。习书记说:“宁德的改革开放需要外面的乡亲回到家乡参与建设。”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我们还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活动,调动侨民积极性,吸纳他们加入人大、政协组织,请他们多关心家乡事业,多回家乡发展经济。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虽然才三十五六岁,但对统战工作很熟识,也很有想法,思路敏捷、敢于创新,开展工作重点突出,考虑问题又非常周到,表现出很强的领导才能。

采访组:在您和他共事的两年里,习近平同志还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姚智梅:在日常工作接触中,我感到他对闽东群众感情很深,为改变闽东贫穷面貌的决心很大。只要是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他都一一去了解;只要是关系到民生疾苦的工作,他都一一去认真落实。他经常讲:“宁德这个地方比较贫困,基础比较弱,我们必须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多到基层为百姓解难题。”他也经常讲:“发展经济不能急于烧‘三把火’,而是要‘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他的比喻非常恰当,意思是经济发展不能停滞,但也不能急躁,不能想几个月就改变面貌,要发扬“滴水穿石”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发力,专心做好铺垫工作,因地制宜地摆脱贫困。

他反复强调,宁德山海兼备,要念好“山海经”。在“海经”方面,他发现宁德黄瓜鱼(注:大黄鱼的别称,俗称“黄花鱼”)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就把黄瓜鱼育苗繁殖纳入星火计划的项目当中,专门组织对海洋产业领域比较熟悉的专家进行攻坚。之前黄瓜鱼都是野生的,不能人工繁殖。经过科研攻关,这个项目最终获得成功,宁德沿海的家家户户都开始从事黄瓜鱼养殖行业,这个产业随之形成,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一大途径。这不仅成为习书记在宁德经济发展方面实施创举的鲜活事例,而且也是他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生动体现。后来,这批开展科研攻关的技术人员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习书记这个人充分发扬民主,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对班子成员非常尊重,平时经常主动和我们沟通工作。班子会议上讨论一些重大事情,他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定调子”,而是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每次讨论都非常充分。遇到一些一时定不下来的疑难问题,他就提出下次再议。对于一些委员分管领域的工作,他也非常尊重分管领导的意见,比如有一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同志要来宁德调研,习书记知道这个消息比我早,但他并没有急于部署什么,而是主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商量怎么安排,而不是强硬地下达指令。

每次我们开会,习书记都是最早到的一个,总是他等别人,而不是别人等他。如果会前也有其他人到了,他就主动和大家聊起家常,或者谈自己的一些见闻体会。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几个先到的同志讲他出访的经历。他说,他发现我们中国人出国,总是要穿西装,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对方有没有要求,就是这么一身西装“挂”在身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出汗了也不敢脱下来。站在街上一看,凡是穿西装的亚洲面孔都是我们中国人。他讲这个故事,是说那时候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还没有树立足够的自信。这些故事不仅对我们个人思想上有启发,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大家感觉这个书记很开朗,和大家很亲近,于是工作上就很容易拧成一股绳。他虽然年纪比我们都小,但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因为他就是有那样一种人格魅力,有那样一种工作风范。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敬佩他,看到闽东有这样的领路人,闽东发展一定大有希望。

采访组:在日常生活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可以给我们讲几个具体事例吗?

姚智梅:习书记在工作上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务实的人,但在生活上却非常简朴,也非常节俭。他到宁德以后,用的还是前任地委书记的办公室,既没有重新粉刷,也没有买新家具,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摆设,直接进去办公。车子也还用老书记原来那一部,驾驶员也还选原来给老书记服务的那一位。平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家属楼里。他搬家的时候也没有重新装修,就是打扫了一下卫生、弄了个床铺就住进去了,我也从没见有人鞍前马后地为他生活起居服务,他从来都是身体力行,没有搞特殊。平时他都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打饭,如果有家人来,就是在家里起炉灶自己做饭,包括彭丽媛同志到宁德来看望他,也都是自己到市场去买菜。

习书记虽然是我们宁德地区的一把手,但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他见到谁都主动打招呼、和对方聊天,大家有什么心里话也喜欢和他讲。当时我母亲和我住在一起,她经常对我讲:“你们那个书记怎么那么可爱,我们每次碰面他都对我点点头,我普通话讲不来,他虽然听不懂,但还是冲我笑呵呵的,真亲切!”

过去我们地委机关干部每周都要拿出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动手打扫一次卫生,包括各自办公室和大院。习书记只要在,都参加我们的活动,或是拿起扫把、或是拿起锄头,跟大家一起劳动,然后再回办公室办公。他的一举一动,给所有的干部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虽然习书记为人谦虚随和,但面对原则性问题却丝毫不讲“人情”,对自己、对身边工作人员、对党的干部都提出严格要求。他首先从自己做起,从不搞轰轰烈烈的迎来送往,到宁德来上任也是很正常很低调地来,走的时候也不搞热热闹闹的欢送。地委有个别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借着领导的名义给基层“找麻烦”,他都会非常严厉地批评教育。对当时在宁德闹得沸沸扬扬的干部违规占地盖房现象,更是狠下决心治理。当时,很多人对此事提出一些看法,认为一部分盖房的人都是具有相当职位的,涉及面太广,处理起来比较难。对此,他专门召开干部大会来讲这个问题,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解决,怕得罪人,我们就得罪了国家的法律,得罪了我们党的纪律。不能为了怕得罪几百人,就得罪闽东上百万百姓!”他讲了很多道理,使大家思想得到统一,很快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共识,这股腐败之风也很快被刹住了。之后,他还牵头制定很多规章制度,进一步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

在习书记带动下,那时宁德干部队伍整体风气是好的,在群众心目中树立了正面的机关形象、干部形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对宁德发展依然非常关注。请讲讲您了解的一些情况。

姚智梅:我能体会到,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是真心实意为闽东振兴奉献的,虽然他后来离开了宁德,但他的心一直牵挂着这里。

我记得他在福州工作时,搞了一个五地市合作,其中就包括和宁德的对接,就是帮助宁德发展经济。他后来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这份感情依然不减。宁德的福鼎县和温州是福建省和浙江省交界的地方,他到温州调研时还特意把宁德的几个领导干部叫过去,向温州方面的领导交代,要多关心宁德的发展,多给宁德一些支持和帮助。温州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宁德就好像兄弟一样,他们积极鼓励当地企业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投资,也邀请我们到温州招商引资。习书记调到上海工作以后,他又鼓励我们到上海搞招商引资,还专门安排时间接见我们,了解宁德的近况,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采访组:后来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他主政宁德的两年对您有哪些影响?

姚智梅:2002年,习书记即将调往浙江工作的时候,专门给我们打电话告知此事。我和几位老同志专程到省里看望他,结果到他办公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正在跟习书记说话。我们就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习书记看到我们,马上站起身来,跟那些人说:“请你们暂时停一下,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基层同志先请进来聊一会儿。”他对我们的这份珍视,令我们感动。

2010年,已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和我们当时的班子成员一起吃饭。大家再次闲话家常,感觉他还是当年那个温和可亲的习书记,和我们依然是那么亲近。他还特意让我们把当初给他服务的驾驶员也叫过来,一块见见面,聊聊家里的近况。

现在我已经退休多年。我经常回想和习书记一起共事的那段日子,也经常体会他讲“宁德是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当年,刚刚三十几岁的他来到宁德,却能对一个地区发展方向作出如此科学准确、实事求是的判断,能够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路和理念,可见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也能看出他对“闽东振兴”这一夙愿饱含深情。而且,他以严谨的作风、认真务实的态度、一心为民的赤诚,为广大闽东干部树立了榜样,让大家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块使,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可以讲,他在宁德做一把手时,扛旗扛得正,做事做得正,为人行得正,工作自然就开展得好,进行得顺。

过去在宁德,他是这样做的,给宁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在全中国,他也带着这样的才能、魄力、胆识、情怀和作风,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旗,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转载自2019年6月10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九):“习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

即时 | 2020-11-10 07:44

习书记抓住摆脱贫困这个主要矛盾来施政,在指导思路上提出扶贫先扶志,虽然我们是经济老九,但不能自暴自弃,先解决思想上的贫困问题,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淡化“贫困意识”。在具体工作上,习书记则提出派干部下去驻村,给群众出点子,深入基层帮扶群众,搞山地开发。

采访对象:

钟雷兴,1945年2月生,福建宁德市蕉城区人,畲族。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钟雷兴任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2000年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钟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8年来到宁德,推动宁德摆脱贫困是他工作的主旋律。请您介绍一下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1988年6月来到宁德,29年过去了,可以说弹指一挥间。对于我而言,他是好领导、好班长、好朋友。他在宁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留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闽东”的概念最早不仅指宁德,还包括罗源、连江,就区位而言是全省的东北部。1983年,罗源、连江划到福州,但习惯上宁德还是称闽东。从大的背景来看,习书记来的时候,正遇到国家治理整顿,原计划上的项目不能再上,国民经济进行整体调整。那时的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都非常落后。从福州坐车来宁德,只有一条104国道,7米宽,一走就要走4个小时。宁德又是“老、少、边、岛、穷”,我们的岛屿占全省的1/3,海岸线占全省的1/3。当时宁德在全省经济排名第九,也就是倒数第一,开会的座位也排在最后。宁德人一看从厦门调来了新领导高兴极了,就期望他能够带来大项目、大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的态度很稳重。他虽然年纪轻,又刚刚履新,但他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实实在在沉下心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县情区情,特别是到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了解民生状况。为了做好比较借鉴,他还去参观考察了毗邻宁德的浙江温州,学习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怎样发展民营企业、政府如何为民营企业服务、如何搞好城市建设等。经过耐心细致的调研,习书记得出结论:帮助群众摆脱贫困是当时第一要务。

他抓住摆脱贫困这个主要矛盾来施政,对宁德的发展思路是很清晰的。首先,他提出扶贫先扶志,先要解决思想上的贫困问题,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淡化“贫困意识”。1989年8月,在习书记倡导下,地委在屏南县仙山牧场举办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把所有县委书记集中起来学习,统一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就是强调对摆脱贫困要有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知难而进,攻坚克难,勇于贡献。“滴水穿石”精神的确立,不仅对于推动闽东脱贫致富很重要,而且对闽东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大创举。他还提出“弱鸟先飞”的思想,虽然我们是经济老九,但不能自暴自弃;虽然宁德基础薄弱,但可以“先飞”;“人一之,我十之”,“天道酬勤”。习书记概括总结的这两种精神既富有创新,又非常贴合实际,闽东人民素有的奉献精神、吃苦精神、不甘落后的精神都体现到“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之中了。

这两种精神,对闽东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全国举办第一次法律知识竞赛,我们宁德也抽调了5个人,为参赛做准备。这些同志虽然都是做司法工作的,但并不是科班出身,大家心里没底,觉得我们这种“小地方”出去的,得奖希望不大。恰好,习书记在那段时间刚刚提出“弱鸟先飞”的思想,大家有信心、有决心,经济穷但志不穷,在这种精神鼓励下,奋发向前。一个月后,我们在这场全国大赛中获得了冠军,真是振奋人心啊!行署当时还专门表彰他们,就是想用他们这种顽强拼搏、不甘落后的精神鼓舞和带动更多人。我们闽东虽穷,但只要肯努力,一样可以振翅高飞。

在具体工作上,习书记主要是派干部下去驻村,给群众出点子,深入基层帮扶群众,搞山地开发。当时我们这里最主要的产业就是“茶叶蘑菇长毛兔”,因为宁德没有大工业,也没有大企业,只能先从这些入手。对特别困难、特别偏僻的山区,就采取整体搬迁的“造福工程”,让群众能到更好的环境中去生活。

习书记对新闻媒体宣传抓得很紧。我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主动提出召开新闻部门记者座谈会,与新闻媒体坦诚沟通,希望大家在闽东多宣传一些正能量,增强闽东人民的信心,鼓舞闽东人民的斗志。习书记还让宣传部门制作了一个山海交响的歌集,把闽东的好山好水唱出来,宣传出去。

习书记对民族宗教工作很重视。我们这里畲族比较多,我本身也是畲族人。畲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对党忠诚,用叶飞同志的话讲,就是“畲族没有出过叛徒”。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习俗、谱牒、寺庙,有节俗等传统文化,习书记对畲族文化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当省长后来到宁德,我们畲族同胞就搭起竹棚欢迎他,给他挂花环、捧美酒,这些都是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习书记很尊重这些习俗,花环也挂,酒也喝,畲族同胞见了他都很高兴。他对畲族地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非常关注,他到福安县少数民族最多的穆阳畲族开发区调研,亲切地和当地百姓交谈,诚恳地讲:“小康建设的路上,畲族村一个也不能落下。”我看过一个资料,说习书记到了浙江以后还去过景宁畲族自治县,在那里还讲起宁德的故事。

习书记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以后,仍然牵挂宁德的发展,建立了“五地市合作区”,就是福州、宁德、南平、三明、莆田5地市交流经济、人员、信息,互相促进发展。这个活动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年开一次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很注重廉政建设,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特别注重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宁德,他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改变领导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他教育干部常说一句话:“当领导不能鱼和熊掌兼得,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不能在这里浑水摸鱼。”他的原则性非常强、非常鲜明。

当时宁德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员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和多占住房。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有的领导利用公权谋私利,批地,批“三材”,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多占住房就是一些干部占着机关的好几套房子,导致新来的干部没地方住。针对这些问题,习书记下决心进行治理整顿,先摸清情况,然后制定方案,最后进行清理、整顿、查处。

习书记很严厉地讲:“这件事既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对人民、对子孙后代担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抓住当前群众意见的‘热点’、解决我们廉政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1988年12月30日,习书记在全区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干部建房、查处干部建房中的违纪问题电话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我们对干部建房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停’、‘清’、‘理’,即从今天起先停下来,而后全面清查,再分情况进行处理。当前就是要先停,停止审批,停止施工。在这方面态度一定要坚决,不能含糊。对那些我行我素,置若罔闻,仍在审批或突击抢建、顶风冒犯的,要严肃查处。在停的基础上,各县、各部门要进行认真清查,弄清地皮、‘三材’、资金来路,张榜公布。而后,再分别情况作出处理。对违纪和以权谋私的,不仅要给予经济处罚,触犯刑律的还要依法制裁,以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这次清理整顿在宁德掀起了巨大震动,不仅收回了一部分领导干部建房的审批权限,还建立了更严格的干部私建住房审批程序。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及时刹住了这股歪风,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因为此事解决得比较好,我们还曾在中央纪委华东片区工作会上作了典型经验介绍,产生了积极影响。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联系群众的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亲民为民,最典型的就是“四下基层”制度的建立。这是一个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一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当时的来信来访比较多,一到地委信访日人山人海,应接不暇,群众的问题也很难及时得到解决。鉴于此,习书记就提出信访下基层,他自己带头,按领导的挂钩县,每个县确定一个信访接待日,领导直接到县里给群众解决问题。第一个信访接待日安排在霞浦县。这样,群众上访转变为领导下访,便于了解群众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现场办公下基层,现场办公要解决问题,领导干部要带着相关部门去帮助下面解决困难。三是调查研究下基层,每个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挂钩县,习书记的挂钩县是福安县。四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领导干部下去不仅要调查研究、接待信访,也要负责宣传,不能光在台上作报告。这4个举措密切联系群众,对解决群众呼声强烈的主要矛盾起到了很大作用。

习书记在宁德经常下乡调研,关心群众生活,他去调研要听真话,要“三看”:一看路面,二看屋面,三看桌面。进村先看村里道路是否平整干净,村容村貌怎么样;二是看看群众住的怎么样,家庭条件怎么样;三是掀开桌罩看看老百姓吃什么。他这些举动都是很接地气的,而且一直到当总书记以后也是如此,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钟雷兴:习书记生活很简朴,从来不搞特殊化。他从厦门到宁德当地委书记,一是办公室没有换,也没装修;二是车和司机都没有换,还是坐那辆老书记用了十几年的旧车。吃就吃食堂,吃完饭在地委大院里散散步。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宁德很穷,大家见到一部好车,就很关心。厦门市政府赠送给我们行署一辆小中巴作为公务用车,但外界不知道这是赠送的,又是公车,看到地委大院突然有部好车,有人就告状告到上面,说习书记来宁德以后搞特殊,买进口车。当时我是纪检书记,向习书记报告了这个信访情况,向他征求反馈意见。习书记为人坦荡,态度也很干脆,说:“我不用看了,你实事求是地反映上报就行。”

当时我还分管精神文明建设,组织过几次机关集体劳动。我们地委大院小东门外有一条水沟,一到下雨水就漫起来,我就组织党政军干部开展为期一天的清沟活动,习书记也亲自参加。那个沟下面很脏,夏天蚊虫又多,他却不怕,挽起裤管就下去,和我们一起干。还有一次搞清水渠劳动,他也很积极,自己扛着锄头和大家一起走在队伍里,一点都不像个地委书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钟雷兴:习书记在省里的时候,我去福州,有时候到他家里去,有时候到他办公室去。他听说我去,再忙也都安排见一下。

2010年9月,习书记回到宁德来看我们,和我们这些老班子成员合影,还有吕居永老书记,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在饭桌上畅谈往事,非常亲切,无限感慨。习书记说:“当时闽东人有三大梦想,一是建设中心城市,二是通高速公路、建铁路,三是开发三都澳。当时的情况是,国家治理整顿不能上大项目,三都澳是台海前线,要顾全大局,只能实实在在地把群众贫困问题先解决。后来三都澳部分开放了,高速路、铁路也有了,2000年底也撤地改市了。这样看来,我们当初坚持‘不烧火’,扎实带领群众摆脱贫困这条路没有走错。”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对他以后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哪些影响?

钟雷兴:总体上讲,习书记在宁德任职期间的理念和实践,可以用4句话形容:亲民为民,责任担当,反腐正风,创新发展。我具体谈两点认识。第一,地区层面的工作很重要,这是上对高层、下对基层的位置,既要有着眼全局的顶层设计,又要有具体的工作部署,这些对于当时的习书记来讲是一种极大的锻炼。第二,习书记在这里的实践,比如扶贫工作、党的群众路线、反腐倡廉、转变作风,对他思想理念的形成很有启发。我相信,他在全国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和他当年带领宁德摆脱贫困积累的经验是分不开的。习书记在宁德的时候,经常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亲民务实的理念都为他治国理政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他在地委书记层面,已经对党政军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管理,也算是治国的一个小小缩影。

采访组:您如何理解习近平同志讲的“宁德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钟雷兴:习书记说“宁德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他的由衷之言。第一,闽东的山山水水有他的足迹,一直映在他的脑海中;第二,闽东人的真情、闽东人的朴实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他在闽东干出了一番事业。有这三条,他说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深情,是印象,也是期望。他即使到省里、到浙江、到北京还依然深情地关注闽东。

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我们宁德市蕉城公安分局局长作为全国公安系统先进代表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还受到习书记的亲切接见。习书记走到他面前和他握手的时候,他说:“习书记,我是宁德的。”习书记一听,马上停下来,和他握手握了很久。那个公安局长特别兴奋,回来以后逢人就讲,觉得特别骄傲。我们非常理解习书记对闽东的这种深情,也不会辜负他对宁德的这份期望。

(转载自2019年6月7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八):“习书记在宁德是以‘三个先、三个再’原则开局的”

即时 | 2020-11-09 07:20

习书记做事很有自己的方法论:一是先调研再发言。他不是一来到宁德就有了现成的答案,马上就讲出一套东西,而是立刻下去调研,把宁德9个县跑了一遍。二是先思想再行动。闽东人的思想需要统一,统一了才能团结一致形成力量。三是先敬人再敬己。尤其尊敬两种人,一种是闽东的驻军,常常拜访他们,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一种是老同志,经常向他们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谈自己的想法。

采访对象:

汤金华,1940年2月生,福建莆田人。1988年任宁德行署副专员,1990年12月任专员。其后任福建省水利厅厅长、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采访组:汤厅长您好!我们听说您和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一同到宁德上任的。请谈谈你们最初结识的情况,以及当时宁德的状况。

汤金华:从1988年算起的话,我和习书记共事的那些日子距今快30年了,但感觉并没有那么遥远,很多事至今印象深刻。

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初从厦门到宁德的。当时他没有带家属过来,我和班子其他两名同志也是单身汉,所以我们同住一栋楼,同吃一个食堂,甚至一同运动,饭后散步。宿舍楼与军分区一墙之隔,楼下有个小门,推开进去就是军分区院子。如果我们4个人都在家,在食堂吃完饭就会不约而同到军分区走走路,边走边聊工作,无所不谈。过去大家没有交集,因为这样一个机缘,走到一起,相处得非常融洽。当时很多人都称我们4个是“快乐的单身汉”。

当时闽东的状态大概可以归纳为5句话:班子不全,贫困后进,“杜案”影响,人心繁杂,期望值高。首先是领导班子残缺。老书记吕居永同志超龄主持工作多年,班子缺口没有补充。其次是贫困后进。宁德又叫“老、少、边、岛、穷”地区,全省经济排名最后一位。还有“杜案”影响。“杜国桢案”是以“对台贸易”为名进行走私的重大案件,案值2320万元人民币,首犯杜国桢被依法判处死刑,当时一个副专员、几位县级领导和一些企业厂长都牵涉其中,在宁德甚至整个福建省震动都非常大,一些干部的工作热情受到影响,情绪非常低落。然后就是人心繁杂,对宁德发展的前景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的人焦虑,说谁能来帮助宁德发展呀,这里太落后了。有的人又悲观失望得很,认为宁德“天生不足”,干什么也没有用。总之什么声音都有,思想上很混乱。最后呢,大家期望值又很高。大家知道习书记从厦门过来,又有中央高层的背景,就认为宁德一下子可以实现跨越发展了。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当时国家的宏观形势是治理整顿,控制基建规模,大的项目不能上,已经上了的有的也要下马。我们作为地委班子成员,都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采访组:你们在那样的背景下到宁德,习近平同志作为班长提出了哪些发展思路?

