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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网3月25日讯 （福建日报记者 谢海潮）历史上，台湾民间有“无福不成衙”一说，讲的是清代台湾各级衙门里，几乎都有福州人充当教职人员或幕友。福州操“三刀”（厨刀、剪刀、剃刀）者，亦曾纷纷赴台从事饮食业、裁缝业、理发业。1945年台湾光复后，大批各行各业的福州籍专业技术人才踊跃奔赴台湾工作，形成福州人移居台湾史上的又一次高潮。 “与其他省籍人士相比，光复初期赴台的福州人更加熟悉台湾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情况。”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凌斌认为，这对他们顺利开展工作无疑十分有利。 接收人才的基地 台湾光复，负责接收的福州籍官兵占有一定的比例。1945年10月，时任驻守福建的海军第二舰队中将司令李世甲（长乐人），担任接收台湾日本海军专员后，即登报发布命令，通知在抗战期间所有因编制紧缩精简或因病因事离职的海军人员限期报到，并从中录用200余人（多为福州人），作为赴台接收的补充力量。 10月19日，李世甲率几乎清一色的由福建人组成的中国舰队，从马尾出发直驶基隆，进入台北后即挂牌办公，开始对日本驻台1.9万余海军人员及舰艇、军械等进行接收。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福州人）于11月乘舰赴台，在高雄左营与李世甲会合后，至台湾各港岸视察接收情况。 战后台湾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急需祖国支援，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成为培训和提供接收台湾人才的基地。1946年4月9日，时任台湾邮政总长的林步瀛（福州有其旧居）急电福建邮政局，“台湾日籍邮员日内全部撤清……需员万急”。据厦门《江声报》（1946年4月19日版）报道，当时的交通部命令福建调遣邮政人员40人、电信人员20人赴台工作。 在福建为台湾培养和输送的专业技术人才中，除了大多数来自于闽南地区之外，福州人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如1945年4月毕业的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共118人，福建籍31人居首，其中籍贯福州的多达15人，将近一半。 作为福建省会的福州，自然是赴台专业技术人才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光复初期，赴台的福州人几乎遍及全岛各个县市，分布于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刘凌斌说，其中在台北、基隆、嘉义、澎湖和花莲担任公职的福州人较多；在县市财政、税务、建设和教育部门任职的福州人较多。 跨越艰辛之热忱 光复初期，不少福州籍青年胸怀大志，怀着“愿为祖国建设尽一份力”的热忱来到台湾，参与接收与重建工作。 抗战时期，福清人林友茂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农学系。其父林孝楼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旅日爱国华侨、辛亥革命元老。“九一八”事变后，林孝楼一家放弃产业，离日回国返乡。1944年11月，林孝楼病逝，当时念大四的林友茂只得回来接手家业，之后又接受聘请，出任福清西江小学校长。台湾光复后，由于林友茂表现出色，被列入接收台湾的征召名单。 “这对一个热血青年来说，正是一次报效国家、报效人民的机会。”“面对国家的召唤，怎么能充耳不闻、袖手旁观呢？”林友茂当时这样想。1946年初，林友茂搭乘大轮船，与福建的一批青年一起来到台湾。 当年闽台之间的交通并不便利，大部分赴台工作的福州人都是乘坐木帆船或轮船通过海路来到台湾的，旅途充满了艰辛。据福州人张冠雄回忆，胜利之初福州和台湾没有定期航班，1946年3月，他只好搭乘一艘载货百余吨的民间帆船出发赴台。这种帆船有两根桅杆，完全靠风力行驶，如果顺风，大概两天两夜可以到达台湾。 然而，这艘船出了闽江口后又折回到一个小镇，“因为吃不到风的关系，这样一出一回似乎有三次以上”。船上的条件也比较简陋，张冠雄“挤在船板下只有可以容身的空间，下面堆放着运销台湾的豆饼，隔铺着一层棕席还是霉味难闻”。记忆中“这艘船经过十一天才到达淡水”，然后坐火车到了台北。 抗战胜利之前，张冠雄在永安受训时，曾接到一份调查表，咨询受训者于抗战胜利后志愿服务的地区，每人可填三个志愿。张冠雄填的是“东北”“西北”“台湾”。有人问他，“奇怪，大家所填志愿大都是自己的家乡或近于家乡，你却填东北、西北、台湾，都是陌生的地方”。张冠雄回答，不到东北不知中国的富庶，不到西北不知中国的文化，对台湾则是充满了好奇。 后来，张冠雄到了新竹工作，发现“还有很多福州同乡，同乡相聚倍感亲切，所以虽离家千里，并不寂寞”。 赴台人物起风云 历经艰辛来到台湾的福州人，多是告别家人，只身赴台谋生。尽管他们地位不高，却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术与特长，扎根基层，勤勤恳恳，贡献良多。 原任福州体育场场长的福州人林鸿坦，1946年赴台出任台湾省教育厅督学兼省体育会总干事，即积极投身于台湾的体育教育事业，为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体育项目，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台湾体育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48年，林鸿坦率台湾体育代表团124名运动员出征上海，这是台湾同胞首次参加全国运动会，且成绩斐然。赛后，他将余款向上海勤奋体育商店购买篮球、足球各2000个，分送台湾各地学校，开创台湾篮球、足球新局面。林鸿坦成为台湾体育界德高望重的元老，享有“台湾省运会之父”美誉。 长乐人陈庭诗是一位失聪画家，祖母是开台功臣沈葆桢的幼女。他小时深受传统艺术的熏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20岁以后从军抗日，在福建等地用“耳公”笔名发表了许多抗日木刻作品。台湾光复后，他复员来台，任职于省立台北图书馆。 陈庭诗在台潜心于绘画艺术，创作了《卖青菜》《青春》等延续大陆抗战版画风格的作品，很快引起广泛的赞誉。陈庭诗这批来台的大陆版画家，把鲁迅先生所倡导发展起来的新兴版画运动的精神，及抗战版画所积累的经验直接移植到宝岛，在台湾掀起了自画、自刻、自印的创作版画热潮。 由于地缘和人缘际会，光复初期也有不少福州工商界人士陆续赴台创业。后来成为台湾钟表业领军人物的杨伦祥，其父早年即赴台经商，抗战爆发后举家返回故乡福州，台湾光复后旋即回到台中重操旧业。若干年后，杨伦祥开创了台湾最具规模的钟表工业集团。 作为省城的福州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以往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地的文化交往上。“赴台的福州人群体，与全省其他地区一样，迅速掀起援建的热潮，为台湾经济社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凌斌认为，这一历史事实值得后世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