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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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讯 

习近平在福州(三):“习近平同志是具有成熟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即时 | 2021-03-01 07:51

习书记还为福州提出了一个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远景。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初并没有“高估”福州,也没有“低估”福州,他对福州的预估是恰如其分的,对福州的定位和未来发展,都把握得非常准确。

采访对象:

翁福琳,1941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1983年到福州市农委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书记。1988年任福州市副市长。1992年任常务副市长。1996年任市长。2001年退休。

采访组:翁福琳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与他一起工作近6年时间,请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翁福琳:我第一次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1990年他来福州任职的时候。那一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感觉他年纪虽不大,却很稳重,话不是很多,但出口很实在、很有分量。当时,我是福州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和他见面之前,事先准备了福州市农业基本情况汇报材料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跟我讲:“省会城市的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搞得好不好,涉及城乡家家户户,关系到社会安定和民生稳定。”

后来,通过工作接触,我发现他确实对农业非常重视。他下乡做农业调研的时候,一般都让我陪他去。现在回顾起来,我当时跟他共事近6年时间,他对农业各项工作的指示和具体做法,都非常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现在,福州农业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果,都与他那时打下的基础有密切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谋划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习书记来到福州以后,通过密集的、高强度的调研熟悉了福州的情况,又通过大量征求意见和积极探索,对福州发展有了系统思考,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的发展进行了科学规划。

在此之前,福州市的领导班子还未提过20年这么长远的规划。

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还提出了“海上福州”的规划。这个规划,是根据福州的地理位置、地缘情况、通商历史、与海外华侨的密切联系,以及诸多自然条件的特点提出来的。福州的经济发展,确实不能仅仅局限于陆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不可忽略的。我参加了习书记组织并主持的“海上福州”研讨会,会议地点在平潭县。我记得当时还出了一个文件,提出了福州将来如何开发海洋等规划。

习书记还为福州提出了一个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远景。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初并没有“高估”福州,也没有“低估”福州,他对福州的预估是恰如其分的,对福州的定位和未来发展,都把握得非常准确。在习书记规划的发展框架下,福州这些年发展顺利,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宜居环境得到有效落实,政府的办事效率、市民的综合素质都在大幅度提升。现在,很多重量级外商到福州投资,很多国际会议也在福州举办。许多出国旅游的市民回来后感言,福州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大家都有目共睹,福州正向着习书记当年规划的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福州在古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之一。现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又把福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在一起。

他的这些思想,全部都是很现实也很扎实的,对福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果不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怎么能撑得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这个定位呢?所以,回顾习书记20多年前的规划和现在的契合点就会发现,他确实是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这个词在福建已经提了10多年了,但福州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做到“请进来、走出去”,我个人认为,还是习书记来了之后才有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他主政福州期间,福州开始有了跨越式的大发展,走得比较快,也比较稳。

先说“请进来”。当年,福州引进的几个大项目,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还有几个大的经济开发区,都是在他手里办的。

再说说“走出去”。我就举一个我分管的渔业工作的例子。

当时,随着渔业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福建沿海的渔业资源因为捕捞过度而濒临衰竭。渔民都处于待业状态,他们无所事事,船只大量闲置。我们都在考虑,渔业怎么办,未来怎么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习书记派我到海南考察,之后又让我带队去印度尼西亚考察。那次,我带了两个县的县长,还有渔业局长、船长,到印尼的伊里安岛实地考察。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岛屿众多,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但缺乏捕捞技术和船只,这种情况正好与我们形成互补。

为了完成好习书记交代的任务,我3次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去见钱永年大使,汇报渔业合作的具体情况。钱大使说:“你这个项目应该可以搞得成。北京已经批了3支队伍,但都未落实,主要是因为印尼情况比较复杂。你们福建的华侨多,与当地关系比较融洽,有条件做得成。我这边跟北京有关部门通个气,你们也抓紧商议并报批。”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习书记汇报了,他第一时间回复说:“做啊!要做好,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使合作能顺利进行。”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做了。很快,双方经过一些必要的筹备,顺畅地达成了渔业合作的共识。

在项目推进的初始阶段,与我们合作的印尼华侨黄先生对我说:“翁先生,我初次跟你们合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有事情找谁去解决呀?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考虑。所以,我们合作创办的公司,要有一名你们那边的领导来任职,帮助解决问题。这个人,我看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当董事长,你来当名誉董事长。”

我说:“你有事情找我,我绝对负责。但是,我不能做名誉董事长,因为中国有规定,在职领导干部不能在企业兼职。”

黄先生说:“那好!你不做,我也不做了。”

我赶紧把这件事跟习书记报告了,他说:“你可以做这个名誉董事长,上市委会议研究确认就行。”很快,这件事就在会议上确定下来了。记得当时明确了“三个不准”,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条:第一,不能有工资;第二,不参与公司具体事务。这件事情说明习书记非常灵活,也非常务实。

不久之后,连江县的20艘渔船出航,这是它们第一次进入印尼海域进行捕捞作业,也是福州渔民进入远洋捕捞的第一支船队。随后,进入印尼海域的远洋捕捞作业就大规模展开了。很快,渔民在印尼的收成大都运回福州,这不仅解决了渔民“火烧眉毛”的生存问题,也丰富了福州市民的“菜篮子”,解决了福州市场需求的大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讲“马上就办”,也讲“真抓实干”。您刚才讲的情况,就属于“马上就办”,那么他是如何“真抓实干”的?

翁福琳:习书记提出“真抓实干”,不是蛮干,也不是盲目地干,而是首先进行深入调研,采集信息,再科学谋划,科学地干。

习书记调研的渠道多种多样。比如,他经常向一些老干部、老同志请教。他一贯对老同志非常尊重,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非常重视。他这种请教,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制度保障的。他到福州以后首创了老干部季谈会。顾名思义,就是在每一个季度,都召开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他把市里的离退休老干部请来,把刚刚过去的那一季度福州市的各项工作、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市委、市政府工作有没有问题,哪里不足,哪项工作做得不够,社会上有什么反映?针对这些问题的建议,都可以在季谈会上谈。

老干部们也非常愿意参加这个季谈会。他们退下来以后,就有充分的时间广泛地接触群众。在街头巷尾,他们不断地和群众交流,倾听群众的声音,而习书记创办的这个季谈会,可以充分地把这些声音直接收集上来,效果非常好。

习书记不仅创办了季谈会,而且每一次都坚持参加,认真倾听,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在我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我也都参加季谈会,所以我很了解他对这个会的重视程度。

20多年过去了,福州的季谈会仍继续开展,效果一直很好。我现在也退休了,有很多时间收集群众的意愿,并把群众的意愿传递给现在的领导班子,继续为党、为革命发挥余热,这不仅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也能让我们的领导班子“耳聪目明”。

习书记还在福州创设了下基层接访制度。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社会变革时期,各类问题越来越多,群众上访的人次也相应地越来越多。面对这个状况,习书记首先抓制度变革,改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他带领干部到基层进行下访,到老百姓家门口去服务。因为我当时是管农业的,所以每次下农村我都会去。下基层前要提前3天在县城及各乡镇贴布告,布告上写明,市委、市政府在某日要在本县的某某地方开接访会,市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都会来,大家有什么需要向市里反映的,都可以当面与领导沟通。

接访开始之前,各部门的领导分别到各个办公室接待群众。群众来访,要反映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对应的部门领导去谈,比如土地、规划、民政、农业、公安……各个方面都有,群众只要有事反映,肯定能找到主管这一摊的领导。遇到大的事情,由习书记亲自处理。

这样一来,效果非常明显,上市里来告状的老百姓一下就少了很多,群众“上访”的现象变少了,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提高了。而且,大量问题在下访之前都被基层干部突击解决了,免得到时候让市里领导看到这么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下访”也是一种推动工作的倒逼机制。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陪习书记在闽清“接访”时,有农民过来反映种的西红柿卖不掉。

习书记当时就给农民们承诺:“市里会马上研究,帮助你们解决!”

习书记说:“出现买难、卖难问题,是我们考虑不周。政府应该搞一个批发市场,并引导组建收购队伍,让买卖双方在市场内自由交易。”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政府部门立即进行专题研究,决定建设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实现产销一体、城乡联动,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的问题。

习书记发现产销失调的问题,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变“上访”为“下访”的创造性制度。

习书记组织下访是定期的,但他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关心基层群众则是不定期的,这是他日常一直都在做的工作。在我分管的工作范围内,我了解得更多的是他对农民的关心和关爱,对他们的扶持和帮助。习书记习惯到农村去调研,征求农民意见,了解他们需要政府从哪些方面进行扶持。

注重农村工作的同时,习书记也没有忽略城市建设。他非常重视保护文化古迹和历史文物,对福州市很多古建筑的保护、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旧城改造对古建筑的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旧”的东西,大多都是要拆的,有很多古街古巷在一纸批文之下夷为平地。而在习书记主政时期,他正确处理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保护下来很多古建筑,像三坊七巷这样一批古城街区得以保存下来。现在,三坊七巷已经成为5A级景区,游人络绎不绝。这里不仅承载着历史,也成为一张文化名片。习书记保护了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采访组:1992年,福州市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抗洪救灾领导小组组长,您是现场总指挥,一直陪同他在抗洪第一线指挥抗洪救灾,请您谈一谈那次事情的经过。

翁福琳:福州一年有四五次台风,都是比较“正常”的事情。1992年夏的一天,天气预报说有暴雨,我陪着习书记沿着闽江岸边往上走,检查闽侯那一段的防洪部署情况。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到了荆溪镇,听完汇报并作简要部署,大约半小时之后,发现国道已被洪水淹没,情况不妙。习书记说:“赶快!往回走,到中洲岛!”他心里很清楚,福州只要一发洪水,中洲岛肯定先遭殃,洪水来势这么凶猛,发展得这么快,必须先赶到中洲岛看看情况。

果然,我们赶到解放大桥桥头的时候,看到洪水已经快涨到桥面了,中洲岛已被淹没了,岛上楼房的第二层已经进水。我们在桥上可以听见岛上的群众在呼喊。

岛上还有人被困在里面,隔着滔滔洪水,如何把人安全快速转移出来,是个很大的难题。习书记派人到供销社找绳子,把绳子拴到岛上的牢固之处。同时,他紧急召集的100多名武警战士也已经到位,武警战士沿着绳子爬到岛上,把被困群众一个一个地转移出来。习书记还调用了消防车,用消防车臂辅助救援。他还与空军联络,用直升机转移岛上被困群众。

从部署和检查防洪设施,到赴中洲岛指挥救援被困群众,直至全市抗洪及善后处置,习书记在抗洪抢险第一线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就在这3天,彭丽媛老师正在妇产医院生产,而忙于挽救群众生命财产的习书记,没能腾出一点工夫去看一看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

采访组:驻榕部队为什么能够如此顺畅、默契地配合习近平同志指挥的抢险救灾?

