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高三》12年后 班主任王锦春谈高考

两年前，王锦春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与同学合照（网络图）。

东南网6月13日讯（海峡网记者 赖志昌）近日，一篇名为《一个班级：〈高三〉镜头之外的十二年》的报道，重新唤起人们对于纪录片《高三》的记忆，该文在网络引发刷屏式热转，也再次触动众人的心弦。

由周浩执导的纪录片《高三》，拍摄于2005年，讲述福建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七班师生的高三生活，片中的班主任王锦春，因鲜明的励志形象被为人所熟知。12年后，片子中曾经的那群孩子，大都已走出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县城，“尖子生”林佳燕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继续打拼，“差生”钟生明高考复读，现在泉州当了一名物流经理，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则像张兴旺一样，工作、结婚、生子，步入庸常平静的生活。高考后，他们踏入不同的人生轨迹，命运如潮水般不断地将他们推向远方。

如今，年已五旬的王锦春甘于沉寂，选择留守武平一中，继续他的教书事业。这些年，当他面对当地优质生源外流，老师频频跳槽，山区与沿海的教育资源不断被拉大的现状，他也曾发出无奈的感慨，更多有种“不可挽回”的无力，而他所能做的，则是让学生们重拾勤奋与刻苦。他深信，对于这些山区的孩子，高考依然能给他们的命数带来改变。

2017年高考结束后，王锦春接受了海峡网的专访，他跟记者聊起了纪录片《高三》，他眼中的高考，以及他曾经的高考回忆。

（文中对话略有删减，感谢蓝毅、刘琛林协助采访）

网络图

对话 王锦春

【谈纪录片《高三》：“触动大家的，是它的真实”】

记者：这么多年过去，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看《高三》纪录片是什么感觉，有哪些回忆？

王锦春：记得第一次看《高三》的前一天，周浩打电话给我说，央视纪实频道第二天要播这个片子。我最初的感觉是奇怪，这种片子怎么可以在央视播，里面记录的不就是非常平凡的东西，高中生活里我的一些教学理念，学生高三生活的一些琐事。

既然是纪录片，我想它肯定存在一个剪辑的问题，这里面也包含拍摄者的价值取向。周浩跟我交往了一年多，我也想知道他眼中的我是怎么样的，还有他眼中的高三是怎么样的。我知道，他当初来的时候，完全是带着一种批判高考体制的想法来的，我也好奇，他会剪辑成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就是忐忑，内心有种忐忑不安。其实，我倒是无所谓，我向来是一个敢说敢做、比较率性的人，别人怎么看我，我无所谓。不过，我担心要是这个片子负面很多的话，对学校会造成什么影响 ，还有同行，校领导，甚至全县人民会怎么看，所以当时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看。

看完后，感觉负面的东西不是太多，我觉得还是很真实的。我看完后，感觉是一种释然，然后还有一些感动，特别是看到片尾，当谢怡唱《那些花儿》，我眼前浮现的又是高三这一年来，和他们的日日夜夜，非常感慨，感觉这一年来大家都不容易。

记者：每年高考前，很多学校的老师都会反复给学生看《高三》这部片子，您是否给班里学生看过《高三》？

王锦春：我不需要给他们看，因为我自己当班主任，纪录片《高三》里的一切东西，都是我平时的东西，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进行励志教育，甚至比《高三》更加真实，毕竟纪录片里都是选择后的东西。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些都已司空见惯，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感触，倒是外面的人很好奇。我平时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但到高考前一周开始，甚至前十几天，我就已经开始给学生减压，当然方式很多，比如唱歌，看照片，给学生营造的一种离别氛围，可以加深同学之间的情感，告别同学、老师、学校，让他们有一番感慨，这种情感下让他们彼此珍惜，另外也能减少他们高考马上要到的压力。我觉得，这些东西比让他们看《高三》更有效果。

