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琳厝的红色往事

来源:福建日报 | 作者:陈建芳 文/图 | 时间:2022-09-13

《抗日救亡周刊》编辑部旧址

1996年项南题“宏琳厝”。

1940年郭沫若为黄开绳题“庄敬日强”。

大约20年前,有一部反映古民居生活的纪录片《祖屋》在央视播出。这部片子亦曾远赴美国参加第34届国际影视节,并获得最高“银屏奖”。纪录片中的祖屋就是宏琳厝,作为全国最大的单体建筑古民居,它载入林众主编《中华旅游通典》,书上介绍了这栋古民居的概况:宏琳厝又称新壶里,位于闽清县坂东镇新壶村,建于1795年,为木材商人黄作宾与其长子、六都巨富黄宏琳所建……

黄家义举

作为建筑,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功能完备,反映的是宏琳厝的物质文化层面,宏琳厝更有其精神文化方面的亮点,这要从始祖黄祖嘉(1755—1815年)说起。

黄祖嘉,字作宾,号寅轩。刘训瑺纂《民国闽清县志》中记录他夫人张氏的文字,可以侧面反映黄祖嘉的生平状况。该县志卷八《烈女传》介绍张氏:“邑六都名医黄祖嘉妻,嘉聘后年十九得瘵疾,数年未愈,遣媒请期,张父母以嘉贫且病,恐其死,不允其请。张氏闻之泣告曰:‘不嫁儿,彼死儿不独生,速嫁儿,为侍汤药,或得偕活’。父母知其志不移,许之嫁。后事夫甚勤,氏出汲及主馈,则悬铜器于床,嘱嘉敲之以代呼唤,嘉亦善调摄,由是病渐愈,而精于医矣!张氏多力能以纤脚之妇,转磨如飞椎髻,作苦历四十余年,佐夫购腴田建华屋,积产累万。嘉年六十有一卒,张氏谓其子妇及孙妇辈曰:‘吾今不哭而翁,吾之眼泪已于四十年前罄之矣!而翁以濒死之身,竟得寿终,有子四,有孙十六,有薄产有微名,天之待而翁厚矣!吾复何悲?’卒年六十有六。”

由于有贤妻张氏的精心照料,黄祖嘉带病之躯不但得以康复,反而因祸得福精于医术,并且成为一位成功的药材商人。黄祖嘉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开始建造房屋,他的长子黄宏琳续建,历时28年,于1823年建成。

若只是盖一座大房子,在历史上未必能留下美名,黄祖嘉与他的儿子黄宏琳都是有德行、好仁义的善心人士。县志记载:“黄玉波,字宏琳,号顷千,邑廪生,生平好学不倦,兼善理财,躬持家政三十年,积累十万金。凡有义举,必先提倡,无论伯叔兄弟嫁娶丧葬,力有未逮者,罔不捐赀以成其美,且尝取贫家债券悉焚之。壮年卜筑新壶,后之谈门望者莫不推之。”

众多义举之中,最为人称道者,当为捐资兴办崇文书院。这里不得不提及第四代孙黄联珪,他是宏琳厝中获咸丰皇帝颁发圣旨嘉奖的“闽清县候选同知”。县志载:“黄联珪,号达夫,邑人,幼习举子业,长援例捐同知衔。富于赀,急公好义。同治间,族人创建崇文书院,珪慨然捐巨资。光绪中,各乡绅耆以崇文改设文泉书院,珪子绍年善承父志,抽出祀田五千觔,首为倡捐,其热心兴学均属可嘉。”

崇文传统

崇文书院改设文泉书院,黄氏家族出力甚大,这也表达了他们崇文尊儒的理想。

刘训瑺在《文泉书院纪略》中也留下了忠实的记录:“都之新壶里为黄氏居,旧于麟田山麓建崇文书院,督课子弟以经费,弗充缺其膏伙,光绪己丑(1889年)黄君曾谋于众曰:为族养士不若为乡养士,为一乡养士不若为一邑养士。乃集诸同志,首先倡捐,各乡应之,计募万余金,购买田亩,仍崇文旧址拓而新之,名曰文泉书院。”

历史上的文泉书院,也就是如今的闽清二中。宏琳厝中有一块匾额“勤俭崇文”,这也是宏琳厝历代相传的祖训。

在宏琳厝还悬挂着一幅由郭沫若题写的“庄敬日强”四个大字匾额,除大字外,左边落款处还题写着三列小字:“直斋学兄属。廿九年十月,郭沫若书。”宏琳厝第六代孙黄开绳(1895—1957年),字直斋。这是郭沫若题赠黄开绳的墨宝,源自《礼记·表记》中的“君子庄敬日强”,题字意在表达要做庄严持重的君子,中国人要自立自强。那么,郭沫若又是如何结识化学家黄开绳?