翁福琳: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忠诚履行他们保卫人民的天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习书记与部队交流非常顺畅,关系很“铁”。

一直以来,习书记对部队工作都非常重视。每一年开拥军座谈会的时候,海陆空军全部都来,他积极跟部队交换意见,问部队需要地方上配合做什么,对地方的工作有什么好的建议、想法,部队有什么困难需要地方解决。几年下来,习书记确实为部队办了很多实事,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改造、随军家属的安排及子女上学,等等。

采访组:请谈谈您和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搭班子的感受。

翁福琳:习书记当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他是我们班子当中年龄最小的。他当“班长”的那几年当中,班子内部一直非常团结,也非常民主,很和谐。我们都很尊重他,彼此之间经常沟通。

习书记也经常到省里面各个部门去走一走、谈一谈。省直单位需要福州帮助解决的事情,还有福州需要省里帮忙的事情,他都会及时进行沟通。所以,那段时间,福州市和省里的关系也非常顺畅,各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习书记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他离开福州市委20多年来,后面的几届领导班子,一任接一任延续他“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现在还是这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家都感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改革、抓发展、抓法治、抓作风、抓党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非常成功,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很长国人的志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是我们有信心,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做了长期的谋篇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带领我们踏踏实实干下去,去实现这些蓝图,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中华民族正行进在伟大复兴的路上,中国人民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全世界都听得到。

(转载自2019年12月16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福州(二):“习书记是胸怀大略大谋大志的领导”

即时 | 2021-02-28 07:55

习书记在厦门、福州分别主持编制了两市的20年发展战略,提出了为期20年的长远发展规划。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习书记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长远志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全局和大势的统筹把握。

采访对象:

洪永世,1942年8月生,福建永春人。1984年6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2年12月至2007年历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9年至2001年任福建省委常委。2007年3月退休。

采访组:洪永世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厦门工作,您当时是福州市长。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时间?

洪永世:我一直习惯称呼近平同志为习书记,因为我们在福州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

1985年6月,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习书记从正定调到福建去厦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我记得是在福州的老温泉宾馆,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请他吃晚餐,叫我陪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他来福建工作的第一时间和他见面。

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当时我43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干部,而他那个时候更年轻,才32岁。那顿饭吃得很简单,当时项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汤,我们都很自觉。项南同志介绍了近平同志来厦门工作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多联系。习书记个子很高,看着很强壮,穿着很朴实、简单,说话也很亲切。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您在福州工作,你们之间有接触和联系吗?

洪永世:有的。那次见面之后,习书记就到厦门工作了。后来他离开厦门到宁德,省里开会的时候还经常碰面,有时候还互相问候一下,谈谈工作方面的情况。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项南同志并没有介绍习书记的家庭情况。习书记到厦门以后,我才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但无论工作生活,还是言谈举止,他与我想象中的高干子弟完全不一样。

1990年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袁启彤同志调任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的位置就空缺了。有一天,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省委副书记贾庆林乘坐一辆中巴车到福州连江县调研。回城的路上,陈光毅书记在车上,面向大家对我说,老袁到省里工作了,福州市委书记还空缺在那里,让我说说我的想法。我当时就表态说,省会城市很重要,希望调一个年轻的干部来。不久省委决定,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我有幸能和习书记在一起工作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您在福州搭过近3年的班子,请您谈谈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洪永世:我一直到1992年12月才离开福州到厦门工作。在福州期间,习书记是我们的班长,我们一起共事了近3年时间。从班子分工来说,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我管政府这一块,在市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在当时的班子里,习书记虽然年轻,但他工作经历丰富,作风非常扎实,很有经验,还很民主,也很关心班子成员的工作和生活。这是我们班子成员的共同感受。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班子很团结,干劲十足。有什么事,大家一起下去调研、一起商量,然后分头抓落实。

作为班长,习书记非常注重团结班子成员、尊重老同志。我们一起下去调研的时候,各个县、市汇报工作,他都认真听、认真记录。在作最后总结之前,他都会主动让我先说,先让市长和其他班子成员发表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这个方式就很民主,让大家把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而不是说他作为书记都“包场”了。还有,但凡涉及项目、资金等用钱的问题,他都让市政府回去先研究再决定,有些市政府没有考虑到的,他会个别讲一下。另外,他会事先让市委办公室把下一周的工作安排打印出来,征求市政府这边的意见,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然后再定下来。这既是互相尊重,也是做好工作统筹。

在用人问题上,他会广泛听取意见,尤其是任用政府部门的干部,他会征求我的意见。有重大活动,书记、市长、副书记都一起下去参加调研,共同了解基层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所以,虽然任务很多,工作很紧,但我们班子在一起还是非常开心愉快的。讨论的时候也都没什么顾虑,彼此坦诚,有什么讲什么,完全敞开心扉。

采访组:你们当时是怎样开展调研的?

洪永世:我们经常一起下基层调研,比如说到县里、到重要的企业、到省直机关、到部队和学校,我们都一起去。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两天,走村串户听汇报。有时候时间安排不过来,他带一个副书记,我带一个副书记,分两队下去调研。包括“3820”工程的提出,他都通过大量基层调研、收集群众问卷和专家咨询来帮助决策。这些专家有的来自福州,有的来自北京,还有的来自国外,聚在一起对方案初稿进行论证。一个方案的出台,我说是“四易其稿”,实际上远不止4次,每次他都亲自修改。他眼界宽、思路广、站位高,提出了很多高瞻远瞩的修改意见。很多决策是经过调研讨论,集中集体智慧,最终形成的共识。有了共识,实施起来就比较顺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洪永世:习书记在福州做了很多工作,为福州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主要讲他做的10项工作。

第一项是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就是“3820”工程。1992年,习书记主持编制的“3820”工程,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项是推动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习书记刚到福州不久,就开始谋划福州的发展思路。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是“3820”工程提出的战略布局,它既是目标也是举措,与“3820”工程、“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战略构想一同构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体系。

第三项是积极推动旧城改造。由于历史原因,福州过去的城市建设基础十分薄弱,木板房林立、旧屋区连片,住在里头的人用纸糊墙,被称为“纸褙福州城”。习书记到福州工作后,在全国较早提出和推动旧城改造的“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

第四项是关心和支持平潭的发展建设。平潭是福州市一个特殊的贫困海岛县。习书记多次到平潭调研,强调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平潭的发展问题,还提出要重视和利用平潭的独特优势。平潭后来的发展跟他当年的重视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第五项是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城市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时有发生。习书记来了以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他认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就是延续了城市文化的“魂”与“根”。正是由于他的重视,作为福州名片的三坊七巷才得以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林觉民故居等一批历史文物古迹才得以完整保留。三坊七巷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遗存之一,它的留存不得不说是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高瞻远瞩。

第六项是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倡导正确的用人导向。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形成了许多干部选拔任用的理念和观点,比如,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重实绩、重表现,不拘一格选人才,念好“人才经”,等等。

第七项是狠抓落实,提出“马上就办”的工作要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马上就办”这一点在他的调研工作当中就能看出。他说:“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是小事,但对群众和企业来说就是大事,要把群众的事当大事来办,能办就要办,而且要马上办。”他下去调研,经常会跟信访工作联系在一起。他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群众都敢讲真话。发现了问题,他就要求“马上就办”。那时候市委还成立一个督查处,群众反映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落实、有没有解决,都会反馈到他那里去。

第八项是积极推动“四个万家”,就是下基层到老百姓家,开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习书记提出4条具体要求:一要深入扎实,不搞形式主义,要真心实意地深入群众,与群众交朋友,而不是为下基层而下基层;二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解决群众最需要解决的“急”“难”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三要讲求工作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对解决起来确有困难的问题要耐心向群众作解释,求得谅解;四要热情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做好“送上门”的工作,通过领导接待日、领导接待周等活动“活血化瘀”,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他对老百姓有天然的亲近感,完全没有距离,平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秘书到老百姓家里去,喝喝茶、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第九项是狠抓作风建设。习书记经常给干部加油鼓劲,让大家用实际行动对人民负责。他曾在党代会上强调:“各级领导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事事向人民负责,把联系群众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习书记要求干部一定要厉行节约、保持廉洁。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1991年3月30日召开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他特别叮嘱我们:“到基层去,要注意轻车简从,不请吃,不送礼,也不能都要基层主要领导同志迎送陪同,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和制度。”这与他担任总书记后倡导的中央八项规定是高度契合的。此外,习书记还反复强调求实作风。在1992年5月召开的市党代会上,他指出:“没有一股‘闯’劲、‘钻’劲、‘拼’劲,没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是不可能抓落实的。抓落实,就是要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言必信,行必果;钉是钉,铆是铆;打了雷,就要下雨。”我认为,这些观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执政理念。

第十项是脚踏实地做实事,深入实际做调研。比如,他关心干部成长,关心干部生活,重视效能督查,成立督查处,重视对外交流,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落到实处,说到做到。习书记重视调查研究,这既是检查落实情况的过程,也是发现真实问题的过程。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工作有新思路的源泉,是提高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是领导机关的基础性工作和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在这方面,习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到县区基层调研,每次都安排充足的时间,从不走过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和福州都牵头编制了长期发展战略,也提出了战略设想。您怎样理解他当时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

洪永世:习书记在厦门、福州分别主持编制了两市的20年发展战略,提出了为期20年的长远发展规划。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习书记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长远志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全局和大势的统筹把握。

习书记主持编制“3820”工程,有一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既要快,更要好”。要办好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慎重谋划。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有大的想法和目标,看远一点,把路想好,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他办事一般不让政府部门为难,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一旦决定做的事就努力去做。福州旧城改造基本上没花政府多少钱。福州现在变化这么大,跟他当年高瞻远瞩的发展思路有很大关系。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做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后人检验。比如,关于三坊七巷的保护方案,我们经过无数次讨论和修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习书记说这些时间花得很值,讨论充分了就可以少走弯路、少浪费,把前人留下的财富保护好、开发好,留给后人。他做“3820”工程的时候,也不是一上来就开始做的,而是经过两年的深入调研,真正启动是在1992年初。

我从福州到厦门任职不久,习书记就到省里工作了,先是当副书记,后来当省长。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厦门跨岛发展战略的提出。那是2002年,我已经到人大工作,习书记当时担任省长,他到厦门调研,提出了跨岛发展战略。这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考虑到了“两个延续”。第一个延续,是对厦门制定20年发展规划思路的延续,是岛内外一体化发展的体现。第二个延续,是厦门持续发展的延续,厦门刚经历了“4·20”远华大案,各方面工作受到影响,需要提振精神,继续向前发展。习省长那次调研,以及由此提出的跨岛发展战略,对厦门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给厦门干部群众带来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中央提出办特区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三次就是习书记提出跨岛发展战略带来的思想解放。跨岛发展战略不仅对跨岛扩展发展空间有指导意义,也给干部群众带来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习书记当时严肃地讲,厦门要进一步克服岛民意识,避免在舒适中沉醉,要使干部紧张起来,大干快上。

第二个影响,是让厦门在实际工作中跳出本岛、跳出厦门,让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连得更紧。那个时候,他在福州和厦门都提出了“大城市群”的理念。他说:“今后世界经济竞争的单元不是大企业,也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大城市群’。”党的十八大以后,他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大做强长三角经济带,设立雄安新区,等等,都可以说是对“大城市群”理念的践行,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

