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志士与秦桧的斗争

秦桧是南宋时期臭名昭著的奸臣和卖国贼。他在绍兴年间窃取相位，先后贬逐主战派人士张浚、赵鼎，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抗金将领岳飞。对外，与宋高宗主持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对内，则结纳死党，控制台谏，屡兴大狱，排诛异己。对秦桧的倒行逆施，朝野正人端士无不痛恨万分，纷纷与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其时，也有许多闽中的爱国志士投身其中。

激流勇进 积极进攻

黄龟年（1083—1145年），字德邵，永福县（今永泰县）人，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绍兴二年（1132年）七月，任殿中侍御史。他向高宗上书，弹劾秦桧及其党羽，秦桧遂被罢去宰相，改授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黄龟年又多次上章，揭露秦桧“行诡而言谲，外缩而中邪，以巧诈取相位，奸回窃国柄”（《宋史·黄龟年传》），专主和议、破坏抗金、结党专权一系列罪行，促使宋高宗下诏免去秦桧一切官职。绍兴五年（1135年），因抗金前线连连告捷，高宗担心徽、钦二帝生还会影响自身的皇位，又重新起用秦桧，罢斥主战派人物，黄龟年因而被罢职。

廖刚（1070—1143年），字用中，号高峰居士，顺昌人，曾先后从学于名儒陈瓘、杨时，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他忠于职守，为此屡屡忤逆其时的奸相蔡京。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廖刚任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御史台是皇帝的耳目，俗称“台谏”，设此机构的本意是要制约相权、整顿吏治和监督舆论。当时的宰相是秦桧，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欲利用台臣的力量来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廖刚之所以得以担当此职，起初就得益于秦桧的推荐。

但廖刚上任后，不但不肯按秦桧的意旨行事，反而对秦桧招降纳叛、卖国媚敌的罪行一一予以揭露。他明确表态说：“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枉道徇人，非吾志也。”秦桧的姻戚郑亿言曾在伪楚的张邦昌的朝中任职，廖刚据实上奏，郑遭贬逐，秦桧更加怀恨在心。不久，金人毁盟南侵，廖刚又上奏起用旧相有德望者，矛头直接对准了秦桧。秦大怒道：“此举欲将吾置于何地？”（《宋史·廖刚传》）由于廖刚屡忤秦桧，后终遭其迫害，奉祠而归。

崇安胡氏一门中，胡安国与秦桧素有交往，因其时秦桧的丑恶面孔尚未暴露。胡安国逝世后，秦桧的卖国嘴脸方为世人所知。为了拉拢名流以壮声势，秦桧希望故人之子胡宏等能入朝来支撑门面，但胡安国的子侄无一人应召。朱熹对此极为赞赏，他说：“胡文定（安国）刚劲，诸子皆然。和仲（胡宁）不屈于秦（桧），仁仲（胡宏）直却其招不往。”（《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一）说的就是胡宏断然拒绝秦桧的招聘。此后，胡宏隐居于衡山，潜心学术研究，讲学于衡山之下。他曾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并在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讲学，开创了湖湘学派。

自称“不羡飞仙术，乃修谤佛书”的胡寅最有意思，他对秦桧之流极为憎恨，愤而辞去京官，回到湖南衡山。今湘江之畔还流传着一则胡寅怒斥奸臣的故事。某日，胡寅在岳麓山游览，偶然听到秦桧党羽刘旦要来湖南做官的消息，非常气愤，便挥笔在麓山寺的墙壁上大书“是何南海之鳄鱼，来作长沙之鸟”（《宋史全文》卷二十一）。南海鳄鱼的典故，来自唐韩愈的《祭鳄鱼文》。传说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有鳄鱼在河边作怪，残害百姓，他便写了《祭鳄鱼文》投入河中，命鳄鱼立即离开潮州迁往南海，否则将全力捕杀。此文一出，鳄鱼远遁而唯恐不及。而刘旦正好是潮州人，胡寅在此将他比作凶残的潮州鳄鱼，竟然又到长沙来残害百姓了。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胡安国的次子胡宁，本为敕令所删定官。绍兴十八年（1148年），秦桧之子秦熺以翰林学士承旨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秦桧问胡宁说：“对我儿子的任命，外面有什么议论？”秦桧此问，本以为会听到一些阿谀奉承的话，岂料胡宁竟回答说：“外界议论说相公肯定不会走蔡京的老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七）用蔡京擅权的史实来讥讽秦桧。秦桧听了，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理学大师朱熹，虽因出生较晚，没有直接与秦桧交锋，但他在同安任主簿时，曾在县学内建祠，祀奉被权奸秦桧迫害致死的主战派人士、南宋初曾两度为相的赵鼎（清乾隆版《泉州府志》卷十五），以此向诸生传播爱国抗金的思想，并表明自己主战反和的立场。