汤金华:现在回忆起来看,习书记做事很有自己的方法论,我把它归纳为“三个先、三个再”。一是先调研再发言。他不是一来到宁德就有了现成的答案,马上就讲出一套东西,而是鲜明地强调,按照原来地委的部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立刻下去调研,把宁德9个县跑了一遍。二是先思想再行动。闽东人的思想需要统一,统一了才能团结一致形成力量。三是先敬人再敬己。尊敬尊重是相互的。习书记对在闽东工作的同志都非常尊敬,尤其尊敬两种人:第一是闽东的驻军。他对部队的同志特别尊重,常常拜访他们,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第二是老同志。那时候宁德离休同志很多,不少都是在闽东工作了十几、二十几年退下来的,习书记经常向他们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谈自己的想法。面对宁德当时那种形势,他就是本着这样“三个先、三个再”原则开局起步的。

1988年9月,习书记在充分调研思考基础上提出了“弱鸟先飞”的思路,他认为,要除去悲观、树立信心,多谈优势、淡化贫困,明确目标、贵在实践。为什么是这样的布局呢?因为当时宁德干部群众的悲观情绪比较严重。落后的现实,加上“杜案”影响,各种各样的“等靠要”思想流行,如果信心不树立起来,工作怎么干得好?所以要转变观念,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当然,干也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习书记提出的主要目标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摆脱贫困,第二是脱贫致富,第三才是奔向小康。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全面小康。我们刚到闽东,还正处在一个摆脱贫困的阶段,离脱贫致富有相当的差距,只能逐步先富起来,才能谈小康,否则说得再早再好也没有用。因此,对于这种理念和思路,要赢得大家发自内心的认可,然后才能在实践中收到实效。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可以看到他关于脱贫工作的态度和要求是一贯的。中国有这么多人,不从整体上根本上摆脱贫困,就无法谈真正意义的现代化。今天总书记讲,脱贫路上不要让一个人掉队,就是这个道理。摆脱贫困,始终是他心灵最深处的情结。

在推动工作中,面对治理整顿的形势和各式各样的论调,他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虽然治理整顿期间不能上新项目,但前期工作不能松。不仅不能松,还要加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闽东后来一些大项目,前期实际上都是那时候开始做的。他带着我们一起跑北京,跑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这些部门的同志很坦诚地告诉我们,现在要马上给你们立项目下文件很难,几乎不可能。但是工作你们坚持做,项目的前期推进不能停,做好充分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就迅速启动。尽管如此,习书记认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是宁德经济发展的大前提,所以还是在积极争取之下修通了宁德到罗源的汽车专用线。当时的汽车专用线和现在的高速公路比起来,标准可能稍微低一点,但实质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从宁德到各县去的这段路,就是当年的汽车专用线。我们还搞了桑园电站和黄兰溪电站等,为闽东后来工业发展奠定了电力基础。穆阳溪梯级电站是后来建的三级40万千瓦项目,前期工作都是当时我们做的。第二,治理整顿对于闽东来说恰好是个发展机遇。这也是习书记提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指出,治理整顿是为了加强内部管理,更好地提高效率。无论是农业方面还是工业方面,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提升竞争力,搞集约式发展,都很有必要。他的这些观点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说治理整顿就没事情干了,而是大有可为,正是需要牢牢把握的发展机遇。

习书记在宁德的会上经常讲,闽东的发展,不能不急,也不能太急。当时宁德在福建9个地市排名最后,和其他地市差距大,不能不急。但也不能太急,太急了脱离实际,得不偿失。他提出发扬“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要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他还多次提出一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强调做事要善始善终,不能是今天加油干,明天碰到困难就退缩了。一旦确立好目标,就沉下心来,一步一步向前走。摆脱贫困,不能说一下子就要奔小康了。工作要抓紧,更要扎实,久久为功才是正道。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要求,您能谈谈这方面情况吗?

汤金华:“四下基层”是习书记来宁德后带动起来的一套制度性工作要求,坚持得很好,核心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其中第一项要求——信访接待下基层,我参与得比较完整和系统,主要说说这方面情况。

为什么首先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呢?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很不乐观,来信来访问题非常突出。闽东的来信来访是最多的,信访量全省排第一。每次听说省里领导来了,就可能有人拿出一条红布拉起来,跪在那里拦访,领导们碰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该怎么办?习书记说:“老百姓上访说明他们有话没地方说,没办法了才来找我们。他冲上来拦车,也不容易,至少要打听出来领导什么日子来,什么时候从这里过。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上访,要打主动仗。”他说,上访看起来是件消极的事情,但多数情况都是事出有因,关键的问题还是出在上面。所以要多为老百姓着想,不要怕“访”,主动深入基层,把接访当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好机会。

信访接待下基层,是1989年初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之后启动的。先由地区班子成员和有关部门组成一个大的接访组,到了某个县,再把县班子的主要领导加入进来,共同参与接访。时间一般选在周末,地点在学校里。大的接访组一分为四或者一分为五,每个组里都配有地委的同志和县里的同志,一组占用一个教室。来访群众排好序,一个一个把自己的信访材料拿过来,我们认真接待,认真研究。

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之后,逐渐形成常态化,地委每个月都组织接访组到一个县里接访一天。每次信访接待之前,还要在县里大造舆论,或进行广播,或发通知贴告示,必须告知到每个老百姓。“第一炮”就选在霞浦县,第二个月到福鼎县,再往后到福安县,直到9个县轮一遍,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每次信访接待之后,各组要把收集到的问题分门别类,然后请地、县各部门把问题领回去解决。基本的要求是,每一封信、每一个群众反映的问题都必须答复,不管能不能解决,都必须有所交代。信访接待下基层,广受群众欢迎,来信来访量随之急剧下降,除了几个“硬骨头”问题,几乎都没有了。

按照规定,地委和行署各位领导要轮流参加信访接待下基层。但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全程参加了每一次信访接待,而且还特意交代我每次都和他一起去。

习书记经常给我们讲,下基层接访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调研,可以掌握很多一手情况。每次接访开始之前,在筹备工作之中,县里都要全面介绍情况,这是一个学习了解的机会。在接触群众时,又能了解很多实际情况,这些都是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得不到的。我感觉,“四下基层”的制度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习书记执政为民的立场和情怀。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汤金华:1989年春夏之交,宁德县和福安县交界地村民发生了激烈冲突,习书记临时决定让我去处置事件,这次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他的做事方法和智慧。

宁德地区有一条河叫做霍童溪。这条河流到东海去,入海口有一个岛,叫云淡岛。岛上有个云淡村,属于宁德市蕉城区,有3000多人。自古以来,这个岛处在江海交界的地方,村民靠水吃水,民风比较彪悍。岛对面有一个村,属于福安县的下白石镇,叫南浦村。这个村人不多,只有500多人。两个村正好都处在海水和淡水交界的地方,每年到了固定的季节,滩涂上自然生长出很多蛏苗,遍地都是,两个村子的人都争着去捡,捡着捡着就抢了起来,最后甚至动起手来。这边说是我的,那边说是他的。这种争斗从历史上就不乏先例,从明朝打到清朝,从清朝一直打到1989年。只不过这次矛盾纠纷闹大了,演变成械斗,伤了很多人。500人肯定打不过3000人,所以斗得最凶的时候,南浦村的500多人都被打到山里面躲起来了。这边云淡村的人就冲到南浦村民家里面,一通打砸,把人家屋里的生活用品都毁了。

我当时到现场看完,就回来向习书记汇报,说这事牵扯到两个县,只能由地区来协调处理。他听了,就决定叫相关部门来开会。习书记在会上突然点了我的名,让我来想办法处理。他说:“抛开历史上的争斗不管,我们是共产党领导,有党的各级组织,要有起码的觉悟,决不能给这种争斗私利的事情再留空间。”

习书记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让我联想到宁德历史上一个处理土地纠纷的案例。清朝的时候,古田县属于福州府管,宁德县归福宁府管,两个县相邻,曾为一块山林打过官司,也是一边说是我的,另一边说是他的。争执不下,就跑到省里面找巡抚。可闹来闹去,谁都拿不出证据。没想到巡抚开口说道:“寧(‘宁’的繁体字)一心,德一心,心心偏向;古十口,田十口,口口无凭。”既然都没有证据,就把此地收归省管,到此为止。由于行政区域变动,这段山林今天在屏南县黛溪镇与蕉城区的分界处。

随后我就去约见了两县领导尤其是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协商,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讲明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允许出现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为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事情,就把有争议的那块滩涂上交归地区,由地区水产局来管这块地。两个村谁都不能再私自去捕捞养殖等,更不允许打架。事情很快平息了,我给习书记汇报处理意见,他表示支持和赞同。2010年,习近平同志回到福建,还关心这件事,知道双方没有再冲突过,感到很欣慰。这件历史遗留的问题,他考虑比较周到,对于应该怎么处理,也给我有一个交底,如果把精力集中在分割利益上,缺乏互尊互敬的态度,事件就可能留下隐患,甚至扩大升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根据您的了解,他还对宁德有过哪些支持和帮助吗?

汤金华:习书记很重情义,离开宁德后,仍然十分牵挂宁德的发展。他到福州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帮助宁德解决很多发展问题。当时福州的第一化工厂是个效益很好的知名企业,要搬迁,搬去哪里,大家争得很厉害。最后习书记在充分发扬民主、综合考虑后,拍板说:应当迁到宁德屏南。这个企业就是现在的榕屏化工厂。

宁德市区现在规划建设得颇有些规模,与他当初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习书记已经到省里工作,省侨办手里有一笔重要的土地资源,就是宁德人民围海造地的东湖塘华侨农场。20世纪60年代,越南和印尼排华,为了安排两国的华侨归民,省里办了这个农场。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批华侨大部分去了香港,农场就成了有待开发的宝地。得知这个事情,我们就跑到省侨办想要这个农场,可省侨办也没有决定权。我们就找到习书记,请他代表省里向国家侨办申请,最后就把这万余亩土地批给了宁德。宁德市区后期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在这片农场土地上铺开的。

还有一件事情。1952年,国家政务院专门下发文件,指示解决畲族儿童上学问题,办了一批小学,专门招收畲族的孩子。到了1958年,这批孩子小学毕业了,考虑到畲族的文化总体比较落后,国务院非常重视,就决定成立一所中学,这就是宁德民族中学。这所民族中学,无论是国务院还是省里,都十分关注。习书记在宁德期间也多次关心,说:“教育方面我们宁德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民族中学的牌子是很响的,因为人无我有,这是闽东的特点和优势。”这所学校建校50周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调走了,但他还专门给这个学校题了词。

采访组:在您个人与习近平同志的交往中还有哪些记忆犹新的故事吗?

汤金华:从我个人感受来讲,可以用4个词形容习书记:随和、谦逊、善良、刚正。他为人很平和,不造作,也没有架子。我们经常饭后一起散步,无话不说。由于我年长一点,在福建工作经历较久,有些风土人情,他很喜欢向我咨询了解。他待人很友善,但也很刚正,小处不渗漏,原则问题不能破。许多平时非常好的朋友,带名贵礼品来看望他,或者是节日生日,想表示个“意思”,他都不接受。他总说:“我不需要这些,正常的往来最好。”

2010年,他来福州调研,还把我们这些在宁德共事过的老同志们叫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无话不谈,最初安排40分钟,实际聊了快两个小时。他跟我开玩笑说:“我要批评老汤啊。”我一愣,心想习书记以前都没有批评过我,现在怎么会批评我?他接着说:“当年你们家爱人做的兴化粉真好吃啊!可就是你们那里的风俗习惯太糟糕,客人来了,女同志不能上桌。”的确,在宁德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家里吃饭,我老婆每次都炒兴化粉(莆田特产)给他吃。20多年过去了,他却没有忘记这些小事,让我非常感动。

总的来说,在与习书记短暂的共事经历中,我有三点突出的感受。一是亲和力,他待我们好像兄弟一般。二是信任感,我们对他可以无话不说,他决定的事情,都是对的。三是钦佩感,对他的学识、才能和作风都由衷的敬重,历久弥坚。

(转载自2019年6月5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七):“习书记在宁德就提出以辩证思维看待财政经济问题”

即时 | 2020-11-06 07:17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

采访对象:

张学清,1945年7月生,福建连江人。1985年4月任宁德行署副专员,1994年任行署党组副书记,1995年任行署常务副专员。1996年8月任福建省物价委党组书记、主任,2000年2月任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2005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2008年12月退休。

采访组:张学清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行署副专员。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到宁德时正值夏天,天气热得很。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像一袭清风,让人耳目一新。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可以总结成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场不把锣鼓敲”。在一般人印象中,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习书记却不然。他刚到宁德那天,我们班子成员集中到老地委大院二楼的会议室,原本以为会是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可没想到习书记一点也不摆领导的架子,不仅着装朴素,而且也没有因为到一地主政就高谈阔论或是立下“豪言壮语”。相反,他只是言简意赅地向大家表了个态,表示在宁德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个见面会很快就结束了,让我们这些参会的同志感到有点意外。

二是没想到人刚来就“失踪”了。习书记到任以后,我们都做好了他找我们谈话了解工作的准备,但等了好久,我们发现他谁都没找。大家都很奇怪:新来的地委书记怎么好像“失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刚到宁德没多久,就立马下乡去调研,一走就是一个多月,一走就走遍了宁德的9个县,而且还去了相邻的浙江省部分地区。

三是没想到他要换种方式带领宁德干部“冲一下”。有一次他在和我谈话时说起,他到宁德上任之前,福建省委主要领导曾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到宁德能够好好地“冲一下”。习书记说,他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听了感到很兴奋。因为当时我和所有宁德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宁德能够抱上“金娃娃”,改变落后面貌。应该说,当时宁德经济发展的担子很重,从外部环境讲,全国正处在治理整顿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各地发展都受到制约,都在“收”;从内部环境讲,宁德作为“老、少、边、岛、穷”地区,欠账太多,关键是穷。而且,宁德为了国家和地区战略发展需要,做出了很多贡献甚至牺牲。比如说,原来古田溪水电站是福建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但发出来的电主要供福州使用;宁德三都澳港是世界少有的良港,但为了国防需要,一直没有开发。听习书记说要“冲一下”,我心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港、有电,如果习书记再能拉来大项目,宁德一定能够快速脱贫。可没想到,他又对我说,宁德经济发展,慢不得,也急不得。我心想,这要怎么“冲”呢?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他就在地委工作会上提出“滴水穿石”的观念。

习书记说,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他提倡立足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是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他提倡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是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那种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他提倡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他当时就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与当今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当年的习书记给宁德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而且的确用这些全新理念带领宁德“冲”出了新局面。

采访组:从您当时分管领域的角度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发展理念?

张学清:我当时协助专员分管财政工作,习书记虽然是党委一把手,但对经济发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颖而且切合实际的观念。比如,他认为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闽东要发展,就要走一条“大农业”的路子,即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以农业商品观念替代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意识到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他还强调商品经济建设不能搞政治和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搞“经济大合唱”。他在基层调研时听到有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绝这类状况,强调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这些观念和要求,在今天看来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正确处理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当年宁德很穷,我做财政工作有切身体会。1985年我刚接手工作时,宁德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00万元,还比不上邻市一家酿酒厂产生的利税贡献。后来我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些,他却对我说,要有大财政观念,不能把增加财政收入理解为“卡紧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水涨船高、泉大水足就是这个道理。

习书记讲话通俗易懂,经常用很形象的语言表达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谈到利税大户和普通企业的税收问题时,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捡好芝麻,一点一滴都要做好,积少成多。增加财政收入要与搞活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相结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这样远见卓识的财政观,讲究“欲取姑予”的艺术,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他还强调,在当前治理整顿、紧缩银根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更要通过资产融通,大力支持工农业发展。这些话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增加财政收入问题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既要积极争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潜力发展地方经济。这与前面讲到的他提倡“弱鸟先飞”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组数字,1990年福建全省财政收入209亿元,宁德只有2.3亿元;但从增长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间财政年均增长17.3%,宁德年均增长27.3%,超出10个百分点,进步是显著的。从具体工作上讲,乡财建设、特产税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认可,习书记在宁德开展经济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采访组: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治理宁德标会“会灾”。“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农村里相识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钱集中起来,轮流使用,有人把它当作救急良药,有人把它当作理财工具。但由于这种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风险极高,不断发生“倒会”卷款潜逃事件,让不少老百姓血本无归。这在当时的宁德一度风靡。我记得1988年底的时候,原宁德县(今蕉城区)出现了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倒会”事件,涉案金额大,超过亿元,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性质复杂,其中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卷在一起;时近春节,一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牵涉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响到社会稳定。

1989年元月,地委连续两次专门听取关于这次“会灾”事件的汇报,问题集中到两点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处理善后。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当作官方担保的“中间人”,可这样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负担。面对这些问题,年轻的习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他考虑涉及的普通百姓较多,不宜轻易定性,但对其中个别明显属于金融诈骗性质的,该抓就抓,绝不姑息,对于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他提出,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这个话一出,解决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暂时还不了这个钱,就让我家族中有声望的亲人做担保,平息各方争执;家里有什么物产,也可以用来抵一部分欠账。总之,就是运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给政府。我们当时觉得习书记这个意见非常好,就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平稳的太平年。

当时“会灾”导致许多群众跑到地委行署办公楼上访,甚至经常出现闹访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度很挠头,不知所措。习书记这样子一表态,大家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开始沉下去耐心做群众工作,县里也组织公安、信访、财政、银行各领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众家中帮助解决问题,慢慢就把“倒会”问题平息下去了。可以说,没有习书记当时提出的成熟沉稳的指导思想,没有他当时快速反应的应变处突能力,没有他对基层工作、对群众的殷殷深情,是很难很快把这件事妥善解决的。我们大家都很钦佩他。

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考核中,省委组织部向班子反馈对习书记的评价,有句话得到大家一致认可,那就是他到宁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树立起很高的威信”。确实,虽然我们与习书记在宁德共事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他领导有方,指挥有力,作风过硬,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很愉快,对他是口服心服。

另一件事就是他支持在宁德开展“三教”活动。“三教”就是重教、支教、爱教,营造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习书记当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那时省里也下达明确要求,要在1990年之前实现教育“一无二有”,即无危房、有课桌椅。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国家的贫困面貌还比较普遍,像我们宁德,很多学校没有专门的校舍,学生们在寺庙、祠堂里上课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些就干脆在危房里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搬着小凳子来读书。那时候教育系统有一组统计数据,宁德农村的教学危房有14万平方米,建在祠堂、寺庙里的校舍还有23万平方米,课桌椅缺少3万套。习书记把这件事当成扶贫惠民的一件大事来抓,1988年9月19日,他召开班子成员办公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他讲到:一是要肯定成绩看差距,把教育搞上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薄弱环节,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包括我们提到的改善办学条件实现“一无二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各地欠发教师工资的问题,稳定教师队伍;三是强调要分层次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不久后,也就是1988年11月,在地委工作会议上,习书记提出把开展“三教”活动作为新一年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1989年1月还正式出台了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把是否开展好“三教”活动作为年终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采取地、县、乡共同出资的办法,限期解决“一无二有”问题,凡是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的,不准盖新的办公楼、宿舍楼;验收工作安排在当年年底,要用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成效检验各级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也要同步解决,等等。后来,宁德的这项工作成果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习书记把教育事业当成民生工程抓紧抓实的务实作风与为民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把“四下基层”作为工作常态,当时您在参与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是他亲民务实工作风格的又一体现。当时我分管信访工作,但却是“新手”,之前没接触过,心理上有一点畏难情绪,甚至有一点担心。担心什么呢?一是怕没事找事,引火烧身;二是怕群众的工作难做,万一碰到胡搅蛮缠的怎么办;三是担心群众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四是担心“四下基层”的机制难以持久,最后变成“半拉子工程”。当时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志还有一些,大家也都很期待,想看习书记会怎么干。没想到,他工作起来非常有章法:首先要求工作人员在基层发布公告,告诉群众我们要在哪天、在哪个地方现场接访、现场办公;随后组织各有关部门,要求大家主动谋划,预判群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提前考虑应对方案,并做好内部分工;最后,要求当天接访结束后各部门要自行小结,明确每件事落实部门和时限,争取尽快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他本人亲自带队到基层接访,倾听群众所急所盼,可以说是以上率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宁德“四下基层”的工作机制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省委还专门把全省各地信访局局长带到宁德展开现场观摩,学习我们的好做法。这项工作在宁德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间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三进下党”的事迹至今被广为传颂。您当时有没有参加,有哪些切身感受?

