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习书记干工作有动力有干劲”——习近平在宁德（十二）

采访对象：杨有志，1942年10月生，福建漳浦人。1984年任宁德地区霞浦县委书记，后因“杜国桢案”受处分降为福鼎县委副书记。1993年后任行署副专员，福建省海洋渔业厅副厅长、厅长。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李政 路也

采访日期：2017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福建省海洋渔业厅老干部活动中心

采访组：杨厅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期间，您曾在福鼎县担任主要领导。请您谈谈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感受。

杨有志：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对福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我敬佩的有两位。一位是时任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他拉开了福建改革开放的序幕，对福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位是习书记，他以亲善、和谐、真诚的形象深入人心。他当时刚刚30多岁，却沉稳成熟，扛起闽东摆脱贫困的重任，脚踏实地搞调研，深入基层接触群众，表现出赤诚的为民情怀。他在宁德主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宁德的干部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习书记具有极强的科学决策能力。我们福鼎这个地方，地处宁德最北端，与浙江的温州市接壤，是福建省3个重要的省边界窗口之一，另外两个是南平市浦城县，靠近浙江西部；漳州市诏安县，靠近广东汕头。虽说是接壤，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和温州相差很大很大。那时候，温州改革开放势头很猛，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到处生机勃勃。习书记到福鼎调研后对我们讲，福鼎要主动靠向温州，搞活边贸，通过边贸脱贫致富。他让我们主动去温州学习取经，认真研究如何“引进来”“走出去”。

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主动对接温州，用温州经济发展的动力来带动福鼎的发展。“引进来”，主要是引进企业和物资；“走出去”，主要是把我们福建生产的物资销往浙江。同时，我们还发挥福鼎“不夜城”的优势，积极发展餐饮业、太姥山旅游、旅馆业，吸引浙江温州、苍南人来这里游玩消费。到1990年左右，边贸发展拓展了将近1个亿，两三年就翻到5个亿，福鼎的经济迈上新台阶。这充分证明了习书记的英明决策给福鼎带来了发展的春天。

除了搞活边贸，他还要求我们振兴福鼎的工业。福鼎以前二轻工业基础不错，但后来逐渐走了下坡。习书记经过调研，认为福鼎应该把轻工业振兴起来。县里根据他的指示抓紧研究，专门成立了振兴领导小组，提出重振二轻工业雄风，对各个厂、各个系统进行分析，向省、地两级汇报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拓展销路的方案。我们采取措施，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采取工业农业两轮并转的方式，发展了啤酒厂、农机厂、味精厂、液化气厂、农药厂、汽车配件厂等。现在福鼎的工业发展势头很好，在整个宁德也是重要的工业区之一。

众所周知，宁德交通很不发达，当时浙江在修杭州到温州的铁路。习书记就想，应该把宁德到温州的铁路也修起来，这样宁德就“活”起来了。他交代我去邀请温州市委书记刘赐荣到宁德来，他们两人专门在福鼎开了会，商讨怎样把这条铁路打通。商谈结果是，温州负责把铁路修到温宁边界，宁德负责修建自己境内的这一段。虽然这条线路还没开工，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但后任领导接过了习书记手中的接力棒，一任接着一任地沿着他的计划实施。2005年温福铁路动工，2009年6月30日通车，宁德地区不仅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铁，连接了福鼎、霞浦、福安、蕉城，最终给宁德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兴旺和福祉。

第二个方面，习书记有很强的魄力和领导能力。1989年，全国各地掀起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未幸免。当时，有一批温州的中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汽车上都刷着刺眼的标语，情势特别紧张。我当时感受到压力很大束手无策，就请示习书记，怎么办？习书记态度鲜明地跟我讲了两条：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第二，要阻止学生进行串联，汽车车身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入福建、宁德传播。我们根据习书记的指示，在汾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是劝说学生回各自学校继续上课，二是把汽车的标语通通洗掉。从后面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来看，习书记当时的决定既果断又正确，稳定了大局，稳定了人心。

他的这种胆识和魄力还体现在反腐工作上。当时宁德地区干部违规违纪建房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福鼎甚至出现了“干部街”，就是一条街都是干部利用特权盖的新房。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甚至写信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他来了以后不久，就下决心开始清房，而且从领导干部下手，房屋该拆除的依规拆除，干部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当时福鼎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均受处分，在整个宁德产生了很大影响，老百姓反响很好，干部队伍作风也得到整饬。

