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福建林改奏响绿色发展咏叹调

新华社福州７月９日电题：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福建林改奏响绿色发展咏叹调

新华社记者王立彬、董建国

这是一场开创历史的改革，发轫于八闽大地，功成于全国，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触及产权问题核心，惠农利民，增进我国亿万林农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这是一场不停步的改革，从绿色生产到绿色生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入。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影响深远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肇始于福建省武平县的一个穷山村，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又一大创造。

大包干责任制从这里“上山”：“山还是那座山，但却成了我的山”

青山吐翠，林木丰茂。盛夏的福建武平县捷文村，绿树掩映，青瓦白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村委会，头发有些花白的李桂林向记者展示了一份编号为２００１年第１号的林权证。“林改后，山还是那座山，但却成了我的山。”他说。

自己的山，自己说了算。在２００１年以前，“大包干上山”，是包括李桂林在内全国亿万林农的一个梦。

上世纪８０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从山下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林农对集体林不能管、不敢管、不想管，而村集体又管不住、管不好、没法管。捷文村１６４户村民守着２．６万亩林地，依旧过着穷日子。

“拿斧头的比拿锄头的多。”当时任捷文村党支部书记的李永兴回忆说，滥砍滥伐现象挥之不去，有些人砍树理直气壮，“那是国家的树，不砍白不砍，白砍谁不砍”。胆大的白天砍，胆小的晚上砍，有人甚至雇人砍，干部想管管不了。

林业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２００１年，改革在这个闽西小山村里酝酿。

改革一开始，就遇到了分歧。有人希望分山到户，各家管各家；有人主张由有实力的大户承包经营；有人主张由政府和村干部分，有人主张由村民自己分；还有人在观望，准备随大流……

经过反复权衡，从多数村民利益出发，捷文村决定按照“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和“耕者有其山”的原则，把所有的集体山林平均分给农户。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号，李桂林幸运地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捷文村，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开启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门。随后，这项改革在武平全县推广。

事情越搞越大，人们心里开始打鼓。“心是悬着的。”武平县林业局副局长吴吉富说，山分是分了，林权证发是发了，但没有上面的红头文件，分下来的山会不会被收回？

犹如旱田期盼甘霖，基层的群众实践，渴望着来自顶层的呼应。２００２年６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到武平调研，充分肯定武平林改的做法，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这项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１５年间，福建活立木蓄积量净增１．７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从２００２年的６２．９６％提高到６５．９５％。

“过去造林，一锄头一个坑，树活不活听天由命。现在不同了，这山，这林子都是自己的，大家把山当田耕，把树当做儿来养。”李桂林乐呵呵地说，林改以来，全村没有发生一起盗伐案件，也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为主要内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现了“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２００８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启动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资源、资产、资本：抓住产权这一市场机制“牛鼻子”

包括山水林田湖在内的国土资源，是资源、资产、资本的“三位一体”。森林资源通过明晰产权成为一种资产，如何将其盘活为资金、资本，成为新一轮深化林改的关键。

“林改之后，老百姓有了林木经营权、使用权，但采伐是唯一的变现途径。林业生产周期漫长，导致很多林农缺乏资金进行扩大生产和改善生活。”福建省林业厅林改处处长徐文辉说。

为了使广大林农手中的林业资产变成资本，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不久，福建省随即展开了以林权抵押贷款为中心的林业投融资体制改革。

武平县城厢镇的造林大户李福明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曾想尽各种办法。“没有抵押物，直接找银行贷款，不仅利息高，手续还麻烦，其中最麻烦的是，必须找到担保人。”

２０１３年，武平县完善林权抵押贷款，由县财政安排资金作为担保金，林农可利用林权证直接获得贷款。当年，李福明拿出林地进行评估，不到一个星期就贷了１０万多元。去年他又贷了３０万元。“林权直接抵押贷款利息低，３０万元的贷款，一年需要９０００元的利息，真正让我们林农受益了。”

手里有了钱，造林不再慌。从２００２年至今，李福明通过与人合股等方式，不断扩大造林规模，带领当地村民种植杉木、竹林等五千多亩。“如今一立方米杉木利润在５００元以上，毛竹年收益也有几十万元，山林真正成了林农的绿色银行。”