浙东永嘉县学内有一座秦桧祠。淳熙九年（1182年）八月十八日，朱熹得知此事，在已被改任为江西提刑之时，他抓住最后的时机，特移文毁之。文中怒斥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戳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谄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天不诛桧，谁其弱秦？”何况，“学校实风化之源”，如此误国的权奸厕立于此，“何以为训？”（《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除秦桧祠移文》）行文酣畅淋漓，一气呵成，既表明了力主抗金的一贯立场，也表明朱熹认为在学校教育中应为学生树立爱国爱民的正确典范，而不是如秦桧那样祸国殃民的奸邪。

隐归山林 以退为进

朱熹的老师刘勉之，绍兴八年（1138年）四月，因中书舍人吕本中等奏：“建州进士刘勉之，学有渊源，行可师法，闽中士人无不推仰，伏望特赐录用。”特召他入京。

其时因秦桧当权，既主和议，又反对伊洛之学，对刘勉之这样来自“山林之下，不顾利害，敢尽言触忌讳”的一介布衣和理学人士特别感到害怕，“尤不欲使见天子谈当世事”。（《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刘勉之深知权奸窃国，“道不易行”，尤其不愿与权奸同朝为伍，即日谢病而归，从此杜门不出，躬耕讲学以终。

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朱熹的父亲朱松因主战，遭秦桧迫害而罢官。其起因是绍兴八年（1138年）十二月，朱松同僚、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慷慨激昂，势言与投降派秦桧、王伦、孙近等不共戴天。他说，以在下区区之心，愿砍下这三个卖国贼的头颅，挂在竹竿上，到大街上示众！然后羁留扣押金国的大使，责之以无礼，再兴问罪之师，如此“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的话，臣宁愿跳入东海而死，也不愿耻辱地在小朝廷中苟且偷生！此即著名的《戊午上高宗封事》。

胡铨因此受到秦桧的严重迫害，被贬谪到边远地区。当时，朱松立即联络馆职其他同僚共同上疏声援胡铨。疏文尖锐指出：“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解体我将帅，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犹未悟也？”此疏一上，秦桧立即指使右谏议大夫何铸弹劾朱松“心怀异图，傲物自贤”，从一名京官被贬职到饶州（今属江西）。面对这样的无理迫害，朱松愤而请祠回到了福建。

刘珙（1122—1178年）字共父，崇安五夫里人，刘韐之孙，刘子羽长子，少年时与朱熹一同从学于叔父刘子翚。以荫补承务郎，绍兴十二年（1142年）举进士，监绍兴府都税务，请祠而归，杜门力学。时朱熹正从学于刘氏家塾，二人因得以同窗共学。刘珙曾历官至礼部郎官，因忤逆秦桧被罢。秦桧死后，又重新起用，先后历官大宗正丞、吏部员外郎、权中书舍人，史称“金犯边，王师北向，诏檄多出其手，词气激烈，闻者泣下”（《宋史·刘珙传》）。

后学奋起 泼墨撰文

两宋爱国志士与秦桧斗争的事迹，激励着闽中后学奋起。明嘉靖间，建阳熊大木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最早描写岳飞抗金故事的长篇小说。

明中叶以后，由于朝政紊乱，佞臣当道，国运日衰，各种表彰忠臣、谴责奸佞的小说如岳飞抗金、杨家将抗辽等因此应运而生，借以表达人们思良将、恶权臣的思想。而建阳由于印刷业发达，熊大木等人的爱国题材的小说因此得以脱颖而出，锓板印行。此书又有《大宋中兴岳王传》《岳鄂武穆王精忠传》《武穆精忠传》等诸多别名。全书共八卷，每卷十回，共八十回。作品中的岳飞是一位爱国统帅和民族英雄的形象，他幼时好学，见胡骑纵横，立誓“精忠报国”。从军后，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善于出奇制胜，敌军闻风丧胆，不得不承认“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金兵统帅金兀术与岳飞交战屡战屡败，锐气丧尽。正待岳飞欲率兵直捣黄龙府之际，被秦桧借宋高宗十三道金牌召回，最后遭奸臣迫害，惨死在风波亭。郑振铎先生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叙岳飞生平者，最为流行，且似也写得最好，后来托名邹元标所作的一部《精忠传》，以及于华玉的节本，都从此本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章）。

明嘉靖间闽中后学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莆田的洪珠，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因在杭州西湖岳王庙墓道照壁上，泼墨榜书“尽忠报国”四大字而名闻天下。其字体端严庄重，如古圣先贤端然拱手，瞻仰之下，肃然起敬，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明末名儒董应举（1557—1639年），字崇相，闽县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其七绝《题岳王庙》：“今日奴酋昔女真，岳王忠愤未能伸。不将神武回天地，枉说金牌解阻人！”一种难以排遣的愤懑之情，从字里行间喷涌而出！

（作者单位：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