为了实现跨岛发展,厦门当时具体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在“两桥一堤”基础上加快集美大桥和杏林大桥的建设。过去交通很不方便,“联系本岛”就厦门大桥、海沧大桥和一条铁路。在习书记思路指导下,建起了杏林大桥、集美大桥,打通了翔安隧道。第二个,在港口方面,省里把漳州港纳入厦门港,实现全省一盘棋,使厦门能够做大。第三个,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几个城市不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第四个,启动新机场建设。要形成一个“大城市群”,老机场运力饱和,需要新机场的吞吐。可以说,厦门这几项大的工程,都是在他跨岛发展战略指导下实施的。

如今,厦门不仅是东南沿海的中心城市,还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之一。在习书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和一如既往的关心下,厦门实现了迅速发展。一是2011年厦门经济特区从岛内扩大到全市。二是成立自贸区,开展一些先行先试的工作示范。三是建设翔安新机场,形成全国枢纽。四是把空港、海港、铁路、货运都作为全国对内对外的枢纽港。比如,海沧那个港区,条件很好,当年没有铁路线。习书记当省长时,我在一次省人代会上提出,海沧这边没有铁路会影响和台湾、东南亚的货物往来,如果这一段连上了,就会成为连接台湾和东南亚的重要港口。习书记听了以后,认为开通铁路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就说服铁道部批准,建设海沧港铁路专用线,把台湾和东南亚港口与厦门连起来,现在厦蓉欧班列的起点就在海沧港,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起点。五是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办分校。这是全国第一所在国外办分校的大学,2016年已经开始招生。六是批准闽南佛学院成立校友会。闽南佛学院已经有90多年历史,全国闻名,赵朴初曾在此当过院长。国家批准闽南佛学院在海外招生2000多人,其中还有在金砖国家中当住持、方丈的。佛教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走出去”。现在闽南佛学院有30多个博士研究生,英语、日语都很好,还在做梵文翻译。可以说,厦门今天的大发展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战略规划,得益于他当年打下的好基础。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具体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洪永世:习书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太多了,我就讲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是他作为“一把手”的深远思路。1990年,他到福州当书记的第一天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很好地讲明了他当书记的思路,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点是他来这里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向干部学习,向基层学习。他说,工作要有连续性。一个地方的发展,有些好政策、好办法要继承发扬和不断提高,不能朝令夕改。他一来就下去调研,到企业去,到街道去,到省直机关去,到部队去,到院校去。经过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他提出福州要制定一个长远发展规划,要考虑3年、8年、20年福州的发展。这就是后来的“3820”工程。“3820”工程的提出,为福州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福州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3820”工程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第二点是他讲话体现出的战略性。他提出,福州应该搞成一个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现在国务院批复的福州新城建设规划,实际上就是在他当年提出的这个构想基础上形成的。还有,他对平潭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规划,平潭原本是一个海岛,条件很差,但习书记提出不能因为条件差就不发展,要看到这个岛的重要位置,还提出先修平潭大桥,并做了一些前期工作。这为平潭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福州的生态保护和文化保护。你们现在看到福州到处都是青山绿水,这与习书记当年提出要做好生态保护密不可分。习书记的理念是统筹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做保护性的开发。例如,他提出保护和扩大西湖,政府没花钱,而是把当时乡镇(洪山乡)的土地作价,作为乡里的集体资产,乡里将公园门票、公园周边服务设施收入等作为长期收益。如果政府强制征地开发,农民也不会答应。用习书记的方法,既保护了西湖,发展了福州的园林绿化,也节省了政府开支,还为老百姓创了收,乡集体收入有了长期稳定的增长,每年还能用来给农民发工资、养老补助。文化方面,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三坊七巷以及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还有马尾船政文化保护等。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在用人理念上有很多独到的观点和论述。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一贯倡导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他善于结合具体工作,对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点拨。比如,在1990年10月召开的全市造林绿化工作会议上,他专门提到:“清乾隆福州知府李拔曾把做官与榕树作对比,他说,‘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封建官吏尚且能这样,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如此。”习书记在用人上坚持“近君子,远小人”“君子和而不同”。有关这一点,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作了专门强调,指出不能使用“四类人”:“一是对下很傲,摆架子、摆官气,对上又阿谀奉承的人;二是善于钻营的人,整天工作精力不是用在工作上,到处打小报告,特别在领导之间挑拨离间;三是叫作‘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干;四是‘欺上瞒下’说假话的人,这种人作风漂浮。”他的这些叮嘱,我始终牢记在心,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对这“四类人”保持警惕。

第四个方面,是非常注重干部的培训和培养。他当书记期间,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办了一个干部培训班,抽了30多个年轻干部去培训。第二年,在对外经贸大学也办了一个20多人的班。他经常讲,要重视基层年轻干部的培养,有前途、能培养的就要送他们去培训。他还强调培训一定要保证时间和质量,要去远的地方培训,太近的话心静不下来。清华大学的培训班为期一年半,课程是我去谈的,一共28门课,都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置课程,而且都要闭卷考试。此外,经管学院谁来讲这个课,都要我们自己挑,保证教学的针对性。对外经贸大学的培训班主要是外语培训,为期一年。这两个班培养出来的干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福州乃至省里的骨干。

第五个方面,是他的工作思路十分灵活,善于创新。比如建长乐国际机场,之所以那么顺利,跟他的工作思路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我们考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资金怎么来?当时建机场,我们福州还算是早的,省财政能支持的资金很少。习书记就提出,把海外华侨的资金用起来,同时集合整个福州的力量。我们当时发动机关干部捐钱,他也带头捐。那个时候本来工资不高,都只有几百块钱,我们都捐了一到两个月的工资,企业、院校也都捐了。加上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款,一共是6900万元。这在20多年前可不是小数。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财政再拿一点,国家再补贴一点,就把机场建起来了。

第六个方面,是习书记党建工作的理念和做法都非常超前。我们福州有两个外资企业,都曾经请习书记给他们推荐共产党员干部去当管理者。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习书记思想很超前,他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各方面工作中的作用。一个是日本企业家塚本幸司,他在福州办了一家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主动向市委提出配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到他厂里去当管理人员。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在政府工作,接受过训练,有一定经验,管理企业也会得心应手。他直接找到我和习书记。当时习书记很开明,把我们建设局的一个书记推荐给他,由塚本幸司培训了一年,然后做总经理。还有一个是美资企业明达塑胶,老板是美籍华人。他说自己有资金、有技术,但缺乏人才,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个干部。习书记就把马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杜进兴推荐给他了。杜进兴是个老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从部队出来后,当过福州电线厂厂长,然后到马尾开发区管委会当主任,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时候,明达塑胶收购了一个快要倒闭的木材厂,交给杜进兴管理,在他手上,这个木材厂又重新运转了起来。为什么外资企业会选择共产党员干部?就是因为共产党员在企业当中发挥的作用,让外资企业感到可信可用可靠。所以,当时我们招商引资,有一招就是“用人去找钱”,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是很超前的。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谈,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会如此相信共产党的干部,愿意请党员干部来管理自己的企业?

洪永世:说到这一点,就要讲讲习书记和这些外国企业家们的接触与交往。习书记与日本实业家塚本幸司的交往,就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作用。

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两次访问日本,都去了塚本幸司家。第一次是他1991年去的时候,因为我在福州的时间比较长,跟塚本幸司先生认识得比较早,我就推荐习书记到他的企业去看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企业给我们培养了人才,我们有十几个工人在那里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塚本幸司非常热爱中国,是中日友好的代表,对中国很有感情。习书记到日本考察了当时城市的发展,走访了一些大企业,主要想考察市民、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这是他当时跟我讲的,所以我当时就如实告诉了塚本幸司先生。

那次去塚本幸司家里,塚本幸司问了习书记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习书记回答得很好。在吃饭的时候,塚本幸司就问习书记:“您对儒商怎么看?”因为塚本幸司先生喜欢读《论语》,崇尚“半部《论语》治天下”。习书记曾在厦门工作,很了解陈嘉庚先生,就引用了陈嘉庚先生的例子,回答说:“作为儒商,陈嘉庚先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经商与做人一样,要讲究德行。在生活上要崇尚简朴,在商场上要重信义、守信用,以诚立事。他也深知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并以仁爱之心对待比自己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儒商还要敢于拼搏,要有屡仆屡起、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气质。”这段对话是当时现场的日语翻译记录的。塚本幸司还问他:“此行感想如何?”习书记说:“日本的先进科技、高楼大厦、设备齐全的工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对我来说并不很感兴趣,这些东西只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都可以实现,不久的将来相信就能在中国见到,而且我们的产品还会出口到日本。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看了几家工厂,日本员工的工作态度都异常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或无所事事的人。日本农民也十分勤劳。日本现在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塚本幸司对习书记不俗的谈吐非常钦佩。

塚本幸司的夫人也谈到,在见到习书记之前,本以为共产党人都是“洪水猛兽”,但当看到时年38岁的习书记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笑容可掬,讲话既有条理又有哲理,不乏幽默感,而且富有经济和商业意识,觉得他是做大事的人,从此一扫心里“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对习书记心怀敬重、满心称赞。由此可见,习书记的人格魅力、领导能力、学习精神,在上世纪90年代就突出展现出来,这都是有资料记载的。

1992年8月,塚本幸司来福州,习书记把文坛泰斗冰心的题词——“中日友谊源远流长”送给他。习书记在请冰心题词时,跟冰心介绍了活动房引进和塚本幸司先生的种种友好言行,谈到塚本幸司主动向福州市委“讨”专职书记监督企业一事时说:“可谓旁观者清。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能在人民群众中起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至少福州市建工局及榕东公司的共产党员们是受日方信任和尊敬的,否则塚本幸司先生就不会提出招工时要多招聘共产党员,认为公司里共产党员多了能办得更好,更不会再三提出要设专职的党支书。”习书记说的这一番话,反映出他当年对党建工作和党员作用的思考。他在跟这些外国友人的交往中,了解了国际上对我们的看法,也反观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习书记当年给塚本幸司颁发了福州荣誉市民证书。塚本幸司一直把证书挂在家里,让儿子、孙子把中日友好精神传承下去。塚本幸司的儿子从日本有名的大学毕业,原先在三菱工作,后接手家族企业,每年都会来厦门看望我,我也问候他父亲安好。

记得是1991年,长江发洪水使安徽受灾,塚本幸司提出要给他们捐赠活动房。习书记说:“你们企业刚刚起步,不要送太多,量力而行吧。”习书记这种通情达理的做法,让塚本幸司很感动。

1993年,塚本幸司给习书记、我和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王建双三人写信,希望把他一生的积蓄捐给福建省委组织部作为培养干部的基金,共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4000多万元。这些钱不是一次捐的,当时外汇管理很严,他只能分很多次用箱子一点一点地带过来。有时候自己带,有时候让工人帮忙带。他支持干部到世界各地调研、学习,还说这个钱虽然是从日本来的,但不需要都用到日本调研,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去学习管理和治理经验。这笔钱当时帮助了200多名干部,他们不仅去了日本,还去了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调研。后来省委组织部建立富闽基金会,到现在一直运作下来,专门用来培养干部。