张学清:我参加过一次,就是习书记1988年7月19日第一次步行到下党那次。他带领班子有关成员和相关委办局的18名负责同志一同深入下党乡,既是去调研了解情况,开展现场办公,也可以说是带我们进行一次现场教育。

下党当时实在太穷了。不要说基本的公共设施建不起来,平时吃饭只有盐巴调味,连酱油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人多去了几个,连开会场所都没法子解决,在廊桥那里开会、吃饭和休息,就是习书记亲自敲定的。我们看了以后,确实很受触动,觉得不把这样的乡村百姓拉出穷窝,就对不起自己的头衔和职位。我相信习书记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后两次再进下党,都是他自己主动去的,那里百姓的生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和您还有工作交集吗?

张学清:我1996年离开宁德到省直单位工作,任省物价委主任,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在省委任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当时全省刚刚宣布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是一件为民惠民的实事。但在通电问题上,就出现了“三乱四电”现象,即乱收费、乱加价、乱集资,人情电、关系电、权力电、偷窃电。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乱收费乱加价问题,惠民的好事一度出现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乱象,当时《人民日报》还对福建这方面问题进行过披露。习书记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听取汇报并出席专题工作会。我们当时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电价压到1元以内,习书记知道以后非常支持,还支持我们开展舆论监督,提倡全省农民凡是遇到电价超过1元的有权拒付。在开展集中整顿的第一年,我们就为全省农民减负5个亿,第二年又减少3亿多元,受到广大农民的好评。

2000年2月,我调任省地税局局长。那时候习书记已经是省长了,主管财政金融工作。他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带好队”,就是带好税务这支队伍。当时地税系统是从省到乡镇垂直管理,整个队伍有12000多人,都是“吃皇粮”的,要管好不容易。二是收好税。他下达给我们一个硬任务,就是帮劳动厅(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局)做好社保费的收缴工作。起初,工作实施起来我才发现面临三大阻力:一是企业方面的阻力,因为收费就牵动企业,企业的负担客观上就会加重;二是随着企业负担加重,反映到政府层面,有的地方就会担心影响引进外资,继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三是来自我们税务系统内部,不少人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毕竟税务局按理讲是依法收税,社保费收缴当时不是我们的分内工作。在认识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这件事的确很难办。

我向习省长汇报了自己的为难之处,他听了表示很理解,说完成这项任务,如果在人手、设备上有困难,都没关系,他会帮助我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说,要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是关系到福建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关系到社会安宁稳定的大事,税务部门要认识到这个做法的深远意义,统一思想,好好地收。他还说,针对企业担心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企业开诚布公讲明白,相信对方都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们引进一家企业,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么我们引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简单几句话,我听出了习省长的信心和决心,也看出了他高瞻远瞩、着眼全局的领导风范。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落实,习省长多次牵头召集相关领导和部门开会研究讨论,还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决定从2001年1月1日起,把地税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发放作为一个工作体制确定下来,全面实施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

那次开征前,全省社保费只能收到两三亿元,有时候连这个数字都收不上来;2001年新体制实施后,当年就收了34亿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厦门。今天来接受你们访谈之前,我特地打电话了解情况,现在我们全省收取的社保费已经达到920亿元。可以说,当年习省长为国家的社会保障事业、为全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也亲身感受到他真是一位沉稳睿智、远见卓识的领导。

采访组:在日常接触中,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和习书记共事过的人,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为人沉稳、务实亲民、正派清廉。现在回想起来,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一个大国领袖必备的素养。或者说,在宁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经初显端倪。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陈明端当时对习书记就有一句评价:习近平年纪轻轻,讲起话来有条不紊,真有大将风度。我们都很认同!

习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1989年3月,他牵头制定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又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共5条: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你们看,他在30年前就针对作风问题提出如此细致的要求,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然强调反腐败要持之以恒,充分体现了他对作风问题一抓到底的决心,也体现了他身体力行的坦荡气概。

他在宁德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换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边的职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

2010年9月3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工作,和我们几个在宁德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再叙情谊。他当时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他解释说,自己在厦门成的家,后来在福州生了女儿。而立业主要从宁德开始的,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这一次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感到可谓正当其时。中共中央刚刚提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访谈对曾经与习总书记共事交往过程进行点滴回顾,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理解他对人民的深切情怀。

(转载自2019年7月1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六):“习书记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凝成了闽东精神”

即时 | 2020-11-02 07:24

“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合宁德实际,虽然有人发牢骚,但经过习书记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被打消掉,干部群众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弱鸟先飞”的概念确实鼓舞人心,给人长志气。虽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理,但“弱”是现实,要从自己身上找落后原因,要奋勇“先飞”。只要有志气,就能后来居上。“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始终,并被闽东人民传承发扬,称之为“闽东精神”。

采访对象:

林思翔,1943年7月生,福建连江人。1983年5月任宁德地委委员、秘书长,1989年7月任行署副专员。其后任福建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经科委副主任。

采访组:林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干部群众对他期望很高,他当时是怎么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的?

林思翔:听说习书记来宁德,闽东人确实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大家听说习书记的父亲是中央领导,只要从上面要些大项目,就可以把闽东的经济发展起来。闽东那时候真穷啊,交通又闭塞,干部群众有快速致富的美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身缺乏志气,老觉得闽东在省里什么都是落后的,经济上体量小,发展又比较慢,滋生出比较强的“等靠要”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不得不给大家浇“冷水”。他讲:“我不是来当‘采购员’,不是背着项目来的,而且贫困问题也不是靠项目就能得到根本解决的。大项目是要发展,但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不能急。现在公路等级低,铁路也没有,港口码头开发也不具备条件。我们闽东不可能一夜就富起来,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事物的发展,外因永远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关键还是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力量凝聚起来。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先要扶志,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最终摆脱贫困。”这些是他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此同时,他响亮地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站位高,也很有新意,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但不太理解,甚至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宁德人穷怕了,恨不得一夜致富,可习书记却提出“滴水穿石”,需要有个适应和接受过程。习书记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润物无声,不用行政命令来强制大家,而是花些时间慢慢跟大家解释,推心置腹地交流,解开人们心里的疙瘩。慢慢地,大家都觉得还是习书记讲得有道理。一方面,“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合宁德实际,虽然有人发牢骚说“滴水穿石”滴到什么时间还不知道,但经过习书记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被打消掉,干部群众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另一方面,“弱鸟先飞”的概念确实鼓舞人心,给人长志气。虽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理在作怪,但咱们人穷志不能穷。“弱”是现实,但要从自己身上找落后原因,要奋勇“先飞”。只要有志气,就能后来居上。

现在回头来看,习书记当年的思路不是很对吗?条件逐渐具备了,方方面面就发展起来了。当时清单列了一大堆,不切合实际。说到底,最终还要靠大家振作起来,凝神聚气,把内心的积极性激发出来,把各项工作做好,改变贫困面貌。“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始终,并被闽东人民传承发扬,称之为“闽东精神”。

采访组:宁德当年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习近平同志尤其重视脱贫工作。在您看来,宁德的脱贫实践,对他后来形成系统的脱贫思想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思翔:摆脱贫困,是习书记当年在宁德工作的着力点。宁德这样一个脱贫样本,直接推动了他脱贫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他加深了对地方贫困状况的认识。宁德是福建最贫困的地方,贫困的面貌在他头脑当中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贫困地区群众要求摆脱贫困的呼声也给他内心带来强烈震撼。在宁德基层,农村的房子都很破旧。当年他陪同王兆国省长到宁德考察,在寿宁县就看到老百姓真有穷得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更重要的是,地区一旦戴上贫困帽子,干部群众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所以,鼓励干部群众树立信心,长自己志气,也非常必要。这些实际感触,对习书记后来锲而不舍地抓脱贫攻坚,有着重要启发。

宁德的工作经历,也是习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的源头之一。他最反感不切实际的数字脱贫和“撒胡椒面式脱贫”。他当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时,宁德地委的一位领导,向省里报告说闽东已经基本脱贫。他看到这个报告就表示怀疑。当时全省的计划是到2000年基本脱贫,意味着有85%能够达标,剩下的15%还不能完全脱贫,所以说是“基本脱贫”。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条件,这15%不脱贫的指标就是留给闽东地区的。如果连闽东都已经脱贫了,那全省就全面脱贫了。可见习书记对待脱贫问题非常实事求是,态度也客观冷静。所以我认为,习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要精准到每一户里去,一户一户地算,而不是粗糙地、笼统地说达到什么水平了,人均多少。脱贫工作可不能搞平均。

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习书记开始下决心通过移民安置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部分百姓因为自然条件局限无法脱贫的问题。他到基层调研,多数都是去最贫困的地方,接触最底层的群众。当初他“三进下党”的下党乡,建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几座旧房子。赤溪村(原下山溪村)的贫困早在1984年就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习书记到宁德后更加重视这个村的脱贫问题,后来整村实施搬迁,从山上移民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除了要给移民盖房子,还要让大家有田种、有事做,安居乐业,让他们的子女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斩断“穷根”,防止贫困的代际延续。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改造,也是他在地区和省里任职期间搞起来的,最初只是宁德小规模小范围的尝试,后来在全省推开,被称为“造福工程”。这都是他到省里任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大力推动、起了主导作用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两年的接触中,他在哪些方面让您感受最为深刻?

林思翔:习书记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重情义,有真性情,我认为这是他最富有人格魅力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他对老干部的感情。闽东这个地方,北方的老干部比较多。他对老干部敬重有加,舍得花时间跟他们谈话。老干部有什么事找他,甚至谈一两个钟头,他都不觉得是“浪费时间”。用他的话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说:“通过谈话可以沟通思想,这比做其他工作还要管用。”

有这样一件事情。宁德行署有一位领导干部叫李治礼,是从山西过来的。他开始是行署副专员,后来是地区纪委书记,习书记到宁德时他已经退休了。很不幸的是,有一天,这个李书记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的老伴慌乱之中,抓起电话就给习书记打了过去,说:“习书记,我们家老李走了。”后来他老伴跟我讲,她并没有与习书记直接接触过,但在那样的时刻,什么人都没有想起来,一下子就想到了习书记,要给他打电话。其实,是李治礼同志觉得习书记对老干部们很尊重,对他印象好,经常在家里提到,就给他老伴留下了习书记非常值得信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宁德地委有一个老书记叫李天瑞,也是习书记很敬重的人。老书记回闽东来,习书记都交代办公室要派车接送,还虚心向他请教。后来李书记也是突发急症去世了。料理后事的时候,习书记非常难过,当即发了唁电,并交代我全权代表宁德地委去安排抚恤,后来还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

他对宁德地委前任书记吕居永同志也格外尊重。他接吕书记班的时候,吕书记已经62岁,他才35岁。但是他下乡调研的时候,还会请吕书记一起去。这份现任领导对上任领导的敬重是非常难得的。

过年过节,习书记去慰问老干部的时候,都要专门去看望老红军。有时下基层,也不忘记这方面的事。屏南县是宁德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他去调研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寿山乡东盘村。寿山非常偏僻,是野猴子出没的地方。东盘村就更偏僻了,可是他带着我们跋山涉水,一路走进那个村子,就是为了去看望一位老红军。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除了对老干部的感情很深,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的故事太多了。他千方百计考虑闽东如何摆脱贫困,说到底就是一种为民情怀。他心中牵挂群众,就是人情味的集中体现。还有,他在宁德掀起反腐风暴,清理违规建房,不是说为了抓几个“老虎”,主要还是从维护人民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到闽东的土地本来就稀缺,良田被挤占了,人民利益就受损失。而且,他从陕北的山沟沟里面走出来,又在宁德的万千大山中感受百姓疾苦,对基层农民的情感早就融入了血液。

习书记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和他一起共事的班子成员,或者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他谈到一些想法和要求,他都会随时记在上面,甚至包括一些要求解决的个人问题。比如有人要求工作变动啊,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啊,只要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他都会记在这个小笔记本里。可能当事人自己说完都没有在意,但过一段时间,他就帮助解决了。所以说,他是个行胜于言的有心人,不爱讲官话套话,或是张口闭口讲大道理,而是用实际行动关爱干部群众。

他和大家谈起话来非常平易近人,彼此什么话都可以放开讲,全是大实话,让人感觉到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真佛只讲家常话”。我想,他的这种人情味,与他丰富的阅历有关。他在陕北农村插队7年,生活中也承受过各种各样的磨难,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珍惜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交往中,有哪些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调到省里以后,对我的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支持。1996年底,我调到省科协工作。他知道了,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聊过几回。有一次,我们省科协在南平市举办山区经济发展论坛,是带有务虚性质的研讨会。我想,最好能请到一位省领导参加,对会议效果能起到促进作用,与会者回去后也好贯彻。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习书记办公室,想请他到会讲话。习书记想了想,说:“好啊,我支持科协工作。”1999年3月,他就和我一起去了南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论坛办得非常成功。那时候他是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会后还专门提出,要去看一看南平灾区重建情况。因为1998年南方发生特大洪水,南平受灾很严重,过了一年,他还在牵挂这件事。就这样,我陪着他把南平的几个县看了一遍。

看完灾区重建,他又去考察了地处南平西芹的福建林学院,为学院办了一件大好事。那个时候,福建林学院建在南平西边的大山里面。学院一直想迁到福州去,但领导层没有人敢拍板,也没有把这件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林学院的领导来找我,说能不能请习书记来看一看,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我就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个事。他听完,就决定马上去看看。看完以后,他跟我讲:“学院确实应该搬出来,在山沟沟里面是不行的。”不久,他当选省长,就在他手上,把林学院搬到了福州,和农业大学合并,改名为福建农林大学。

和习书记一起共事过的同志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感到他待人非常真挚,在一起经历的很多事情都铭记于心,不管他当了多大的领导也没有忘记。2010年他回到宁德,那时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专门找到当时一起在宁德搭班子的老同志座谈,和大家聊得非常愉快。他回想起当年吃宁德本地小吃地瓜粉扣,还高兴地对我讲:“当初咱们做邻居,你们家里有几种菜烧得可好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样子,和大家讲家常话,非常亲切。

后来,我们单位先后编了两套书,我专门寄给他。本以为他收不到,可没过多久,他就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书都已经收到了,向我表示感谢。他从来没有忘记老朋友,这种为人和风格,让我们钦佩。

采访组:除了刚才这些话题,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交往中,还有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思翔:习书记到宁德任书记的时候,我是地委秘书长。他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楼上,宿舍在我家隔壁,两家的厨房中间仅隔着一个采光小天井。

刚和习书记打交道时,就感觉他非常朴实,生活上也没什么讲究。吃饭就在地委食堂。穿衣服也是入乡随俗,没让大家感觉有什么与众不同。住的跟我们一样的旧房子,建筑面积大约是九十几个平米,条件差不说,还是个靠西墙的房间,太阳一西晒就会很热。他坐的车是一台很旧的老爷车,出事故大修过,经常在路上抛锚。不熟悉的人不知道,宁德虽然离福州不远,可外面的人一来就会被这里的山路吓住。刚出宁德城关就是著名的飞鸾岭,山高路险,盘山路旁边就是万丈悬崖,看下去很可怕。宁德的路这么糟糕,习书记本可以配个好点的车子,可他坚持不用。

他的办公室也是老书记用的办公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里外两个小房间,外面有一套沙发接待客人,里面就是一组老式办公桌椅。唯一的“高档”电器是一部窗式空调,转起来噪声非常大,嗡嗡作响,还时不时出点故障,闹罢工。可习书记对这些都不在意。

习书记爱读书、爱学习,这在宁德也是出了名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家属楼里,灯关得最迟的就是他家。有时候到了十一二点,整个院子里都黑乎乎的一片,只有他家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看书。我有时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就看到一摞一摞的书堆在地上,走路都要绕着走。我看了看,既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也有张承志的小说,天南海北,他什么书都看。他说:“我什么书都爱看,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就是这样,白天挑担子,晚上就在小油灯下读书。”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也非常提倡机关干部读书看报。当时宁德地委财政比较困难,我当秘书长时,所有地委委员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谁要看就去会议室看。没想到他来了就问我:“我的《人民日报》呢?”我跟他讲没专门订。他就说:“《人民日报》一定要订,不看《人民日报》怎么了解国家大事,怎么能当好领导干部?”原来他有天天看《人民日报》的习惯。后来,我们不仅订了《人民日报》,《福建日报》也是每人一份,在习书记的潜移默化之下,地委机关读书看报的气氛也逐渐浓厚起来。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看报,而且对于报刊建设和发行也重视,《闽东报》就是在他手里复刊的。他刚来的时候就讲:“宁德应该有一张报纸。”其实宁德之前一直是有报纸的,“文化大革命”中停掉了,一直没有恢复起来。他很重视复刊工作,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用2个月时间就把《闽东报》恢复了,他还专门写了复刊词。后来有一次在福安县召开地区报刊发行会,他还专门去讲话,谈到要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2年,但大家的反映很好,他在干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他每次讲话,思想深,视野宽,站位高,看问题有辩证分析,话讲得又务实周到。每次他作报告,会场就很安静。有时候可能开到中午12点半,但大家都听得很认真,觉得有收获,都不觉得累。

应该说,习书记来宁德之后,给这个古老而又闭塞的地方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他的理念是新的,讲的话也是新的,总是充满辩证的力量,分析很透彻。一方面讲清宁德的弱势有哪些,另一方面摆出好的优势在哪里,两相比较,利弊自见,这对大家都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机会。他为人厚道,有人情味,从不冷冰冰地居高临下,而是给人温暖和安全感,每次找到他谈话以后,心里都热乎乎的。

今天,他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闽东干部群众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有这样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领袖,我们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转载自2019年6月3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五):“习书记把‘公仆日’办成了‘连心日’”

即时 | 2020-10-28 07:57

习书记把信访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个月,就亲自下基层参与信访接访,还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接访群众,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把群众的声音作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承诺了的,只要没有大的出入,就下决心抓紧兑现,取信于民。确实需要解决的困难,晚解决倒不如早解决好,早解决更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

采访对象:

李金贤,1944年8月生,福建莆田人,1983年至1988年任宁德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行署办公室主任,1989年至1991年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其后分别任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省信访局局长和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九届省政协委员,2009年退休。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在地委办公室工作。请您谈谈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的印象。

李金贤:习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半,我与他有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交集。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他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我也调到省里工作,先后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和省信访局长、省政府副秘书长。习书记当福建省长之后,对信访工作十分重视,我们打交道比较多。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习书记刚来宁德时才35岁,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发展经济是整个社会的主旋律。习书记带着在沿海特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从厦门过来,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后代,所以大家对他期望值很高,都说:省委真重视宁德啊,派分量这么重的干部来,是我们闽东人民的福气。地委对他的吃住行作了这样的安排:在闽东宾馆腾出一个套间,保证单身书记生活起居有人照顾(新婚不久的习书记独自一人到宁德上任);行署新进了两部进口小车,安排一部给他坐,司机由他自己定。这本是入情入理的安排,习书记却一一谢绝了。他说:“车辆还是用老书记退下来的小车,连原司机一起转过来就行了。我也不能住在宾馆,还是搬到机关干部宿舍住,吃在机关干部食堂就可以。”经办人员一听连忙劝道:“这可不行啊!老书记退下来的车已经跑了20多万公里,车头在一次车祸中碰坏修理过,闽东山高路险,还是换新的比较安全吧!让您住在宾馆,主要是考虑到家属不在身边,生活不方便。”但是,习书记还是坚决不从,他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不要摆阔气、讲排场,还是过紧日子好。新车就留给接待客人用,要保证客人坐得舒适安全。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住在机关宿舍,和干部在一起工作生活,各方面才方便。”就这样,在任内,他坚持用旧车,住干部宿舍,宿舍内的床铺、家具基本都是原来用过留下来的,连司机也是吕居永老书记留下的,一直到他离开宁德赴福州上任为止。在这期间,他从不公车私用,夫人彭丽媛几次到闽东来看望他,都是自己买车票或搭便车来的。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那时有一种观念是政府对外的形象一定要包装,比如政府领导一定要配豪车,认为这样才能引得金凤凰,招商才容易。但他没有这样想,在当时就表现得很不一样。

习书记来宁德没几天,就搬到机关干部宿舍楼里住,与干部一道吃在机关食堂。办公室就安排在老地委大院办公楼三楼,总共只有20多平方米,里外两间,外面一间摆放着两张沙发,一张茶几,用来会客;里面一间是他办公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虽然安装了一部老式的窗式空调,但他很少用。他来的时候,我们原本想把这间办公室重新装修一下,可他不同意,说原样就挺好,来了就直接进去办公了。

大家都没想到,这个从厦门特区来的地委书记,如此艰苦朴素,如此严于律己。大家也都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都服气。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许多干部群众十分期待早日脱贫致富,希望能上一些大项目。请您谈谈他当时对发展宁德经济是怎么考虑的。

李金贤:习书记刚来就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的积极性和信心都很足,一时求富心切,“三大战役”决战决胜的提法就被炒起来了。所谓“三大战役”,实际上是指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在赛岐建中心城市这三项大工程。当时社会上流行跑“部”“钱”进,习书记是北京下来的,大家就认为他往北京跑项目要钱肯定更容易。很多人都说:“这下闽东马上就要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啦。”

但习书记这个人很沉稳,并没有受当时干部群众高涨情绪的影响,没有立马烧起“三把火”,而是决定先到基层调研。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宁德9个县,还考察了浙江的乐清、苍南和温州三个地方。他跟我们说:“闽东脱贫不是那么容易呀。闽东山穷地瘦,山势呈犬牙交错,落差大,直上直下,海拔可以从1000米陡降到几十米,平原地少,山区多是挂壁梯田,田块小,群众说是‘眉毛坵’、‘斗笠坵’、‘蛤蟆一蹦过三坵’。闽东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也少,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资源比较贫瘠。沿海四个县也多半是山区,海岛缺电缺水,灾害频繁。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些实际谈脱贫,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

采访组:看来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李金贤:的确,习书记在调研中看到了闽东真正的问题所在,最主要的就是受客观条件制约。首先是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一旱一涝是常态,老百姓称之为“一场大雨哗啦啦,三天没雨干巴巴”。沿海台风暴雨,一年都要来好几趟,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是常有的事。其次是交通不便。宁德地区关山阻隔,到每一个县都要翻一座又陡又长的岭,进出唯一的公路是104国道,坡陡路窄,险象环生,艰难异常。从福州往宁德走,就要翻越罗源飞鸾岭,坐车一上一下,至少就得一个钟头。到霞浦有杨梅岭,到福鼎有金钗岭,到福安有财洪岭、湄洋岭,到古田有牛岭,到寿宁还有车岭和九岭。如果到周宁县,还要翻过愁岭。愁岭这个地方真是名副其实啊,道路又窄又陡,弯多崎岖,从车里往外边看,处处是悬崖峭壁,就好像坐的不是汽车,而是飞机,非常可怕,真可谓一见就“发愁”。传说外地司机到这里有的都不敢开车,要雇当地司机才敢通过。

习书记还发现,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闽东的老百姓有几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安贫乐道、“穷自在”的观念。满足于“过得去”,反正不愁吃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想法的人居多。一种是怨天尤人的思想。在高山地区,有人觉得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这么个地方,没办法,就“等靠要”吧,总会等来政府救济。还有一种是急功近利的心理。觉得我们穷得被人瞧不起,要赶快改变面貌。于是就不切实际地提了一些口号和目标。还有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无所适从,面对机遇又不敢闯,思想和行动都困在家门口了。但习书记更多的是看到闽东人民朴实、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信心。闽东是革命老区、苏区,叶飞和曾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战斗过。他说:“闽东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蕴藏着不屈不挠的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这是最宝贵的精神力量,这种革命传统留下的基因是能造就人间奇迹的。”

采访组:了解到这些情况,习近平同志采取了怎样的态度?提出了哪些思路和举措?

