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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文化说

2022-02-11 09:39:54 作者:林焱 来源:福建日报  责任编辑:周冬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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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文化既是得到广泛认知感受、易于履蹈操持的大众文化,又具有悠远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深刻、精邃的思想内涵。从人文学术、思想效能和社会发展等多层面对“福”文化进行深入探讨,是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民精神修养的一个重要课题。

“福”这个汉字的起始可追溯到3500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呈现中华文明最早的形态。《殷墟甲骨学》一书中罗列了不同样式的“福”字。

另有《甲骨文字诂林》等工具书也汇编了诸多样式的“福”字。据称甲骨文中总共有200多个“福”字。其样式虽不同,构成形态基本都是两只手捧着酒罐子举起以祀奉的样子。

“福”的象形文字一开始就有两层意思:器皿符号表示生活物资的拥有,两只手的符号是呈现珍惜、尊崇的行为和心理——中国“福”文化最基础的意义已经初步构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三千多年前的“福”字就是一项明证。除把日常生活的物质元素和精神层面的观念意识二者结合之外,还非常难得地通过多样的字体表现出中华大家庭的浩大、丰澹,表现出形式无限的多样性;又在多样性中包含着默契、融合和趋同。

商周、战国时期,金文、钟鼎文延续了甲骨文的表现形态。青铜金属介质的特点,使字体可以表现得更精致、更富有图案化的美感。篇幅巨大的《金文大字典》(戴家祥主编)和《精编金文大字典》(忠周主编)都荟萃了大量“福”字,其中包括一些充分图案艺术化的“福”字。

汉字的形态因记载介质不同而丰富多样,早期还有一些较少为大众所了解的文字形态——镌刻在石头上的汉字,称为石鼓文;镌刻在陶器和砖头、瓦片上的汉字,称为砖瓦陶文。《中国砖瓦陶文大字典》(陈建贡编)、《石鼓文解读》(王美盛著)等提供了“福”字在陶石砖瓦等介质和形状上的表现。“福”文化早期的观念也渗透在这些器物上,“福”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得更加突出。介质和物体有如生活的环境,无论环境怎样改变,“福”字总会寻求到最适合的形态,最优美的形态。甚至介质和物体不适合汉字方正的形态时,“福”字也能有出乎意料的充分美化的表现样式。

当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初民种群还全然处在求食求宿的生存竞争中时,殷商朝代就有200多种“福”字,继而从甲骨文、金文到石鼓文、砖瓦陶文的不断推进,扎扎实实迈出了中华文化的健步。骨子里丰富多样、相拼相比的个性,和同样俨存在骨子里的相依相和、相归相一的共性都这样标秉彰显出来。“福”一开始就成为一种充裕的生活条件和一种敬恪、遵养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势的结合。

因介质载体的变化多样,汉字有了极多的形态。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华思想文化出现极大跃升,迎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高潮。文字书写的多样性与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形成高度的契合。还可以从人体神经机能和精神意识飞升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这一轮中华文化巅峰的形成,这是个非常深刻、非常前沿的课题。

在这个思想文化的潮涌中,以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铸就了中华哲学、思想文化的坚实基础。在极为丰厚、博大的学术思想中,也包含着关于“福”文化的重要的观念。

孔子有句名言:“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以所治者,小也。”儒家思想主张礼治、主张“为政以德”。所谓贤者,就是具有德与才。德才兼备,是“百福之宗”。

儒家经典《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五福”是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儒家的“五福”思想最重要之处也就是主张“德福一致”,把道德观与幸福观结合在一起。《国语》中同样说道:“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降,尤无基而后墉也,其坏也无日矣。”儒家的“福”文化观念,从史至今就是中国最受广泛推崇的社会生活纲领性思想。

道家思想在幸福观方面跟儒家有相似之处,提倡物质生活欲望的约束与克制,即老子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儒家的思想建立在“入世”的社会行为之上,道家则提倡“出世”,疏离社会行为、追求个人精神境界的超越。即如葛洪进一步推论:“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抱朴子内篇·道意》中这样说:“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系于外,道存乎此,无俟于彼也。”