采访组:请谈谈您和习近平同志之间的交往。

洪永世:从我们一开始结缘认识,到后来在福州一个班子里共事近3年,再到后来我去他曾经工作过的厦门任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福州工作时,我们茶余饭后都会对一些问题交流看法,当然是以工作为主,很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我印象中,他非常爱读书,博闻强记,出门就带着书,人文的、历史的、科技的都会有。他工作非常繁忙,都是利用点滴时间来学习。

1990年4月,习书记任福州市委书记。他到任后,就马不停蹄地下去调研,了解情况。没想到,我们9月一起外出调研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车祸。我们那个时候下去调研都是坐中巴车,那天我和他还有随行的4个市级领导一起,先在福清调研,午饭后又赶到平潭。回福州的时候,我们分乘两辆车。可能司机没有休息好,我乘坐的那辆中巴车突然撞到前面的货车上。我当时坐在第三排,虽然没有外伤,但得了脑震荡。习书记冷静处置,井井有条地指挥善后工作,安排治疗、抢救、恢复交通秩序,等等。事后,习书记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来看望我。

工作之外,习书记对我和我的家人也十分关心。比如我爱人生病的时候,他特意让彭丽媛老师来看望。1992年12月,省委临时决定要把我从福州调到厦门,想到爱人当时身体不好,自己又要离开福州,我当时犹豫了好几天,有点小情绪。有一天晚上,习书记和彭丽媛老师专程来到我家里说:“你家属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期,就留在福州,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1995年,我夫人在北京天坛医院做脑部手术,因为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知道以后,就叫彭丽媛老师到医院去看望我爱人。2010年他到厦门来,一见到我就问我家里的情况,询问我爱人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在和习书记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与发自内心的真诚关心。

(转载自2019年12月13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福州(一):“习书记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初心”(下)

即时 | 2021-02-08 07:47

习书记对困难群众来信的每一个批示,都很认真地写上要求哪个部门来抓落实。最初,我认为这是习书记职责所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后来了解得多了,我感到不止于此,他如此主动、积极地关心群众和帮助困难群体,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悲悯、善良的心,心里装着群众。

采访对象:

梁建勇,1959年9月生于福建长乐,祖籍山西阳城。1992年2月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支前办主任。1995年4月起任台江区区长、区委书记。1997年12月起任福州市副市长、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正厅级)。2010年4月起任莆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14年8月任龙岩市委书记。2015年11月起任福建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20年2月起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持续关注民生。他任职期间,“菜篮子”工程是一个突出亮点,请您具体讲一讲这方面情况。

梁建勇:习书记对民生的关注不仅停留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他还根据问题来完善制度,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菜篮子”工程就是习书记关注民生的一个典型实例。

福州市民吃菜难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市民对政府的意见很大。因为经常有台风、发大水,动不动就把菜地冲走了,福州蔬菜的供应链说断就断,那真的是突然一下市民就买不到菜了。福建省本身的粮食自给率也很低,山多地少,种蔬菜就不能种粮食,所以有很大一部分蔬菜要从省外调。习书记直面民生痛点,下定决心通过“菜篮子”工程解决市民吃菜难问题。

习书记提出要把琅岐岛和闽侯的南通、南屿列为福州市最大的“菜篮子”基地。琅岐岛蔬菜基地是由闽江淤积冲积而成的,土地平整肥沃,从习书记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就一直在种菜,是福州市民最大的“菜篮子”基地。现在因为供应已经上来了,琅岐岛才开始开发。习书记在福州那几年,“菜篮子”工程建设全面推进。他明确指出,“菜篮子”工程要以市场为导向,这样才能有效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并且持续地良性循环下去。

在习书记手上,福州市的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生猪屠宰定点厂(场)等都更深入地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并且全面开始对接市场信息,交换需求来源,打通供销渠道。在习书记离开福州市到省里工作后,我们又在他当时工作的基础上,延伸了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缺什么菜,信息就发布到电子平台上,第一时间打通供应管道。这样,福州缺菜了,其他地区的菜马上就能过来。

在习书记手上,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也全面建立起来了。比如,福州蔬菜农药残留量的检测在他督促下得以全面施行,购买了比较先进的检测设备,让福州市很快具备了快速检测的硬件基础。猪肉瘦肉精含量的检测制度也全面施行。最初,习书记让市财贸部门去调研农业部门如何检测瘦肉精。调查后,财贸部门负责同志介绍说,他们用的是一种土办法:赶一头猪走上坡路,用棍子打猪的屁股,如果它腿软,走不上去,就是吃过瘦肉精;如果它很顺利地走上去了,就是没吃过瘦肉精。习书记听完汇报后说:“这倒是个土办法,但很难达到精准,结果是不确定的,还是要用设备。”他还强调说:“这是涉及老百姓食品安全的问题,千万不能糊里糊涂的。”之后,省、市很快下拨了专项资金,添置了一批检测瘦肉精的设备。

从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以来,他规定市委、市政府每年至少要给福州市民做20件大的实事,这其中囊括了市政建设、百姓福利等方面的内容。但每年雷打不动、排在第一位的事,都是“菜篮子”工程的持续建设。这是一个涉及福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大事,又是长期的工作,习书记每年都重点抓,严格督办。而在其他的实事里面,从来也没有过名不副实的项目,事事件件都抓在民生上,抓在老百姓的困难诉求上,抓在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上。

采访组:“菜篮子”工程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对传统商业变革起到了哪些作用?习近平同志又是怎样发挥其作用的?

梁建勇:“菜篮子”工程之所以头绪复杂,食品安全之所以难抓难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城市的农贸市场作为市民重要的消费品来源地,却是个体经营的集合体,来源复杂,经营者难以管控。所以,习书记那个时候就开始筹划和推进传统商业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又不能过于激进,他就开始把农贸市场推进到向超市过渡的中间状态。在习书记支持下,当时福州的国有企业华榕集团,利用香港窗口企业的优势,在福州探索创办了第一家连锁超市。习书记到省里工作后,我们延续他的思路继续做,除华榕超市外,永辉超市、新华都超市等企业也逐渐开始崛起,形成了百姓生鲜超市,也就是农贸市场到综合超市的过渡状态,很好地为福州市民生活提供了方便,也逐渐覆盖了市场。同一时期,麦德龙、沃尔玛、家乐福等洋超市也进入福州。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大型综合超市三足鼎立,这当时在其他城市是没有的,从不同角度为福州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

这个推进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争议很大,矛盾也多,不只是市里,在省里甚至一些国家部门都有很多反对声音。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农改超必然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潮流。1999年的时候,这方面的争论逐渐达到白热化,当时习书记已经到省里工作,我作为福州市分管商贸的副市长,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与某部门的一个司长展开了一场辩论,那天的辩题就是“农改超到底好不好”。我的立场是从习书记主持工作的时候一直延续下来的,是一贯的:农改超不仅好,而且是大有必要的。那位司长的观点是:农改超这个过渡状态的业态,是不宜大面积铺开的,城市里应该要么发展超市,要么就发展农贸市场。那位司长自然有他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今天没必要回过头去说他哪里错了。但很明显的是,习书记当年对农改超的系统思考,确实适应了这么多年的社会发展,这不仅能从商业业态这些年良好的效果看出来,从永辉超市等企业的发展也能看出来,而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这种业态,为人民群众有效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在辩论中,我们指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是农贸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农贸市场是由个体经营组成的,试错的风险成本太低,但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立案难、取证难、执行难。

小规模的食品安全问题,你是抓不到的,就算抓到了,过几天他到别的农贸市场又另起一摊,这就是不能集中管理的弊端。而超市的试错成本极高,经不起任何事故,否则整个店都会受影响。这就倒逼超市要更加严格地自我管理。而现代大型综合超市带来了过度包装、生鲜食品价格高等问题,也不能满足群众对消费水平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农改超这种过渡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老农贸市场里那些失去监管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些多年达不到标准的卫生环境,都能在农改超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同时还保证了市民能有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买到生活必需品。

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我就跟习书记汇报了这次辩论的过程,那时他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主管农村农业。他说:“那天晚上我看那个节目了,你讲得很好,我们就是要按这个思路往下走。”巧的是,分管商务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也看了那天的节目,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的人说农改超不好,我看你们专家就没有辩过福州那个副市长。”

习书记大力推行的农改超,实际上是后来餐桌污染治理等一系列举措的基础,也给这些本土的超市奠定了发展的政策基础。同时,我们也没有搞“一刀切”,农改超形成的生活超市全面支撑市民生活的同时,大型综合超市也在全面发展。而且,我们也保留了几个特色农贸市场。这个保留还是有必要的,有些很小品种的东西,是不可能进超市的,一些海产品也进不了大的采购系统,它们就可以继续保留在特色农贸市场里面为市民提供服务,我们也可以对仅存的这几个农贸市场实施针对性监管。

从“菜篮子”工程到治理餐桌污染再到大型生鲜超市,随着潮流不断发展,这个业态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习书记的社会治理理念。事实上,福州现在很多成规模的产业,都是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时打下的良好基础。这些产业现在依然是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已经在全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习书记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我们当时基本能够体会到,今天更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工作的几年当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关心基层群众、关心弱势群体的故事,请您讲一讲您所经历的这方面的故事。

梁建勇: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期间,像平潭、永泰、罗源这些比较贫困的县,他都深入调研过,对这些县的情况了解得都比较详细,甚至这些县里面的乡镇他都走过。习书记心里一直有一个标杆,他讲过:“做县委书记,一定要把下辖的村走完;做市委书记,一定要把乡镇走完;做省委书记,一定要把县走完。”

1992年7月7日那场特大洪水过后,福州的天气非常炎热,仓山区下渡街道藤山弄供水管径太小,水压太低,在天气热的时候,只要用水量一大,居民用水就出现问题。习书记了解到情况后,要求相关部门迅速解决。这些部门从现场勘察到管网改造,只用了很短时间就解决了问题。在居民接上自来水那天,冰凉的自来水喷涌而出,当地居民非常满意,他们写了一首《天净沙·甘霖》寄给习书记:“藤山滴水人家,长夜倦灯苦捱;书记查情令下,流水音佳。爱民人在今夏。”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的几年当中,像这样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事例数不胜数。

对于困难群体,习书记也是持续关心关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把他们放在心上。今天的精准扶贫工作,实际上也体现了他一以贯之关心困难群体的社会治理思路。习书记对特殊群体、困难群体的关注程度,完全不亚于我们很多领导对热门问题的关注程度。

1992年4月14日上午,习书记在郊区现场办公,带领一批干部做接访工作。当时有一个70岁的老太太就找到接访地点来了。习书记见到这位老太太时,礼貌地欠起身说:“您老请坐下。”随后让工作人员给她倒了一杯茶。老太太跟习书记说,自己生活很困难,老伴儿早就去世了,两个儿子先天性失明,一家3口只靠她一个人种一亩地生活,非常艰难。老太太含着泪水在那里说,习书记一直表情凝重地倾听。老太太讲完以后,习书记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您的困难我知道了,政府会替您分忧。”就这样,老太太和习书记道别后就离开了办公现场。谁知道,老太太刚一离开,习书记当即就把市里、区里、镇里三级单位的相关领导,还有福州市福利院的领导叫过来,指示他们把老太太的两个儿子收进福利院生活,老太太日常生活的费用由县、乡、村三级各负担1/3。事情只用了几分钟就布置妥当了。当时,那个老太太才刚走出办公现场没多远,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但是旁边一个在排队等候的残疾人目睹了习书记布置安排的整个过程,他突然激动地大声说:“习书记!我代表全市残疾人向您表示感谢!”