郭沫若于1914年到达日本,次年在冈山六高三部医科专业学习,1918年进入九州大学学习医学。黄开绳于1916年赴日本留学,最初在东京第一高等学堂学习,然后进入九州大学学习化学。郭沫若和黄开绳是在九州大学时的同学,两人曾有密切的交往。

据黄开绳之子黄德赡在《黄开绳先生传略》一文中的记载:黄开绳在博士毕业之后回国,先后任教于河北工业专科和厦门集美等学校,1931年任上海开成硫酸制造厂工程师,1933年任福建省立科学馆馆长,兼任福建省立师专、省立医学院、福建协和大学教授。又据其他相关文献,抗战期间福建省立科学馆内迁沙县,1940年黄开绳到达重庆时,郭沫若恰好也在重庆,于是题赠黄开绳。

1949年5月黄开绳到台湾讲学,后来担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化学领域,创新硫酸制作工艺,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地位,在硫酸工业上有卓越的贡献。黄开绳与侯德榜齐名,在海峡两岸同称化学泰斗。

红色文化

宏琳厝在福建省的革命斗争史上曾写下光辉的业绩。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在青年时代就曾在宏琳厝组织过革命活动。

1938年底,由于受战事影响,福州的一些学校、机关、工厂等迁往闽清,光学校就有私立福建学院及其附属中学、省立福州初级中学、私立福州三山中学、私立福州毓英女子中学等10所,师生达四五千人。项南与宏琳厝第六代孙黄开修一起组织“闽清县战时民教流动工作队”,简称“战工队”,领导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战工队”成立初期,队长是项新(即项南),指导员是黄开修,读书组负责人为舒诚、郑圣梁,生活组负责人是黄孙恒,宣传组负责人是姚志芳、黄育梅,骨干队员有李碧璋、黄其新等9人。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写标语、教唱歌、编话剧,积极开展多渠道的抗战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黄开修之子黄淮生在纪念文章《项南与宏琳厝》中写道,在1939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战工队”在宏琳厝第二进大厅堂进行募捐演出,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表演《菱姑》《死里救生》等剧目,还有项新慷慨激昂的演讲,鼓舞激发了观众的爱国情怀,他们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捐款捐物,有的人还脱下金戒指、手镯等进行捐献。文章还提到,项南与黄开修领导的“战工队”的爱国行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却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嫉恨,获悉拘捕密令。1939年8月底,项新在黄开修的护送下乘船悄悄离开了闽清。

项南在宏琳厝一共居住了58天。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在职期间以及退居二线之后,多次回到闽清,践行了当初与黄开修作别时“我会再来”的诺言,并于1996年的奠基200周年庆典活动题写了“宏琳厝”匾额三个大字。

其实在项南到达宏琳厝之前,黄开修与弟弟黄开云就已经在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了。1937年秋天,两兄弟就在家里创办《抗日救亡周刊》,当时的条件是非常简陋的。黄开云在回忆文章《找党到延安》一文中提道:“开修装了一个土收音机……到了晚上戴上耳机,我们就收听解放区电台,并记录下来,刻上蜡纸,就办起了《抗日救亡旬刊》,后来稿子多了就改为周刊。自己听,自己印,发给中小学,还寄到外面要求交换,寄到福州、厦门、泉州、武汉、长沙、延安《解放日报》社……救亡周刊,传播比较广,起了进步作用。开头每期只印几十份,后来印到百份以上,出刊时间大约是1937年7、8月至1938年3、4月份。”

黄开云后来到延安寻找党组织,并于1939年11月入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热河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厦门卫生局局长、福建卫生厅副厅长、厅长和北京保健局副局长、北京中医院院长、卫生部医疗器械局局长、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副总局长等职。

如今宏琳厝的“项南住所暨《抗日救亡周刊》编辑部旧址”已成为闽清县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我们应该继续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文化,坚守革新精神以及革命精神,让宏琳厝的光辉历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