这么多年，我都不提《高三》了，因为时间太久，学生里有人肯定看过，有人看了觉得很有用，能够激发他们的斗志，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漠然，倒是很多外地学生看了非常大的感触，每一年，一些山东、贵州等外地的学生都会主动打电话或发短信给我，谈感受。有句话说“墙内开花墙外香”。

记者：您觉得纪录片《高三》里，真正触动大家有哪些？

王锦春：其实，《高三》触动大家的是它的真实，当前高考一代的“青春”、“迷茫”、“奋斗”等，它所呈现的高三已不再是高三这个阶层，“高三”已成代了名词。有句“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个高三”，这句话很有意味，不管你有没有读过高三，纪录片里都是真实存在的，能唤醒每一个观看者的思绪和记忆花瓣，回想起每个人走过的路。

而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的过高考的人，能够触动他们的，我觉得，可能跟片子里我的励志的话有关，毕竟我讲的很多话很现实，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必须这样去奋斗，才有美好的明天”，类似的话，他们看了也会有很多共鸣。

记者：《高三》里，跟这一届的学生感情是怎么样的，彼此联系多吗？

王锦春：现在几乎很少联系了。林佳燕前几年偶尔会发短信给我，其他学生基本不联系，包括张兴旺，还有其他一些在武平的学生，大家偶尔会聚，除非有记者来采访，把大家组织起来。两年前，《人物》杂志的记者采访就问我说，这一届高三拍纪录片，你付出的最多，《高三》应该是大家的一个情感的纽带，你应该跟他们有更多接触才对。我思考了下，其实《高三》里学生，实际是我带的最差的一届。这些人跟其他届比，发展的相对也不是很好，我觉得，这反而是跟我很少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我经常感慨周杰伦《东风破》一句“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这句歌词也折射我们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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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高考后12年：“这两种人生本来就没法比较的”】

记者：最近搜狐的“后窗”栏目，推出一篇《一个班级：〈高三〉镜头之外的十二年》的报道，在微信、微博引发刷屏式热转，也引发很多人共鸣。

王锦春：这个共鸣肯定都是有的，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对于这部片子，都会有不同看法，面对这片子人物的命运现状，他们肯定也有不同感慨。

记者：报道出来后，看到文中人物的现状，一些网友评论说，似乎高考后，片子里的这些人的命运还是没有被改变？

王锦春：文章我也看了，我觉得，每篇报道都已包含记者对问题的角度与思考,这篇文章里所要传达的是高考并不能改变什么，在他们看来，这个阶层还是固化的。文中说，成绩好的林佳燕，她照样沦为一个“房奴”还在底层挣扎，打拼，反而是钟生明这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当年高考没考出去的人，日子过得比较好，虽然张兴旺好不容易参加高考考出去了，但其实他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辛，被困在武平。

这些人可能没有设身处地理解经济欠发达的老百姓的期盼，对于老百姓来说其实，能够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现状，他们就很知足了，就觉得改变了命运，哪里去想那么多大城市的房子啊，薪水有更多，他们不会考虑这些东西。他们希望的就是我的孩子，通过高考考出去，不要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种田、种烟叶过这样的生活，只要能改变这种生存状态就可以了。

记者：文中提及曾经“尖子生”林佳燕、“差生”钟生明以及“中等生”张兴旺，高考后他们的命运有被改变吗？

王锦春：答案是肯定的，绝对是带来的改变。就比如林佳燕，如果她还待武平的，我相信，可能连发出这番感慨的机会都没有，她现在想的，可能就不是她的孩子能不能在北京接受教育，而是考虑在武平，怎么送她的孩子上武平实验幼儿园之类的，她现在的处境就不是在武平可以比的。

记者：对于林佳燕、钟生明，这两种人生走向，您怎么看？

王锦春：这种情况，我觉得也很正常。这两种人本来就没法比较的，如果林佳燕，她选择的是一座二三线城市，选择在福州、泉州发展，她可能也活得更自在，她也不一定会比钟生明差，换一个角度来说，钟生明要是去北京的话，他未必就一定混得比林佳燕好，这两种人生不好比较。