同样尝到甜头的还有李桂林。林改中，李桂林分到了２００多亩林地，靠种毛竹和采竹笋，一年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不过，他很快有了新的烦恼。树木生产周期长，一棵苗木从种植到砍伐，得到收益短则十几年，长则二三十年。林地虽如银行，却是“存”易“取”难。

很快，李桂林找到了致富新招。他通过林权证抵押贷到了１０万多元，风风火火地发展起林下经济，通过合理利用林下空间，种植了花卉、药材，还养殖了一千多只鸡鸭。“不用砍树一年就能增收两三万元。”

“我们林农刚拿到林权证时，只会计算直接砍树能挣多少钱，现在学会了从经营林下经济的角度算长远账。”李桂林说。

近年来，福建省接连出台政策，大力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种植业，林禽、林蜂等林下养殖业，森林人家、森林景观利用等森林旅游业，对森林资源进行全方位立体开发。

如今，连绵起伏的绿色群山，为林农致富增添了新途径。武平县梁野仙蜜养蜂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晚生，返乡带头创办合作社，带动５００多户农民加入养蜂行业。“合作社统一购买养蜂的工具，还上门收购蜂蜜，林农只需要在家里定点养蜂，每年就可以收入２到５万元”。

福建还把林下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相结合。２０１３年以来，省级财政投入３．３亿元林下经济扶持资金，其中扶持２３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占资金总量的一半以上。

产权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国家林业局调研组报告认为，２００２年发端于武平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实现了五个“率先”：率先推开了触及产权的集体林权制度、率先探索林权融资、率先成立了林权收储担保机构、率先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率先开展设施花卉种植保险试点，全面实施森林综合保险。

步步深入的林改，正让“林农得利”最大化。福建各地扶持林农转型发展油茶、花卉、苗木、竹业和林下经济，总面积４８００余万亩，林农的涉林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超过２５％。

林改在路上：打造绿水青山的转型新样本

“价值１００多万元的林子，说不让砍就不让砍了，损失谁来买单？”罗范钦是永安市西洋镇旧街村的一位林农，得益于林改，通过承包林子迈上了致富路。可２０１０年起，他有１００亩林子被划入重点生态区位，禁止砍伐。

随着生态建设的推进，福建省从２０１０年起，对一些位于交通主干线、水源地等重要生态区位的商品林实行限伐政策。

辛苦种下的树既不能变现，也没法拿到银行抵押贷款。林农的苦恼也是当地政府的苦恼。不砍，林农利益受损。砍了，生态效益受损。有没有一个两全之策？

２０１３年底，永安市在福建省率先探索赎买制，由政府出钱把商品林买过来。在永安市林业局局长郑凌峰看来，这是双赢之策。当年底，一个非营利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志愿者协会在永安应时而生，负责执行赎买和保护工作。

在经过第三方公司评估后，罗范钦的杉木林按市场价被赎买了。“每亩林子的评估价近万元，价格很合算。”截至目前，永安已完成赎买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３．７万亩。原本要砍伐的商品林，变身为“绿色不动产”，既保住了绿色森林，又守护了林农的钱袋子。

福建２０１５年率先在部分重点生态区位开展商品林赎买等改革，接着又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今年初，福建省发文将这一改革向全省推开，明确“十三五”期间实施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面积２０万亩。

“简单的砍伐得不偿失。”永安市林业局副局长杨敏告诉记者，造林—砍伐—再造林是传统的经营模式，砍伐后再造林，达到同样的生态效益要再等２０多年。“赎买后的林子通过科学细致的经营，最终培育成参天大树。”

罗范钦当初被赎买的林地，曾经繁密的杉木林变稀疏了，林下还套种了不少楠木，有的已有几米高。“这叫抚育性间伐。”西洋镇林业站站长林福星说，通过两次间伐，保留长势较好的杉木，砍掉一些长势不好的杉木，为补植乡土阔叶树留下空间。据测算，２０年后，像这样的林子出材量将高达３０至５０立方米，补植的阔叶树将逐渐取代针叶林，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要用改革的行动去回答。“每一项改革都离不开以人为本，林改也是如此。”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严金静说，林改的核心就在于让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深化林改的重点就在于有效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的双赢。

“集体林改，就是要建立责权利明晰的林业经营制度，调动广大林农造林育林的积极性和爱林护林的自觉性。”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说。

借力林改春风，实现“绿色转型”。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福建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创新探索，正在向林权改革、流域治理、绿色金融等多个领域纵向延伸，“绿色发展”逐步从理念走向现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