随着习书记下基层调查的深入和接访制度的开展,也有赖于他对困难群体的关心,更多残疾人的问题得以发现和解决。习书记接下来主持出台了一系列扶助残疾人的政策。在几次有关残疾人工作的会议上,习书记和市委、市政府经过研究布置了更多具体举措。比如,鼓励企业吸收残疾人就业政策,统筹解决白内障治疗、肢体残疾人的假肢补贴、聋哑人的康复,政府怎么做,出多少钱来做,等等,都有详细规划。福州市的残疾人工作做得好,国家也很认可。

习书记常说,对有特殊困难的人,要给予特殊关心,我们要搞“雪中送炭”。仓山区上渡街道有一个病退的困难职工林孔香,他是先天性左跛子,妻子张筱钦患先天性脊椎炎,18岁的次女智力有障碍,一家4口,残疾人就占了3口,仅靠他每月14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习书记了解到情况后,与仓山区的有关领导协商,由区政府出面,并由民政部门调剂了一间商业店面租给他,让他经营食杂店,并要求民政部门补助给他1000块钱的救济款。就这样,他们一家能在半扶持、半劳动的情况下生活,既减轻了社会负担,也提高了生活水平。习书记对区领导说:“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政府要特别关心,多为这些人‘雪中送炭’。”这位困难群众对习书记一直非常感激。

台江区有一位孤寡老人叫叶兰梅。1994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她正自己一个人在家过年,习书记来到她家里做客。叶兰梅高兴地说:“习书记,我真没想到你能来陪我过年!平时最多就是居委会主任来看我,今天市委书记竟然来了!”也是这个大年三十,习书记还派了几位同志去看望鼓楼区一位81岁的孤寡老人,并给他送上年货。

习书记挂钩扶贫的永泰县葛岭镇溪洋村,由于大樟溪水流湍急,横穿而过,无桥无路,村民的农产品无法卖出。习书记了解情况后,协调有关部门为村里修了一条宽5米、长200米的桥,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福州五中有一个三好学生,身患重病,从1994年10月开始基本都躺在床上,医疗费花了8万多,他父亲陈孟伦借了很多钱还没有还上,每个月只有两三百元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他们给习书记写信求助。习书记对他们一家非常关心,1994年12月11日批示“应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救助”,要求区里进行援助,妇联、团委还出面组织了捐款。

这些例子只是很小一部分,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一直非常关注这些困难群体。

当年习书记常说,一般群众,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的是良好的公共服务;而那些生活困难的群众,政府就要对他们给予一些特殊照顾。我们不做这些事,怎么能体现党的为民情怀呢?又如何谈得到践行我们的使命呢?习书记每次谈到这个内容,都带着深厚的感情,都是他对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他还说过,我们做的工作,无论大事小情本质上都是群众工作;无论大事,还是小情,人家求上门来,肯定都是有困难的,没有困难也不会来找你。所以我们的政府部门,既然管人管物,就应该帮助这些困难群体。

习书记对困难群众来信的每一个批示,都很认真地写上要求哪个部门来抓落实。最初,我认为这是习书记职责所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后来了解得多了,我感到不止于此,他如此主动、积极地关心群众和帮助困难群体,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悲悯、善良的心,心里装着群众。再到后来,我自己也当了市长,当了市委书记,当我努力以习书记为标杆、像他一样去为民服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工作量真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是难以坚持下来的。很难想象习书记当年是怎样不厌其烦做这些事情的。这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习书记能够如此为民谋福祉,所凭借的就是一颗共产党人为民奉献的忠诚之心,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初心”。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手上,福州大量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大量的文物得到保护和修复,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梁建勇:习书记抓工作一直是很全面的,对文化事业也是如此。他对福州的传统艺术非常喜爱,福州闽剧学校是他亲自倡议创建的,至今仍为传承闽剧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习书记同时也认为,福州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应该在弘扬古代艺术的同时,也重视现代艺术的培养。他参加过一些活动,明显感到福州市的现代歌舞艺术水平差距较大,就由市里自费选送了一批学生到北京舞蹈学院委培学习,后来他到北京开会期间还去看望过这些学生。这批人深造以后回到福州,现在大部分都成了艺术单位的骨干,有些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习书记到福州市履新之初,就仔细研读了地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在与当地同志交流时,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对名人古迹都如数家珍。在习书记手上,不仅现有的文物古迹保护修缮得很好,很多遭到破坏的文物古迹也得到了大量修复。比如,西禅寺、闽王祠、琉球馆等,与林则徐有关的建筑就有三处得到修复,此外还有冰心故居、林觉民故居、邓拓故居等近代文物得到修缮和保护。还对64个名人故居、遗址等分别采取立碑纪念、挂牌昭示等办法加强管理。

为了弘扬福州的文化,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还立了不少历史人物雕像。福州有个说法是“四个老头把城门”,意思是四个城门分别有四位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像,即南门的林则徐,东门的严复,北门的王审知(河南固始人,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建立者),西门的张伯玉(北宋官员,曾任福州知州)。当时,有些人认为,为什么不塑一些现代时尚的雕像。到今天,我们才体会到,当时那么做彰显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和文化自信的魅力。

福州市民至今仍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就是习书记当年如何保护三坊七巷。当时一些企业对开发福州古城区三坊七巷很有兴趣,市里还与有关企业签订了整体开发协议。整体开发方案送到市委研究时,习书记在会上强调要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他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三坊七巷整体开发就此搁置。2008年,习书记已经到中央任职了,我们去北京出差时专程向他汇报说:“您当年关心保护的三坊七巷一事,现在解决了。”习书记感慨地说:“三坊七巷应该好好保护!当年我们部分同志对问题的看法有局限性,这也是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

习书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感情至深,对福州文物呵护有加,甚至福州的名木古树,特别是榕树也得到他很好的保护。他还让我们组织文化部门和专家学者做了一套记录福州历史文化的丛书,有《福州古厝》《福州老街》《福州世家》《福州谚语》等,共计8本,是一套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我也做了一些编审工作,其中有一本分册《福州古厝》,习书记亲自为它作了序,几位民俗专家对此非常感动。习书记对这套书很重视,去国外出访时,还经常带上这套书送给海外的福州籍华侨。

采访组:福州毗邻沿海,是一个台风、洪水频发的地区,突发事件也非常多。习近平同志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是如何应对和处理的?

梁建勇:习书记刚来福建的时候,年龄刚30出头,很多福建的老同志评价那个时候的他,说他老成持重,有远远超越他这个年纪的沉稳,在应急和危机处置时,越发突显出他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将风度。

福建是台风多发地区,习书记是从内地来的,当时福州市委班子成员的年龄都比他大,他是常委里面年龄最小的。然而,每次台风来袭的时刻,习书记都非常冷静地部署:台风来之前怎么动员防御,台风登陆的时候做什么,台风过后如何开展工作……他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完全超乎我们这些福建人的想象。

还有1992年的特大洪水袭击福州市区,他指挥群众撤离,调集救援力量,他自己也到解放大桥、闽江二桥的桥头去察看具体情况,指出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抢救,吩咐我联系部队直升机帮助中洲岛的群众撤离,还有洪水过后的生产怎么布置,救灾物资怎么调配,所有工作他都做得非常细致,很有条理。

马尾重大火灾,习书记是亲自赶到现场去处置的,我们一般人看到现场会慌乱、心急,一急就会反映到决策上面,往往作出不冷静甚至错误的决策。但是习书记在这种突发性事件面前,头脑异常冷静,每次都是很耐心地听情况汇总,虽然有时候汇报的人声音都会打颤,但习书记仍然冷静分析、综合考虑,作出稳妥决策。

当时,福建的老同志和基层的干部群众看到都很震惊,他们私底下评论说,习书记真有大将风度。

采访组:高效、完善的领导方法,需要领导者自身具有很高的素质,请您从这方面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的个人修养,以及他的修养与领导能力之间的关系。

梁建勇:与习书记共事这么多年,我感觉他很有领导的责任心和担当,也很有领导的才华和艺术。除了日常细致深入的调研,他处理问题始终有着很强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协调性。习书记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做起,一步一步走上县、市、省、中央的领导岗位。他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也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创新思维,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与时俱进。

领导决策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我们领导干部对社会现象的随机性怎么认识,又如何把握普遍的规律和政策,全面提高治理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能力。习书记就经常从很小的事件、问题中捕捉出制度的缺陷和问题,立即弥补完善,以提高政策的覆盖性和有效性。比如,他从“菜篮子”问题,发现了产供销结构的问题,又看到了农改超的业态发展问题,以及餐桌污染整治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多年,对我是很大的教育,受益良多。从他的身上,我体会到了领导干部提高个人修养的几个方法。

第一就是“驭己”。人要能驾驭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习书记历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福州工作期间,他的住处很简朴,甚至可以说很简陋,有时他的同学朋友到他家,他会自己下厨房做简餐招待他们,这也是一种律己。这种律己,指的是驾驭自己,有时候人们是限于规章制度,不敢造次。他能在规章制度之外,更严格地驾驭自己,这要有很强的克制力。

第二就是“导人”。习书记正是因为有强大的“驭己”能力,继而就可以引导别人。首先大家会尊重他、会信任他,愿意和他交流。而他又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经历丰富,讲话引人入胜,我们每次听他讲话都听不够,也对他讲述的道理深以为然。在他手下工作,我们感到很舒心。这种情况下,他客观上就能很好地发挥“导人”的作用,让我们自觉主动地向他看齐、向他学习。

第三就是“理事”。习书记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是很有艺术性的,甚至很多对立的东西,他都可以转化过来。他开会讲话有时限于议题和篇幅,不能展开讲得太多,但他在下面的很多讲话更为深刻,能抓住很多东西的规律,能把握事物互相转化的趋势。他曾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化的,掌握转化的时间和趋势,才是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

无论“驭己”“导人”还是“理事”,习书记都不仅仅是建立在一般的工作层面上,更是建立在“道”和“德”的更高层面上。他有强烈的事业心、有真诚的为民情怀、有敢于对错误决策说“不”的勇气,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一直以来所坚守的共产党人的初心。

(转载自2019年12月11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福州(一):“习书记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初心”(上)

即时 | 2021-01-19 07:26

习书记对困难群众来信的每一个批示,都很认真地写上要求哪个部门来抓落实。最初,我认为这是习书记职责所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后来了解得多了,我感到不止于此,他如此主动、积极地关心群众和帮助困难群体,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悲悯、善良的心,心里装着群众。

采访对象:

梁建勇,1959年9月生于福建长乐,祖籍山西阳城。1992年2月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支前办主任。1995年4月起任台江区区长、区委书记。1997年12月起任福州市副市长、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正厅级)。2010年4月起任莆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14年8月任龙岩市委书记。2015年11月起任福建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20年2月起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采访组:梁建勇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期间,您也在福州市任职,你们一定有不少接触,请您讲一讲他给您的最初印象吧。