【谈高考：“高考改变命运本身就是伪命题”】

记者：今年恰是恢复高考40周年，对于你们这代人来说，高考意味着什么？跟现在高考意义一样吗？

王锦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高考没有现在的人承所担的那么多。我们那时候的高考，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我那时候的生活就是种田，有些微薄的收入，然后娶妻生子，然后孩子又重复一样的生活，无聊透顶，我们的想法就是想走出大山，要去看一看。俗话说，“谷子的壳要剥呗”，要做一个吃米的人，大部分人都这种想法，就不想过这种生活，觉得能够改变就很满足了。

现在的人高考，讨论的已不是这样的东西了，而是想着彻底地改变命运，改变那种地位低下，贫困等，甚至想改变自己的阶层，我们当时没有想那么远。

记者：你高考是在哪一年，还记得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情景吗？

王锦春：我是1985年参加高考的，那时我的愿望就是考出去，最起码能够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满足我的虚荣心。但那时候，我们什么经验都没有，甚至连当时的班主任这方面也很欠缺的。当时我读的文科班，成绩通常在班级前五名，语文作文经常被老师拿来当范文。我们平时答考卷，纸张都很宝贵，习惯在空白上答题，结果我高考出了意外。

当年高考第一科答语文，我记得很清楚，要求写一段文字，给“泥石流”下一个定义。我就看卷子下有空白，看都没看就开始答题，翻开另一面发现已经画好格子。我记得，考前班主任强调要在格子的地方答题，格子外答题被认定为舞弊，做记号。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吓出一身汗，感觉脑子轰的被用力打了一下，我就想完了。因为当年语文120分，要是被认定为舞弊那就是0分。

当时非常无助，老师没讲过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举手叫监考，有半个多小时发懵，后来想还有一个多小时，总得做下去，后面做题目也很机械地做，勉强做完，很多题目都犯了低级错误。

记者：还记得当年自己的分数吗？上大学最想做什么？

王锦春：我记得当年总共是考6个科目，除了语数英，还有政治、历史、地理，我考了总分440多。当时上本科很难，能上本科就不错了，实际成绩出来也还不错，填报志愿我就问班主任，他说这个成绩能上，报了泉州师专，后来上了福师大，我记得当时分数离重点线差9分，比本科多几十分，当年一个班只有十几个上大学的。

福师大中文志愿是我自己报的，当年想做个记者，看记者背着相机，经常去采访很威风的，可到上了福师大以后，问别人才知道，学中文的出来就是当老师，所以也就阴错阳差，出来以后一直当老师到现在。

记者：“读书不会死人，你拿出半条命就可以”，您经常用类似的话激励学生，大家好奇，当年您在高中阶段是怎么一种“拼命”状态？

王锦春：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勤奋，唯一不好的就是非常想家，那时候离家20公里，几乎每个星期周末都想着回家，其实要是不回家，我就住在县城的亲戚家，关起房间门来读书。我记得很清楚的，读书的时经常是凌晨4点多，宿舍铁门上锁，我就偷偷爬出来，在昏黄的路灯下看书，我经常教育学生，能够被别人感动不算是真感动，自己感动自己这才是最高的境界，我读书的时候，尤其冬天又冷，有风的时候书一直吹，我就想我竟然可以这样读书，有时候我自己想到这一幕，我都会流泪，自己被自己感动。

记者：对于高考最深的记忆有哪些，有过遗憾吗？

王锦春：就是刚说的，高考考场上那一幕，我觉得是非常大的遗憾。当然，经过多年以后，我也经常会想，要是考上厦门大学会怎么样。不过，我觉得目前教书蛮适合我的，没有多大遗憾。当年语文做题直接影响到高考成绩，当年看着那些曾经比我差的同学考上，心里酸溜溜的，那种感触是很强烈的，上好大学谁都向往，可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记者：这么多年过去，高考对于你的命运来说，带来哪些改变？

