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新闻战线的老战士 ——怀念刘岳峰

福建人民新闻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刘岳峰，在2018年最后一天，离开了我们。他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贡献了一生。

时间回溯到1949年8月23日。这一天，一支不到百人的解放军队伍，分别进驻并接管了福州东街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汤井巷的国民党福建广播电台、杨桥路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福州分社。24日晚上，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25日，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与读者见面。新华社福建分社也向全国发布新闻消息。

这支队伍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支队陈大队新闻中队。华东支队，是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的代号；陈大队，是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陈辛仁率领的宣传系统队伍；而新闻中队，则是由老解放区新闻工作者为领导和骨干、上海各大学新闻系学生为主的南下服务团战士组成的。其任务是在福州解放后创办报纸，建立广播电台和通讯社。刘岳峰是新闻中队的指导员，他和中队长孙明一起，协助陈辛仁、杨西光、何若人同志，带领这支队伍，从上海出发，边行军边学习边筹办，到达福州后终于完成了福建三大新闻机构的创建，为福建人民新闻事业开辟了新纪元。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

1938年，正当祖国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只有15岁的刘岳峰，怀着一腔热血，投身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来到山东胶东半岛黄县的姜家店村，成了中共胶东特委机关报《大众报》的一员。他勤奋工作，热情好学，又勇敢机警，进步很快，从排字工人做起，干过校对，再做记者。

当时的胶东半岛，拥有800万人口，沿海的青岛、烟台、威海等港口及胶济铁路沿线城市很快落入日寇手中，但广大农村山区仍为我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所控制，还建立了三个县一级的人民政权。四开四版的《大众报》，是胶东特委宣传抗日路线方针、揭露敌人、动员群众抗日的有力武器。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兵工厂和报社，往往成为重点。因为前者生产物质武器，后者生产精神武器。

1939年12月，鬼子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扫荡，包围了由《大众报》和党校组成的队伍。这支非战斗部队只有步枪30多支，平均每支枪5发子弹，其余人仅配两颗手榴弹。在与敌人的战斗中，73人壮烈牺牲，其中《大众报》34人，包括报社社长，相当于报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冲出包围圈的刘岳峰和其他同志，在区党委领导下，掩埋了战友的尸体，不到3天，又出版了报纸。像这样血与火的考验，岳峰经历了多次。用他自己喜欢说的话，每一次磨难，让他变得“更加坚决”。

在抗日战争中锤炼成长的刘岳峰，解放战争中已是一名主力记者。他时而奔赴前线，时而深入农村，写了大量通讯特写。1946年，他转到新华社胶东支社，经常随军作战地采访。1947年歼灭蒋军王牌74师的孟良崮战役，他就参与了报道。如今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里，就陈列着他当年写的通讯的剪报，装在镜框里，题目是《摧毁芦山屏障——520高地之攻克》，成为记述这次战役的一份珍贵史料。

《福建日报》农业宣传的开拓者

百万雄师过长江后，刘岳峰遵组织之命南下江苏，出任中共苏南区党委机关报《苏南日报》副刊主编。没多久，又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的命令，进军福建准备办报。

在福建日报社，他第一个职务是地方版主编，不久即任编辑部主任，协助社长杨西光、总编辑何若人组织日常宣传，重点抓农村和农业的宣传。

农村宣传是老刘的强项，因为老解放区办报除了军事斗争，主要抓农村方面。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福建日报》农村报道，如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爱国增产运动、农业互助合作，搞得有声有色。刘岳峰在这个时期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方面。1950、1951年两年，福建的农业连续两年获得丰收。农业为什么丰收？许多人都认为是物质和技术条件改善的结果，如兴修水利、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等，而忽略了解放以后社会条件的变化。《福建日报》运用“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经验，决定在报纸上开展关于夏季丰收原因的讨论。老刘具体策划和主持了讨论。一个月的时间内，参加讨论的基层干部、劳动模范、技术干部和普通农民，他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丰收的原因。最后，刘岳峰以社论的形式作了讨论总结。社论的题目是《庆祝夏季丰收，继续提高农民的爱国增产热情——关于夏季丰收原因的讨论》。社论从两方面探讨了丰收的原因，认为政治原因是第一位的，并由此生发开去，论述了加强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技术原因也很重要，但它是第二位的。这次讨论，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工农联盟教育，也是一次很好的坚持党的领导的教育。

从1953年底开始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是当时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岳峰同志为此策划了三个专版，紧密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采用算账对比办法，给农民讲解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带来的种种好处，不仅受到农民欢迎，也为各地如何宣传总路线提供了有益参考。应该说，这是宣传上的一次创新。

