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契约文书中的“市场逻辑”

清代闽东契约文书中的货币类型，主要是银两、制钱和银番（包括小洋）三种，偶有谷物。三种货币使用的时间段略有差异，大致说来，清前期主要用银，清中期主要用钱，清后期多用银番（自铸之后或称银圆）。

即便是清代前期以银为主币的时代，其契面所载的白银也可能是“虚银”，如契中记载“其银水九五色”“其银水九七色”，多是实银，但如果称“其银水钱身色”“其银水圆番色”，表明是以清钱或银番进行支付。

这一时期，外来的银番成色较高，在民间直接等同于银两使用，如乾隆八年（1743年）柯惠芳立卖田契得出卖价20两，“其水十两纹银九五色，又十两九五番色”。永泰地区普遍使用的七二番（即七钱二分重），相当于白银0.72两，或清钱576文（当时的银钱比价为1∶800）。因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邵弘恩立卖田契中一共“办出契价银四十两”：“其银水员番七个，重五两零四分正，其清钱二十四两九钱六分正，番银二两八钱八分，清钱七两一钱二分。”实际支付的是七二番7圆、4圆和清钱31.2千文、8.9千文。

清嘉庆以后，银番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到光绪以后大量自铸，番价1两大概保持在1500文左右（七二番以圆计算，相当于1080文），与市面银价在2000文以上的情况不相符，这与新铸银番的成色有关。

清中期以后，白银大量外流，铜钱成为主币，土地交易中“契面虚银”的现象更加普遍，这就涉及银钱折价问题。闽东契约文书中约定的银钱折价有四种模式：固定不变、阶段性变动、翻倍变动和随时变动。

随时变动以霞浦、福安的一些家族为代表，从乾隆年间的800文，逐步上升到嘉庆、道光年间的1000文、1500文左右，到光绪年间更是飙到2000文甚至3000文以上。

阶段性变动以宁德、古田的一些家族为代表，如在古田县黄田镇双坑村的家族契约中，道光、咸丰年间为1000文，同治五年（1866年）突然升为2000文。

翻倍变动模式实际是固定不变模式的变样，这种情况在永泰的个别家族中存在，如一般以800文折算，突然也出现1600文，但契价减半，即两号相同面积的水田，一为40两（每两以800文扣），一为20两（每两以1600文扣）。与阶段性变动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折价是双轨式的，同一时段内两种折价并用。

固定不变，即银钱折价始终保持在800文的，却是大范围存在，如福州府闽县、侯官、闽清、永泰、长乐以及福宁府的宁德、古田、屏南等地的一些家族，从清代乾隆开始，到民国为止，都规定1两以800文进行折算。

《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曾提到闽清县“契载银两不实”：“闽清旧时典契多载典价银两若干，注明每两八百文或七百五十文。如无注明，取赎时应照银两实价计算。”至于固定折价的原因，1889年，当时就职于中国海关的H.B.Morse曾在福州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仅在土地买卖时，才使用被称作‘纹广’的想象上的两，通常相当于制钱八百文。这是出于防止银市波动，并没有其他实质上的交易意义。”而岸本美绪教授认为福州这种情况类似于江南的“七折钱”惯例，即把铜钱700文（福州是800文）当作白银1两。

实际上，无论是哪种模式，其实都是一种约定的银钱折价，并不影响典价本身，翻倍变动模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霞浦、福安的随时变动模式，也不能代表当时真正的市场银价，因为其各家族之间的折价存在差异，以清宣统元年（1909年）为例，霞浦南山游氏家族（在今柘荣境内）高达1∶4600，而福安铜岩陈氏家族仅1∶3000。

曾有学者根据折价模式不同，认为随时变动的霞浦三十一都（在今柘荣境内）、福安属于经济活跃区，阶段性变动的宁德、古田属于经济次活跃区，固定不变的屏南等地属于经济不活跃区，这是对“契面虚银”的误会，也是对闽东经济的误判。因为按照这一理论，福州地区普遍存在1∶800的银钱比价，而福州作为省会，其多数属县处于闽江流域，经济不会比霞浦、福安落后。

“契面虚银”还涉及土地回赎问题。闽东社会基本遵守着“原价回赎”的机制，这种机制被黄宗智称为是“前商业逻辑”，而曹树基等人的研究表明，民间的土地交易更是体现“市场逻辑”。事实上，在典卖时限内，钱主占有土地、自耕收益或转佃他人、以租代利，是传统的农业时代最好的报偿，在土地资源严重匮乏的福建尤为如此。

以永泰月洲为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范仁泰原佃耕业主张聿俊的两亩土地，每年交主租370斤，向业主借谷1000斤后退佃，又由其兄弟范仁伯承耕，大小租达到800斤。实际上，这是范家“典田留耕”（即卖出田面，留下田根）的土地，再次将田根卖给业主，得到价谷1000斤，而多出来的小租430斤，就是1000斤价谷的借贷利息，与永泰的谷贷利率通常50%不相上下。

不仅如此，民间还存在着“加利赎田”等情况。《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载：“古田人出价典田后，除得按年收租外，原主及期向赎，并应于原价之外，加利一成。例如原价一百串，则应加利一十串，多者依此类推。按：以不动产典质，平时既收其租谷，取赎之际，又加一成之利，是物权、债权混而为一矣。”

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古田的朱玉标立卖田契得价7千文，双方约定“年限言约五年满足，听玉备办价钱及升水，加一赎回”。光绪二十年（1894年），宁德的何林福立卖田契，得到“纹银五元，每元六钱六分重”，相约6年外取赎，“番凭契式，依照时行申补加一，共计洋番六元零五尖”。

各地“加利赎田”的做法并不一致，即便是同一个家族，不同时期、不同对象可能出现不同的利率，特别是契面折价突然出现不符合银价市场的变动，也可能是“加利赎田”的结果。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侯官的廖朝贡将数号根面全土地出典，得银200两纹广，“其银俟至赎田之日，每两面约的实价钱九百六十文算”。道光中期，市面银价已经达到1500文左右。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既定的800文折价基础上“加二赎田”的结果。

此外，钱主还可以利用“银借银还”的规定，为自己当初用于土地交易的银钱保值。H.B.Morse所说的“防止银市波动”的真正含义，可能是为了“防止钱价下跌”而采取的手段，随时变动模式更能体现这个目的。同治四年（1865年），古田的黄赠云立典田契得价5.5千，当时得到的典价可能是钱，但仍要求“银典银还”：“面约银典银赎，赎田之日，番价依照时价行用。”

在不少契约中，钱主对土地交易时额外产生的中资、笔资费用及日后的过户契税等，都要求在赎田之日返还，更是说明买田置业的地主们永远活在“市场逻辑”中，绝不会做亏本的生意。（孙清玲 董孝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