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丑万生园修禊雅集中的福建文士

农历三月初三旧称“上巳节”。古人在这天会临水洗濯，消灾祈福，祓除不祥，称之为修禊。后来，这种祭祀活动逐渐演进为春日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文人雅集。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一次修禊活动，便是353年王羲之组织的兰亭雅集。1913年3月，梁启超在京城万生园举行的癸丑修禊雅集，表面上是对兰亭雅集传统的继承，实则暗含着民国初年文化精英对传统价值体系的重构诉求。在这场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文化仪式中，福建籍士人群体以其独特的文化姿态，勾勒出传统文人在现代转型期的精神图谱。

当时参与万生园修禊雅集的成员，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癸丑修禊集》卷首的照片统计有36人，另有饶孟任、陈懋鼎两位参会但未合影。唱和诸公中，既有晚清遗老，亦有民国先进。其中福建文士9人，郭则沄等5位属于当日参与者，且皆有分韵拈诗。侯官陈衍、严复和闽县陈宝琛、林纾皆有受邀，只是因故未能参加当日雅集，但在雅集之后，陈衍、严复、陈宝琛均有补交追和题咏之作，陈衍另作《京师万生园修禊诗序》，林纾则绘修禊图记之。

这场雅集是梁启超流亡返国后的首次重要文化活动，他自己也非常重视，毕竟“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与娴儿书》）。而在受邀名士之中，福建籍尤其是福州籍就占据五分之一强，这一方面说明梁启超与闽籍名士交谊甚笃，另一方面更是说明即便远在东南沿海的闽地，也成为当时文士精神和诗学思想的阐释场域。

福建士人群体在此次雅集中的创作鲜明地体现出传统文人的生存哲学，用陈衍在序文中的话，即兼具“经世之意”与“脱屣尘埃”之本心，“不以簪绂易其老庄山水之抱”。但在现实环境中，传统文士很难在经邦济世和吟咏山水间取得平衡，最终都会沦为“诗酒游娱是否有玩物丧志之嫌”的焦虑与挣扎。主办者梁启超在序文中极力抒发对于兰亭雅集的欣羡之情，但同时又“徒顾影而悼叹，宁假日以游娱”。可见，作为政治家的社会责任让梁启超在游玩唱酬中时刻保持着自省和警惕。

这种焦虑感在参会的福建名士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陈懋鼎认为像王羲之、梁启超这样积极入世、才能卓越之文士，即便曲水流觞、诗酒唱酬，亦“非溺庄老风，乃悦山水妙”，因为“贵生将乐群，志远惟静照。祓禊特强名，由来钓非钓”，试图借用诗酒风流之中寄托经世致用的弦外之音来消解其间的二元对立。而作为帝师的陈宝琛自然更是能在玄言清谈的文学场合中发现深远的政治抱负，“右军故是温谢流，临河奄有嵇阮旨”，将王羲之视为与桓温、谢安等匹敌的政治家。即便如此，陈衍的序文仍高度肯定延续兰亭禊集之风的必要性：“以风雅道丧之日，犹复得此，可不谓盛欤？”

身处千年大变局中的雅集参与者大多兼具传统士大夫与新式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如林志钧作为北洋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却沉醉于碑帖临摹，这种身份撕裂暴露了转型期文人的精神困境。不过，传统文人“经世之意”与“脱屣尘埃”兼具的生存哲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身为朝官而逃避世务的矛盾。而他们在诗会雅集中的文学实践，既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承继以及旧秩序的缅怀，同时也是在新语境下重构文化话语权的尝试。

梁启超虽然是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非常注重传统诗学，民国后与陈衍、林志钧等闽籍文士过从甚密。1895年甲午战败，陈衍、林纾等在京城支持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公车上书；1898年康、梁等人发动戊戌变法运动，陈衍亦上书进言表示支持；民国初年，梁氏主编的《庸言》杂志连载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为后者宣传同光体的诗学思想提供平台。可以说，1913年上巳节的这次修禊活动，特别是八闽士人的高密度聚集，折射出晚清以来福建文化圈的特殊影响力，尤其是闽派同光体的诗学思想，通过这次雅集得到再次确认。

参与癸丑禊集的闽籍士人中，陈衍与陈宝琛是被学界公认的闽派同光体领袖，前者提出了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的“三元说”诗论，为同光体奠定理论基础；陈宝琛则以“清苍幽峭”的诗风为同光体的创作实践树立典范。围绕在这两位同光体领袖的身边，还有一批或有亲缘关系或有学缘师承的文士。郭则沄的父亲郭曾炘与陈衍、陈宝琛关系密切；陈懋鼎是陈宝琛的亲侄子；林志钧早年诗学谢章铤，后与陈衍、陈宝琛等同光体闽派诗人往来密切；林纾与严复虽不以诗名著称，但同光体诗人的文化立场，与这两位介绍西学最用力的翻译大家颇为接近。学界普遍认为林、严诗风受到同光体的影响，可称为宋诗派的外围成员。由此可见，这种亲缘、学缘交织在一起的地方网络构建起严密的诗歌谱系。他们在癸丑雅集上的诗歌唱酬亦可视为对闽派同光体诗学主张的集体展演。

这场被历史尘埃遮蔽的文人雅集，实为观察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精神转型的重要切片。福建士人群体的文化选择，既非简单的复古守旧，亦非被动的时代弃儿，而是在文化断裂处寻求接续的创造性努力。他们的徘徊与坚守，最终汇入了现代中国文化重构的复杂光谱之中。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