在拨乱反正的日子里

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后的1977年，刘岳峰开始主持报社工作。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带领报社同志投入揭批“四人帮”，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

宣传上的拨乱反正是他首先关注的。在处理好新华社稿件的同时，他和编辑部同志研究和撰写了一系列评论，分别以本报编辑部、社论、洪流（集体笔名）刊发。这些评论，联系福建实际，有发动群众参加斗争、指导斗争的，有系统揭批“四人帮”及其在福建亲信的罪行和谬论的。五十开外的人们不会忘记，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文革”中，一些先进单位被打成黑样板，一些先进模范人物被污蔑为黑标兵。老刘组织写作力量，在报纸上先后为福清音西大队、诏安太平公社、莆田华亭公社、福州第一中学、福州火柴厂等先进典型恢复名誉。对于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先进人物，如三明的赵大中、宁德的黄祖森、省机械局的刘宗利、福州大学的励海清等，报纸热情地予以表扬。这样的报道，一波接一波，态度鲜明，大张旗鼓，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的拨乱反正。

在大抓宣传报道的同时，岳峰同志对报社这个“文革”重灾区的内部工作也进行拨乱反正。对在“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处理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和重新审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他大力恢复和发扬遭林彪、“四人帮”践踏的优良传统作风，把被搞乱搞散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一大批下放干部回到了报社，一批有德有才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岗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老刘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他组织大家学习，寻找典型，宣传三中全会精神。听说福州城门公社胪上大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里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派记者余养华去调查。记者在村里住了三天，回来汇报。老刘听后认为是个好典型，要记者再去村里，对素材再深化一些并进行核实。1979年9月，报纸以一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报道，标题是《从我们大队看农村的主要矛盾——记福州市胪上大队党支部书郑学探的谈话》。当天的报纸送到正在省里召开的理论讨论会，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

始终和群众在一起

刘岳峰为人谦和低调。尤其对下属，更注意平等相待，从不摆架子，不搞特殊化。几十年来，从版面主编、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到总编辑，报社从没有人叫他职务，大多叫他老刘，少数称岳峰同志，听来十分亲切。这是报社创办以来形成的好传统。

他不抽烟，不喝酒，衣着朴素，数十年如此。上世纪70年代末，他当总编辑，本来上下班可坐小车，他不坐。从东街宿舍到屏山办公楼，年近六旬的他，还患有关节炎，很长时间踩着辆旧自行车，同报社职工一起上下班，有时还边骑边聊。

报社做夜班的人很多，老刘自己过去也常上夜班，对夜班的同志，他总是多方关心，让他们白天能休息好。

老刘给记者田文光送鞋穿鞋的事，听来是很暖心的。1964年，田文光从建阳调到报社南平专区记者站。他夫妻两人月工资都只有三十来元。养两个孩子，日子过得挺紧的。有次开记者会，岳峰见小田穿的解放鞋，前头破了个洞，后跟裂开。他把小田叫到办公室说：“鞋子破成这个样子还穿。”当他得知小田的家庭情况，便拿出一双半新的解放鞋说，“这双鞋旧一点，还能穿，你试试吧！”小田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不行，不行”。老刘弯下腰，把小田脚上的那双破的鞋子脱下来，把自己那双好鞋给穿上，还问“合脚吗”。小田感动得热泪盈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头。会后，岳峰建议报社给从基层调上来、工资级别很低、生活困难的同志发定期生活补贴，每月8元。小田和另一位记者站同志领到这种补贴，相当于一个月增加了四分之一的工资。田文光对报社领导的关心，永远记在心头。1996年他从南平市政府办公室调研员岗位退下来，定居建阳。他每年来福州，都会到报社看老刘。老刘住院后，他就去医院探望，并为老刘做腿部按摩。

离休后，老刘仍惦记着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新闻工作。他受报社编委会之邀，带领十来位老报人，翻阅数十年的《福建日报》，撰写一部福建日报社社史，对创刊以来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为报社留下了珍贵的史书。

在纪念报纸创刊的日子里，在南下途中驻扎过的建瓯东岳庙里，老刘多次以恳切的话语，勉励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坚守理想信念，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说：“今天的好日子是靠过去艰苦奋斗换来的，明天的小康生活要用今天的艰苦奋斗去创造!”

刘岳峰，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如今去了远方。他给人们留下的背影是美丽的。

致敬，新闻战线的老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