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化记忆》：用影像留住渐行渐远的文化背影

闽海悠悠话港口

□丁清华

古往今来，拥有着全国最长海岸线的福建开辟出了众多以福州、泉州、漳州为中心的沿线港口，同时也留下了千载而来的海上文明。

福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2200多年，早在汉代，福州不仅是东南沿海的商港，也是岭南七郡贡献的重要转运口岸，“旧交址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沉）溺相系”。

东冶，今福州，由此可知福州东冶港是汉代东南海运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当然，就如众所周知，真正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出现在唐代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让这条海上商贸之路越来越重要，并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命脉，在这段历史的脉搏之中，福建一直都未停止它的跳动。

唐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唐文宗《诏书》中载“蕃商会集之地，为岭南、福建、扬州”，此时的福建是当时全国三大贸易港口之一。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开辟了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及阿拉伯各国进行贸易往来。1958年在修筑福州鼓屏路时，发掘出一块断残的碑石，两面镌刻文字，与南宋淳熙年间的《三山志》进行对照，发现这是中唐时期福州《球场山亭记》原碑的残段，经过专家的认真考释，认为碑文中有“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诗句，正说明了唐代海外蕃人多侨居福州。唐代的碑刻与宋代的志书一同见证着域外文化对福州的风俗产生的重要影响，当然也说明了唐代福州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1998年发掘的唐代马球（又称“波斯球”）场遗址，再次肯定了福州港口繁盛的海外贸易，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侨居于福州，因生活娱乐的需要便在唐代建设球场。宋元时期，福州海外贸易的继续发展，东冶港、甘棠港、邢港、乌猪港、太平港、新港等港口与泉州港一起将福建的海外贸易推向了顶峰。

福州在海外贸易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自从公元711年福州就把“泉州”这个名称让给泉州后，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就愈发密切了起来。

唐朝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年)，把“泉州”(今福州)改名为闽州，而以原来设在现在南安的武荣州命名为泉州。这样，“泉州”这个地名才从福州移到闽南。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泉州的经济得到了大步的发展，公元766年前后，唐代诗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写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当时的泉州已然初具世界级商业都会的繁荣气象。阿拉伯地理学者伊本·考尔大贝在其《道程及郡国志》所记蕃商会集处为“岭南之交府、广府，江南之扬府，福建之泉府”。显然，这一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发达已得到国内外公认。

泉州地处晋江江口，不但是广州与明州（宁波）两港的交汇处，连接着东海航路与南海航路，既是转贩的舶货场，也是放洋的出口港，到了宋代更是政府所管辖海岸的中心点。为此，北宋元祐二年(1087)，朝廷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之后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过友好往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扶持将泉州推向了“世界第一大港”，由此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港的历史地位在宋代逐步走向顶峰。直至元代，泉州遍地“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唐与宋元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在这两个伟大的时代中，福建的港口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星移斗转，岁月沧桑，历史更迭。明初，福州港的风采又再次回归，郑和舟师将福州闽安的邢港、长乐太平港等港口作为休整补给、招募水手、制造船舶的基地。在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全面展开之前，郑和下西洋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又一高峰。

随后倭患的到来，明清两代政府开始了陆陆续续长达数百年的“海禁”政策，依海而生的福建人也开始了长达数百年苦难历程。尽管，此时的福州作为官方唯一通航琉球国的港口，可以通过琉球的中转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但是昔日辉煌已经不再；此时的漳州月港，虽然从一个民间自由贸易港口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外贸中心，“海舶鳞集，商贾咸聚”“四方异客，皆集月港”，但从兴起到繁荣不到200年，海禁、迁界、倭患之后，这个港口的闪光也坠落于历史的年轮中。至清代，福州港、厦门港被迫辟为中国“五口通商”口岸，各国商贾云集福建进行贸易，但亦是门户大开的悲凉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