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出版业的“联姻”

1926年，对于两位远隔万里的商界知名人士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陈嘉庚前一年还“营业发达，所获甚丰”的橡胶生意，1926年初突遇国际“胶市大降特降，损失之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校舍建设不得不中止；在上海、福建建设三处图书馆的计划被迫终止，成为其“一生最抱憾、最失意之事件”。其苦于国内分销处仍不够多，急需寻求合作推广。

另一位焦虑的是上海滩的世界书局实际控制人、总经理沈知方。其《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在1925年以惨烈价格战，从“商务”和“中华”联合打压下死里逃生。沈氏一心要做大教科书市场，巩固三足鼎立之势，便于1926年3月在《申报》宣布拟“续招股份50万”。

沈知方“有一种口吐莲花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程小青语），谋划到东南亚一带向华侨融资募股，便于1927年1月委派刘廷枚到新加坡，面见陈嘉庚协商合作事宜。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协议：陈嘉庚公司将全部橡胶制品委托世界书局在全国各地分局经销，并悬挂陈嘉庚公司全国总代理处牌号；世界书局全部出版物委托陈嘉庚公司在南洋各地分公司经销。

上海滩小报记者的嗅觉很敏锐。在行事一向“必先行而后言”的陈嘉庚还没有正式发表之前，1927年3月12日《晶报》率先以《橡皮书局记》披露了双方合作的消息，“橡皮书局之营业发展，可拭目以待”。5月4日，《时事新报》报道以纪念五四运动为主题的“学生运动会”,上海的陈嘉庚分行与世界书局等9家商家同列赞助名单，亦可见双方已开始合作。

陈嘉庚与“世界”的合作高潮是在1927年的夏天。先是上海《民国日报》披露5月15日世界书局召开第六届股东会，陈嘉庚名列董事第六名。7月29日，上海《新闻报》同时刊登《南洋陈嘉庚总公司启事》与《上海世界书局受南洋陈嘉庚橡皮公司委托为中国全国总代理处启事》；8月2日，《申报》头版显著位置也刊载同题启事。双方除高调宣布正式合作外，还宣示“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主张。

事实上，双方的合作取得不错的效益。与世界书局订约以前，陈嘉庚在国内的上海、无锡、南京、杭州等地已经设有分公司。合作之后，一方面代售渠道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适逢北伐胜利，使用国货又成了社会热潮，加上不少部队开始改换胶鞋，一时间销量大增。世界书局还设计了一款“中山鞋”，向陈嘉庚公司定制了10万双，不到两个月即售罄，后因南京国民政府指令不准以孙中山名义作商标而作罢。

1927年8月20日，《民国日报》报道世界书局“营业之盛，为从来前所未有”“不但本版书一律减（价）售，且将文具仪器及寄售”，出现“门庭若市”。10月9日，该报再以《世界书局全天营业》为题，报道“世界”放弃逢星期日上午休息的惯例，加班售卖。

除了上海，双方在无锡的合作经营更为红火。陈嘉庚公司无锡分行、车胎代理处世界书局在1928年4月24日无锡《民报》联合刊登“人力车行主人翁鉴”广告；7月6日《新无锡》报道“世界书局扩充营业”；9月3日，无锡《国民导报》刊登黄包车胎发行所汉昌路陈嘉庚公司、代售处书院弄世界书局“欲籍抵外货”的促销广告。

陈嘉庚在南洋推动福建会馆统筹统办华文教育，也为世界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打开了销路。当时畅销书《青年经商与致富》评论：“近来（陈嘉庚）又扩充范围，再托世界书局推销中国各大行省，从此各种出品，无远弗届，营业更加蒸蒸日上。”

然而好景不长，陈嘉庚与沈知方的“联姻”没有持续。其“分手”的根本原因是商业价值观的分歧。陈嘉庚以“倾资兴学”闻名于世，正如《青年经商与致富》评价其“提倡国货，挽救漏厄，所获余资，多半用于教育，很是伟大”。然而，1928年6月世界书局的财务年度结束之际，竟付不出本该支付给陈嘉庚的4万元货款，而这恰恰是亟须拨付厦集二校的“救命”校费。