李金贤:闽东的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引发习书记的深刻思考:在发展商品经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能否先飞、如何先飞?

结果,他写出了一篇名为《弱鸟如何先飞》的闽东九县调查随感,随后召开干部大会,介绍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这是他到宁德工作后召开的第一场全体会,大家既兴奋又期待:习书记终于要作报告了,闽东大发展的号角要吹响了。但习书记在报告里面首先指出的一点,就是对他期望值不能太高。他说:“我就是我,父辈的光荣,不能作为儿孙辈的老本。”第二点,他指出闽东经济发展不能急躁,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一口吃成个胖子。第三,他强调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几任班子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发展需要接力,各级干部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以一种前仆后继、敢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品格,接续奋斗。这番话言辞恳切,鞭辟入里,但在当时,却相当于给大家泼了一盆“凉水”。许多干部原来热度很高,一听到这里就懵了,大家议论: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才穿啊?

习书记很有领导艺术。他一边泼凉水,让大家冷静下来,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一边又保护大家的热情,烧温火,肯定“三大战役”的目标是积极的。他说:“建设新城、开发港口和修建铁路,都是大好事,不是说不行,但要考虑现在能否实现。”他耐心地给大家分析,现在建设新城区不切实际,一座城市的形成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长期积淀的过程,不能轻易打破。再说,搬迁付出的代价太大,谈何容易。闽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区内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三都澳目前还是军港,缺乏战略物流大后方支撑。福温铁路的建设是大趋势,将来一定会实现,但以我们目前的财力,杯水车薪。习书记说:“这些项目虽然现在不能推行,但我们要看到希望,深入考察分析,做好可行性研究,启动一些前期性的、争取性的工作。我们要做好准备,创造条件,把基础性工作先干起来。”

接着,他又说:“我们闽东要下决心摆脱贫困,目前首要的是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转变观念,树立市场观念、商品观念和竞争观念,这样才能真正踏上富裕之路。”他还鼓励大家要看长远,积极进行宣传和前期准备,闽东的发展应奉行“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思想,立足现实,不急功近利,不攀比,不消极,不蛮干,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根据现有的时空条件,日积月累,一定会水到渠成。

习书记的报告,在闽东引发强烈反响。那些要烧“三把火”的不切合实际的超前论调消失了,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闽东要改变贫穷面貌,到底该从哪里破题。这时,习书记就指出,要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他在随后一次地委会议结束后,专门把有关同志留下来讨论怎么修路。习书记让我取一份宁德政区图来,摊在桌面上,叫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说:“闽东这个地方,关山阻隔,道路狭陡,咱们随便去哪个县,都要花一天的时间,几个乡镇跑下来就要一个星期。光靠目前这一条道窄弯多的104国道,经济是搞不起来的。”他用手在图上一边划线一边说:“你们看,从宁德漳湾出发,经福安县的甘棠和湾坞,再到霞浦县的溪南,上达牙城,经由福鼎的秦屿穿过相山汾水关,抵达浙江苍南,直达温州,这几个点连成线,就可以把咱们宁德好几个县都串起来。咱们就这样搞一个汽车专用线。”那个时候,国内没有高速公路,习书记提出搞汽车专用线,其实就相当于高速公路。习书记这一划,大家都豁然开朗,这条专用线一修通,不仅将宁德城关、福安、霞浦、福鼎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而且把沿海几个县搞活了,由此也可辐射带动山区经济的发展。不过说到这里,习书记又说:“我们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共识:一是立足现有区情,着眼现有条件,克服急躁情绪,可先行论证;二是三都澳当前开放条件不成熟,无腹地,还难以形成物流集散中心,应矫正孤立开发的想法;三是当务之急要打通飞鸾岭,开条隧道,这是闽东咽喉,要从发展区域经济高度上积极向省政府、中央有关方面汇报;四要脚踏实地,不能空喊口号。”

就这样,宁德这个“弱鸟”在习书记带领下走上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先飞”之路。在农业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结合各地区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比如霞浦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芙蓉李,古田、寿宁的食用菌和茶叶,以及沿海县市的养殖贝类、鱼、藻类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带有产业特色的精准扶贫。在工业上,他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刚才说的修通公路,他还主张大力发展地方工业,跳出了“无电办啥工业”“无工业办啥电”的怪圈。

习书记的宏图大志为闽东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闽东人过去不敢走出家门到外面闯世界,后来很多人走出门去做生意、办企业,光福安县就有几万人跑到外地,搞开发办厂子,做茶叶搞物流,形成了气候。周宁人在上海搞钢铁贸易,寿宁人到广东办超市,古田县食用菌更是誉满全球。这些都是过去的宁德人想都不敢想的。之后数年,地委、行署积极地为这个构想做实地调研、规划,习书记离开宁德后,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省长期间,仍经常给予指导抓落实。闽东人民都在努力践行习书记当年为闽东规划构筑的蓝图,现在福温铁路有了,福温高速公路也已通车多年,各地县(市)也都基本连上了高速路,福鼎还建起了核电站,辐射周边多个省市的供电需求,带动了本地区周边城市的工业发展。交通的便利,还带动了闽东地区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山区农民造福工程及脱贫致富的宁德模式还辐射到了全国。这些都实实在在印证了他当初的预言:“对闽东,我是充满信心的”,“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在许多领域创造‘弱鸟先飞’的奇迹”。

前几年,我有感于闽东的变化及习书记在闽东时期的工作思路,随笔写了一首诗《回眸闽东》,作为服务过闽东的老同志的一点想念:

穷山恶水越千年,山客“曲蹄”苦黄连。

解放翻身民做主,改天换地刨穷根。

改革开放旌旗奋,宏图伟业谱新篇。

更喜圣杰临贫瘠,霞光普照福人间。

“四下基层”集民智,摆脱贫困明方向。

践行唱和“山海经”,滴水穿石开新天。

“双龙”穿山跨海舞,三电凌空入网先。

工贸云集港城美,山清水秀入画匾。

造福新居民乐业,衣丰食足乐开颜。

精准扶贫结硕果,闽东小康奔向前。

(注:“曲蹄”指旧社会对渔民的贬称,“双龙”指福州至温州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三电”指福鼎核电、福安大唐火电、闽东水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到基层群众中走访。请您谈谈他是如何以身作则贴近群众的。

李金贤: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往城市跑,到城市里才能发展经济。所以,干部跑乡村的很少,领导到田间地头踩田埂的更少,好像只有大城市里面的“灯红酒绿”,才是改革开放。可习书记不一样。他心里装着群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一到闽东就提出“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到基层、现场办公到基层、调查研究到基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基层,并且自己带头沉下身去。记得2010年9月,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他来福建调研,专门和我们这些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见了面。我对习书记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当年提的‘四下基层’,我们一直在坚持。”没想到我这么一说,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对呀,‘四下基层’我也一直强调,到了浙江也这样要求,到了北京,对国家信访局也讲过领导干部信访要下基层的事。”

习书记下基层总是要求去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当时宁德最偏僻、最贫困的四个乡,他去了三个,只有一个因为工作调动没来得及去。他在基层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注意体察民情。他跟我们讲,下基层要会看“三面”:田面、人面和市面。田面,就是要看田间地头有什么庄稼,庄稼长得怎么样;人面,是看群众的精神面貌,如果面黄肌瘦,就说明生活条件不好;市面,就是看集市交易是否活跃、物价高不高,等等。进了群众家里,他不光围绕生活问题问长问短,还要揭开锅盖子,看看老百姓平时到底吃些什么。也正是因为他与群众走得近,老百姓才发自内心地认可他,对他感情很深。

我举两个习书记下基层的事例。一个是他当年去下党调研的经历,真是非常辛苦。下党是当时平溪乡一个村划分出来新设的乡,没有电、没有财政、没有办公楼,几千号农户,进出没有公路,也没有车,人们交公粮、买东西,都是肩挑手扛,非常不方便,要看病就更难了。习书记听说了,就要去看一下,并打算帮助解决修公路的问题。记得那是1989年7月,天气非常炎热,先是坐车一路颠簸到平溪乡上屏峰村下车,再步行20多里山路,到下党就已经中午了。我们在村头鸾峰桥边座谈,简单吃了午饭后,又去看望了几户贫困群众。下午2点多了,习书记就提出不再原路返回,去现场考察要修的那条路。

那是一条很小的山间路,很久都没有人走,荆棘丛生,高低不平。下党公社(那时候下党乡还叫公社)的书记拿着一把柴刀走在前面,边劈开杂草边往里走。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做拐杖,跟在他后面。大热天走在草丛中,就像待在大蒸笼里一样,一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那时候也没有瓶装水,渴了,就捧溪水喝,抹把脸。我们从下午2点走到7点才走到上屏峰村公路边,然后坐上车,又晃荡一个多钟头,晚上8点多才回到县招待所吃上饭。那一天真是累坏了,很多年轻人的脚底都打了泡。路上我就跟习书记说:“今天我考虑不周,实在是太累了,你身体吃得消吗?”没想到他很轻松地说:“这点苦不算什么,当年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住窑洞,跳蚤咬得皮肤都肿了、烂了。白天干活,挑一两百斤的担子,一肩挑可以不换肩。”我很感慨,习书记那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磨炼摔打,一般的年轻人是比不上的。

第二个事例,是有一次我陪他坐船去福鼎县的嵛山岛调研,当年嵛山岛只有一个简易小码头,机帆船到了岛边靠不上去,只能用小舢板转运。那个时候气象预测不是很准,去的时候很顺利,风平浪静。回来时突然起了五六级的风,海浪一下子就掀高了,小舢板始终靠不到大船上。船民在船头顶风的地方试了几次都靠不上去。习书记说:“咱们要背着风上,不要去顶着风,从后面向上靠。”果然,背着风一下子就成功了。上岸后,我跟习书记说:“今天真有点后怕呀,万一靠上不去,船翻掉就麻烦了。你会游泳吗?”他就笑了,给我讲他在厦门时游大海的经历。他说有一次游兴正浓,不经意间发现浪不对劲,好像是要退潮了。他沉着冷静,辨析海水流向,采取侧仰姿势,积蓄力气,剪浪而游,终于安全游回来了。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心里一定要冷静,不能慌乱。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自己不要乱了自己。”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对信访工作比较重视,提出了独特而明确的要求。请您谈谈当时的主要背景,以及在他的要求下,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和反响如何?

李金贤:习书记总是说,一个领导干部做工作想抓住要害,就要把信访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他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贤明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伸冤的,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个事,这是不应该的。”

他把信访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个月,就亲自下基层参与信访接访。记得他到霞浦县搞信访接待,忙活了整整一天,受理了86件事,当场就解决了十几件,剩下的就让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解决掉,老百姓十分高兴。习书记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当天晚上的总结会议上,就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接访群众,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把群众的声音作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为了强化信访工作,他很快就研究制定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后来,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的做法进一步向面上推开,每个月20号,各个县市领导都要安排接待群众来访,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干部们把这一天叫作联系群众的“公仆日”,老百姓则把这一天称作“连心日”,觉得这一天像过节或赶墟(指农村集市)的日子一样。他还特别强调这种制度不要刻意追求形式,而要讲求实效,多办实事,要体现求实精神。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承诺了的,只要没有大的出入,就下决心抓紧兑现,取信于民。确实需要解决的困难,晚解决倒不如早解决好,早解决更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

在习书记的执政路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信访工作的重视。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就在福州五区八县全面推行建立领导干部下基层接访群众信访日制度。他任福建省长时,多次到省信访局视察并指示,在百忙中参加了省信访工作暨表彰大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他跟大家说:“关心帮助每一个需要关心帮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在他的指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制度,有效化解了许多信访积案、老案,受到群众欢迎。再后来,他到浙江当省委书记,还专门让浙江省信访局局长到福建了解信访工作。浙江信访局把习书记在福建推开领导干部信访下基层的经验做了总结,并在浙江全省推开。当时,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还亲自带着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到浦江接待来访群众,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在办公室工作,请谈谈他对机关干部特别是办公室干部提出过哪些要求?

李金贤:习书记很重视办公室工作,也很熟悉办公室工作,所以很体贴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我原来在行署办公室当主任,他来了5个月,就把我调到地委办公室。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比习书记年长十岁,而且我也知道,习书记工作要求高,节奏快,规矩也很严,计划性强,我怕跟不上他的节奏。结果,他叫我过去谈话,好像已经摸透了我的心理,讲得很直率。他说:“办公室工作是一个苦差事啊,什么好受的没有,只有难受。有的人不愿意来,愿意来的人,组织上还不一定看得上。”他这么一说,一下子就让我放松下来,也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他随后对我提出了办公室工作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强调按规矩办事;二是加强干部管理特别是秘书的管理,并说领导的秘书是工作的需要,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权;三是加强学习思考,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抓好落实督察反馈。

习书记总是能够指明办公室的工作方向,帮助我们理顺办公室的各种关系,对同志们的工作充分肯定。但工作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也直接提出来,从不含糊。拿文字工作来讲,他说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马虎。他最怕文稿写成长文,一个报告稿,一般四五千字就可以,但是条理一定要清楚,观点必须鲜明,要引经据典,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绝不能唱高调,不能讲空话、套话。习书记平时看书多、知识面宽,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他的带动下主动学习充电,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他也十分懂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有时大家会跟他唠叨一些柴米油盐上的事情,他都非常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金贤:我对习书记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就是勤奋好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讲话,许多用典都是信手拈来。这都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阅历,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他什么时候都能挤出时间来看书,而且什么书都看,基本上是把整个空余时间都放在读书学习上。白天不下乡的时候,他会准时到办公室,看文件、看材料,找人谈话。业余时间,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那些日子里,我晚上加班回家,总能看到他的灯还亮着。即使是下乡最辛苦的时候,晚上也是雷打不动地看书,每一个县的县志,是他的必读书目。记得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在县城溜达,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新华书店。进了书店门,就看他两眼直放光。他惊讶地说:“没想到寿宁县城书店里还有这么多好书啊!”他总共买了八九本,有马恩列经典著作,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还有一本清末小说《九尾狐》,我觉得非常新鲜。

他亲口给我讲过,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是带了两箱子书下去的,连词典、字典都带去,看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义,就翻字典、词典,每天晚上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日积月累地读书。他来宁德,也没有什么随行的东西,除简单的被褥衣服外,全都是书。当时国内各地正在流行跳交际舞,年轻人都在学、都在跳。他当时一个人在宁德,但从来没有见他去跳过一次舞,就只爱读书。记得有一年元旦,他让秘书回家探亲。晚上8点多,我与时任宁德县委书记陈修茂不约而同到他家里找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有一本书正翻看了一半放在灯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他如果不是这样博览群书、勤学积累,没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作为,就不会形成当今指导中国发展道路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二,他看事物总是站位很高、立足长远,深谋远虑,而不是只谋一时一地。这一点从《摆脱贫困》这本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为什么要提出“摆脱贫困”而不是“消除贫困”呢?因为他考虑到,摆脱贫困其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而这种贫困消除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仅仅是一个“摆脱”,就要多少年一步步地努力,“消除”就更难了。所以,这也与他提倡“经济大合唱”,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密不可分,不能想着一蹴而就,而要一步一个脚印,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他讲的这些话,大家都能听懂,也能接受。

第三,就是他处事果断、笃定。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那年的5月,正是敏感时期,大家说话表态都比较谨慎。我们宁德地委计划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但没想到赶上政治风波进入高潮,谁也不敢出来讲话,也不能出来讲话,怕讲错,叫人家抓住“尾巴”。大家就商量,要不要把会议延迟一下。可习书记却拍板说:大胆开。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县的县委书记,还有新闻工作者和各报道组组长。他在会上提出了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鲜明观点。他说,一是要冷静分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是要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是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立足于冷静思考,他还毫不含糊地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讲得非常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而不是某一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也不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其实就是只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这是行不通的。”现在来看,这些话依然振聋发聩。在当时那个时期,大家听得鸦雀无声,都觉得这个习书记真是高人,敢讲,而且讲得在理,很多疑虑都打消掉了。那个时候,各地各种谣言满天飞,说什么话的都有,可是宁德地区却非常平稳,没有人跟着瞎折腾。直到那场风波过去之后,各地搞清理清查,习书记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才引起关注,当时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还专门把习书记的讲话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天,我们虽然不在他身边和他共事,但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自信而笃定的神态,听到他优雅而沉稳的讲话,我们深深为之折服。他代表中国传统,代表中国形象,也将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转载自2019年5月31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四):“习书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宁德人民早日摆脱贫困”

即时 | 2020-10-27 07:22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习书记对整个宁德地区的面貌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宁德扶贫要先扶志,要想发展,首先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解决思想贫困问题。他提出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想飞得高,就要看准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积极干,长期不懈地干下去,实现“弱鸟”先飞、快飞。

采访对象:

陈修茂,1951年7月生,福建福清人。1987年任宁德地区宁德县(市)委书记,1990年8月后任宁德地委委员、纪委书记,福建省纪委常委、省纪委副书记,厦门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厦门市政协主席。

采访组:陈主席,您好!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宁德任职时,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陈修茂: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任地委书记的。当时,宁德除了宁德、霞浦、古田3个县以外,其他6个县都是全国连片贫困区,整个地区财政收入不到5000万元,地区所在地宁德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到400万元。我那时候是宁德县委书记。1989年,也就是习书记来宁德的第二年,宁德县由县改为县级市,1999年更名为蕉城区。

当时宁德地区的发展特点,可以用“老、少、边、岛”4个字概括。第一个“老”,闽东是福建著名的革命老区,又是老革命家邓子恢、陶铸、叶飞等战斗过的最后一块苏区。第二个“少”,是全国畲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福安、宁德、霞浦、柘荣、古田等地都有畲族乡畲族村。第三个“边”,当时宁德地区地处边境,发展较为落后。以宁德县为例,县下面的洪口乡连砂石路都不通,拖拉机都开不到乡里。那时习书记去洪口乡调研,都是走路去的。第四个“岛”,宁德岛很多,海岸线很长,弯弯曲曲有1046公里。

习书记刚到宁德上任的时候,临时住在闽东宾馆。那时,宾馆条件很差。正值6月,宁德酷暑难耐,宾馆连空调都没有。但习书记既来之,则安之。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简朴、亲切、平易近人。

那个时候,宁德的干部群众对习书记充满期待,其中也有“等、靠、要”的思想,知道习书记在北京工作过,又在厦门特区当过副市长,希望他能带领宁德人民大干快上,马上开发三都澳、建设铁路、高速公路等等,能很快地推动闽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采访组:面对这种期待,习近平同志的态度是怎样的?他采取了哪些实际举措?