王锦春：我当时的改变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我的改变就是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但是没想到现在回忆起来，通过高考出来后，最起码我在武平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甚至在全国也有了名气，能够得到学生的敬仰，家长的认可，得到领导认可。要是我原来留在家里，可能我的名声都不会出我那个村，如果没有高考，也就不会有我今天的这些东西，高考这个门槛我迈出去了，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终于有所斩获，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记者：如果没有参加当年的高考，设想自己现在会做什么？

王锦春：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要是没有参加高考，那肯定就是跟我的哥哥一样，在乡下农村，种点田，种点烟叶，砍杉树，然后娶妻生子，也有可能现在在外面打工。我们家里有10个兄弟姐妹，只有我跟最小的妹妹考出去了，剩下的都是在家里面干农活，如果没有高考，我应该也跟他们一样。

记者：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高考不能改变命运了，您还相信高考改变命运吗？

王锦春：高考肯定是能带来改变的，最起码你的路就不一样了。很多人讨论高考改变命运，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伪命题。我们所说的高考改变命运，大部分指的是，高考能够改变你原先的那种生存状态，而不是说，通过高考出去后，你就一定能成为那种人上人，甚至成为佼佼者，成为马云、王健林那种人，这种东西不可能让高考来承担。

高考只能给你提供一个门槛，如果这个门槛没有迈过，你可能就是原来的那种生存状态，如果这门槛你迈过去了，你过的就不是原来的那种生存状态，而且你发展机遇等都会多的多，但是至于我们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迈过这个门槛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可以尽情地去展现、塑造、升华自己，但是你能不能成为佼佼者，这是谁都不知道的，也得看人的造化，也不是高考能够决定的，所以高考改变命运是怎么理解的问题。

【谈教育差距：“几乎快成一种绝望了”】

记者：你还在武平一中继续带新一届高一，最近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王锦春：我现在挺好的，现在我在高一10班当班主任，同时教两个班的语文，过得也很充实。平时每天早上5点45分起床，6点到学校，晚自习一般一周值3天班，9点多就下班了，以前要到10点后下班，还要去学生宿舍区看一看。前两年做了股骨头手术，不能久站，下班夜比较早，对身体倒没什么影响。

无论是不是我值班，每天早上我都准时起床，没有一天是掉过的，除非我到外地出差，对于我来说，这是对学生的一份责任，因为我觉得学生都起床，不去看我觉得不放心。

记者：对于新一届学生，您的目标还是考清华、北大、“985”、“211”高校？

王锦春：这几年我的目标完全转向了，以前的话，我的目标是只要能上本科，学生考出去就能够改变他们原来的那种生存状态，过去不一样，甚至那个时候考个专科，出去以后他们的处境都是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要求我的学生尽力考上本科。

那后来，也就是前几年开始，基本上武平一中每个学生都能上本科，基本没有考不上的，我就觉得没意义了，我就追求每个人都要“211”，最好“985”。

记者：为什么给学生设置这样一个标准？

王锦春：这个没有办法，现实是只有考上好大学，学生出来后在社会上才能更好就业，更好就业后原来的这种阶层固化，你才能打破。

有次有个记者问我，“穷人缺乏改变命运的机制”，应对这样有什么办法吗？我跟他说，目前当今的社会上升通道受阻，穷人缺乏改变命运的机制，实际上贫穷也是会通过代际传递了，有个故事说，“我等了你18年，才一起喝咖啡，我等了你18年，还是不能跟你一起喝咖啡”，其实这就是一种阶层固化，要改变，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就五个字“让自己优秀”。因为这个社会，对于优秀的人是麻木不了的。

记者：像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每年都会吸引众多媒体的关注，您对这种教育模式怎么看？

王锦春：“存在就合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作为学校教育，在目前这种高考体制下，所有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考出去，家长都是脚来投票的，既然你这个学校能把我孩子送出去，能够达到家长的期望，我就认可你这个学校，像毛坦厂，这学校基本都是复读生 ，那地方别的公立的学校不准招人，把全部复读生招到那个地方，我觉得也是给复读生一个出路，为什么不行呢？

