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相伴 感恩此生有你

期许与预言

汤养宗

在老家沙江村的霞浦二中这所中学里，我读到高一年级的时候，一节作文课上，语文老师苏良标很好听的声音突然停顿了一下，接着慎重地说：“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今后一定会是《福建日报》文艺副刊的作者。”

我知道，老师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我。不但是我，全班同学也知道，他说的，就是我。如果再往细处写，老师的话在我当时的感觉中，不啻是在向全班同学宣布一件大事。

这对我太重要。再没有什么，比一个从小爱好文学的乡村少年，被自己的语文老师说定，以后会是省报上的文学作者重要。那真是提前把一顶桂冠送给了一个心中念头很足的人。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叶，“文革”末期，我心目中的文坛，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份不时就能看到的省报副刊。那上面经常出现的一些作者的名字，都是我暗暗记住的文学大神。至于高高在上的《人民文学》或《诗刊》，那简直是另一个传说。

这是指定给我的一个预约。包含着对我今后写作上的肯定与期许。

其实我更把它看作对一个幼小心灵种下的预言。现在看来，它更像某个旧朝代隐秘的信号，要将某娃娃说定日后要干什么事。曾经的小屁孩如今已变成了要一问再问身手如何的一介老夫。

当时，我每一次完成的作文几乎都要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念给同学们听的。他念到我作文时的声音是那般好听，以至在今天我依然把它列作个人听觉史上十种最好听的声音之一。是的，正是这副好听的嗓音，宣布了一个少年文学梦的开始，让它成了从今往后不敢放手的约定。

1976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老师期许的那个《福建日报》副刊作者的话题能否兑现的问题。如果行，我幸；如不行，便是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只是一次玩笑而已。这像一次赴约，在终结了自己的学业后，一个人要去卡夫卡所说的前方那座摇晃不定与前后左右不断移位的城堡。别人的战争都结束了，只有你一个人还要对空而战。

我开始尝试给这家报纸副刊投稿，三个月后，也就是在后来被史书重重记上一笔的十月，我的第一首变成铅字的小诗果然发在了《福建日报》副刊的右上角。有两个小细节附上，一是当时作者身份署名为“霞浦县沙江大队知青汤养宗”，那年我17岁；二是后来知道，发这首诗的责任编辑是副刊的老编辑王国力老师。

有句话怎么说的？意思是：果然如此。

真是一发不可收啊，以此为发端，后来我有了几万行及十来本诗集的诗歌。我诗歌中后来蔓延开来的多维时空及技艺中的复杂性，大概都不是当初这首小诗就能看出端倪的。所谓春蚕吐丝，没想到吐出了一条丝绸之路。

我与《福建日报》最初的关系，便是这样开始的。

世界上一般花时最长且最难以成功的事业就是文学。我的苏老师怎么就那么轻易地将这种“大任”降落于我呢？三个小事例依然可以用来附和我在这里的记述与思考。

一个仍然是那个有点老的父亲骗儿子说房屋后埋有一缸黄金的掌故，一无所获的儿子在后院田亩上翻遍地皮第二年却迎来粮食意外的收获时，儿子才意识到其父的良苦用心。这用心不单是天底下所有人父人母的，我的老师当年说那番话时也可能对我除了赞许的成分外，是不是也含有“骗”我的因素：给你一个目标，让你一生中用脚板去追赶。

其次，我家族里有个叔公辈的长者是我那个渔村用竹竿钓跳跳鱼最厉害的人。他不羡慕别人用船只到远海捕捞作业，只守在家门口海边的滩涂上干这种一般人都干不来的拿手活。这活没有超人的眼力与手力不行，他在七八十岁时，村里依然没有后来者能够赶上他。说明什么？说明一门手艺的成败同时也是对自己敢不敢坚信不疑。我老师的那句话让我相信了自己。文学是一项笨人的事业，需要类似于笨孩子一头死磕到底的那个劲。《福建日报》的副刊又偏偏有所纵容地让这个孩子实现了老师说给他的话。那天，当达芬奇画蛋画到有点厌倦的时候，他的老师说：天哪！你已经行了。我身上可能也有这种祖传的韧劲。

第三，后来在母校建校40周年的活动上，校方要我作为校友代表做个发言，我说我是那个没书读的年代过来的人，不像现在的孩子，口袋里随便一摸，便可以拿出一个硕士或博士证书来。但正是这所学校，让我像一个只拥有一颗糖果的孩子那样，舔一口便会用糖纸赶紧包起来再放到口袋里。这孩子做下这动作时，神情是那样慎重，他在证实，自己是一个身上有糖果的人。说到这，我是在说，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师。我的老师也让我特别珍惜这颗糖果。

我被老师的这种“看好”本来应该是相互拉锯的，当中有着期待与践诺的关系，可我的苏老师后来却早早地英年早逝了。这让我至今每每在文学写作上有所斩获时，便心生一种无处倾诉的苍凉感。这留下了一个空位子，是用来拜谢的，斯人已逝，其余的再怎么说，都失去了归位感，甚至还显得有点无关紧要了。

想起最初在《福建日报》副刊发表的这首诗，便想起了自己的来处，想起这当中的前因后果。便用手掌，轻轻地，轻轻地捂住自己的肚脐眼。那里，促成了一个孩子的破声啼哭。

（作者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