陈修茂:习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扑下身子,到基层开展调研。他特别看重基层工作,对宁德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明确提出“四下基层”的要求,就是: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成为他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的生动体现。

对于“四下基层”,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调查研究下基层”。那些一般人很少去的偏远山村,他都去调研走访。有的地方车子进不去,他就走路,走也要走进去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东西。

调研中,他贴近群众,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问老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他认为,做好基层工作,村干部至关重要。有一次,他在一个村里调研时讲:“当好村干部,要做好几件事:一是要有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理想,首先要勇于带领大家摆脱贫困;二是不能多吃多占,不仅群众的东西不能多吃多占,集体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多占;三是遇事多与群众商量,处事要一碗水端平。”他讲得既中肯又实在,大家听了都不住地点头称赞,感到有这样的干部当领导,心里都很踏实。

1988年底,他到我们宁德县洪口乡调研。洪口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与寿宁县的下党乡齐名。调研中,他了解到整个洪口乡人口少,梯田面积大,粮食产量低,立即对县里提出要求:“洪口乡是新成立的一个乡,大家要全力支持,要派最强的干部去当书记和乡长。”随后,习书记又对洪口乡的发展指明方向:第一,洪口乡身处大山之中,造林自不必说,还要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种茶、种果、栽竹子等;第二,这里水资源很丰富,应该勘察一下,看能不能建水库搞水力发电。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派当时任县民政局局长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干部去洪口乡任书记,很快把洪口乡的各方面工作都带入了轨道。后来,我们在洪口修路时进行勘察,发现洪口确如习书记所说的,很适合修建水库水电站。最后,我们把洪口水库建成了,既发电,又吸收部分劳动力,而且还把洪口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为洪口乡快速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水库,洪口的脱贫速度不会这么快。

采访组:除了调查研究下基层,习近平同志在其他三个方面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不仅调研在基层,面对宁德当时较为繁重的信访工作,他要求信访工作也要下基层。具体来说,就是由县有关部门领导组成队伍,县四大班子领导亲自带队,到乡镇一线去开展信访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主动下访。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群众接待日要提前一个星期贴出公告,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某月某日,县里主要领导要到某某镇召开群众接待会,欢迎大家前来反映问题。

当时还是6天工作制,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我们就把接待日放到这一天。因为来反映问题的人比较多,镇里条件有限,地点一般安排在学校操场或教室里。我们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分成七八个大类,不同的问题到不同的教室,老百姓来了一看就很清楚:反映经济问题的到一个教室去,反映处理案件不公的到另一个教室去,如此等等。接待过程中,有的群众是反映困难希望政府帮助解决,有的是对政策不了解或是有误读,希望我们帮助解释。一开始,老百姓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过来,没想到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解释、疏导、分析利弊,和老百姓的心贴近了,问题迎刃而解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大大增强了。

就这样,群众接待日每个月搞一次,坚持了下来。一开始,教室经常被挤得满满的,一天要接待上百人,梳理下来能有30多个具体问题。渐渐地,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群众来得也越来越少,信访接待下基层这项工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其实,“四下基层”制度不仅是习书记倡导的良好工作作风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这项制度为抓手,带动做好各乡镇的脱贫致富工作。那时候的农村,脱贫不容易,但返贫却很容易,要想确保脱贫成果,必须做到责任包干。“四下基层”就是责任包干的有力抓手。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及时了解基层实际,对贫困状况、群众生活有基本的把握,自然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这种类似“包干”式的方法,在当时发挥了显著成效。习书记在“四下基层”中了解了宁德的农村,也引导宁德各级领导干部俯下身子,走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采访组: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通过“四下基层”了解了宁德的基层面貌。那么,他是怎样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呢?

陈修茂: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习书记对整个宁德地区的面貌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宁德扶贫要先扶志,要想发展,首先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解决思想贫困问题。他提出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想飞得高,就要看准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积极干,长期不懈地干下去,实现“弱鸟”先飞、快飞。

习书记给整个宁德地区的脱贫致富制定了长远规划:在保护环境、植树造林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多种经济;各个县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我们宁德县既有沿海乡镇,也有山区乡镇,属于复合型城镇,同时又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所以当时习书记对我们宁德县的定位就是:发挥地区所在地优势,以沿海带动山区,发展目标就是建成地区经济发展中心。

习书记很重视环境保护,对宁德地区植树造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深刻认识,很有远见。1987年9月,宁德九都乡畲族村九仙村,因为连降暴雨,水土流失,一天晚上出现了山体滑坡。除1人逃过一劫外,其余15户32位村民全部遇难。我们都感到很痛心。后来,我陪习书记专门视察了该村灾后重建家园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得知宁德地区山体滑坡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破坏严重,习书记要求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村搬到平整的、不会出现滑坡的地方,然后整片整片地造林。于是,我们就根据习书记的要求,重新选址建立了新九仙村。习书记专门去看望了新九仙村的群众,又向乡亲们讲起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告诉大家要多种茶、多种水果,做好环境保护。

习书记还特别注重植树造林与当地经济相结合。宁德县虎贝乡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就开始做蒸笼,至今有900多年历史,是一份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但在当时,虎贝乡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做蒸笼,规模很小,只能内销。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提出:“蒸笼是老字号,要成规模,把老字号搞起来。”而要把规模搞起来,首先就要求原料能跟上,竹子是蒸笼的主要原材料,这就需要造林造竹。大家觉得植树造林对自己增收有帮助,自然就提高了积极性。很快,虎贝蒸笼的原料问题得以解决,规模也越做越大,现在已行销世界。

今天你们再到宁德去走一走,就能看到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种植的树和竹子都已经成材,宁德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7%,超过了福建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这就是他当年早抓植树造林工作的硕果。而当时全国各地对环境保护和植树造林重视程度还不高,习书记能高瞻远瞩,真的很不简单。

习书记还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发展多种经济。有一次他跟我们讲,宁德地区有种水果的先天优势,特别是有特色的水果,像水蜜桃、蜜桔、柑橘、葡萄,都适合宁德的气候条件,而且现在市场非常好,需求量很大,为什么不发展呢?我们就在习书记的指引下开始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如今,全国品质最好的水蜜桃就出产在我们宁德市的古田县,还有蜜桔、柑橘、巨峰葡萄等销路也很好。这些都是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的结果。

现在我们都知道,宁德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但在当时,我们这里虽然也种茶,但却是零零散散的,每个县都有一个茶厂,品种杂乱,质量不一,不成规模,更谈不上有什么出名的品牌,对外自然也就卖不上好价钱。有一种说法: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这些说法用来形容当时宁德乃至福建的茶叶生产情况,是再形象不过的了。

习书记经过调研,发现福安、周宁、寿宁、福鼎这些县非常适合种茶,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宁德的品牌,做出精品茶叶。他还特别强调:“一些贫困户搞不起来你们就要帮他,由贫困户提供劳动力,生产队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支持。”那个时候银行贷款还比较少,生产队就给农民赊账,还给一些补助,终于使茶叶生产成了规模。

除了推进茶叶种植的规模化,习书记还指导推进茶种改造,提升茶叶质量。后来习书记离开宁德去福州任职的时候,我们的茶叶生产已经成了规模,经过茶种改造,生产出来的茶叶质量也有了提高,但他还一直牵挂着宁德茶叶产业的发展,叮嘱我们:“成了规模,有了质量,没有品牌,销路也不行。”考虑到宁德地区的宁德小市、霞浦、福鼎能够出产茉莉花,习书记就支持我们从福州引进茉莉花茶制作工艺,还帮助我们打造白茶和茉莉花茶的品牌。

现在,宁德已经成为福建生产茶叶的一个重要基地。谈起福建的茶叶,除了武夷山,接下来就是宁德的品牌,像闽东白茶、福鼎白茶、宁德茉莉花茶,都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单单茶叶这一块,就使我们宁德县的霍童、虎贝、洋中、石后、赤溪等许多乡镇摆脱贫困。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规模化生产、质量提升,还是打造品牌,都凝聚着习书记的心血。

在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习书记不仅对植树造林、种植经济作物这些农业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他也很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工业,提升人口素质。有一次,我们向他汇报石后乡引进香港的针织厂,他听了很感兴趣,就实地去调研,看一下这个山沟沟里怎么引进针织厂。来到石后乡,他就问我们:“针织厂办到这里来,那工人素质怎么样?”我回答说,工人基本上都是小学文化,能有初中文化的就算不错了。他听后说:“你们劳动力资源很雄厚,引进这个针织厂也不错,但要注意抓好工人培训,要有一批能够胜任针织厂工作的工人。如果你的培训没有跟上去,那开办针织厂就是给别人打工。”

还有一次,习书记来到飞鸾镇,给我们出主意:“你们飞鸾镇离福州这么近,而且有这么多华侨,为什么不搞‘三来一补’?这里有劳动力,可以引进一些适合农民做的事情。”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制作、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对当地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条件的要求比较低,确实非常适合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很快联系到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林铭森,准备在飞鸾镇开办一个玩具来料加工厂。习书记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对我们说:“据我了解,玩具方面的来料加工和来件加工订单很多。我看飞鸾周边几个乡的劳动力比较丰富,特别是妇女劳动力闲置的比较多。这个玩具加工厂,可以考虑把周边乡镇的劳动力也吸引进来,形成一个聚集区域。这样的话,周围的劳动力也都调动起来了。”我们就按照习书记的建议,把千家万户都纳入其中,形成了飞鸾、三都、城南的玩具制作聚集区。因为是“三来一补”的模式,制作玩具的原料和样品都是对方拿来的,我们工人只需要照着样品去制作,甚至都不需要厂房,妇女在家就能做,这样她们还能兼顾做家务、照顾小孩,效果非常好。

在习书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思想的指导下,宁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财政收入从以前不到5000万元发展到现在超过100多亿元,涨了200多倍。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脱贫攻坚的论述,几十年前他在宁德的实践就已经堪称“精准扶贫”了。说实在的,作为本地人,我们都没能够像他那样对问题了解那么透,也没他想得那么深,看得那么远。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是在习近平同志任职宁德期间提任地区纪委书记的,请您结合自己的情况讲讲他的用人观吧。

陈修茂:习书记经常对我们讲,党员干部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认为,他在干部使用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五湖四海,一个是默默奉献。

首先,习书记不唯亲、不唯年龄,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当时我还比较年轻,已经担任宁德县委书记一段时间,但资历比我老的同志多的是。那时,组织上推荐我任地委委员、纪委书记。据说,省里有位领导提出:纪委书记一般要求年纪大一些,德高望重一些,这么年轻的同志去当纪委书记,会不会不合适?习书记就讲:“我比陈修茂同志还小了两岁,我都能当地委书记,他为什么不能当纪委书记?关键还是看能力。”后来在正式文件下达前,习书记找我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当纪委书记是很适合的,因为从你的工作风格、水平,到你的为人、本质,都适合当纪委书记。我相信你能做得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和习书记的接触并不算多,他之所以这么信任我,推荐我当纪委书记,很可能就是看到我工作中处理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能够脚踏实地地去做,有了问题也敢于担当。这也是在他言传身教影响之下形成的。

习书记选用干部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默默奉献。他观察人并不是听你汇报时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实实在在做了什么,有没有做着眼长远的铺垫性工作,有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当时的宁德是个穷地方,福建的其他地区都撤地改市了,唯有宁德还没有。在这种地方工作,如果不能选出一批默默奉献、勇于铺垫的干部,人人都想着眼前的工作,那宁德就很难有后来的发展。

习书记非常注重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1989年初,他召开宁德地区党风廉政工作会,会议主题就是讲廉政治理,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他通过一段时间调研,发现了许多问题,就在会议上提出来重点抓三个方面:一是查处违法违纪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二是查处以权谋私,违规审批各种项目、指标的问题;三是查处贪污受贿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习书记把处理干部违规占地建房作为最突出的问题来抓。起因是他在调研的时候,发现郊区很多房子盖得跟小洋楼一样,每栋都不错,但看过去又很不规整,而且又听到群众对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反映强烈。他就问这些房子都是谁盖的,有没有一些干部参与其中。我经过调查,向他做了汇报:这些房子,一部分是农民盖的,一部分是干部的,还有些是籍贯在这里,但在其他地方任职的干部盖的。他接着就问:“群众有没有反映?”我说,群众当然有反映了,别说老百姓的反映了,我们自己都很纳闷,这些干部怎么会有钱在这里盖房子?当时工资收入很低,每月只有100块钱上下,哪来那么多钱?要知道,干部占地建房会引起群众最直接的反感,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所以习书记把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当作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来抓。

抓违规占地建房,当时是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查起,整顿力度非常大,全地区查处了200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单宁德县就查处了12名违规占地建房的干部,有的追究法律责任,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件事,在全地区反响很大,群众拍手叫好,都说“共产党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的了!”这件事,也充分展示了习书记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担当,在宁德干部群众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习书记对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干部十分尊敬,非常重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我们宁德有一位红军老战士叫黄垂明,是当年闽东游击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安专区(后改称宁德地区)副专员,大家都很尊敬他,尊称他“阿伯”。习书记到宁德任职的时候,阿伯已经80多岁了,习书记逢年过节都去看望他,平时还经常去和他聊天,听取他对宁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宁德地区前任地委书记吕居永。习书记接任的时候只有35岁,而吕书记当时已经62岁了。吕老亲口对我说,习书记在宁德的时候对他就很尊敬,后来他退了休,习书记到省里工作,还是一有空就去看望他,他认为像习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确实不可多得。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触和交往中,还有哪些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有三个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个特点是生活朴素。当时地委的食堂很简陋,习书记平时就在食堂吃饭。有一个周末,他和秘书一起散步到我家里,我留他吃午饭,他说食堂还留着他的饭呢,不回去吃就浪费了。习书记平时基本没有什么应酬。有一回元旦,我看他晚饭后没什么安排,就约上几位同志去他家里和他一起过节。我们上街买了点卤肉卤料,到他家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饭。我记得当时筷子不够用,就直接用手抓着吃,他很随和,一点都不介意。

有时候,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老师来看望他,他们就自己买菜做饭,我在菜市场碰到过两次。生活中,他们穿着很朴实,走在街上很难认得出来。

习书记的住处也很简朴。门外的栏杆后面有个储物的地方,那里放着四副挑土的簸箕,还有两三把锄头,这都是他和秘书劳动用的工具。每次机关搞义务劳动,他只要在,从不落下,干起农活来也有板有眼,一看就是在陕北插队时打下的基础。

第二个特点是热爱学习。他很爱看书,涉猎广泛,尤其是对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特别感兴趣。他不仅自己看书学习,还推荐别人学习,也经常组织干部学习。他曾经对我说:“修茂,你要多学一些哲学,还要广泛地读书,更多地了解世界。”1989年8月,习书记把宁德地区所有县委书记都集中到仙山牧场,参加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那个地方都是沙土路,有的路段拖拉机也难上去,只能坐一截拖拉机,再走一截土路。即便如此,习书记还是扛了很多自己的书上去,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习。牧场上没什么人,很安静,也没有电话干扰,我们就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安安静静地看了些书,学了几篇文章和一些哲学知识。

第三个是拥军爱军。宁德是我国重要的海防前线,当时福建海军基地和海军第21支队都驻扎在这里。每逢台风、暴雨,习书记都是先问部队和驻军有没有损失。我有两次陪同习书记抢险抗灾,都是去的飞鸾和三都这两个驻军所在地。有一次我陪同习书记去三都考察,他对我说:“双拥工作是你们宁德县整个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必须尽全力帮助部队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在习书记的要求下,虽然宁德县驻军家属比较多,工作岗位有限,但我们依然给各个随军家属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给子女安排入学。当时驻军所在地飞鸾和三都都有中学,但水平还不够,我们就把县一中的初一初二年级各增设一个班,专门接收部队子女前来就读,由部队派两个人负责这两个班级的管理,学校则负责具体的教学工作。

习书记还很注重国防教育,积极选树典型。宁德县有一位英雄人物叫蔡威,真名蔡泽鏛,1928年入党,1930年调入党中央无线电训练班学习通讯技术,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与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红军长征中曾成功破译敌军密码,为党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遗憾的是他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病逝了。徐向前为他题词,称他是“无名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战友遍寻他的后人,最终在宁德县找到了。习书记来到宁德后,专门看了蔡威的家史。他说:“为了教育下一代不要忘了革命前辈付出心血打下的江山,一定要做好革命传统教育。蔡威是无名英雄,宁德人要感到骄傲,要好好地宣传。”后来,我们在蔡威家门外立了一座塑像,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宣传他的事迹,弘扬他的革命精神。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陈修茂:习书记离开宁德后,我们保持着联系,主要还是工作上的联系。习书记爱好体育,当年在宁德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去游泳。到了省里,也曾一起游泳、打球。

现在,回想起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日子,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觉得恍如昨天。我很感激习书记对我的信任,更感激他在工作上对我的要求和指引。现在,他是我们党的总书记,是国家主席,是人民爱戴的领袖,我们作为他曾经的下属,都由衷地感到自豪。我们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成为世界强国,我们的军队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队,就需要有他这样的领袖。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心声,也是我们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

(转载自2019年5月29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三):“习书记主政宁德时就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即时 | 2020-10-26 07:23

习书记往往能够在务实的基础上把眼光放长远,以大气魄、大胸怀来规划全局。他当时在闽东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好农业和工业,把近期和短期的事先抓好,既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谋长远的发展,又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跨越发展。从他发表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当年对闽东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采访对象:

李育兴,1943年11月生,福州市人。先后担任福安县委书记、宁德地委委员兼秘书长、福建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

采访组:李主任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宁德和省里共事的时间比较长,请您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

李育兴:从习书记1988年6月来宁德到他2002年10月离开福建,15年间我以不同身份在他领导下开展工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8年6月到1989年12月,我当时是宁德地区福安县委书记。第二阶段是1989年12月到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去福州前,我是地委秘书长、地委委员。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3月到1998年5月,他任省委专职副书记,按照福建省委办公厅的惯例,一个副书记配一个副秘书长,因为我在宁德当过他的秘书长,所以就让我来当他的副秘书长。1998年3月,我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继续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5月。那之后,虽然不再一对一为他服务,但他还是省委办公厅服务的重要领导。第四个阶段是从1999年8月到2002年10月。在此期间他从省委副书记升任省长,我作为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因工作关系,与他仍有较多联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宁德的大致情况。

李育兴:当时宁德比较落后,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9个县之中有6个是贫困县。我国沿海地区都比较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只有宁德不是,所以又被称为“沿海地区黄金地段的断裂层”。原因有两个:一是地理条件不好,山多田少;二是交通不便,只有一条104国道,虽然有很好的港口如三都澳、赛岐港,但没有对外开放。

习书记刚到宁德时,我感觉他少年老成,年纪不大,但非常稳重成熟、平易近人,不论面对领导干部还是基层群众,他都非常热情真诚。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福安是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挂钩点。他是如何指导福安经济社会发展的?

李育兴:当时福安县的经济和地位都比较特殊,它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宁德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福安县是习书记的挂钩点,这既是历史的机缘,也有其必然性。一是福安的历史地位比较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有八大革命根据地,闽东苏区是其中之一,而闽东苏区的首府就在福安县柏柱洋村。解放后,福安是专区,专员公署就驻福安县,后来迁驻宁德县,1971年改名宁德地区。二是福安的地理环境特殊。福安有山有水,山海兼备,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海阔岸长湾多港好”。赛岐港在解放前被称为“小上海”,经济比较发达。福安还是闽东的水陆交通枢纽,104国道贯穿其间。三是社会特点很突出。福安的社会特点是“老、少、边、岛、穷、教(宗教)”,这也是闽东的特点。把福安作为挂钩点,对于指导整个闽东的工作具有示范作用。习书记在福安县有3个联系点:坂中畲族乡是民族乡联系点,社口乡坦洋村是党建联系点,赛岐铁合金厂是企业党建联系点。

习书记指导与推动福安工作,首先是推动福安县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过去闽东比较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闽东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也就谈不上经济中心的辐射影响作用。当时宁德有三大热门话题,一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二是修建福温铁路,三是建设中心城市。这三个话题其实和福安县都有关系,因为赛岐港出去就是三都澳,福温铁路也通过福安县,尤其是建设中心城市,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福安的赛岐港。这个想法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也经过几次论证,主要考虑到赛岐港地处闽东的中心,是水陆交通的要道,已经是物资的集散地,还有一些重点企业在那里。1987年8月,福安县召开了一个赛岐港中心城市研讨会,编制了赛江新城远景总体规划,还请南京设计院规划师来搞设计。1988年5月,赛岐经济开发区已经批下来了,省计委、建委等部门都很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的建设。

习书记一到闽东就立刻沉下去调研,大概一个多月时间,跑了9个县区、13个乡镇、18个村、12家工厂电站及学校。深入调研之后,他说:“闽东有这三个话题是好事,表明闽东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让外界认识这三件事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我们的立足点不能放在这上面,可能性和必要性不等于就是必然性。事关地区发展战略全局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国情省情区情,不要把近期内难以实现的发展目标超前化。当前重要的是抓好中短期的工作。”他还强调:“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关键在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他深入调研之后,对闽东发展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感到这三个愿望是闽东的长期工作,现在搞不现实,“一夜暴富”的思想也行不通。

面对福安县的发展思路问题,习书记作出了深刻思考。1988年10月4日,习书记在赛岐镇主持召开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会上他认真听取开发区包括中心城市的规划情况以及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等汇报,并做出指示。根据习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福安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东西两个口、南北一条线、三点一线带全县”的区域发展战略。“东西两个口”,即东面是赛岐,西面是穆阳;“南北一条线”,就是104国道;“三点”就是赛岐、穆阳和韩阳镇。提出了“从打基础抓起、建基地上见成效、立支柱上突破、抓两通上搞活、重软件上取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处理好“五个关系、五个同步”,即处理好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治理整顿与经济发展、治理整顿与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这五个关系。以后的实践证明,福安县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些措施都有力推动了福安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

习书记十分重视和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建设。他在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上,肯定了开发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就实施原则、开发步骤提出意见,还现场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办公会确定了两件事:一是把开发区建设列入地委行署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二是调整充实地区协调指导小组,涵盖地委行署主要部门、主要领导,体现了地委行署对开发区的重视。习书记还帮助开发区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比如给开发区第一期提供建设用地400亩,这在当时是很难批的;帮助解决建设经费、外来落户户籍指标等。落户指标主要用来吸引外地人到赛岐参与开发建设。我们好几次到浙江去联系招商引资,把那边的企业家能人引到赛岐来,这就需要落户指标。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关心指导福安其他工作的?