“不请福而福来”,这种对“福”的理解,与儒家的“五福”思想对比有很大的区别。道教提倡通过修道而获得幸福,集中在精神超拔、德行至善的融合。这种幸福观专注于生命过程中超越式的精神状态。“福”是生命过程中感受到精神理想的实现,从而获得思想意识中的满足感。摒弃物质欲望方面的感官享受,不追求功名利禄等社会价值的实现,“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于是有倾越之灾,有不振之祸。”(《抱朴子·道意》)

物质享有与精神享有是两种不同的“福”,于是道家就有了二者之间关系的辩证的理解。二者之间失与得的辩证关系可以用《老子》一句名言来表达:“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清心寡欲、追求与自然之道相契的精神境界,道家的幸福观也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的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高度,在“福”文化领域也有非常博大的思想建树。这标志了史上“福”文化的思想深度,也掀起了“福”文化在各个领域发展的潮头。

迎新春过大年之时,每家每户都要贴对联、贴“福”字。历史上一些程式性的文化行为,往往都有生动的典故作为注释。贴“福”字的缘起也有多种故事,一种说是起于春秋时期的“封神榜”。姜子牙辅佐周文王伐纣胜利后,在岐山封神台上册封立功将帅为各种神。原先是轩辕黄帝属下的总兵柏鉴被封为清福神,姜子牙的妻子也要求封为神。姜子牙说:“我娶你为妻,穷了一辈子,那你就当穷神吧。”他妻子问:“那我管辖哪个地方?”姜子牙说:“穷神跟‘福’不能在一起,凡是有‘福’的地方你都不能去。”这事百姓都知道了,所以过年时大家都在门上贴“福”字,穷神就不会进来了。

这则故事历来流传很广,民间也就有了过大年时挨家挨户贴“福”字的风俗。故事明显地带有喜剧性的色彩,轻松有趣。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包括“福”文化的一种格调,没有巨大的恐惧与灾难元素,没有惊吓与震慑的心理动机,带有平和、温婉的情调,述说一段生动的故事。听者不用追索故事的权威性,更不用追问姜子牙这样做对不对,姜妻这样接受冤不冤,贴了“福”字是否真的就能驱避穷神,大家觉得就这么回事,很顺和地相信了,形成风俗习惯,而且代代相传。

历史上,由“封神榜”以及各种各样由头推演出了大量“福”文化的民间话语。由古代天文学紫微星座中的天官星演化出“天官赐福”的天官,当然是个福之神。而福禄寿三星中的福星,又是从木星演进来的。木星也叫岁星,进而被称为福星、福神。这两个天官在年画、雕像等作品中的造型经常是一样的,所以民间似乎没有人去追问天官福星是从哪个星演化来的,或者这两个福神是不是同一位神明。

由福星、福神而引发出了各种祈福礼俗活动。历代历朝都有祈福仪礼,皇帝率领文武百官沐浴斋戒,在五色土坛上祝岁祈年以求江山永福。平民百姓也纷纷在年岁节日到社庙或在自家的祭台前给福神焚香进供,祈求天年平安、合家幸福,祈福日期、典仪程序各式各样,包括很多少数民族也有祈福的民俗活动。充溢着“福”文化意识的节庆、礼仪以及衣食住行的各种规范,使“福”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中。

春节过大年总是“福”文化深入家家户户的时节,各地都形成自具特色的祝福仪程。浙江绍兴的年终祝福大典、温州“拦街福”民俗活动,都是很有特色的过年习俗。尤其因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传播非常广,还是学生必读的课文,鲁镇“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祝福仪礼,包括因祝福礼节而形成的生活氛围、各等民众的心理反应,都为人们所熟知。

