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瑾冒死保存的日军罪证（网络截图）

东南网8月3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林生钟 罗珍华）“罗瑾，民国十二年二月（1923年）生于南京，满族镶红旗人。”《大田县志·人物传记》如是记载。

罗瑾是谁？一位非大田籍人士，为何能被县志记载？这要从一本相册说起……

7月25日，抗战题材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该片聚焦一家名为“吉祥照相馆”的避难所，讲述了馆内的老百姓起初只想保命，却因被迫为侵华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意外冲印出证明日军屠城的罪证照片，面对日军暴行、同胞遭遇和民族存亡，他们最终决定将这些底片留存的故事。当“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民族共情被引燃，《南京照相馆》不出意外将拿下暑期档票房冠军。

鲜为人知的是，《南京照相馆》的人物原型就是罗瑾。他冒着生命危险多冲印了几十张日军凶残屠杀同胞的照片，并将其中的16张装订成册，秘密保存。这组照片在战后审判日军罪行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5年至2002年，罗瑾跟随儿子在三明市大田县定居，并经营一家上海照相馆。儿子病逝后，罗瑾离开大田，于2005年病逝于上海。1995年开始，罗瑾担任大田县政协委员，他不辞劳苦前往各地学校，为师生们讲述南京大屠杀的血泪见证，激励广大青少年要牢记历史、不忘国耻、担当使命、读书报国，并写下了记录抗日战争亲身经历的12万字自传体手稿《历史的诉说》。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辗转联系到多位与罗瑾有过交集的人士，听他们讲述这位曾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英雄不平凡的一生。

罗瑾在撰写自传《历史的诉说》。（资料照片）

暗室藏铁证 少年勇担当

1937年12月，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4岁的罗瑾正是亲历者。彼时的他是南京长江路华东照相馆的一名学徒，当时，罗瑾一家躲进“难民区”逃过一劫。

“1938年元月（1月）的一天，有个日本鬼子少尉军官，拿了两个120樱花牌胶卷，来到华东照相馆，要我们为他冲印照片，当时我们并不在意地收下，要他三天后来取。”罗瑾在《历史的诉说》里写道。

第二天下午，罗瑾将照片冲印出来，发现有日军凶残砍杀中国人的照片，他赶紧告诉照相馆的账房“舅爷”。舅爷看了照片后神色骤变，一再嘱咐他不要作声，“不然会引来灾祸”。

当时，为防止大屠杀的真相败露，日军会不时搜查南京市内各个照相馆，看是否留有底片。

“一定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这几张鲜血淋淋的照片想办法要保存下来。”罗瑾趁其他人不注意，匆忙将底片拿到暗室冲印，夜里用毛巾揩干，晾在案板角落上。

天亮后，他用纸袋装好照片，并将纸袋贴在角落案板下面，用胶布横竖交叉固定好。此后，只要有日军来冲印照片，他就仔细看，遇到烧杀奸淫的照片，罗瑾总是设法多冲印，总共存留30多张。

后来，罗瑾挑选出其中的16张做了一本相册。他在相册封面的左上角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右下角画了一把日本军刀，刀已刺进心脏，心下有五滴血；右上角写了一个方形“耻”字。

“为了纪念这些死难的南京父老兄弟姐妹，我将画面上的心、刀、耻都勾上了黑边，‘耻’字是颤抖形的黑边，以表达我沉痛的哀悼。”罗瑾在自传里写道。

1941年，罗瑾被招募到汪伪政府交通通讯集训队，住在昆卢寺。为防照片被他人发现，他将相册藏在昆卢寺厕所的墙缝里，用泥糊封。数日后，相册突然不翼而飞，察觉到危险的罗瑾立即脱队逃离，先后在南京、苏州、上海、青海等地辗转。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日军第6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等日本战犯，对南京大屠杀矢口抵赖、拒不认罪。国民政府号召市民指证日军屠城暴行。

1946年8月5日，罗瑾的通讯集训队同学吴旋，将罗瑾的相册上交给南京临时参议会。原来，罗瑾丢失的相册是被吴旋意外发现，并秘密保存下来。这16张照片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谷寿夫看到相册后“慌乱不能自持”，最终，在铁证面前认罪伏法，被执行枪决。

铁证昭雪日 隐姓山城居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罗瑾对自己的义举讳莫如深，甚至连他的家人都没有告知。

1985年，罗瑾跟随在大田县一家水泥厂任职的儿子前来定居。“耐不住寂寞”的罗瑾在县城老电影院的对面开了一家“上海照相馆”，也因此与当时大田县委报道组的记者林春忠有了交集。“罗老一辈子都在干这一行，拍照、冲洗照片的技术和质量都比别人好，我们报道组拍的新闻照片固定请他冲洗。”