梁建勇:最初与习近平同志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也就是他到宁德工作以后。当时,我在省直机关工作,到宁德去过几次,在开会、调研当中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但我们之间交流不多,对他没有很深的了解。1990年,习书记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和他开始有了比较多的接触。

习书记热情好客,他刚来福州时,周末或晚上有时会叫一些年轻同志到他的临时住处聊天,了解一些福州的情况和掌故风情。我们省直机关的年轻人也很愿意去叨扰他。习书记当时30多岁,平易近人,很健谈,也很有亲和力,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是一种享受,大家在一起就像好朋友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跟领导谈话的感觉。习书记的知识面非常宽广,有时谈他过去的经历,有时谈他喜欢读的书,在交谈中不经意间就流露出渊博的学识,所以大家聊起来非常愉快。

习书记平时坚持锻炼身体,他通常工作到晚上九十点,然后就到省体工队游泳池去游泳,我们经常会在那里碰到。等运动员结束训练散场了,我们就进去游一个小时。那个年代的游泳池非常简陋,但习书记只要不出差、不下基层,基本每天忙完工作都会坚持去,持续有三四年的时间。为了省电,习书记要求我们游泳的时候只留一盏灯,能模模糊糊看见就行,因此整个游泳池都很昏暗。他每次都自带浴巾、肥皂冲澡。我们在那里一般也喝不到茶水,有时口渴了就喝我们自己带去的瓶装水。

现在,那个游泳池早已拆掉了,但那个毫不起眼、简陋的场所至今仍承载着我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个游泳池是运动员训练场地,池边没有提供休息的躺椅,因此我们游上几个来回,累了就扶着游泳池的边休息一会儿,这时我和习书记就会聊上一会儿。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很多交流。他会和我们谈一些基层的事情,比如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他对社会上一些新生事物非常感兴趣,也很了解。他还会谈起他读的书。通过谈话,我发现他对这些书并不是一般性泛泛地看,而是带着思考有研究地读,包括他对作者的了解、对内容的解读很到位,读后的思考也十分深刻,他都会与我们分享。习书记酷爱读书,涉猎面非常广,新书、旧书,国内的、国外的,哲学的、文学的,社科的、科技的,他都看。他在哲学方面提得比较多的,一是黑格尔的哲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书他都有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文学方面,中国古典文学聊得不少。他喜欢的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我也很喜欢。比如,俄国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等大文豪的著作。他对德国文学的兴趣非常浓厚,多次讲起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他还经常谈起法国文学,像莫泊桑、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等著名作家的书他都精读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不止一次讲述过他的读书故事,说他的最大爱好是读书。2014年10月,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口气列了66个外国文艺家的名字,绝大多数是作家。根据我的了解,对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他确确实实领悟得很深刻、很透彻。

在聊天交流中,我发现他读书非常深入、非常细致,把时代背景以及作者在故事中所想要表达的寓意解读得很深刻,而且他博闻强记,《战争与和平》里那么多的人名、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还会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浮士德》在我来看是很难读懂的书,但习书记很了解《浮士德》的时代背景以及该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特点,有时候他寥寥几句话,就把一个问题讲得很透彻,使我受益良多。

习书记经常会谈一些他当年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西北黄土高原恶劣的环境、贫瘠的土地和昏暗的窑洞、善良朴实的乡亲们,在他的娓娓道来之中展现了一幅极有生活气息的画卷。在他的讲述中,我能感受到青少年时代的他在那里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包括扛粮包、吃生肉、跑几十里山路借书这些事,他都讲过。他在回忆那段艰苦岁月的时候,我听不到一丝一毫的抱怨,而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奋斗的豪情和他对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90年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之初,是如何开展调研的?他在日常工作当中开展调研有什么特点?

梁建勇:习书记的调研不仅限于上任之初,而是贯穿整个任职期间。习书记调研的频率是很高的,而且他调研从来不是走过场、做样子,而是注重实际效果、注重解决问题。一是,他每次下去带的人不一定多,但人员配置很有针对性。他会根据地区的特点和之前掌握的一些情况,预先做好功课,在去之前指向就很明确,涉及哪个领域的,就带相应部门的人去。二是,他专门去问题多的地方。当时,改革开放只有10多年时间,福建沿海的县(市)面临着很多特殊问题,比如走私、贩私、偷私渡等,这些问题高发的地区,比如福清、长乐、连江、平潭这几个县(市),他都及时去调研,为他后面解决这些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

福建沿海偷私渡问题突出,有时代因素,也有历史因素。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了,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更多,再加上福清、长乐、连江、平潭这几个县(市)的华侨关系非常多,沿海地区出去也方便,很多人踏上一条船就出去了,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另外,福建与台湾隔水相望,所以也有不少私渡去台湾的人。

鉴于偷私渡问题对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习书记一上任就到这几个偷私渡频发的县(市),针对焦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开现场会,并到各县的港口、码头、边防、哨所等地方检查。在习书记任上,治理偷私渡工作正式列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工作。在他领导下,市委调动各个部门齐抓共管,认真开展调研摸底,对症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各项工作稳妥落实,再加上制度保障,偷私渡频发状况得到有效遏制。从那以后,福州偷私渡问题得到根本好转,很少再有这种事发生。

偷私渡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具体,而整个城市的治理和经济发展,则有赖于宏观层面的把控。习书记对此也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先从基础调研抓起。他刚来福州时,整个城市经济实力还很弱,基础设施落后。福州虽然是省会沿海城市,但一没有高速公路,二没有大型港口,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比较散漫。习书记在机关工作作风方面做了大量调研,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了解了真实情况。他首先致力于在福州市党政机关营造一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软环境。

1991年1月14日,习书记在这一天的《福州晚报》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看到一篇豆腐块报道,内容大致讲的是福州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这篇报道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马上组织市委政研室等部门的同志研究市民办事的各种流程和难点,在50个小时之内就编写了一份《福州办事指南》,并且第一时间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向群众反馈。接下来,习书记召开市委工作会并作讲话,要求机关干部对群众的诉求给予充分重视,讲求工作实效,少说空话,狠抓落实。这次工作会议之后3天,习书记又在马尾的现场办公会上提出,“要抓住那些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的事要“马上就办”。同时要抓为群众办事落实效果的督导工作,即使完成了,也要回头看,通过督促检查落实“真抓实干”。

机关一些干部存在多年养成的惰性,需要一个克服过程。但习书记雷厉风行,大大缩短了作风转变的时间。同时,他也不断创造更好的硬件条件和制度条件,着力提高干部为群众服务的效率。习书记对制度问题有很多思考。他提出,把为群众办事置于优先位置,在办事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务人员的劳动也需要制度化、规范化。比如,你想提高一个地区的治安水平,解决的方法不能是让警察每天加班不休息,今天通宵加班了,明天是不是就要休息一天,否则身体受不了,第二天的工作也做不好。搞突击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长此以往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把制度建设跟上,以制度合理调配人力资源,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福州当时搞了全国首个一条龙服务的“一栋楼办公”,把各个机关单位的服务窗口集中在一栋大楼里,让一系列手续可以在一个地方高效完成,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大大提高了为群众服务的效率。包括习书记后来到省里工作以后主持的“数字福建”建设,以及整合各个部门的投诉电话集中到“12345便民服务平台”,喊出“12345,有事找政府”,再上升为电子政务,这些都在制度和硬件层面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打出了一套提高机关办事效率的组合拳,保障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可持续发展。

减负增效也是习书记对制度建设的一大贡献。自始至终,习书记对基层都非常关心,当年他就提出减负要与增效相结合,把公务人员从一些无谓的低效劳动中解放出来,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更多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为群众服务的事情。

在习书记的严格要求之下,福州的机关服务效率得到明显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也驶入快车道。全市的生产总值在省会城市中排名从1990年的第12位上升到1994年的第8位,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习书记通过最基础的调查研究,一步一步将政策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效果。今天我们讲整顿作风的问题,讲减负和增效相结合,讲减负和创新相结合,讲多到基层现场去,这些都和习书记当年的思想精髓相吻合。习书记当年还不断向我们指出调查研究要多到困难多的地方,多看具体的事,“少看花瓶和盆景”“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直到今天,这些先进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仍是我们应该好好遵循的。

采访组:“后院”和“角落”具体是指什么?

梁建勇:“后院”和“角落”就是那些没有摆在明面上的事情。“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的调研办法,与那些“走马观花”式的调研有很大区别。比如,他去调研的时候,对下面已经安排好的“成绩展示”可能就不那么在意,他会去看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去寻找企业的困难点,问问企业发展中资金贷款、员工招聘等短板,看看农业生产的缺项,去群众家里掀开锅盖看看吃的什么,慰问哨所官兵时把手伸到战士被子里面看看潮不潮,等等。

关于“后院”,当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罗源、闽清、永泰3个县,可以算是福州市类似于“后院”的地区。习书记曾经形象地把沿海的几个县比喻为足球场上的“前锋”,把这几个县就比喻成后卫,希望他们保护生态要当好“后卫”。有一次开会发言的时候,这几个县的领导都发了言,其中一个县的领导说:“习书记,我们是‘后卫’,我们想当好‘后卫’。不过,我们还想当一个全攻全守型的‘后卫’,当一个能进球的‘后卫’!”此言一出,会场笑声连连,习书记也很高兴,对此表示赞赏。

采访组:在福州战略构想形成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整体规划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梁建勇:习书记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的几年当中,他的整个决策都贯穿着一种审时度势的大局观。这是我们都很佩服习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具体事情,习书记都可以放在大局里面通盘考虑。这是领导干部的格局问题,也是一种重要的领导素质。

1992年11月10日,习书记主持召开了一个政策咨询调研会议。凡是习书记主持召开的会,大家都比较放得开,愿意敞开胸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同志讲了当时流行的“红灯论”,习书记就此谈了看法,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广东和福建沿海开放地区流行一种论调:“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绿灯快快走。”这个论调大致意思是只要没有严重违反原则,就可以大干快上,听起来似乎也大差不差。这种思想逐渐流行开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演变成“黄灯赶快抢,红灯也可以试着闯一闯”。对此,习书记严肃指出,我们不能搞这种“红灯论”,我们都希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加快地区发展速度,愿望都是好的,但违反中央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希望大家不仅要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还要弄清楚“允许干什么”“应当怎么干”。习书记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站在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的大局观。他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同时也要求大家站稳原则立场,与中央对标对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日常工作中,他把张弛有度的原则把握得很好。他提倡“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跟他工作,并没有什么无休止的“5+2”“白加黑”。遇到一些需要集中处理的工作,有时候也会晚上灯火通明,大家一起加班,但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工作压力。这是因为,在习书记这个层面,就有一个很合理的工作规划,整个机关的协调性很好。我们工作上有时也会感到劳累,但并不觉得着急上火,因为事情都在有序办理。反之,如果领导干部想一出是一出,拍脑袋就是一个主意,操作性又很差,工作人员办起事来就会很恼火,就会承担很多无形的压力,最后工作效果也会打折扣。毕竟,谁能把不合理的决策合理地办好呢?所以,领导干部主持工作,确实应该像习书记这样,注重规划,注重合理性和协调性,注意火候、掌握分寸、胸中有数、符合规律,这样就可以理顺工作流程,获得良好效果。

习书记非常注重科学决策,在那个年代就有先进的决策理念。他曾说,现在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需要决策的事情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相应的决策支持手段,需要科学的决策方式,如果还是凭经验办事、靠传统办法决策,是不可能跟上时代要求,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这个论述,今天听起来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习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讲出这样的话,确实很有前瞻性。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在福州的总体规划制定完成后,市里都开展了哪些重大项目建设?习近平同志主持工作的几年当中取得了哪些发展成果?

