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国企改革：从《请给我们“松绑”》到“敢为天下先”

[编者按]

岁月不惑，春秋正隆。改革开放40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以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风雨四十年，改革在路上。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人民网策划推出“40年·改革印记”系列报道，用记者的视频、图片、文字，通过人民网、手机人民网、人民网法人微博、微信、人民视频APP等多个端口，为您讲述全国各地、各行业的“改革印记”，在时光的记忆中传递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感受日新月异的时代巨变。

盛夏时节，在满是墨香的书房里，年逾八旬的黄文麟老人提起毛笔，“松绑放权”四个大字跃然纸上。

笔走纸间，力透纸背，一段波澜壮阔的改革故事从历史记忆中浮现出来。

时间拨回到1984年，3月23日下午，一封由55位厂长、经理联合署名的呼吁信被匆匆忙忙地送到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桌子上。

这封信，就是后来轰动全国的《请给我们“松绑”》。而这封信的起草者就是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的黄文麟。

2014年，恰逢“松绑放权”30周年之际，已退休的黄文麟又为福建30位企业家致信习近平总书记，说说心里话。没想到，很快便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此事在福建乃至全国再次引起了强烈反响。

两封信，轰轰烈烈，跨越了三十年。回忆起这些往事，黄文麟显得慷慨激昂。

55位厂长、经理联名呼吁“松绑”放权 吹响中国国企改革号角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为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到了改革开放的第六个年头，国有企业陷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五花大绑”之中，弊端越来越凸显。

“干好干坏，30多块，工人没有积极性。厂长、经理有‘责’无‘权’，只起到组织生产的作用。”1984年，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分管企业工作的黄文麟，对企业的困境“感同身受、十分同情。”

当时福建省委提出，1984年国有企业要确保“两位数、三同步”，即工业产值增长10%以上，产值、税收、利润同步增长。为帮助企业完成指标，3月21日至24日，省经委在福州召开“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研究搞活企业，会议主角是55位厂长、经理。

　　1984年3月22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情景。（资料图）

22日，大会安排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和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介绍企业发展经验。福日公司是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州铅笔厂则是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单位，在当时，这两家企业拥有较多自主权。

不料，游廷岩和龚雄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让大会主题“跑偏”了。

“你们两位也没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我们也有这些权力，也能把企业搞好。”在座的厂长、经理既羡慕又不服气，一场“交流会”变成了“诉苦会”。讨论越来越激烈，道理越辩越明晰，厂长、经理们找到了一条出路——共同呼吁“松绑”放权。

被厂长、经理们所感染的黄文麟完全把政治风险抛到脑后，“福建人素有敢闯敢拼的勇气，厂长、经理们都豁出去了，干脆我也豁出去吧！”散会之后，他连夜找来省经委企业管理处处长滕能香商量，决定给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信呼吁“松绑”放权。当天晚上，黄文麟奋笔疾书，“松绑”放权呼吁信初稿一气呵成。

23日，初稿提交大会讨论，仅作了小修改便一致通过。呼吁信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领导副职由正职提名，再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一般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破除“终身制”，干部能上能下；企业奖励基金可自行支配，奖金随税利增减浮动；允许企业自行销售产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下午4点左右，黄文麟和滕能香拿着刚“出炉”的呼吁信马不停蹄直奔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