那衡水中学的话，本身是高起点，这种起点下所有河北的尖子生，甚至全国的尖子生都跑到它那边，雪球越滚越大，虽然它这种封闭式的，比较少人文关怀的地方，被人诟病，但毕竟然达到了那种目标，只要家长认可就行，我觉得高考体制下，这种模式为什么不行呢。

但是我必须说的是，武平一中高三里面呈现的学生的生活，跟衡水、毛坦厂这两个地方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只是强调他们要勤奋、刻苦，我们还有很多，人性关怀的地方，更多的是给学生一种柔情，我觉得这那两个地方跟武平一中没法比的。

记者：如今沿海与山区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像武平一中也很多年没出清华北大的学生，对于这种现状，您有过担忧吗？

王锦春：这种现状不是你担忧不担忧的问题，以前我们一个市还能有二三十个学生上清华北大的，现在整个龙岩能有七八个就不错了，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好的生源都往福州、厦门、龙岩等地方去，师资又被挖了很多，尤其这几年，武平走的老师特别多，都到外面沿海一带去，没有生源、师资，还怎么跟别人比，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学生说你拿出半条命来，这是没有办法的。现在唯一能够跟比人比的就是吃苦，勤奋，如果现在连这些都丢掉，还怎么跟外面的人比，这种担心、焦虑不是说有没有，几乎快成一种绝望了，这样状况，我也没办法，只能通过让学生重拾那种勤奋与刻苦，尽量让学生多考上一些，不然的确没办法。

记者：像类似武平这样的山区，现在除了参加高考，这些学生还有其他出路吗？

王锦春：当然，也有通过自学成才或出去打工，或着因为脑袋瓜灵活，最后做高管什么，有些人做生意赚了钱，过上那种高大上的生活也有，但毕竟少数的。这种情况可能是1%或者10%的概率，现在那么多学生给你教，你让他们奢求这样一种概率，让他们自生自灭，我觉得不实际。当然，我要用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方式，去迈过高考这个门槛，我觉得这个才是正道，所以不能说除了高考就没有别的出路了，这个肯定是不真实，不符合实际的。

记者：您有过很多次机会到其他外面更好的地方教书，有些学校甚至高薪聘请你，为什么始终选择留下来，留在武平？

王锦春：我这个人比较怀旧，因为学中文，我没有勇气告别，我觉得我所追求的幸福，向来是一种被认可。那我这二三十年来，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得到人的认可，包括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的认可，既然在这种生活下，我所追求的认可都得到了，干嘛非要换一个地方。

另外，我追求一种乡村式的诗意与宁静，我不适应大城市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我觉得，在这个小县城，中午能够睡午觉就是一件非常满足的事，去大城市哪里有地方睡觉，中午睡觉这一点我就受不了。我现在在县城，微信，QQ甚至微博也没有，我就只有一个手机，跟人打打电话，发发短信，我觉得就是固守一份宁静，这种东西挺好的。

【寄语2017高考考生】

记者：这几天刚刚结束了2017年的高考，您想对已经高考完的学生说些什么？

王锦春：首先要祝福他们。希望每个考生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对于那些考得好，考上了的同学，我要告诫这些同学，实际上通过高考走上大学生活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还是要为自己的终极理想，去打拼去奋斗，因为后面的路还很长，等待他们去探索，让他们充分利用时间机会，去发展自己，去升华自己。

对于那些高考考得不好的同学，我觉得这个无所谓。没考上就没考上吧，高考每年都有一次，大不了从头再来，一辈子跟一年的光阴比起来，一年的光阴又算什么呢？我就再吃一年苦吧，我觉得，这种苦日后回忆起来会是一种更充实的记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不要气馁，没关系从头再来，再来辛苦一年。

记者：对即将步入高三，参加高考的学生又有哪些寄语？

王锦春：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网上有个江苏连云港一个地方教育局，陆建国局长有一个讲话，为应试教育证明的，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投胎技术不好，那么，不要怨天尤人，你就好好学习吧。”我就觉得，对这些孩子就用这句话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