“福”这个字走出文字学的界域,成为影响面广阔无际的一种视觉符号。除住宅居所外,很多户外空间和风景名胜地界,也都崇显着巨大的“福”字,并衍生出各种节庆式的“福”文化活动。湖南常德桃花源自古有“福天洞地”之美誉,景区桃花观前厅的福寿碑吸引过很多游客。桃花源每年举办“福”文化节“五福临门”系列活动,有“巨龙降福”“仙境迎福”“盛世唱福”等环节,展示桃花源的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乐山大佛涪翁碑廊名人书法作品中有一方草书体“福”字石碑前,总有诸多游客驻足观赏。“泰山王母赐福”书法石刻也称“瑶池赐福”“姻缘之福”。泰山风景区红门广场的单字“福”书法石刻,被誉为泰山第一“福”。成都北郊新都宝光寺山门前照壁墙上一米多见方的石刻“福”字,也是吸引很多游客的景点。知名度最高的当数北京前海西街恭王府的万福园,园区内有1万个各种各样的“福”字雕刻,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康熙题写的“福”字碑。

恭王府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清代规模最大的王府院落,曾经是和珅的府第。和珅有一块巨大的康熙“福”字碑,宣称是天下第一“福”字。和珅府邸被抄没时,“福”字碑被埋藏在假山中。过了近百年,清朝被推翻后,石碑重新被发现。

遍布各地、历朝历代的“福”字,承载着我国博大的历史文化元素。就如恭王府的“福”字碑,它记载了清朝的起落兴衰,记载了帝王用心得失,记载了恶人终得恶报的道德规律。这些史实以故事的形式广为传播,极大地丰富了“福”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福”字的书写,在历代书法家充满艺术个性的发挥下,楷、行、草、隶、篆等各显其美,民间汇集成的“百福”书法大全,也带来了足足的福气。

“福”字以书法、雕刻、衣饰等形式营造出覆盖范围极广的“福”文化视觉符号,进而又以多种形式延伸拓展,形成“福”文化的符号体系。具象的福神图画和塑像雕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分布范围更广的是“福”的象征图案——借谐音的动物蝙蝠构造成“福”的一个符号系列。在这个符号系列中,蝙蝠渐变成非常多样的图案,有的还加上钱币、寿桃、云彩等图案,使“福”的含义越加丰富。这个符号系列,雕刻在房屋的窗门、柱础、墙壁、梁脊上,成为几乎无所不在的住宅院落的装饰。

另一个符号系列是福结,或称为中国结。福结是用丝、棉、麻等纹路美观的线材,加上玉佩、挂坠等配件,编出优雅美观、用途多样的挂件。起先其图形近似于篆体“福”字,所以称福结。后发展出多种样式,有“福寿双全”“双喜”“凤麟呈祥”“万事如意”“吉庆有余”等。福结用途也很广,在服装、商品装饰、场地布置以及节庆活动场面的布置等都越来越经常用到。

地理环境、地域名称上“福”文化的体现,当然以福州为最。福州史上曾用过东冶、晋安、晋平、闽州、泉州、建安等多种名称,唐朝开元十三年(725年),因州郡西北有福山的缘故,始称福州。

全国有多处以“福”字入地名的,贵州福泉市、云南福贡县、湖南长沙开福区、山东烟台福山区,南京则有福陵里、福真街、福兴街、福景路等等。福州作为一个大城市命名并连带形成闽东一大片以福字冠名的地域——福清县、福安县、福鼎县、永福县(后改称永泰县)。现今福州市区带福字的街道、道路、村镇的地名就有60多处。

福州民众总以生活在“有福之州”为傲,自然环境、气候风水、生态物种、饮食特产、家业居室等等,处处有福、件件得福。2021年3月24日,在福建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州福山郊野公园福榕园,对正在这里休闲健身的福州市民说出了“七溜八溜,不离虎纠”。历来用方言流传的这句话,迅速传遍全国大江南北。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考察调研中,在福山郊野公园观景平台,听取城市生态公园规划建设、城市水系综合治理情况汇报,乘坐电瓶车实地了解郊野福道风貌,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察看并询问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情况。这次考察调研给“福”文化极为强大的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把“福”文化的内涵与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总结,用最响亮的语言指出“福”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现实意义: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这在最高的思想层面上给我们指明了“福”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走向及其意义。(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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