李育兴:我主要介绍一下习书记对福安老区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的关心和指导。

1988年7月,习书记刚到闽东两个月,就轻车简从去了福安两个地方。一个是甘棠镇观里村,革命时期这里曾是安德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安德县委所在地,从1934年到1938年4年间,先后有八任县委书记为革命壮烈牺牲。另一个是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这里曾经是闽东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工农武装组织的诞生地,也是闽东红军独立师的发源地。习书记一来就走村入户看望慰问“革命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在斗面村还讲了话。习书记在宁德工作两年期间,经常到老区、基点村(即革命基点村,是指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位于国民党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区的边远山区农村,村民曾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地霸、惩腐恶、抗捐税、分田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调查研究,时刻不忘曾为革命、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老区人民。

另外,宁德是福建省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畲族一共有16万多人,占全国畲族人口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的70%。福安县畲族人口有5.75万,占全县人口11.6%左右,是全国畲族人口最集中的县。福安县本身所辖22个乡镇,其中有19个都有畲族分布,而纯畲族的村庄有721个(包括自然村)。习书记刚来宁德工作时就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性。1989年1月17日,他在地区民委第七次委员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摆脱贫困》一书中,好几篇文章谈到畲族的经济、畲族村的工作情况。

我讲一个事例。1989年初,他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村口有一个大林小学。这个小学是一间只有两个小窗户的土坯房,全校4个年级47个学生就只有这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所以每次一个年级只能上十分钟课。习书记看了心情很沉重,回去以后马上委托宁德军分区政委赵文法为大林小学送去了各种生活学习用品,包括书包、铅笔盒、铅笔以及衣服等。后来习书记还给大林村筹措了专项资金,建了一个两层楼四间教室的新学校,实实在在为畲族村教育做了件大好事。习书记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边调研一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而且狠抓落实。

还有就是宗教工作。宁德是福建省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整个地区有1440多座寺观教堂,宗教徒15万人左右,是全国天主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也是当时新建乱建寺庙教堂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福安又是天主教工作的重点县,全县有10个宗教工作重点乡镇,有34个开放的天主教堂口,整个地区信教群众多、分布广,情况比较复杂。在充分调研基础上,1989年10月31日,习书记在福安主持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首先听取福安县近一两年宗教工作情况的汇报,对当时天主教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并就加强天主教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习书记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要保护合法、正常的宗教活动,限制和取缔非法的宗教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为什么能够对福安进行那样具体的指导呢?

李育兴: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对福安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主要是他在福安进行了深入扎实的调研。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期间,经常到福安调研,我能回忆出的就有以下这些:1988年7月,先后到甘棠镇观里基点村、畲族人口占60%的洋畲村、连家船民最多的甘坪村,还有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调研。1988年10月3日到5日,习书记陪同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到福安县调研赛江沿岸的绿竹带和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等。1988年11月,到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调研。1988年至1990年5月,4次到社口乡坦洋村调研。1989年初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还有1989年1月1日到2日陪同时任省长王兆国到福安调研。1988年7月到1990年5月,他先后3次到范坑乡调研,其中两次去了毛家坪特困村。范坑乡是宁德4个特困乡之一,而且地处福安最北边,毛家坪特困村又特别贫困,有一次还是冒雨在那里调研。1989年11月到上白石镇不老村调研。1996年8月6日,到赛岐镇泥湾村、湾坞乡徐江村指导抗灾与重建家园工作。1997年6月6日到上白石镇郑家山村调研闽东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次调研,他给郑家山村题词“积极探索山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赠郑家山党支部”,并在这次闽东调研中提出:“要把解决群众的脱贫安居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扶贫、扶真贫。”1996年6月,到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村调研。

采访组:请您谈谈福安县当时都有哪些具体变化。

李育兴: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即“打基础、建基地、立支柱、重软件”。“打基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比如1988年6月动工建设赛岐大桥,1990年10月1号通车;建设甘棠22万伏变电站;建设下白石三千吨级杂货码头;建设罗江万吨自来水厂;安装4000门程控电话;完成湾坞6000亩围垦工程等。“建基地”是在农业上抓了“八个基地”建设,有黑荆树、绿竹、茶叶、水果、水产等项目,形成规模效益。“立支柱”主要是抓好食品工业“五条龙”,将韩阳镇的电机电器进一步成龙配套,抓好赛岐镇的打火机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重软件”就是制定了各种政策以及“三来一补”等优惠政策。

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习书记到宁德后,很重视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当时福安县正对县里的机构进行“消肿减肥”,全县撤销合并非常设机构47个,增强职能部门的效能。根据“四化”条件调整班子,调整了10名正局级及20名副局级干部。在廉政建设方面,遵照地委和习书记指示,清理干部职工违法违纪占地建房4000多户,罚款87.3万元,清退县直机关干部有私房占公房295户、747间,还收回长期拖欠公款159万元。

三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我前面讲到,习书记很重视教育,身体力行。为了解决当时福安教育上的困难,我们筹措了1000多万元资金,用其中100多万元为福安一中建了一座教学大楼,还对全县228所小学进行改造新建工作。

四是重视联系点建设。在习书记的关心和重视下,他的3个联系点都成为1990年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的先进典型:坂中乡作“畲族之变在于加强村组织建设”的介绍;社口乡坦洋村作“坦洋上富路,党建下功夫”的介绍;赛岐铁合金厂作“发挥整体政治优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介绍,反响都很好。

应该说,当时福安县在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变化,都是与宁德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特别是习书记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同时也是福安人民发扬习书记倡导的“滴水穿石”精神、老区精神、艰苦创业精神的结果,是福安人民增强“弱鸟先飞”意识、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的结果。这些,正是习书记所期望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任期间,对宁德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重要论述?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李育兴:那时候的闽东,森林覆盖率与绿化程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森林砍得多造得少,森林赤字多达30万立方米。还有340多万亩宜林荒山尚未绿化,近50万亩林地尚未改造。但因为当时人们温饱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所以不少人的生态意识还不强。可习书记却十分具有前瞻性,他在1990年4月发表的《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强调:“要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有的地方开创‘荒坡绿色工程’,这就是一条好经验。所谓‘荒坡绿色工程’,就是依托荒山、荒地、荒滩,发展开发性立体种植业,实行集约经营,专业协作。”

1989年1月,他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闽东这样一个贫困地区,山林资源是一个重要的优势。”“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他还指出:“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从特殊的意义上理解,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在习书记提出的明确指导思想下,闽东开始绘制一幅林业振兴的蓝图,就是苦战7年,确保1995年完成荒山绿化任务。他还要求稳妥扎实抓好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如今,闽东的荒山已经遍植绿树,荒坡绿色工程惠及千家万户。抬头看看漫山遍野的青翠,就总是能想起当年习书记满怀信心的寄语。

采访组:从您亲身经历来讲,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李育兴:在我看来,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么三条。

一是树立先进典型,以其示范作用推动全局工作。1989年2月23日,习书记把8位农民请到宁德,给地区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介绍经验。他亲自主持报告会,逐个进行点评,肯定这8位农民的做法和经验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地委工作会议上,搞了一个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里面涵盖了71个典型人物和先进集体。习书记亲自为《滴水集》写序,讲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是滴水可穿石。他写道,“改革开放这十年,闽东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成就和变化是来之不易的,是闽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辛勤工作的结果,它凝聚着广大群众干部的心血,体现着滴水穿石的精神。”再就是滴水能够映出太阳的光辉。他写道,“在获取成就和推动变化的过程中,闽东人民的先进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有靠勤劳起家、科技致富的新型农民;有精明开拓、活跃在商品经济舞台上的企业家;有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的山村女教师;有把穷山沟引上致富路,树立了党的光辉形象的‘战斗堡垒’等等。在他们身上展示了‘不耻落后,意气奋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他又讲道,“滴水聚成的涓涓细流,将汇成江河奔腾向前。《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发挥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

二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他往往能够在务实的基础上把眼光放长远,以大气魄、大胸怀来规划全局。作为一方的领导,他不仅抓大事,而且作决策、干工作非常注重符合客观实际。比如在宁德,习书记一方面肯定各地有发展思路和举措是好的,体现的是干事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适当“泼凉水”,让干部群众意识到急于上大项目是不切实际的,“抱个大金娃娃”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他当时在闽东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好农业和工业,把近期和短期的事先抓好,既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谋长远的发展,又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跨越发展。从他发表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当年对闽东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1992年,习书记在福州提出“3820”工程,制定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会考虑20年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习书记立足长远、放眼全局的战略思维。

缩小山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提高全省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海峡两岸繁荣带,是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其根本途径在于实现山海联动发展。1998年初,在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领导下,我们组织全省9地市、55个省直单位进行8个月的调研活动,提出了意见与建议。1998年11月召开的福建省委六届九次全委会上,通过了两个决定,一是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二是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在习书记领导与总策划下,撰写了《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一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山海联动发展的战略选择、目标定位、实现途径等进行明确阐述,便于指导和实际操作。书中关于“加速推进山海协作的战略构想”的实施步骤,分3个阶段共12年时间实现,每个阶段都有主要目标任务及要求,考虑得十分全面,策划是高瞻远瞩的。

习书记任省长以后,还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理念,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请专家进行论证,他还亲自到北京汇报情况,中央有关部门作出了批复。如今,生态建设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早在十几年前,习书记就已经展现了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三是具有开拓精神,注意工作效率和成效。他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统战工作,有两项工作很有开拓性:一项是召开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当时,省四套班子中与统战工作有关系的部门、团体近10个,常发生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从1996年至1999年4年间,习书记共主持召开了10次统战工作联席会议,避免了工作重复安排或互相扯皮现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效,反响很好。还有一项是开展省海外联谊活动。习书记分别于1997年12月、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深圳或珠海召开香港、澳门地区顾问、理事扩大座谈会,探讨新形势下福建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每次都有100多人参加,加强了闽港澳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这样开会大大节省了港澳同胞往返时间,也大大提高了座谈会的参与度,深获港澳同胞赞誉。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日常生活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李育兴:习书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亲民。他到闽东就讲“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并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他认为只有到基层去调研,才能知道人民的疾苦,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和盼望,了解群众的思想和困难。一到闽东,他就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对老区少数民族群众更有感情。调离闽东的时候,他专门到挂钩点福安县和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寿宁县,以及3个联系点去告别,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习书记非常尊重和关心老同志,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时常去看望老同志,对老同志嘘寒问暖,老同志有什么困难都尽力帮助解决。福建省老区办主任对我讲过,习书记调离福建的时候,还不忘通知老区的老同志来一起吃个饭,叙旧、谈心。这其中,习书记跟项南同志的友谊令我印象尤其深刻。项南同志思想很解放,习书记非常尊重他,一有机会就向他请教。习书记最后一次见项南同志,刚好是我陪他一起去的。那是1997年11月10日。这之前,我随习书记到印度出访,9日回到北京,10日下午他就叫我陪他去看望项南同志。我们到了以后,看到项老西装革履,精神矍铄,原来是当天晚上要参加两场与全国扶贫基金会有关的接待活动。项老看到习书记非常高兴。习书记给他介绍出访情况、福建情况,两个人谈兴很浓,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项老还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结果万万没想到,项南同志就在当天晚上10点半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他们两人超越年龄的友谊令人感动,这份友谊的根基就在于两个人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之心。

习书记对基层干部非常关心。习书记跟福安县坦洋村支部书记刘少如关系很好,有一次他到宁德调研,听说刘少如生病住院,他就到医院里去看望,还交代医生要认真治疗。刘少如的孩子刘智勇到福州去见了他好几次。刘智勇回忆说:“1989年7月,我有幸与习书记一起参加全省党建研讨会,一周的接触中,他总是令人感觉那样的随和友善,极具亲和力,促膝交谈中虽言语平淡,我却能时时感受到他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刘智勇说,习书记教导他要干正事,走正道,树正气。1997年到2000年,习书记还曾两次接见他,每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农村的朋友,你来了!”刘智勇有一次向习书记反映福安准备开发白云山旅游项目的事情,习书记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事,认真看完刘智勇带来的项目报告。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都是把自己放到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和老百姓交朋友,为人民尽心尽力干实事。

习书记非常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但他对干部的要求很严,如果干部做得不好,他就会严肃认真地批评。不管是在宁德还是在省里,他都很注重讲究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

习书记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在地委大院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从他来到走都没有改变过,他坐的车也是旧车。习书记的廉明还体现在他对家属要求很严格,在宁德时,彭丽媛老师来,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讲的几句话闽东人至今都还记得:“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你发财就不要想当官,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些告诫避免了不少干部犯错误。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的经历,对他人生发展以及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李育兴:总体来说,习书记主政宁德的两年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宁德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形成地和实践地。我感到,这其中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闽东独特的地理条件。闽东有山有海,是他接触山海的开始,山区怎么发展,海洋怎么发展,山海如何协作发展,如何念好“山海经”,给他提供了不少实践的样本。

二是闽东独特的区情。“老、少、边、岛、穷、教(宗教)”,闽东方方面面都涵盖了,为他日后处理类似问题积累了经验。在闽东的工作经历,也让他对老区的历史、老区的精神、老区的贡献、老区的牺牲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使他更加重视老区工作与老区的发展。闽东畲族的现状与困难,畲族的特点,畲族同胞对革命的贡献,会加深他对畲族同胞的感情,宁德的经历对他如何指导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闽东作为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贫困群众的困难及期盼,习书记了解得十分清楚,如何带领他们摆脱贫困是习书记主政宁德两年的一项主要任务,这方面的思路、实践、成效及经验,他已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作了分析和总结,对他以后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了很好经验。闽东的宗教工作突出,当时是宗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习书记多次专题调研宗教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措施。闽东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宗教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宗教政策及如何做好宗教工作有不少认识与体会。

三是当时独特的“时、势、位”。1988年到1990年,正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机,又是经济上治理整顿的时机,所以“懂形势,知全局,明精神”很重要。习书记把握整个全局和形势,将中央精神同宁德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审时度势做好工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成为他从政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四是独特的使命。习书记主政宁德后,担子重了,责任大了,管理宁德地区9个县,既是锻炼,又给了他发挥作用、有所作为的空间。我感到宁德工作给他很多启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谋全局,一个是谋万世。“不善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从全局考虑很难做好当地工作;“不善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考虑长远的发展,就很难对当下的发展有清晰的思路。所以习书记的发展思路都考虑得很全面、很长远。

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那段岁月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从他身上学到的知识、修养、工作方法,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对我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良师益友。

(转载自2019年5月27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二):“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

即时 | 2020-10-23 07:23

我认真回想了当年习书记在宁德施政提出的那些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比如,他说宁德的扶贫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所以他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既讲“弱鸟先飞”,又讲“滴水穿石”,这两者与“四下基层”一起构成他在三个层面上关于闽东发展的思路。

采访对象:

吕居永,1926年生,山西泽州人。历任宁德地区福安县委书记、寿宁县委书记、古田县委书记、连江县委书记,1980年任地委副书记、副专员,1983年任地委书记,1988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农经委主任。1993年12月离休。

采访组:吕老您好!您是我们这次在福建采访的同志中最年长的一位,习近平同志当年是从您那里接任宁德地委书记的,能够听您讲他当年在宁德工作的事情,我们感到很荣幸。请您先讲讲当年交接的情况。

吕居永:1988年3月,我在福州参加省里的两会,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同志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接我的班,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早已过了任职年龄,有年轻人来接替我,我当然很高兴。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当常务副市长,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各方面反映很不错,我就和陈书记说:“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最合适了。因为宁德是革命老区,他是老革命的后代,所以他对老区肯定有很深的感情。他到宁德去,我完全赞同。”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交接的时候谈了哪些内容?

吕居永:我主要向他简单介绍了宁德的区情、社情和经济发展情况,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习书记听得很认真,一直没有插话。我讲到最后,对习书记说:“闽东人民很欢迎你到闽东来工作。”他当时讲了两句话:“你们在闽东工作了将近40年,很艰苦,也很光荣。我是来向闽东老区人民学习的。”之后,我还要到政和县去调研,我们也没顾得上一起吃中午饭,就告别对方各自忙起来了。后来我听说,习书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闽东9个县,相信在他的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了闽东发展的一个框架。群众都反映,别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新书记来了“不烧火”,而是在山里面转了一大圈,调研工作做得扎实,做得深入。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习书记根据自己一个多月的调研实践,总结出宁德的三个“三”,就是三大特点、三大弱点、三大优势。三大特点包括:一是革命老区,9个县都是重点的革命老区;二是少数民族畲族的聚集区,全国的畲族集中在福建,福建的畲族集中在闽东;三是贫困,宁德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所以被称为“老、少、边、岛、穷”,占全了。

宁德还有三大弱点。第一个弱点是交通闭塞。那时候福州到宁德之间只有一条福安公路,全程要走4个小时。宁德内部交通条件也不好,到福安要走湄洋岭,到周宁要经过油岭、愁岭,到寿宁要经过车岭。第二个弱点是没煤少电。当时宁德只有一个小型水电站,没有水库,只能靠河流发电,丰水期有电,枯水期就没电,发电基本靠天。第三个弱点是群众思想观念陈旧。大多数人认为种田是为了吃饱肚子,养猪是为了过年,养鸡是为了买油盐,小农经济思想严重。

宁德也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是政治优势,就是我刚才讲的,有老区这个光荣传统;第二个是山海资源优势;第三个是宁德劳动人民的淳朴风气和艰苦奋斗精神,形成了一种人的优势。

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给闽东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您对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深刻印象?

吕居永:虽然在宁德期间,我和习书记没有工作交集,但他非常尊重老同志,这种尊重不是挂在嘴上讲的,而是体现在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

首先,体现在用车上。当时和习书记一起新上任的有四个人,一个是习书记,另外有两个是地区副专员,还有一个是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为此买了两辆新车。习书记作为新来的地委一把手,挑一辆新车做专车一点不为过。可他不要,一定还要坐我原来那辆旧车。我那个车出过一次事故,大修过,按理讲是不安全的。可他坚持不换,司机也还用我原来那个。我感到,这是对我这个老书记的一种尊重。第二,他接任我以后,还是用我原来那间办公室,他也不换,更没有装修。第三,我清晰地记得,1988年11月27日,宁德地区召开了一个三级干部扩大会,地县乡镇的领导干部都来了,规模比较大。习书记专门邀请我去参加,还要我在这个会议上讲话。我当时想,我已经退下来了,而且前面几个书记、专员都就具体工作讲得很全面了,我参加一下就行了。可他很坚持,说:“你是老前辈,是长者,一定要讲一下。”为了不同之前那几位领导讲的内容重复,我讲了关于林业工作的一些情况。我说闽东在经济上与其他地区存在差距,林业上的差距更大,这个问题我自己有责任。因为我在闽东工作39年,闽东大部分的山还都是光头山,幼林多,小林多,稀林多,树枝打的多(是指把树杈都砍掉,只剩下一个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跃进”时搞大炼钢铁,把树都砍没了。我们在森林问题上欠了债,如果再不重视,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还结合之前习书记他们讲的内容,提出了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认识问题,二是政策问题,三是领导问题。

当时我讲这些话都是即兴的,有感而发的,没有稿子,本以为讲完就完了。结果会议结束以后,习书记让地委办公室的同志把我的讲话整理出来,还印成文件发下去,让各单位学习,令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先后调到福州和省委工作,你们同在福州,您和他还有工作和生活上的交往吗?