沈知方热衷逐利和“爱折腾”的性格由来已久。1927年前后，沈即多用免费赠送、大减价、高额佣金礼券等“烧钱”方式抢夺图书市场，开设世界教育用品商店出售各类仪器和文具，开展为读者代购代寄商品的服务，还开办存款优惠购书的金融套利机构，甚至利用存款做房地产投机生意，导致世界书局出现“现金流”断裂问题。

后经协商，陈嘉庚答应世界书局可以分期偿付。沈知方严重失信，不仅失去了陈嘉庚有力的帮助，而且在华侨界失去了信誉。《民国日报》披露1928年6月10日世界书局第七届股东会，陈嘉庚仅名列“监察人”，且为“次多数”（候补），可见其已经逐渐结束与沈知方的合作，陆续收回股款，在1929年11月24日世界书局第八届股东会上不再有任何职务。

陈、沈的分道扬镳还有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就是《验方新编》印错事件。医书《验方新编》的印行是“心怀济世心肠”的陈嘉庚一生中十分看重的大事，是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出乎生性之自然”的集中体现。1896年，陈嘉庚在新加坡看到日本横滨中华会馆印行的《验方新编》，如获至宝，立刻想到“需念吾闽乡村常乏医生，若每村有此书一本，裨益不少”，从20多岁开始，便数次汇款该会馆代印数千册，书面标明“同安集美陈家奉送”，免费散送南洋和闽南各乡。1922年，续印《验方新编》5000本因进出口商家倒闭而不知下落，与横滨交涉无果后不能再印送该书，陈嘉庚不胜遗憾。

在公司业务进入国内市场的同时，陈嘉庚在北平、汉口以及南洋各大城市登报广求药方：“凡存有经验良方，乞勿居奇守秘，请惠示济众，将方及住址写明寄交余商店或报馆代转。”“予系要印送而非图利，凡有惠寄者待印就时当赠送一本。”登报后一个多月，便收到寄自中外的1000多个药方。陈嘉庚将新方汇总并请专家修订，决定增补、印行新版《验方新编》。

1927年初陈、沈合作，即将新书委托世界书局代印2万本，“数月后如数印就”。1928年4月2日，《时事新报》刊登陈嘉庚《赠书》启事，表明其对慈善事业“莫不见义勇为、乐施不倦”“为期济急扶危”。当时的《中国医药汇海》一书高度评价：“拙承世界书局委著代陈嘉庚公司印送之《验方新编》，其所搜辑之方，已可谓集古今验方之大全。”

新版《验方新编》“除分送诸赠方者及余国内诸分行取去赠送外，约存一万本，以半数在闽省分送，半数寄来南洋应各处需求”，陈嘉庚极度重视此次赠书，不料意外发生。《南侨回忆录》开篇即有详细记录：“后接厦门某君来函云：前日寄赠某方，其中某味药只重二钱，而所印书作二两，关系至重，请查谁错。”

陈嘉庚“乃急查，原方单及书稿均为二钱，始知系世界书局印错。乃请人将全书查对，又觉印错不少，事关人命，抱憾无似。虽欲收回，然分散各处无法办到”。经过严重交涉，世界书局“只有认错而已”。陈嘉庚甚至愤怒到要采取“亦非余所愿”的“兴讼公堂”手段控告。“该书遂复失意停领”“使余志愿未达”，对世界书局的信用和能力彻底失望，直接导致不再延续“试办一年之后，再定五年正式合约”的合作。

另据“中间人”刘廷枚在《我所知道的沈知方和世界书局》中的记述，合作的破裂还与共同申请代销产品的“国民待遇”失败一事有关。1927年，厦大校长林文庆代表陈嘉庚向中国海关提出申请，要求给予其公司产品以国货待遇，免税进入中国市场。理由合理合法：陈嘉庚公司是拥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侨创办的企业，盈利大部分用于中国国内教育事业，造福中国民众。

在与世界书局合作后，陈嘉庚的橡胶制品虽标称“国货”，但仍被海关视为洋货征收高额进口税，价格上与日、美商品相比毫无优势。刘廷枚回忆说：“这也说明该政府（南京当局）对华侨所办实业和教育事业，是不予支持的。”申诉的失利反映“世界”的公关实力并不强，在商言商，双方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合作也就失去了基础。

回顾1927年的“跨界”合作历史，抛开沈知方个人性格缺陷和经营决策失误，单就其首创的出版发行业跨界融资和多元经营的案例，可以为当今图书出版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一份借鉴。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