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别趣”对诗教传统的超越

回溯文脉源远流长的闽文化，福建邵武人严羽所写的《沧浪诗话》被视为传统文论体系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明代诗论家许学夷誉之为“故古今论诗者，不得不以沧浪为第一”，可见这部诗学批评著作对于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颇深。而“别趣”作为《沧浪诗话》中的核心观念，有着独特性与丰富性的内涵，尤其是它能够为当下生活带来一些美学思考，使之具备了生动而深刻的现代价值。

严羽的“别趣”具有超越时代的审美理想。他在《沧浪诗话·诗辩》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就是说，诗歌创作虽然基于渊博的学识，但是更高的美学层次在于“别趣”，即源于日常的情感体验与生动情趣。故而，他十分崇尚的标准是“惟在兴趣”的唐诗，相信一首好诗的作用在于提升人的感悟能力。

“别趣”是在审美直觉的前提下，围绕着“什么是好诗”“如何作好诗”等关键性论题，呈现出一种诗歌创作的理论指南。如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沧浪诗话》和郎吉努斯的《论崇高》有着相似之处：“这两部作品都向往过去诗歌那种消逝了的、难以言喻的魔力，它们都试图提供一些重振诗歌的技巧，都属于技法诗学的范畴（即创作手册）。”

纵观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诗歌深受“温柔敦厚，诗教也”“文所以载道也”等观念影响，被长期赋予着社会道德教化的责任。及至严羽生活的时代，诗歌在教化的角色外，又构成一种“理”的载体。他对于宋代“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风气深感忧虑，认为这种创作多是堆砌典故或逻辑说理，忽视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在此基础上，他敏锐地捕捉到“别趣”的实践路径，即以盛唐为法，恢复诗歌“吟咏性情”的本质属性，使诗歌创作走向了美学规律的探索。

可以说，严羽提出的“别趣”超越了长期以来诗教独尊的传统，回归于诗歌的情感体验与美学规律的思考，扭转了晚宋时期诗坛的不良风气。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王士祯的“神韵说”都与“别趣”观念一脉相承，而朝鲜学者李晬光于1614年写作的《芝峰类说》中共10次征引了《沧浪诗话》。这足以看出严羽诗学观念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严羽的“别趣”闪烁着诗性批判的锋芒。在他生活的南宋末年，占据着文坛主流的江西诗派提倡“点铁成金”，强调诗歌创作的思辨意识，后来又逐渐表现出卖弄学识、空洞说理的弊病。此时，严羽认识到这一诗派的错误倾向，力图针砭时弊、恢复诗道，形成了“别趣”“妙悟”“入神”等诗学观念。作为当时文坛名气甚微的后生，严羽却对奉为圭臬的苏东坡、黄庭坚等大家的诗风予以批评，可见其勇往直前的精神。

不仅如此，严羽可以被视为敢于批判的“孤勇者”。例如，王安石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鲜有人对其作品进行批评。但是，严羽有别于当时的诗评家“以荆公所选，敛衽而莫敢议”的态度，以不惧权威的姿态对王安石的选诗标准进行批评，认为其在《百家诗选》序言中的“观唐诗者观此足矣”的评断，存在着言语夸大之嫌。

《严羽传》中评价他为人“粹温中有奇气”。仅一“奇”字生动地概括出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品格。严羽在1213年前往江西南城求学于宿儒包扬，包扬曾先后在陆九渊和朱熹门下学习，在当地颇有名望。依据常理，严羽师承于理学正统，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然而，他对科举应试之学（赋与论策）皆不热衷，即使没有得到仕途的“正式编制”，却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命运。在屡遭碰壁之后，他选择隐居在家乡邵武，一生未出仕，或读书，或寄情山水。最终，他在“学而优则仕”的主流意识的别处，追寻内心的感悟与自省，以《沧浪诗话》的诗性智慧拓展了思想境界。

现在看来，严羽以苦难为友，以勇气为伴，开拓出独树一帜的诗学体系，成为宋韵美学的“引领者”。显然，当代研究者不能局限于从传统的文学批评视域理解“别趣”，可以尝试从哲学观念或方法论层面进行创造性阐释，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因素，为当下生活提供一种积极性的启示。

一是“别趣”最直接的现实性价值在于重视审美趣味的独特性，感悟诗歌写作或外在世界的美感。在“内卷化”“996”等关键词席卷网络，充满竞争性的社会氛围使人陷入焦虑的语境下，严羽以自身的理想选择告诉人们，要从工作的别处寻找“兴趣”，主动抽身于纷繁的日常生活，回归到丰富性的内心世界，在不断提升审美情趣的基础上，实现个人价值与时代需求的有机统一。

二是“别趣”不仅是理论家的美学追求，也构成了一种化解个性品格与现实冲突的诗性智慧。面对强大的诗教传统而勇于突围，严羽的诗学批评实践象征着普遍性的人生价值足以贯通古今。它启示着人们，在巨大的困难面前，不能随波逐流，而要坚定信念，保持着一种独立思考与批判性的锋芒。

总之，在理性与思辨盛行的当代生活中，严羽的“别趣”肯定了丰富性情感的功能，强化了文学的感悟能力与美学特征，这有助于提升人的审美趣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今天，我们汲取其中有益养分，使之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为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添砖加瓦。（吕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