“罗老当时收了好几个徒弟，他做技术指导，冲洗照片基本由徒弟完成。”林春忠回忆，罗瑾很热情、健谈，许多来洗照片的人都和他很熟悉。

1990年夏天，罗瑾旧友的儿子来大田探望老人，说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当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许多日寇残杀同胞的照片，后来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现在照片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此后，罗瑾多次回到南京，确认“重要证据”就是自己当年装订、保存的相册。

1994年12月的一天，林春忠如往常一般到上海照相馆冲洗照片。闲聊中，罗瑾讲起自己冒险保存相册的细节。

出于职业敏感，林春忠意识到这是个重大新闻素材。他当即拍下罗瑾的工作照，并把照片和稿件一起装入信封寄给《三明日报》。

“一个星期左右，三明日报记者张盛生坐班车从三明赶来大田采访罗瑾事迹。”林春忠说，那时的交通很落后，张盛生坐了大半天的班车到大田时，天都快暗了。于是，两人先到照相馆见罗瑾，第二天继续采访了一天时间。

“我们从拉家常开始，聊到罗瑾当时是怎么冲洗这些照片、怎么藏照片等。”林春忠回忆说，罗瑾虽然上了年纪，但他的身体健康，思维清晰，把亲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细节讲得非常详尽。

长篇通讯《血证》在《三明日报》刊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这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也被世人所知。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南京的多家报纸、电视台记者通过宣传部联系，来采访罗瑾。”大田县教育局副局长颜良重当时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因此结识了罗瑾并留下深刻印象，“那时罗瑾是县政协委员，时年72岁，个子高大粗壮，四方脸，精神矍铄，常穿带格子的深色衬衫，骑一辆红色嘉陵摩托车，一口北方腔的普通话。”

罗瑾在大田县给中学生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亲身经历。（资料照片）

耄耋证史路 丹心励后人

“上海照相馆能够冲洗彩色照片，学校的许多活动照片都找罗瑾冲洗，所以我们接触较多、常有交流。”大田一中退休教师范立洋回忆道。

“1994年的一天，我到上海照相馆取照片，罗老漫不经心地把照片甩在柜台上，嘴里念念叨叨。”范立洋不知何故，开玩笑说这样的服务态度可不好。罗瑾告诉他，自己刚看了报道，对当年侵华日军的兽行感到愤恨。

得知罗瑾的经历，范立洋建议他到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且写回忆录。在范立洋的牵线搭桥下，大田职专、大田一中、大田五中、石牌中学、柯坑中学等中小学校，先后邀请罗瑾到校给师生作报告。

“罗老是个热心人，学校有需要，他从不推辞，远至福州一中。电视台采访取镜，他不厌其烦。有一次到石牌中学拍片，从迷雾茫茫的清早忙到顶着烈日的晌午，年轻人都顶不住，他却没意见，很爽快地配合。”颜良重撰文回忆。

大田新星照相馆负责人郭雪玉是罗瑾的徒弟。1991年，她在上海照相馆学拍照和洗照片。“师父晚年经常到学校演讲、参加公益活动，以亲身经历揭露侵华日军罪行。”

1995年后，罗瑾的事迹被媒体广为披露，由此拍成《血证》等多部电视纪实片，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地播映。

“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和亚洲各受害国都在举证、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许多受害幸存者、目击见证人纷纷站出来加以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已是铁证如山。现在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又兴风作浪，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为他们的侵略暴行百般开脱，我们决不答应。”2002年，79岁的罗瑾在接受采访时神情激动地说。

事迹见诸报端后，罗瑾在多位友人的鼓励下，开始撰写自传体回忆录《历史的诉说》，直至2002年离开大田，回忆录还在写写停停中。

《历史的诉说》共77篇，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从开篇《我的童年》至末篇《抗战胜利》，不仅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罗瑾的亲身经历，还留有很多南京土话，能够丰富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认识，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精神遗产。

2005年2月，罗瑾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82岁。范立洋从罗瑾的后人处借来罗瑾的手稿，组织大田一中教师录成电子文档，《历史的诉说》得以保存。

7月26日，罗瑾的女儿在北京观看《南京照相馆》后，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亲爱的爸爸，我今天去看了影片，你的思想留在了人间，我要向您学习，一定不忘国耻，做一个正能量的人。”罗瑾远在南京的孙子罗峰也说，影片能在全国公映，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的诉说”，记住保护“血证”的爷爷，一家人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