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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录》:“说岳”传播之功臣

2022-05-31 09:28:29 作者:谢海潮 来源:东南网  责任编辑:周冬   我来说两句

东南网5月31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谢海潮)岳飞之事,千百年来闻者无不感慨唏嘘,自宋孝宗以来历朝封赠褒奖,文人歌咏无数,民间广为传播。文人志士歌之咏之尚不足表达胸臆,遂有人编辑岳飞传记资料,附以历代题咏之集。

“如此借岳飞事迹的传播,表达对历史深沉的感慨,《精忠录》就是其中一部。”作为这部作品现存两种版本的点校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涂秀虹说,正是由《精忠录》而衍生出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从此“说岳”由民间说唱进入章回小说的传播时代,进而催生出更多的戏曲讲唱作品,使得岳飞故事流传更为广远。

弘治本传入朝鲜

《精忠录》现见存两种,即明代袁纯辑本和李氏朝鲜铜活字本。明代袁纯辑本现存于安徽省图书馆,未署编者之名,亦无刊刻时间,前人定为袁纯编辑、于明景泰年间刊刻,主要的依据是书中陈贽的诗序《题庙并序》。

据陈序可知,袁纯(原汤阴典教,后选拜监察御史)编书的缘由是汤阴县精忠庙的建成,而从正文第二卷卷末题“重编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毕”等处判断,可见此本是在一些“旧版”基础上重编重刻的。

袁纯辑本“海内传诵久矣”。从景泰年间到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历经40多年,奉敕镇守浙江太监麦秀又对《精忠录》做了较大改编。陈铨曰:麦公“间尝阅是录而慨然有感,因取而表章之,序其战功列图三十有四,增集古今诗文凡若干篇,刻而传之,以为天下臣子劝,而属铨为之序”。

麦秀弘治刊本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即李氏朝鲜宣宗十七年)流传至朝鲜。李氏朝鲜铜活字本现见存李朝宣宗印本和英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均为英宗印本。

英宗李昑忆年少

万历甲申(1584年),一位来自“燕都”的译官把《精忠录》献给了李朝宣宗李昖。“上览之,嘉叹”,即下令刊行。万历十三年三月(1585年),李山海受命作序,柳成龙跋。

李朝肃宗己丑,即清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年),肃宗李焞以万历十三年的印本为底本,重新图写刊印,并题写序言。李朝英宗己丑,即清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英宗李昑又以肃宗己丑本为底本重新图写刊行。李昑把60年前其父李焞之序置于卷首,自己的序次后。

李昑的回忆充满童趣:予于幼时得见一部《精忠录》,逐段有图,首书其文,起于“祀周同(侗)庙”,盖岳武穆学射于周同(正史记作周同),而射亦六艺中一故也。其末即十二金牌班师之图,数千载之下,令人毛发直竖。

“为《精忠录》作序跋者大多对《精忠录》之图印象深刻。”涂秀虹说,图像给少年李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很具代表性的通俗阅读体验。

古朝鲜复制中国书籍一般是原样翻刻。《精忠录》弘治刊本传入朝鲜后,李氏朝鲜基本按原样图写复制印刷,保存了弘治刊本的原貌,只是前后加了序跋。李昑说此录士夫家有藏者,“故予于十五岁先见焉,其翌年己丑始为御览”,接着提道:“呜呼!不肖十六岁仰睹是事,于今七十六岁,因岭伯李溵状闻,得知故宣传官赵益道家有受赐之本,命取以来,即己丑旧印本之一也。”于是,“已命芸阁图写入梓,序跋亦令活印”。

谈及重刊过程,李昑连连慨叹:“呜呼,六十一年,回甲之岁,再见此本,诚是万万料表。”“噫,前己丑,今己丑,偶然相符,此正古所云年多则见贵事者也。”

重新刊行有深意

重刊《精忠录》,李昑此举的深意当然不是为了怀旧,诚如他所说:“岳王以‘精忠’二字涅其背,亦以‘精忠’二字书其旗,此录之名以‘精忠’,即此义也。”“大抵此录虽有于中国,我朝命图者,实由于褒忠之圣意猗欤盛哉。”

李昑的序名为“当宁御制后序”,末署“岁皇朝崇祯戊辰纪元后三己丑孟夏丁丑拜手谨识”。涂秀虹说,“当宁”即指英宗李昑。“崇祯戊辰纪元后三己丑”指的是明崇祯戊辰元年(1628年)后的第三个己丑年,即清乾隆己丑三十四年(1769年),这样的题署大概可见当时李氏朝鲜对清朝的态度。

1674年,肃宗李焞即位为朝鲜国王。这一年,明朝已经灭亡30年,万历朝鲜战争已经结束70多年。1686年,李焞在与臣僚谈话时,仍对明朝复国表示出期望,称“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

1687年,李焞再次忆起明神宗的再造之恩,认为明朝的速亡与援朝战争中损耗国力有很大关系,说:“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1592年)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而我国小力弱,既不能复仇雪耻,弘光南渡之后,亦漠然不知其存亡,每念至此,未尝不慨恨也。”

从《当宁御制后序》纪年法和“皇朝”措辞,可知李氏朝鲜不太臣服于灭了明朝的清朝统治,大塚秀高在《历史演义小说图像的渊源》一文中直言:《精忠录》汇集了与女真族作战的岳飞相关资料,故其刊行本身也有与本称为后金的清朝对抗之意。

“精忠”即“说岳”

约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建阳书坊主杨涌泉带着《精忠录》拜访当地名士熊大木,请求代为“演出辞话”,熊大木在此基础上编撰成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嘉靖本,即“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江堂原刊,杨氏清白堂挖改重印并后附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刊《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散卷》合订本”。这个版本首为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次为“凡例七条”,次为岳飞坐像,次为三十四幅战功图,次为小说正文八卷,次为附录“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

“从这样的内容结构就可以见出小说与《精忠录》关系之密切。”涂秀虹说,小说其实就是改换了序言,加了凡例,从岳飞坐像到附录“后集”就几乎是《精忠录》六卷的翻版,其中小说正文为《精忠录》前三卷的扩展版。

当然,为了表现岳飞的历史功绩,必需介绍当时宋朝南渡的时代背景,因此小说还参考了其他的宋史资料,又吸收融合了当时流传的民间传说和小说创造,编撰出丰富而生动的岳飞故事,并在故事中有意识地穿插了“武穆著述”,如标为“岳王著述”附于卷八“秦桧矫诏杀岳飞”一则之后,表明小说对岳飞著述的处理方式,正如《精忠录》在叙述岳飞事实之后录其著作的体例。

熊大木在小说序言中说:“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

显然,《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实现了“演出辞话”和普及传播岳飞故事的目标。“从版本众多、书坊争相刊刻的现象可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撰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涂秀虹说,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传播,实际上借助了《精忠录》的影响,是《精忠录》传播的普及和推广。

《精忠录》是一部承前启后之作,上承《褒忠录》等书的编辑,后来又直接催生了通俗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于岳飞故事的传播功莫大焉。“褒忠”,是因为杭州的岳飞祠墓在元代被称为“褒忠演福禅寺”。袁纯辑本题名“精忠”,直接原因是汤阴立庙,“敕赐额精忠”。

“由于‘精(尽)忠报国’和宋高宗赐‘精忠’旗的典故,‘精忠’成为岳飞的代名词。”涂秀虹说,《精忠录》题名简洁而准确,比之“褒忠录”等显然更为切合岳飞题材的特点。从此以后,“精忠”基本成为编辑岳飞资料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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