吕居永:习书记回到省委当副书记以后,我们工作上的接触和交流就多了起来。那时候我已经从人大退下来,到老区建设促进会工作,他当时正好分管我们这个促进会,所以我们经常联系。他很看重我在闽东工作几十年的经历,每次到闽东调研都要叫我跟他一起去看看,看完还很认真地听取我的意见建议,前后大概四五次吧。他下去调研从来不坐小车,都是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坐中巴,随行的除了秘书长李育兴同志,还有一些涉及农村工作的厅局长。

有两次让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是我陪他到福安县徐家塘村,台风来了以后,海水把塘体冲垮了,全村七八十户人家都受了灾。习书记冒着台风再起的危险,到村里去看望农户,不停地嘘寒问暖。还有一次,我们到上洋村和半屿村,这两个村的塘体也被洪水冲垮了。习书记知道以后,要求当地尽快把塘体修复,把3000多亩地保护起来,并提出在这片地上建一个工业区,既保护了土地,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通过这两件小事,我感觉习书记这个人,对人民群众有情怀,对工作又很有想法。

生活上,我感到习书记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我讲一件亲身经历的故事。大概是1988年,我和老伴儿从福州回宁德探亲,当时我在人大农经委也给配了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车回去了。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刚好请假也在宁德。我听说彭丽媛去宁德的时候,习书记没有用自己的车去接她,是让她坐班车过去的。等到要回来的时候,他知道我也要从宁德回福州,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说第二天就回去。他问我:“回去都什么人坐你的车?”我说就我和老伴儿两个人。他说:“彭丽媛要回去了,顺路搭你那个车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心想,他作为地委书记,爱人难得过来探望他,他派自己的车专门接送一下,再正常不过了。可他却没有,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让我很敬佩。

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回宁德过中秋节。当时地委有几个同志家属不在身边,习书记是其中一个。我老伴儿说,把他们几个叫过来吧,咱们一起包饺子吃。习书记一听,很高兴地就答应了。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他头发很长,就情不自禁地说:“习书记你这头发太长了,怎么也没去理一下。”习书记憨憨地说:“您知道到哪里去理发吗?”我老伴儿就把宁德一个我们经常去剪发的老师傅地址告诉他了。我们都没想到,他每天忙于工作,竟然连剪头发的时间都没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和您还有交往吗?

吕居永:2010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到厦门开会,路过福州,提出要到宁德去一下,并专门通知我和其他两个同志一起到宁德去跟他见面,还拍了照片。2014年底,习书记到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后又回到省里参加各种会议,非常忙碌,最后也没能和我们这些故交见上一面。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习书记从福建临走时,特意交代省委办公厅,他说:“请跟老同志们讲一下,这次我实在没有时间和他们见面,请代我转达对他们的问候。”大国领袖,行至于此,令人动容。

采访组:听您讲了这些,我们也感到习近平同志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共事过的同志们的情谊。

吕居永:我感觉,习书记这个人有几个特点:第一,知识面很广。古今中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军事都很了解,什么都懂。第二,思维能力很强。他提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既是他个人从政生涯的深刻体会,也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树立的科学思维方式。第三,作风扎实。他这个人只讲实的,不讲虚的。他跟我们讲过,讲话要讲四种话:讲真话、讲实话、讲短话、讲对群众有用的话,而不要去讲那些大话空话,更不要讲假话。第四,生活朴素。我刚才讲了一些他到宁德生活简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的例子,这些情况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听说你们要来采访我,我认真回想了当年习书记在宁德施政提出的那些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比如,他说宁德的扶贫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所以他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既讲“弱鸟先飞”,又讲“滴水穿石”,这两者与“四下基层”一起构成他在三个层面上关于闽东发展的思路。“弱鸟先飞”,就是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充分发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闽东之光”,发扬闽东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走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先飞之路”“快飞之路”;“滴水穿石”,就是要拿出百倍的信心、耐心、恒心,树立长远规划,一任接着一任干。他还提出“扶贫先扶志”,先摆脱“思想贫困”,再摆脱“经济贫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理念和观点。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工作那两年,在思想、作风、精神等各个方面,都为宁德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带领山沟沟里的闽东人抬眼观察和拥抱外面的世界。记得2010年相聚的时候,他很高兴地对地委班子说:“过去我说,宁德不能指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这些年,一任接着一任干,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三都澳也开发了,闽东人的愿望实现了,‘金娃娃’不也就抱上了吗?”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他超群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指导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赢得了党心,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军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最强大的时期。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赢得了20多次掌声,赢得了来自世界的普遍赞誉。如果要问他赢得这份尊重最终根源在哪里?我想还是因为他赢得了人心。人心就是群众,就是他自始至终牵挂不已的人民。

(转载自2019年5月24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一):"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

即时 | 2020-10-22 07:39

以前离任领导交接都是在办公室,可他不这样做,他说要下基层,我觉得很有深意。交接在基层这一崭新方式,我体会有三点意义:一是习书记亲力亲为,是践行“四下基层”理念的典范;二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嘱托;三是调离宁德,他最牵挂的还是基层干部群众。这就是“交接在基层”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对象:

陈增光,1939年7月生,福建寿宁人。1984年至1990年任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90年5月接续习近平同志任地委书记。1995年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2003年退休。

采访组:陈主席您好!当年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对他在宁德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请先介绍一下他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

陈增光:好的,我结合过去与习书记共事的情况,做一点回忆、介绍一些情况。

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工作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领导,而是向基层要真相、要思路、要答案的务实领导。

他来报到后几天,在地委、行署班子及老同志见面会上作了一个讲话。他说: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到闽东老区来工作,为老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我到这里毕竟人生地不熟,还是要靠大家充分献策,你们提出的合理意见,我一定会采纳,也一定竭尽所能,在任期内为闽东多做一些事情。

他的讲话很简短,也很朴实,一下子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很多老干部当时就“不客气”地提出了要求:习书记,你来宁德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因为你是北京派来的,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弟,我们对你寄予很大希望。我们这里太贫困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多弄一点项目、多弄一点资金,把我们的基础设施改善一下?

当时的闽东人太想一步就富起来了,特别是对“三个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一是修通福温铁路,即福州到温州的铁路;二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三都澳原本是个军港,口子小,肚子大,是对台军事战略要冲,这是闽东一大资源优势,但当时明显还不具备开发条件;三是建设中心城市,形成宁德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习书记当时只有35岁,面对广大干部提出的这三点期望,并没有摆出要烧“三把火”的架势,而是表现得非常沉稳。他说,我会把大家的意见记在心上,尽力而为,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来实现。然后他对我们地委行署的几位同志讲,要把老同志的建议和干部群众的问题放在心上,走出办公室,到基层去寻找思路,到基层去寻找答案。

果然,没过几天,他就带着地委的干部以及有关委办局的同志到基层去调研。很多机关的同志都很纳闷,来了一位新书记怎么一直没见到面,其实他人早就到基层去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到宁德就下基层调研,一去就是一个多月。您一直同他在一起,请讲讲当时下乡调研的故事。

陈增光:7月初到8月初,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陪着习书记一个县一个县地跑,把宁德下辖9个县市全部跑遍了,之后又到温州考察。他说:“温州离宁德北部那么近,却发展得这么快,到底有什么奥妙,我们应该过去看一看。”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宁德的福鼎县离温州的苍南县等地很近,温州的发展对宁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习书记走基层有几个特点。第一,到每个县调研,肯定都要先听各县班子的工作汇报,但他不提倡念稿子。他对县里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念稿子,了解多少就说多少,记住多少就讲多少,你念稿子上的东西我还很难一下子记住,不如咱们这样脱稿交流效果好。你们放心讲,讲不下去了可以看一下稿子,讲得下去就讲出来。”他后来跟我讲,这就是考核干部的一种方法,看他的精力有没有用在工作上,如果是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肯定讲得出来,不一定要念稿子,如果是别人做的事情而且又是秘书写出来的,他就离不开稿子。

第二,他喜欢看县志。习书记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阅当地的县志,他说不看县志就不了解这个县的过去和现在,就难以深入认识县情,光靠我们这样跑了解不够。

第三,他注重走访。每到一处,他既走访一些企业,也走访一些村庄和农户,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而不仅仅停留于听汇报。他在各个县的讲话也都很简短。

采访组:那你们一个县一个县走下来,都各有哪些具体情况呢?

陈增光:我们随他调研的第一站是古田县。这个县因古田溪而得名,不是闽西龙岩市上杭县的那个古田镇。到了这里,习书记肯定了食用菌产业是古田的主要发展方向。当地的食用菌是利用林木树枝、后来利用棉籽壳为原料进行种植的,品种主要是香菇、银耳等,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又提高了产值。他说,这是农民的创造,是一项技术成果,一定要好好发展。

到了屏南县,他听说这里曾经留下过这样一句话:屏南屏南,又贫又难。他说屏南县虽然现在经济不发达,但我们不能把它讲成“又贫又难”,而要看到它是大有潜力、大有希望的,多讲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话,不能自己把自己看扁了。

到了周宁县,了解到这里有个鲤鱼溪,自然生态很好。鲤鱼溪还有一个典故:几百年前,沿岸有两个村不和睦,经常发生械斗,他们的先人就想到在溪里养鲤鱼,这样就不怕对方在水里下毒,因为一下毒,鱼就会被毒死,也就知道水不能喝了。渐渐地,整条溪里就有了几千尾、几万尾鲤鱼,就变成了鲤鱼溪。习书记听了这个故事就讲,鲤鱼溪有文化、有传统,可以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当地发展。随后还走访了一个叫黄振芳的林业大户,得知他在山上造了一大片林,把整个家都搬上山去了。习书记冒着雾雨亲自上山看望,并说:“你的做法是山区致富的一个方向,你是致富的一个标兵,一定要坚持下去,有什么困难我帮助你。”当时他还在现场栽种了三棵杉树,如今木已成林。习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也提到了黄振芳,说:“周宁县的黄振芳家庭林场搞得不错,为我们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他后来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类似观念了。

到寿宁县调研,他突出推崇两个人。一个是冯梦龙。冯梦龙当年在寿宁当过知县,留下一本《寿宁待志》。对这本书,习书记尤其喜欢。他说冯梦龙这个人很有贡献,把这本书起名为《寿宁待志》,表明没有把事做满,而是留下空间,让后人去填补,所以叫“待志”,说明这个文人有水平、有境界。另外,冯梦龙提倡男女平等。过去寿宁有一个陋习,就是一定要生男孩,如果生了女孩就会扔掉。冯梦龙当知县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他很不满,就在县上的凉亭里贴了一个布告,标题是“禁溺女告示”,大意是说“男人女人都一样,你的母亲就是女人,没有你的母亲哪有你”。习书记了解了这个布告以后很感动,说一个封建朝代的历史名人,能有这种民主精神和进步观念,让人敬佩。冯梦龙还创立了“无讼”的理念,提倡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这样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人来申诉了,也就是“无讼”。习书记还推崇一个人,就是焦裕禄。他说:“寿宁基础条件较差,百姓生活困难,要有焦裕禄式的干部来做事,要以焦裕禄的精神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他在闽东两年时间里,这两个人他反复讲,就是推崇他们的为官品质和为民情怀。

到柘荣县调研的时候,习书记看望了一位叫郑帮德的老同志,是乍洋乡五蒲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方面表现出坚定的意志。郑帮德遇到很多困难,像暴雨、台风、孩子生病等等,但都没有挫败他的意志。当时有记者称他是“三灾六难不低头的支部书记”。习书记十分注重抓典型,他说,郑帮德就是个标兵人物,支部书记如果都像郑帮德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更快更好。后来,习书记还邀请郑帮德等8位农民到地区机关给副科级以上干部现身说法,讲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体会。习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并对每个人的发言作了精彩点评,使大家深受教育。

然后就到了福鼎县。福鼎在宁德来讲最靠近温州,也是开放程度比较大的地方。习书记很肯定福鼎改革开放的经验,他说福鼎经济在整个闽东走在前面,就是靠改革开放,积极学习温州经验,搞活民营经济。

到霞浦的时候,我本来拿了一本《霞浦县志》给他看。当天夜里,他忽然找到我说:“你帮我找一本福宁府的府志吧。”过去福建又称“八闽”,有上四府下四府,宁德叫作福宁府,相当于地委这样的机构,他就要看这个府志。我当时傻了眼,到哪儿去给他找这个府志啊。市面上找不到,我们就请人去文化馆找,还真找到了一本,他就拿去看了。我当时就问:“习书记啊,咱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么辛苦,你还要熬夜看书,能吃得消吗?”他说:“增光同志,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

在霞浦,习书记就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讲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老百姓也称“官井洋半年粮”,因为这里一直盛产大黄鱼,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百姓在这一带搞好养殖,等于把半年的粮食都解决了。习书记说:“这是我们闽东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既要把它保护好,也要把以养殖业为代表的海上经济带动开发起来,让老百姓都富起来。”

在福安调研的时候,习书记充分肯定闽东电机的发展。闽东电机是当时全国一个金牌产业,在我们闽东来讲也是工业上一个龙头品牌。他说,要想方设法不断提升这个品牌的效益和影响力,带动更多企业发展。后来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在福安县坂中乡搞了一个电机电器开发区,也是闽东的第一个开发区。叶飞同志在老区建设60周年的时候回来视察,看到这个开发区,还题了词:“大有作为”。直到现在,闽东电机电器也是福建省的龙头产业。

我们调研的最后一站是宁德城关,也就是现在的蕉城区。习书记在这里提倡选树老区革命英雄典型,以历史人物的精神力量感染和带动群众。还要求我们对当地的养殖业做好宣传工作,因为这里盛产海蛎,有一种叫作二都蚶的海产品很有名。他说:“一定要发展地方的特色产业,优势就在特色,特色又需要环境基础,一定要把每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发展好,把培育特色的环境保护好。”

在调研中,习书记还有一个创新的做法,就是对部队建设和人武部工作特别重视,特别有感情。他到任没几天,就要我陪他走访海军驻三都礁头部队,极大鼓舞了全体指战员。每到一县汇报,都要县人武部领导参加,并听取意见。逐县调研之后,思考提出进一步完善加强军转干部安置、驻军家属就业、子女就学以及部队支持地方建设等优惠办法和措施。他说,军政军民关系要在办实事中进一步密切,党管武装要在落实各项任务中,体现真管真抓。一时间,全区拥军优属工作出现崭新气象。

采访组:您刚才逐县回忆了习近平同志当年调研的情景,历历在目,也让我们对宁德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您认为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对他之后在宁德开展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陈增光:9个县跑下来,习书记作了一次全面总结。当时讲话不长,我记得不到一个小时。形成的文章后来收录在《摆脱贫困》中,就是这部书的第一篇《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

当时他在会上就提出,宁德的发展,要立足实际,不要有超过现实的思想,更不能心急,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拿出锲而不舍的干劲。他说:“我们每个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都是为宁德发展历史做一层铺垫的贡献,你不要认为在你的任上可以轻易地起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切实际的。”他讲这样的话,大家听了很服气。一般的领导来都是大讲特讲,要在这里搞一个什么大事,在那里起一个大变化。可习书记不一样,他提出“滴水穿石”,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做事情,久久为功,而不是急于求成。还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对于“弱鸟先飞”,我的理解就是要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我们虽然困难很多,但还有很多优势,可以先飞,也可以高飞、可以快飞,思想上、精神上要有这种自信和准备,观念上必须更新。他就是这样辩证看问题的。

实践出思路,调研出成果。他的这次讲话在闽东吹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整个地市各级干部的情绪和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他的威信也自然而然树立起来了。他刚来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这么年轻的同志来我们这么困难的地方当书记,担心他能不能压得住阵、能不能打开局面。经过这次一个多月的调研,听了这次鼓舞人心、令人眼前一亮的讲话,大家都对这位年轻有为的习书记心服口服。

采访组:当时正是福建酷暑季节,你们在基层跑了一个多月,艰辛程度和工作强度应该是不小的。这方面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陈增光:印象深刻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当时那真叫一个热啊!人站在室外,就是不走路,几分钟下来就得被湿漉漉的桑拿天捂出汗,更不要说他连续一个多月在基层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可习书记不仅很有毅力,而且从不提什么特殊条件,始终和大家同等待遇。

他平时穿着很简单,脚下一双解放鞋,身上一件的确良短袖衫,日头大的时候就顶个草帽,有时候脖子上围条毛巾,手里拿把折扇,热了就擦一擦,扇一扇。我知道他是中央老领导的后代,但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高干子弟的样子,比平常人还平常,下乡调研也从不讲究吃住,老百姓住什么房他就住什么房,老百姓吃什么饭他就吃什么饭。有时走路走得全身都湿透了,他就找个地方拿水冲一下,就当洗澡了,非常简单。

那一个多月陪他下乡,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到福安县的坂中畲族村。畲族待人最高的礼节是吃“糯米榯”,就是糯米煮熟,合着花生、芝麻一起做成团,滚成一块一块,取个“时来运转”的好兆头。一般只有相当高规格的人,也就是贵客来,他们才这样接待人,因为非常耗费精力,光是准备食材就得准备几天。这个“糯米榯”有一个特色,就是吃的时候要用手抓,像咱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类似的习俗。大家盘腿围坐在一起,拿一盘放在中间,直接用手抓一个吃。当时陪着习书记在那里调研的时候,我怕他吃不惯、觉得不卫生,我就说:“给你拿一双筷子吧。”他说:“那怎么行?人家用手抓,我们也用手抓,你拿了筷子不是让人家觉得,你当官的吃东西都和老百姓不一样么。”说着他就也跟大家一样盘腿坐在那里,抓起一块,放进嘴里,还连连向畲族的群众竖大拇指,说很好吃。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从很小的细节处都很懂得如何理解群众、贴近群众、融入群众。当地老百姓说,哎呀这个地委书记怎么这么朴素啊,跟我们一样的吃东西。就这样,一边喝茶,配着吃这个“糯米榯”,一边和百姓拉家常,大家感觉跟他没有任何隔阂,明白这个习书记真是来跟我们谋发展、交朋友的。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屏南县。他当时去走访一位“老革命”,他们当地最高的礼节是艾叶冲蛋。艾叶是一种中草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拿它冲开水,再用这个开水直接冲打碎的蛋液,再放一点砂糖,就叫作艾叶冲蛋,这也是接待贵客的,一般客人来只有茶叶。当地老百姓听说习书记要到家里来,很高兴,就做这个艾叶冲蛋给他喝。但这个东西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开水不够热,蛋液容易不熟,喝了不容易消化。我怕习书记刚到宁德,水土不服,胃吃不消,我说你不要喝了,表示一下就好,毕竟我们本地人喝习惯了,没有什么。可他不在乎,说老百姓叫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吃掉,然后捧起一碗就喝下去了。那个老百姓高兴坏了,说这个书记可真好接待呀!

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习书记和群众拉近关系不是靠嘴上说说,都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做的,把自己放在和群众平等的位置上,所以群众都很欢迎他,也很愿意主动和他接触,和他讲心里话。这些都让我们深受教育。

采访组:听您讲这些故事我们也很受触动,很受教育。我们还听说习近平同志当年曾“三进下党”,对下党有着特殊的感情。请您给我们讲讲他“三进下党”的故事吧!

