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纠纷：成本高企成为依法维权“拦路虎”

编者按：劳动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但是，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期，劳动关系矛盾日益多发，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日渐多元，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侵害职工利益现象较为突出。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就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具体要求。今年适逢《劳动法》实施20周年，本报今起推出“和谐软实力”系列报道。

东南网5月4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郑蔡乐 郭碧燕 吴月凤/文 关建东/图）

农民工张某算了一笔账：“我被拖欠了5000元工资，从申请仲裁到起诉、申请执行，直到法院决定再次开庭，我等了半年时间，花了不少钱，还影响了工作。可又等了3个月，法院还没开庭。”

张某的经历，是众多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走在依法维权路上的普遍际遇。虽然《劳动合同法》经过两次修订实施后，劳资力量不平衡的状况大有改善，但对于农民工等特殊群体而言，高昂的成本仍是依法维权路上的“拦路虎”。

特殊群体维权成本高

去年，闽南师范大学教师陈耀庭对漳州市芗城区劳动者维权现状做了一次调查。他发现，维权难度因人而异。“体制内、白领阶层、有专业技术的劳动者，维权成功率极高，基本上一个投诉电话就能解决问题。”陈耀庭说，但是，农民工、一线工人、个体户雇员等特殊群体维权成本高企。

芗城区劳动监察大队副队长戴严松也赞同这一看法：“农民工维权仍是老大难问题。建筑市场不规范，工程层层转包，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难以认定，一旦发生拖欠工资现象，十分棘手。”

由于成本高企、维权难度大，不少劳动者面临侵权问题时，只要不是数额巨大，多数人会选择吃哑巴亏。去年，漳州一家服装店倒闭，还欠了四川打工妹小庄600多元业务提成。尽管心有不甘，但小庄仍选择沉默。“文化水平不高，根本不知要走哪些维权程序，繁琐的流程让我头都大了。”小庄表示。

面对侵权，劳动者有的选择沉默，有的会采取极端方式。“劳动者本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但现实中，不少劳动者通过示威、游行等极端方式讨说法。”戴严松说，去年该大队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80起，其中突发案件达44起，涉及职工2000余名。街头维权的结果是，劳动监察人员常常要违背程序规定进行处理。

去年10月，芗城区南坑街道某楼盘建设工程发生欠薪事件，涉及200多名农民工。大量维权者上街拉横幅，围堵街道。“在这之前，他们从未向我们反映过情况。”陈耀庭说，劳动监察人员赶到现场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但3天后，由于工程方未及时兑现承诺，农民工再次爬上楼顶，向下扔掷钢管。最终，工程方所属的总公司垫付了200万元欠薪，风波才得以平息。

时间最是耗不起

在芗城区工会主席姜鲁春看来，劳动者不愿依法维权，主要源于维权成本过高。“不管是仲裁程序，还是诉讼程序，都非常繁琐，大部分维权者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处于流动性较强的行业，无法长时间在固定地点维权。”

陈耀庭曾对劳动监察、劳动仲裁、法院判决三条讨薪途径的成本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讨薪劳动者的经济成本平均为69至895元、时间成本平均为7至345天。“如此长的时间是大部分讨薪者不愿意依法维权的最重要因素。”陈耀庭说。

对此，戴严松难掩无奈。“我们需要处理的案件很多，大多能在法定办案期限内结案，一般不会超过1个月，但维权者仍然等不了，也不信任我们。”戴严松说，维权效率低，除了相关程序繁琐外，还与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淡薄不无关系，“如果维权者能有足够的证据，我们处理效率就高了，甚至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工资支付令”。

漳州市簪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蔡淑丽长期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在她看来，缺乏证据收集能力确实也是当前劳动者依法维权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她以自己去年受理的一起工伤维权案件为例。工地上发生工伤事故后，建筑公司立即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并支付了医疗费用。但在后续伤者要求工伤赔偿时，建筑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伤者只能申请劳动仲裁。这时，雇主打起了“时间战”，看到仲裁结果对伤者有利，雇主便不服仲裁转而上诉，直至终审，前后耗时1年多。时间耗不起成为依法维权的一大软肋。

多部门探索做减法

如何降低依法维权成本？陈耀庭认为，当务之急是简化程序、缩短流程，为劳动者维权做减法。

农民工维权经常要奔波于各个部门。陈耀庭举例说，比如，员工不了解用人单位信息，需到工商部门查询，耗时不说，还要支付50元的查询费用。

推广一站式服务是一条路径，对此，龙文区法院早有尝试。为降低当事人时间成本，该法院设置集书写、文印、查询等便民设施于一体的一站式自助服务区，采用人工、书面、电子三级导诉，同时配置自助查询一体机，并开通12368短信服务平台，在立案受理、移送分案、开庭排期、审结判决、执行查控等诉讼程序中设置短信提醒告知服务。龙文区法院还在企业集中的蓝田开发区，设立企业职工维权服务点，实行“集中坐诊”。每周周二、周四派专人驻点开展法律服务，实行午间、夜间、双休日、节假日预约开庭、送达、调解制度。去年，黄某到王某承建的漳州佰翔圆山酒店从事弱电安装工作，王某拒不支付工资3765元。法官“坐诊”时了解情况后，当即与王某取得联系，经耐心沟通，王某主动付款，案件从受理到化解，历时不到3个小时。

南靖县则延伸服务链条，成立农民工工资监控中心，提前介入职工维权。目前，南靖在各乡镇设监控点，拥有一支200多人的工资监控调查员队伍，及时排查工资侵权案件。中心还将存在欠薪劣迹和资金风险的用人单位纳入重点监控范围，由工会实行专户监管。龙山镇监控点调查员在走访永辉针织厂时发现，个别农民工工资最低时只有200元，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监控点及时发出整改意见书，及时为53名低薪员工调整了工资。

陈耀庭认为，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同样有助于降低职工维权成本。他给出的方案是：在劳动监察大队建立失信档案，将存在侵害员工权益的用人单位纳入档案，并对企业信贷等行为进行限制。

“同时，职工维权期间产生的误工费用还应该由企业按天支付，这样不但能够提高职工维权积极性，也能让企业及时纠正自己的侵权行为。”陈耀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