梁建勇:习书记卓越的大局观对福州的总体规划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多次在规划会上提出,规划是灵魂,是龙头,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凡事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由此,习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构想,主持制定了“3820”工程总体规划,即福州市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今天,2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可以说,他当年对福州的总体规划既很科学又非常具有前瞻性,适应当时的发展需求,同时能够有效对接未来发展。

在福建省委办公厅主办的《八闽快讯》1996年3月8日这一期增刊中,习书记重点论述了对福州市转变发展方式的宏观思考和基本思路。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一片大干快上的氛围中,习书记冷静地分析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中重点提到了环保问题、投入产出问题、发展质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转变增长方式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他在文章里都提到了。很多问题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我们这几年才开始逐步在讲。此外,像高科技核心技术水平的提高、科学精细化管理、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方式、着眼内涵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为了构建先进的产业结构,必须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关键性领域,习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

习书记在抓发展的时候,很注意抓载体。福州是沿海开放城市,同时又有很多华侨、台商资源,习书记因势利导,重点推出三种类型的开发区模式:一是国办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是侨办开发区——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个民办开发区——鼓山福兴投资区。习书记的大局观和系统思维能力非常强,国家给一个发展平台,他充分运用,缔造了以国有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三个平台,当时在全国这是有创新性的。

在“3820”工程引领下,几个大项目开始上马。当时习书记手上几个重要项目中,一个就是长乐国际机场。福州原来只有一个军用机场,也兼作民用,但这个机场规模较小,功能落后,天气条件稍有变化飞机就不能起飞。习书记克服很多困难,使长乐国际机场建设成功上马。机场建设的领导班子怎么定、钱怎么筹、怎么施工,都是习书记亲自谋划的,最终建起了这么一个很现代化的机场,到今天也不落伍,而且还留了比较充分的发展空间。当时提出要把福州建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要与国际发展接轨,需要建设一个大型国际机场。今天你们也能看到,福州的航班可以直飞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东南亚地区等,这对福州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当年习书记的大手笔,我们现在不可能还可以做二期三期扩建。由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习书记当年超前的眼光和宏大的格局。

根据“3820”发展战略,福州市还进一步加快高速公路、深水码头、电力能源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闽江调水工程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程的建设,不仅对福清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建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长期以来,福清市备受干旱的困扰,为了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福清市委、市政府提出调闽江水到福清的宏伟设想。经过多方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这个设想终于付诸实施,并被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的涵渠由主线路和3条支线组成,总长度111.87公里,其中隧洞53.55公里,各种管道41.94公里,渠道16.38公里,总投资达8.2亿元。工程近期调水规模为每秒10立方米,年调水3亿立方米;远期调水规模为每秒15立方米,年调水4.5亿立方米。

习书记多次亲临施工现场视察,察看施工进展情况,慰问施工人员,听取工作汇报,及时解决问题,提出指导意见,推动工程不断顺利开展。在视察青圃岭隧洞时,习书记还亲自乘坐施工车进入洞内察看工程进展情况。在习书记大力支持下,闽江调水工程顺利竣工。回过头来看,当时做这项大工程是非常有远见的,满足了福清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供水需求,提升了福清市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促进了福清市多项事业更快更好发展,进而拉动了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进一步发展。

在习书记手上,福州的电信枢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福州电信部门最早跟诺基亚、爱立信、富士通、摩托罗拉开展合作,习书记多次到福州电信部门调研。同时,福州港通过大规模建设,也跻身全国十大集装箱港口之列。当时还建设了福州华能电厂、华东最大的水电站水口电站,有效地缓解了福州能源紧张的问题。

习书记在招商引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工作的时候,是福州引进台资、外资企业最多的阶段。比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都是在他手上到福州落户的。民营企业除了福耀玻璃这样的制造业企业,还有一个企业颇具戏剧性。当时,有几名从一家知名电子企业走出来的年轻人,到习书记办公室跟他汇报,说他们想在福州创业。习书记表示全力支持。他的态度使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发现新大陆了,因此后来给新组建的公司取名为“新大陆”。直到今天,这家企业发展得还不错。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回福建视察的时候,还专门去看了这家企业。

习书记主持福州全面工作的6年,是福州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6年,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福州在全国城市的排名快速提升,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名第一。福州原来的经济规模是很小的,因为地处海防前线,国家没有在这里布局重大项目。习书记来了之后,所制定的战略规划起到了引领作用,让很多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福州全面推进,进而促进了福州经济快速增长。

采访组:您1992年初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时,兼任支前办主任。请您讲一讲您到支前办工作的过程。

梁建勇:我1992年初到福州市工作。当时,我已经在省里工作很多年了,一直有到基层工作的愿望。我想,如果能到县、区任职,接触群众多一点,给老百姓服务更直接一些,对自己锻炼也更大一些。有一次,我跟习书记谈起这件事,说:“如果有基层岗位需要我,我很愿意去福州市工作。”习书记听后表示肯定。他说:“建勇,你这想法很好啊!”我当时以为可能会被安排到县里或区里工作,因为省里有好几个处长都去了县区工作。后来到调动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支前办主任。

1992年2月,组织部门找我谈话,通知对我的任职安排。之后习书记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福建是海防前线,我们支前办的工作主要是跟部队打交道,负责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的相关协调,就等于部队在地方的一个家。你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好好为部队服务,把相应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实。”我当即表态说:“习书记,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努力做好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他是如何看待双拥工作的?

梁建勇:我过去对支前办工作接触比较少,了解比较笼统,想象中也就是完成每年安排的任务,为驻军做一些服务、提供一些地方层面的便利。兼任支前办主任后我才发现,要按照习书记严格的工作要求和细致的工作部署做好工作,实际上是需要特别花力气、下功夫,需要用心用情的。

我的岗位职责,自不必多说。习书记本身日常事务就非常繁忙,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在支前工作上投入的精力也是很多的。慢慢地,我在工作当中发现习书记大力支持支前工作,不仅是因为他职责所在,更是因为他对部队的关爱和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他受父母和家庭的熏陶,他的同学、朋友很多都是军人或军属,他自己也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所以,习书记对部队的深厚情感可以说是有历史渊源的。

当然,这一点我起先并没有很多理解,但随着工作的开展,看到习书记身体力行做支前工作,越来越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人民军队、支持国防建设。几次市委商议决定一些与支前工作有关的事情,他都反复强调说:“部队的事,是国之大事,也是不寻常的特事。既然部队的事是特事,那就要特事特办。”在习书记看来,巩固国防、支持军队建设,是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双拥工作制度建设方面有哪些贡献?在具体工作上有哪些举措?

梁建勇:1991年1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民政部和总政治部在福州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从这以后连续七届,福州都被评为双拥模范城。福州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与习书记主持工作期间的工作制度建设和具体举措是分不开的。这期间,福州市探索出了政策拥军、物资拥军、科技拥军、服务拥军等一系列长效机制,还出台了《关于在农村全面开展义务兵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福州市〈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细则》等政策,以切实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各项优抚安置政策落到实处。这其中一些制度,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进行过调整。还有相当一部分制度,可以长期指导福州的拥军工作,就长期固定下来,直到今天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部队的物资供应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但在当年,因为处在改革开放初期,部队的物资供应还有一定困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经历了一个物价普遍上涨的阶段,但军费增长却相对滞后,这就造成部队伙食水平无形下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习书记要求地方必须给部队提供“四个一”,就是:一个好食堂,一块好菜地,一个好饮水,一个好猪圈。要求一提出来,下面就抓紧去落实,随后习书记就下基层去检查落实情况,我们跟习书记去过连江县,专门检查“四个一”落实情况。

保障部队的粮食供应是一项不容有失的工作,那时虽然各种粮食都能保证供应,但品种过于单一。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当时因为福建本地不生产黄豆,习书记专门批示要求粮食部门从外地调一批黄豆来供应部队。随后,习书记又专门要求我们调配了一批面粉,增加部队假日的粮油供应,补充部队需求。那段时间部队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习书记所提供的帮助非常及时。记得当时在福州军地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军队在忍耐,人民要疼爱!”这句直白、简单而又活泼的语言,说出了军队与人民的鱼水之情。

采访组:请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双拥机构调整和整合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梁建勇:习书记把为部队服务的政府机构进行了整合。支前办和双拥办职能相近,两个办公室就进行了合并。他认为,服务部队的部门要有好的统一规划。“多头”服务保障看似众星捧月,但军队的“小伙伴们”很多,有时候会出现沟通不畅、重复浪费的情况,军队遇到具体事情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顾此失彼,保障作用反而发挥不好。在习书记主导下,把很多涉军部门整合到一套班子当中。当时我兼任支前办、双拥办、海防办的主任,还分管联系交通战备办等几个部门。这些部门的名字不同,功能也不尽相同,甚至所属单位也不相同,比如双拥办是民政下面的、交通战备办是交通局下属的,之前按理来说都可以不用互相通气。把这些单位统一到市政府办公厅下的一套班子里,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主任,这样各部门就能够最充分地相互配合、整合资源,使工作流程大为缩短,协调工作也更加顺畅。当然,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量就更大了,因为各项工作我们都要统筹起来抓,日常都要频繁地去部队收集情况、整理问题,回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习书记每次都会针对问题进行研究、作出部署,我们再根据他的指示去落实。任何事情一旦交代下来,他是不会忘的,我们也不会等着他来督促,每周我们都会主动把进展情况向他反馈。

各机构在整合前,确实是各自为政、各干各的,人手不够、力量分散,对部队的服务往往流于形式。比如,过年过节或有什么活动期间,集中把专项资金花掉,给部队买东西,办些例行的事,就算万事大吉了。但机构整合以后,所有涉军部门形成一个功能健全的常态化机构,就有了很强的职能作用,能够更加及时了解部队的状况,提供精准服务。

比如,刚才讲到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习书记专门为部队调配黄豆、面粉、食用油,这是他发现问题而提出的举措,很有针对性。而日常发挥长效作用的,则有赖于他精心整合的机构和机制。物价上涨期间,我们主动为部队提供粮油补贴,并且随着物价上涨逐年提高。当时全市有40多个军供点,在统一指挥下统一行动,常年保证部队供应。

在经费方面,习书记也给予大力支持。当时,福州财政并不像今天这么好,还是比较紧张的。原来我们就是申请过节慰问的经费,一般“八一”、春节等节日各拿出一些钱,一年几十万元经费,大部分花在这上面。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要求市政府领导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些钱,拿出专项经费开展平时的工作。很快,市政府决定拿出100万元,后面又加到200万元。现在看这个数字不算多,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采访组:在军转干部安置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是怎么处理的?