陈增光:去下党乡是在他对宁德9县进行调研之后的事情。当时宁德有4个特困乡,分别是下党、范坑、北壁、洪口。这4个乡习书记总共跑了3个,都一一帮助他们解决过问题。就剩下一个北壁,在一个海岛的边上,实在太偏僻了,路又陡,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建议他去,怕来回有危险。他离任后还特别跟我讲:“我留下一个特困乡没有走完,你以后要替我去走一走。”我接任后,曾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去调研,转达习书记问候,并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议定帮扶措施。我退下来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把这个北壁作为我的扶贫挂钩点,每年去一次,到那里搞现场办公,现在北壁已有了一定发展。凡是他交代做的,接任班子同志都会按照他的交代去做去落实。

他第一次进下党是1989年7月19日。在那天之前,我们地委召开了一次贫困乡党委书记座谈会。下党乡的党委书记叫杨奕周,胆子很大,当时在会上就站了起来,说:“习书记啊,我这个乡的书记难当啊,下党太落后了,你能不能到我那里去看一看?”习书记就问他怎么个落后法,他说:“第一,财政上拿不出钱,干部的工资发不出。第二,教育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电影队来放电影《上甘岭》,很多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就去看电影了。可是看完了都不走,蹲在那个地上找东西,我们就过去问他们,你们找什么?孩子们说‘我们看到他们打仗,想看看地上有没有留下子弹壳’。您看,这里的孩子们这么大了都不懂得什么是电影,教育太落后了。第三,贫困户太困难,有一对夫妇,穷到什么程度?出门的时候要合穿一条裤子,就是谁出门,谁就把家里那条唯一的新裤子穿出去,回来再脱下来,换给另一个人。”习书记说:“这是真的吗?”杨奕周说:“是真的,你不信就来看一下。”结果,没几天,习书记就带上机关几个同志,连同18个相关委办局的同志,一共30多人,踏上了去下党的路。

当时我陪着他,从地委到下党,用了好几种车。先是我们的小车送到寿宁县城,后来是军用吉普车送到岔头坂,然后就没有通车的路了,我们就下来沿着山路往下走,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怕他吃不消。因为我们毕竟是本地干部,既要让他的工作顺利开展,又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能让他出危险,也不能让他中暑。但我看得出来,他有基础,因为他当过知青,是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的。尽管如此,他后来回忆这次下党经历,仍然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这两个词来形容。当地老百姓自发在中途给他送祛暑茶,他拿起来就喝,喝完继续走。

到了下党,他已经汗流浃背了。当地干部在村口的鸾峰桥上拉起一块塑料布围了个小圈,他在里面拿了一桶水,从头到脚冲下去,然后换了身衣服,歇都没歇就组织开会。

当时下党没有办公用房,我和习书记到了下党,就在那座叫鸾峰桥的廊桥对面的小学校开办公会。他们摆了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习书记对杨奕周说:“你坐中间,我们两个坐在边上,听你讲。”老杨一下子就紧张了,手发抖,说:“你让我坐在那儿我讲不出话来啊。”习书记就讲:“我们尊重基层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地坐在当中,讲给我们听。”老杨平复了一下,就坐到中间去讲了。我刚才说当时去下党带了18个委办局的同志,习书记把现场反映的问题当场交办给各部门,让他们限时解决,比如基本办公设施、干部基本食宿、通水通电等等。

那次去下党,再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的脚磨出了泡,我们在县里给他找了个医生简单处理一下。处理完以后,我们都以为累了一天该睡觉了,没想到他竟然还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书。我的秘书听说了,跟在他后面想给他出钱,可他不肯,说:“我自己买书自己出钱。”他这个人就是很爱学习、很爱看书的,平时走到哪里,看到有什么好书、自己又喜欢看的,他就买下来。他还曾对我说,不同观点的书都要看,看完以后进行独立思考,这样有助于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思维。

一周之后,1989年7月26日,下党遭遇一场洪水。习书记本来陪同时任福建省长王兆国同志到福安视察救灾,听说了下党的灾情,当即决定前去察看。路被洪水冲垮了,可他当时坚持要走进去,说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我们就慢慢走,真可谓披荆斩棘、几番涉险。后来我们终于走进去了,见到了群众。他慰问了几个受灾户,了解了他们的受灾情况和基本供给,停留了许久。这天到下午两点才回福安吃午饭。

1996年8月7日,他已经到省里工作,仍然非常牵挂下党,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组织人再进下党,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了乡公路建设和下屏峰村灾后重建问题,还调研了清源乡花菇产业发展情况。

20多年过去了,下党人至今都忘不了当年习书记三进下党、对下党的关怀和恩情。他赤诚的为民爱民情怀,都被这片大山深处的百姓们牢牢记在了心里。更加难得的是,那个当年在地委大会上站起来“放炮”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成了习书记一位非常要好的基层朋友,习书记经常把他请到家里交谈,老杨后来还去浙江看望过他。后来他生病,习书记还给寄过药。他不幸过世之后,习书记还对他的家人给予帮助。习书记对基层干部的这种爱护关心,对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不仅对下党这样的贫困乡镇充满深情,而且积极推动“四下基层”,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积极贴近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陈增光:习书记在宁德期间跑了很多地方,最远的到过福鼎县的嵛山岛,这是闽东最大的一个岛屿,但当时还有待开发。去的海拔最高的地方是屏南县的仙山牧场,860米高。他还在那里举办了一次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住了5天,这也是地委读书班第一次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办。他在班上大力宣讲闽东的资源优势,包括宣讲仙山牧场良好的自然资源。他还对办读书班提出要求,说读书不能关在办公室里面,要走出去到外面一边看一边学。

关于“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理念是他在接待来访群众的时候形成的。我们宁德行署每月都有一个接待信访日,他在霞浦县亲自参加接待。那天来访的群众很多,估计有五六十人,每一个人他都接待,然后把问题记下来,有的当场就批,有的向群众承诺带回去办,还有的现场就提出转给哪个部门。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几个班子成员当场找相关人员谈话,并把了解的情况分门别类交给他的秘书。

那次回来之后,他不是参加完接待就过去了,而是深入思考这个事。他在想,人民群众有这么多来访,我们应该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制度,既让群众满意,也让群众好找。所以他把实践中的积累归纳成“四下基层”,地委领导都要带头到基层接访,各县各层各级都以此类推。我们一确定接待日期,就马上向老百姓通知,老百姓知道书记要来,就可以向书记反映问题。习书记说:“这样把别人找我们,变成我们上门去,也是工作方法的一大创新。”这种做法,闽东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习书记政治智慧独特,概括能力很强,又非常善于思考,能够把理念性的观点,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高度,再结合实际情况归纳提炼成施政举措。他在宁德提出的“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是当时指导工作非常有效的创新措施,我接任后坚持这种理念开展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干部始终遵循的工作思路,对宁德的发展发挥了长效作用。

采访组:为民办实事,是习近平同志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一以贯之的。请您介绍一下他为宁德百姓办实事的情况。

陈增光:这方面他做得太多了。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造福工程。这个名字虽然不是他在宁德期间提出来的,但这件事是他在任时就提倡并推动的。他当时倡导,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闽东贫困面这么大,扶贫发展很困难,需要有一个具体载体,比如先把分散居住在山上的群众搬迁下来。凡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都把群众迁出来,集中到水电等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我接任他当地委书记后,继续做这件事。按照他这种做法,搬迁的群众后来大都过上了好日子,对党衷心拥护,有的在自己家门口贴上对联,上面写着:造就一方新天地,福到农家感党恩。这上下两句的第一个字“造”“福”,和习书记讲的不谋而合,我们就正式把这个搬迁工作定名为造福工程。这个工程当时还被列为全省一个为民办实事项目,作为常规性的扶贫项目,成为我们福建省的一个品牌。

第二件事就是实现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宁德霞浦和福安一带沿海有一批渔民,长年累月生活在船上,被称作连家船民。这些人常年在渔船上打鱼、生活、居住,久而久之脚都是弯的,常被取笑为“曲蹄”。那时我已经到省政协工作,我们组织民宗委、社法委同志对茅草房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作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建议把宁德作为一个试点,争取早日实现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习书记当时已经在省里工作,他看到这个报告后非常重视,很快作了批示,还亲自带队去考察,现场办公制定方案,又拨款600万元,要求妥善做好连家船民上岸工作。经过几年努力,连家船民已经全部上岸,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岸上有房,作业有船”,都非常高兴。与此同时还有霞浦县的茅草房改造,把贫困户住了几代人的茅草房全部改造成砖房,和连家船民上岸差不多同一个时期。这样下来,山上再也见不到茅草房了,连家船民也不用在船上过夜了,老百姓打心眼里感谢他,发自肺腑地敬佩他。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的时候,是您接任的地委书记。我们从材料上看到,你们前后任地委书记的交接很特别。请您讲讲这段经历。

陈增光:我和习书记的工作交接,是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是我从政以来最受教育、最受感召的一次工作交接。这件事社会上传播得比较广,今天我根据记忆讲一讲。

1990年5月,福建省委决定调习书记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由我接任宁德地委书记。5月4日青年节这一天,习书记说:“我们地委班子交接也搞个创新吧,今天不在办公室交接,到基层去!”

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意外。以前离任领导交接都是在办公室,一杯清茶,几粒糖果,话别嘛。可他不这样做,他说要下基层,我觉得很有深意,当即表示没问题,我陪到底。我跟他说:“你可以看看路线怎么走,我组织地委几个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出发。”他说:“福安县是我的挂钩联系点,就从福安开始,然后再去寿宁。”我说:“就按你说的办。”

就这样,5月4日早晨,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一行冒着春雨到了福安。我们先来到他挂钩的一个企业,叫赛岐铁合金厂,当时是我们闽东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柱企业。座谈会上,厂领导介绍了这几年习书记挂钩之后给厂子发展带来的变化,副厂长和其他骨干人员也谈了习书记挂钩以来帮助解决厂里具体问题的事例,一桩桩,一件件,非常详细。厂长对习书记说:“我们厂今天取得的成绩都有您的一份辛劳,一份汗水。听说您要离开闽东了,我们从心里舍不得。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厂里的全体职工感谢您。”

习书记听了以后,也很动情。他肯定了厂子两年来的发展变化,并提出要进一步抓好企业党建工作,力争生产上新台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企业声誉,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要进一步增强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为国分忧,多作贡献。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就要离开闽东了,许多工作只是开了个头,来不及展开。增光同志会一如既往地关心你们,支持你们。”

离开铁合金厂,我们来到坂中畲族乡,乡党委书记、乡长以及很多群众代表都赶到现场,回顾了习书记在这里挂钩以来关心他们特别是爱护、培养畲族干部的情况。随后我们到福安县城召开座谈会,县几套班子领导汇报工作,畅谈与习书记接触和交往的轶事。习书记当场也作了讲话,不长,核心内容主要是四个方面。他讲福安地理位置重要,是宁德的中心县市,也是闽东重镇,他之所以要挂钩在福安,就因为福安对整个闽东影响很大,一举一动都牵动宁德的9个县市。因此,福安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其一。第二,福安要想带动其他县市,首要的就是靠实力,靠经济发展,一定要立足开发致富,善于把科技示范、推广与创新相结合,走出一条有闽东特色的科技兴农路子。第三,他勉励同志们一定要珍惜现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再上一层楼。最后他强调了党建工作,指出党的建设是关系成败、关系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关键,一定要紧紧围绕和依靠党的领导,推动坂中更好发展。

短短一上午跑了3个地方。中午简单吃了个饭,我们下午又来到坦洋村,这是习书记的党建联系点。坦洋功夫茶是福建的三大功夫名茶之一,在国际上获过奖,英国女王都曾喝过这种茶,名气很大。所以习书记讲,一定要珍视、保护、发展、应用好这个品牌,让坦洋功夫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坦洋村,习书记和当地干部群众袒露心扉。他说:“原想安排一段时间到村里住一阵,走走家,串串户。没料到这次走得这么匆忙,心里很遗憾。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喝过坦洋功夫茶,人走情常在。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是永远贴在一起的。”他讲得很多干部都动容了。

5月5日,交接工作的最后一站安排在寿宁县。习书记在那里也是听汇报、谈交情、话离别,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寿宁的干部都情不自禁地说:“习书记,我们碰到你太迟了,你早几年来,我们可以在你的领导下多干几年。你来的时间这么短,我们非常舍不得啊!”他也很受感动,说:“听了大家的汇报,感到我们寿宁这几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也很高兴。但是客观地说,寿宁还是‘小个子’,发展较慢,总量也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好、交通设施也好,都还处在贫困状态。寿宁有一片大好河山,但只是条件太差了。要路没有路,要钱没有钱,要电没有电,这样的地方引进外资很困难。所以,寿宁发展慢,我完全不怪干部,也不怪群众,不是你们不努力,是我们的客观条件制约了发展。现在我们取得的成绩要肯定,但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一定要看到我们才刚刚走出第一步。”他这样一讲,不少干部群众都眼含热泪,他们说从来没有领导讲过这样的话,都是说我们思想保守、思想落后、干劲不足,可习书记今天讲的话,对我们却是一种鼓舞。我本人也是寿宁人,听他讲这些话,也非常感动。这种对基层干部的肯定和理解,就是调动大家积极性最好的方法。感慨之中,我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习书记:夏日怀情迎君到,春风化雨惜别离。千言万语终有限,唯有岁岁报丰年。

采访组:在工作交接中,习近平同志有没有和您单独说些什么嘱托的话?

陈增光:我们单独聊天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把这个担子放心地交给你,你要认识这副担子的分量。你是闽东本地人,有优势,土生土长,对情况比较熟悉,可以放手工作。但也要看到不利因素,本地人有许多难处,期望你能团结大家,共同把工作做好。今后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帮助,就及时找我,我们可以通电话,你也可以直接来找我,我都会热情接待你。”

过了这么多年,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没忘记。我也一直按照他的嘱托,尽力多为宁德、为宁德百姓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就直接到福州上任了吗?

陈增光:我们从寿宁出来,回宁德召开地直机关领导干部告别会,第二天上午习书记就直接去福州了。那天,我家属特地煮了六个红鸡蛋送行,表示“六六顺”。我们地委办的同志也对他依依不舍,大家都想送一程,于是就默默地跟在他的车后面,一直送到飞鸾岭,距离宁德城关有十几华里吧。他的车突然停下来,他出来讲:“你们不能再送了,就到这儿。你们有时间到福州来走一走,我有空也回来看你们。”他还叫我说:“增光,你动员一下,让大家都回去。”

当时去送的大概有30多个人,都被习书记劝回去了。我们下车过去跟他握了个手,我说:“在这里跟你告别了,祝你旗开得胜,常回闽东看看我们。”

就这样,习书记连续两天与我以“清茶、叙话”的方式交接在基层的经历,一直被传为佳话。之后很多年直至今日,宁德的干部提拔也好、调动也好,都是简化迎来送往,可以说恢复了我们党最早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轻车简从,不搞吹吹打打甚至放鞭炮什么的,在群众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

交接在基层这一崭新方式,我体会有三点意义:一是习书记亲力亲为,是践行“四下基层”理念的典范;二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嘱托;三是调离宁德,他最牵挂的还是基层干部群众。这就是“交接在基层”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组:听了您的回忆,我们感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给各级干部留下了一个平易近人的形象。我们了解到,他在清理干部违规建房问题上、在整顿作风上,也采取了雷霆态度。

陈增光:习书记一来宁德,给大家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亲切、随和。他虽然年纪很轻,但非常沉稳,也很容易几句话就和大家拉近距离,干部群众都很喜欢他。但他并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盲目追求一团和气,遇到原则性问题、遇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他对干部的要求是严厉的,眼里不揉沙子。在宁德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闽东有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地下宗教势力泛滥,天主教有“三自爱国会”,这是受我国宗教政策保护并支持的,但地下的是外来渗透勾搭的势力,这也是闽东的“土特产”。第二个难题是“标会”成灾,就是老百姓自发搞借贷行为,成立一个标会,你一百,我一百,放在一起,这个月你“标”去,就是放到你那里,下一个月给他,再下一个月轮给我。有的人不诚信,把这个钱整个滚走了,就“倒标”“倒会”了。第三个难题就是干部乱占耕地建房成风。习书记认为这种不正之风对党内和社会上都会形成负面影响,就决心从作风入手,抓惩治腐败。这个问题得到根本治理,其他事情就会让位,有的慢慢也就平复下去了。如果干部的腐败风没有刹下去,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好的风气也树不起来。

当时采取四个步骤。第一阶段是摸底,看看地区干部乱占耕地建房到底有多少面积,一户一户、逐个摸清底细。第二阶段是分门别类、确定重点,一般性的问题进行说服教育,有一些虽然严重一点,但态度好的、能自我处理的,就以教育为主,态度不好、比较顽固的就是处理的重点。第三阶段就是动员清退,召开大会,对整个问题进行通报。第四阶段就是查处,组织部、纪委、监察局介入并从地委抽人手去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

采访组:听说当时涉及了很多干部,面很大,你们有没有遇到阻力?

陈增光:阻力相当大。当时这件事被称为“马路边的腐败”,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200多名,从地委机关到各县都有,光宁德城关、塔山一带,就是成片的违规建房。有的干部家里住房确实有困难,几代人挤在一间公房里,一下子让清退,就面临无处可住的问题,他们接受不了。还有的人说,习书记不抓经济发展,一上来就刹风,挫伤了大家积极性,还得罪这么多人。但习书记始终很坚决。他在地委工作会上明确表态:“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利用职权占用公共用地,给自家盖房子,还怎么取信270万闽东人民?反腐败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人,如果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几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

习书记对清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倾注心力,很多事都亲自指挥、亲自做。当时我们宁德有一个侨联副主席贪污受贿,去香港的时候把香港同胞捐赠给宁德的钱私吞了。地委决定给予从严处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打了一只“老虎”。习书记当时有句名言:“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选择做别的事情,你要当官就按当官的标准和要求来做。”他还一直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为领导干部要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对于那些思想上有“结”的人,习书记还亲自找他们谈话,给他们讲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如果换你做这个书记,你看看是不是得这样处理,说得人家心服口服。最终清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宁德的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大家都公认习书记看问题很敏锐,旗子扛得正,意志坚定,而且不仅论法纪法度,也以情感人,更加牢固树立了他在宁德党员干部中的形象与威望。

采访组:请您说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日常生活中给您的印象。

陈增光:习书记在宁德两年时间,真可谓日理万机。但我经常见他手不释卷,坐在车上也带书,到了县上又看书又买书,还看县志。回到办公室,桌头上也总是放着书。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去读书学习。

习书记很关心体育事业。当时我们霞浦县体委有一个业余田径队,没有什么名气,但在参加省里比赛时拿了个第一名,结果消息就在体育报上登出来了。没想到习书记居然看到了,还专门给他们批示,写了个贺信,发给霞浦。那个田径队拿到这封信,出奇地感动,没想到地委书记连这样一件小事都能关心到。这个田径队的教练受到鼓舞,一直坚持这项事业,据我了解到现在还在教学生。

还有一点,他很爱游泳。屏南县有一个地方叫白水洋,那里的高山顶上有一个湖,叫鸳鸯溪,湖里只有一片深水区,清清净净的,每年都会有很多鸳鸯到这里过冬。吴仪副总理曾到那里看过,评价说是“人间的奇迹”。习书记到那里调研的时候,就到湖里去游泳,我说这个地方多深啊,不安全,他也不怕,说大海都游过。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厦门曾经从鼓浪屿游到对岸,水性非常好。

除此之外,习书记还非常善于运用文化音乐等宣传地方优势,树正气、长干劲。例如,他给我们闽东留下的一个宝贵财富——《山海交响》。这是他亲自拟定歌名并倡导制作的一部风光音乐电视片,向外界宣传闽东的山海资源优势。当时我们省音协主席是宁德霞浦人,他听说习书记提出要搞这样一部电视片,非常高兴,决定把这部作品创作出来。初步创意形成后,习书记又请中国音协的同志来修改,定稿以后,让彭丽媛老师帮我们找歌手演唱,还特意交代要“义务劳动”,不能要钱。彭老师也很费心地联系一些名人来演唱。很快,这部《山海交响》就成型了。我们一起去审片的时候一看,确实把闽东拍得很漂亮,歌声的旋律也把一股正气唱出来了。他对我说:“你看,这电视片拍出来,闽东多美啊,有山有水,让人一看,就想来走一走,对发展经济也是个推介。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音乐片,这是山与海的交响,是山的优势和人民群众的交响,是闽东奇特景观与艺术家之间的交响。我们闽东就是要树立正气,把我们的‘闽东之光’发扬出去。”他当时做这件事情是很超前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还没有多少人做。而且他的这一番话也很深刻,对我们更新观念、正确看待宁德地区发展前景,起到了很大影响。后来,这部电视片还被评为全国优秀音乐片金奖。

总体来说,我和习书记共事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他在宁德期间任书记时,我作为专员一直和他搭班子,他到基层的多项活动我几乎都跟着去了。后来我到省政协工作时,他也在省里,先后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始终有些交集,他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1990年,我之所以能比较平稳、比较顺利地把他的担子接下来,在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下成就了闽东发展的一层铺垫,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让我们下一任工作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这既是他对闽东的卓越贡献,也是与闽东人结下的厚缘。

采访组:陈主席,您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讲得这么精彩,我们听了都很受教育。最后,我们不揣冒昧,请您谈谈,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政宁德对他后来的领导工作实践以及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陈增光: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等引领发展,中国梦深入人心,各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而且不断传来喜讯,取得那么多令人骄傲的成绩。在这样的形势下,回顾他当年在福建特别在闽东期间的生动实践,让人特别有种亲切、敬仰之感。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期间形成的发展思路和执政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摆脱贫困》这本书,与他现在的治国理政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可以说闽东的实践是基础篇、典范篇、精彩篇,很多他现在提出的理念都可以从宁德的经历、从《摆脱贫困》一书中找到影子、找到“宁德元素”,只是平台不一样,范围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我经常拿出这本书来翻翻看看,对比着学习领会。我认为,讲好他在宁德的故事,弘扬他的精神,这对当前学深悟透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的。

习书记对闽东的感情很深,当年走遍闽东山山水水,离开宁德之后也始终对这片土地给予关注,每次讲话讲到闽东的时候,他都记忆犹新,接触到每一个闽东的干部群众,都会情不自禁地打招呼和表示问候。正如他所说,宁德成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对于闽东人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自觉,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把对他的拳拳之情转化为勤奋工作的动力,在各条战线上认真贯彻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走在前头。我退休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当年他明确提出闽东一定要富起来,一定要真脱贫,不要数字脱贫,这些我都一直记在心里,按他的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添砖加瓦的事情。我还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叫《滴水缘》,就是取他讲的“滴水穿石”精神,以示老同志对他治国理政智慧、品格的执着践行和深深的敬仰!

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成为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历史的选择,党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我们闽东人民的期盼。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是民心所盼。我们讲的这些真实故事,一定能在社会上激发正能量,感染和鼓舞更多的领导干部、更多的群众,让大家对我们党、对我们祖国、对我们民族的发展前景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充满希望。

(转载自2019年5月20日、22日《学习时报》)

编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