还有一次，习书记刚到福鼎，就想去海岛调研。调研当天，赶上风浪大作，船在浪里不断起伏摇曳，非常危险。我们劝说习书记：“这么大的风浪，就不要登岛了，太危险了。”可他却很坚持，说既然决定要上去，就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就这样，我们在风浪中又搏斗了几个小时，最终还是登不了岛，他当时还批评我对海域气象了解不够，太扫兴了。大家都被习书记的勇气和心系偏远群众的情怀深深折服。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与他们交朋友。他到宁德之初，一直在基层开展调研，把注意力放在抓经济、抓政治等方面，对宣传报道这方面注意力相对就少了一点。在一次干部会上，宁德地区通联站站长翁德云同志站起来“开炮”，公开向习书记提出批评，指出地委对新闻工作缺乏重视。翁德云胆子很大，大家听了替翁德云担惊，不知道习书记会作何反应。没想到习书记听完之后，欣然接受他的批评，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后来还和他成为好朋友，经常就新闻宣传的问题和他交流。习书记的胸怀宽广，坦诚待人，在整个闽东都传为佳话。

采访组：从您个人经历看，习近平同志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杨有志：习书记对我个人可以说有再造之恩。1984年，我在霞浦县当县委书记。当时闽东地区只有霞浦一个小口岸开展对台贸易，受中央精神的鼓励，在地委要求之下，我们开始把对台贸易扩大，大胆试大胆闯，但没想到一下子“冒”了。当时规定，大陆和台湾做生意单笔不能超过3万元，也就是小额贸易，但是我们做了一笔500万元的蘑菇罐头交易，也就是闻名一时的“杜国桢案”。杜案当时影响很大，处理结果是把我由县委书记降为福鼎县委副书记，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客观地讲，这个案子对闽东干部的改革开放热情打击很大，大家都背上了思想包袱，不敢往下闯了。习书记到宁德以后知道这个情况，对我非常关心，一直鼓励我：“不要紧，你是一条汉子。只要你大胆工作，干出成绩，组织还会关心和重用你。”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我们这种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人都既同情又敬而远之。习书记非但没有如此，反而对我体恤备至，愿意给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重新投身事业的机会。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工作，哪还能没有动力、没有干劲呢？1988年《福建法制报》刊登了一篇我的访谈文章《放胆书记话放胆》，我讲了这个看法。后来我老婆得了白血病，习书记还专门来看望慰问。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习书记的宽容与信任犹如春风化雨，感动和激励着我们再次出发。

习书记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不仅体现在对像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身上，更体现在他对干部的使用上。过去大家有一种观念，闽东穷又缺干部，必须把干部留下来。但习书记却主张把干部输送出去，通过多岗位历练，培养和锤炼干部，他们不仅能为闽东未来的发展助力，更能在更多领域发挥才智。而且这样一来，本地的干部也能一批接着一批地脱颖而出，成长成才。现在看来，他这种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是极有远见的。

虽然习书记在宁德时间不长，但宁德人民都把他放在心里，他和宁德的感情是很深的。习书记调任浙江省长之前，到福州机场去送他的人当中，三分之二是闽东干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理念，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杨有志：宁德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但习书记当时满怀信心，要带领闽东干部群众改变命运，所以他结合实际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两个理念。

当时，宁德干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因为经济一直是“老九”，干部提拔没有机会，待遇最低，所以觉得发展无望，提不起干劲。习书记提出做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首先就是为了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两个理念，就是强调不要跟别人攀比，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接受落后的现实，但决不能自甘平庸、无所作为，而要鼓起干劲，要有“先飞”的劲头，有“穿石”的韧劲，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习书记这样一点拨，大家都受到启发，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了，干劲儿就起来了，而且也有了久久为功的韧劲。习书记走了以后，陈增光同志接任地委书记，提出“人一我十”，人家付一分力量，我们要付十分力量，拿出这样的精气神来发展闽东经济，这就把习书记“滴水穿石”的精神传递了下来。习书记在闽东虽然时间很短，但他的精神财富得到了发扬和传承，这个是实打实的。在闽东人民的心里，习书记的影响是扎下了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