梁建勇:对军转干部的安置,习书记都是亲力亲为。事实上,很多军转干部因为年龄原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就业时机,习书记就主张全市统筹,几年就安置了500多名军转干部。仅1993年一年,全市就有10多位师、团级军转干部被安排到公安、交通、审计、安全、打击走私办等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习书记在主持福州工作期间,把拥军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他反复强调,“我们的工作不仅要让群众满意,也要让部队的同志满意,这才算过关。我们对部队如何支持,一定要打破常规来看,从大处着眼。我们不搞走过场,我们双方的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拥军工作的成效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军地双方的事情,历来都办得很痛快!”习书记所说的“痛快”这个词非常直白,而且任何其他的词都无法代替这个词所表达的那种鱼水之情、兄弟之情。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习近平同志拥军优抚的具体事例。

梁建勇:习书记考虑问题细致,一有时间就安排去部队了解情况,遇到问题就当即解决掉。比如,有一次我们跟他去驻沿海高山的部队调研,习书记到官兵们宿舍做客,伸手到战士的床铺上一摸,发现被褥比较潮,战士们睡起来会很不舒服,他立即指示我们去买一批电热毯送给部队。

1991年初,某师某部从连江搬到福州市区。一个部队搬迁到城市里,面临很多具体问题。如果地方上不能有效配合,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很困难。习书记从各个方面做了周密准备,全力支持部队搬迁工作,让该师的师长非常感动。搬迁基本完成后,习书记于1992年11月带了市里一批人去师部调研,发现师部门口的路未达到建设标准,比较窄,大的军车通行和会车都有困难。习书记当即留下来开会,现场决定把路拓宽,并要求严格按照标准和工期进行施工。经过40多天紧张施工,新的江厝路于1993年元旦正式通车。看到习书记如此关心军队建设又如此雷厉风行,该师的师长和政委都很感激和钦佩。

1992年初,驻福建海军某部要从宁德搬到福州来,这个搬迁的规模更大,同时带来了400多位随军家属安置、子女就学等问题,涉及3个区、30多个部门。部队要搬进去的那个地点,还有很多人在里边,涉及24家大小工厂和100家住户迁出问题。此外,还有自来水增容、电力增容、征地等纷繁复杂的问题,涉及面非常广。习书记把所有问题作了梳理,带着市政府和3个区的领导及30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主动去找该部开现场办公会。习书记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搬迁到这里,肯定困难不少,你们有多少难处,请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都倒出来!然后我一定每一粒都捡起来!”听到这么敞亮的话,该部队首长和部队的同志们当时就眼前一亮。

现场办公会梳理了部队面临的所有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了完成的期限。习书记最后说:“这件事情,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部门都要以最高的效率完成。我现在把令旗给梁建勇,他负责落实。以后每周至少要来一次。”

当时福州户口是非常难进的,一年机动的名额也就是两三千个,这一次海军来给了420个,前后几年大约给了海军1200个。习书记讲,遇到这种事一定要带着感情办。后来,市里开会研究专门追加这一批户口指标,解决了所有安置问题。还有煤气开户的问题,当时也比较困难。习书记交代一定要帮助海军家庭解决指标问题,城建部门也很快落实了。关于部队孩子读书问题,习书记说,一定要把部队的孩子们安排到好的学校,他们一直跟着父母颠沛流离,从小就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现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在习书记大力支持下,部队搬迁进行得很顺利,该部队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该部队首长后来动情地说:“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福州办事的效率,一点也不比我们部队打仗逊色!”

习书记无论走到哪里,对老干部都是非常关心的,同样他对部队老同志也非常关心。有一年夏天,一个部队的老同志向他反映福州买不到绿豆。这本来是一句随口带过的话,但习书记却记在了心里。后来他交代我们办,从此我们就建立一个制度,给每位老干部每个夏天供应4斤绿豆。他同时还交代,很多老同志是从北方过来的,要想办法调一些面粉给他们。

1993年1月,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开工前一天晚上,我们10点多在办公室加班。习书记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们布置了一件事情:明天参加开工的老将军们,你们要挨家挨户地通知,让他们把衣服穿得厚一点,因为海边的风很大,容易着凉。我马上组织人挨个儿打电话,接到通知的老同志都非常感动。

习书记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和部队首长交流,福州周边的几个部队他都去过。有时候他打个电话就去了,有时候部队首长过这边来,我们一般都会陪同。跟部队首长一起吃个便饭,聊聊天,谈一谈,所谈的也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事。有哪些要求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到位,习书记都会主动地询问。这足以说明,他跟部队的感情非常深。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福州地方和部队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福州的军地关系也非常融洽。

习书记一直非常重视优抚工作。他到每一个地方调研,都会注重优抚政策的落实情况,行程里都会有看望军烈属的安排。当时,福州市制定一系列优抚政策,给军烈属解决了生产生活上的很多实际困难。同时还拨出专项资金开展“五个一”帮扶工作,也就是户种一亩果、养殖一亩水产、饲养一群禽畜、掌握一项技艺、一个劳力进乡镇企业。当时在福州的优抚对象中军烈属有19.5万户,占优抚对象的88.7%。过去优抚的补助是每人每月50元,习书记经过研究给加到100元。随着物价上涨,补助金额也跟着增加。习书记指出:我们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用过去的老政策管今天的新问题,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冒出更多的新问题。原来的一些标准、做法,和今天的新情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了。适当作一些调整,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1994年1月19日,习书记带领我们到晋安区慰问军烈属,路过新店镇赤星村的时候,陪同的同志向习书记介绍说:这里一个村子住着解放福州时第一个带领解放军进城的地下交通员,叫黄嫩弟。习书记当即就决定去看看这位交通员。一行人驱车来到黄嫩弟的老屋前,那时老人家已经85岁了,和老伴住在村子里。习书记见到老人家,很亲切地嘘寒问暖,当问到子女的情况时,老人家情绪很低落,告诉习书记他的儿子已经去世了,还有两个女儿也嫁出去了,不在一起生活。习书记又了解到,老两口的身体也不太好,生活比较拮据。习书记当即把村镇的干部叫过来,对他们说,黄老为福州城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是有功之臣,我们各级政府有责任为他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习书记当即决定把后面要发放的慰问品和慰问金留下给黄嫩弟老人。他让人把黄嫩弟的女儿找来,还与他的女儿聊了一会儿。他嘱咐说,平时如果有时间,一定多回来看看老人家,免得他们孤单,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不能忘。后来,区镇又做了一系列工作,把黄嫩弟列入优抚对象,老人家的生活情况逐渐好转。

采访组:福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每逢人民有困难的时候,人民军队总是身先士卒,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工作期间,驻福州部队为人民作出的贡献。

梁建勇:有句话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福州市委、市政府对驻榕部队的关心支持,使部队和福州人民的鱼水之情更加深厚。在危难之际,人民子弟兵毫不犹豫地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1992年7月7日,福州市发生5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中洲岛有100多户群众被困,因为水流湍急,冲锋舟上不了岛,而且一旦下水,救援人员大概率会牺牲。这个时候,从岸边搭绳索向外转移还需要一些时间,能立即对这些群众施救的只有空军的直升机。习书记当机立断,指示我立即联系驻榕空军。我们立即上门联系,空军某部请示上级后调直升机飞过来,开始一批一批地把岛上群众转移出来。这期间,绳索也搭好了,很快就把岛上群众全部顺利转移出来,没有一个伤亡。救援结束后,习书记让我们去好好慰问一下指战员。

这场洪水把上游大量的杂草冲下来,堵塞了福州市东南水厂的全部入水口,导致供水中断,危及群众生活。当时唯一的办法,是有人潜到几米深的水下,将水草残渣清理出来。但这个工作对非专业人员来说太危险,必须求助于专业潜水的战士。习书记让我们给海军某部打电话求援,海军立即派出十几名潜水员,拉了几车的装备赶到现场。潜水员潜下去,把水草一点一点拔出来。因为操作空间小,又有一定的危险性,十分辛苦,因此一个小时就得换一个人,前后足足工作了一整天的时间。清理水草过程中,习书记嘱咐我说:“水里太凉,体力消耗太大,你们去买一些高能量的食品给这些战士吃。”在战士们持续奋战一天之后,入水口终于打通了。习书记又指示我:“你一定要带人带着慰问品专门去部队慰问一次,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这场洪水中,福州洪山的粮库也是岌岌可危。当时,水马上就要涌进粮库,市领导正在调配力量赶往救急,但当时各方力量都在抗洪,一时难以调集出人手。就在这个时候,有整整两卡车的解放军战士开到市政府大院,我跟着几位市领导赶快下楼迎接,原来是驻连江某旅的解放军战士。领头的军官见到我们就说:“领导同志,我们知道福州现在被淹得很厉害,但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救援,所以开到市政府来,请你们调遣!”当时,我感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啊!”我当时就站在翁福琳市长身边,我看他也是被感动得直擦眼泪。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带着两卡车的战士赶赴粮库。出发前,习书记指示我们要给战士们带些吃的。我们当时也没有现成的饭菜,于是抓了几袋馒头,放到车上就匆匆出发了。

从以上这3件事,可以看出部队对福州人民饱含着真挚的感情。我相信这种感情是人民子弟兵与生俱来的,但也得益于习书记日常对双拥工作的高度重视,与驻榕部队的充分交往和交流。在习书记领导下,福州双拥工作结出硕果,人民军队在福州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总是能够更顺畅地投入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战斗中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的诗作《军民情·七律》流传很广。您能否讲一讲这首诗的来历?

梁建勇:习书记的《军民情·七律》这首诗是为了祝贺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而作的,并于1991年1月13日在《福建日报》上发表。多年以后,我见到习书记的时候,还提起过这首诗。

2014年“八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到福建,接见了几位当年从事双拥工作的老同志。会见快结束时,我们准备往外走,我和他寒暄告别,那时我想到了《军民情·七律》这首诗。我说:“总书记,回想起多年以前在您领导下的双拥工作,我就想起您1991年写的那首七律《军民情》,今天读来仍然荡气回肠。”习近平总书记说:“那首诗你还记得?”我说:“还记得。”他就对大家说:“那我请梁建勇把我当时的诗念一念。”于是我就读了起来:“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念到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很激动,接着大家一起念道:“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话音一落,大家热烈鼓起掌来。那个时刻,现场的气氛非常温暖人心。

习书记当年写这首诗的时候,福州市正在召开全国双拥工作会议。过了不久,全国要评选一批拥军优属模范,省、市一致推荐了他,而他极力要求大家不要选他当先进,因为他觉得他做的所有这些事,都是他的本职工作。但军地双方一致强烈要求他当拥军优属模范,我们相信这个“拥军书记”不仅仅是一个荣誉,也是为历史提供一个正确的认识,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合格的榜样。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习书记当年制定的很多双拥政策,建立起来的牢固的双拥工作基础,以及福州人民和部队之间深厚的感情,一直是福州一面不褪色的旗帜,并且至今依然高高飘扬。

(转载自2019年12月9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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