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檗禅僧、华商与长崎“四福寺”

长崎崇福寺寺宝巨锅

到日本长崎，想要参观黄檗宗寺院，导游一定会带你去参观赫赫有名的“四福寺”。为什么叫“四福寺”？因为这四个寺院的名称里恰好都有一个“福”字，它们就是东明山兴福寺、圣寿山崇福寺、分紫山福济寺和万寿山圣福寺。“福”字当中蕴含着浓浓的中华文化，长崎“四福寺”的创立，与江户时代往来长崎的华商有着密切的联系。

江户时代的日本，奉行锁国政策，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上的原因，幕府为了防止白银过量外流；第二个是政治上的原因，由镇压天主教引发的岛原之乱，导致幕府的宗教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对基督教、天主教的严厉管制以及对佛教、本土宗教的推崇承认。

锁国政策推行之后，长崎成为唯一的贸易港，这对往来长崎的华商产生了影响。这些在海上贸易的华商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那就是信仰海上保护神——妈祖。海上波涛凶险，命运难测，经商虽然能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在精神上要依靠妈祖保佑以求得慰藉。

朱德兰《长崎华商：泰昌号、泰益号贸易史（1862—1940）》一书在描写“妈祖祭”时，记录了一段长崎黄檗宗寺院与妈祖祭祀活动有关的文字：“江户时代唐船抵达长崎时，将妈祖像请下船，各自送往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中的妈祖堂，及唐人屋敷的天后堂里供奉，此一‘妈祖行列’，时人称为‘菩萨扬’。唐船返国时，从唐寺妈祖堂、唐人屋敷天后堂里请出妈祖，将神像送往船上安置的行列称为‘菩萨乘’……游行过程是，排在最前面的‘香工’手提两个灯笼，香工后面有司锣者，司锣者后面有‘直库’手持捆着红布的棍棒，直库后面有高举‘天盖’的人，天盖下方是手捧神像者，其余唐通事、唐人番排列最后。‘菩萨扬’队伍走到十字路口时，司锣者要敲打铜锣，司棒者要挥棒驱魔。妈祖行列浩浩荡荡颇为热闹，等待神像被安奉在妈祖堂、天后堂内后，‘菩萨扬’活动才算结束。反之，‘菩萨乘’行列也大致相同。”

由此可见，妈祖是江户时代长崎华商心中第一位海上保护神。但是，由于妈祖是女性的形象，与天主教的圣母有相似之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妈祖像安放在佛教寺庙里边。

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被称为“唐三寺”，“唐三寺”的创建是由于往来长崎的华商要保护贸易关系的安全。当时的中日贸易被限定在长崎港，许紫芬《近代中国商人的经营与帐簿：长崎华商经营史的研究》指出：“来港的华商为了因应幕府基督教调查，回避政治性的宗教摩擦，自发性地建立唐三个寺，表明自己不属于基督教的门派……（唐三寺）由各帮别团体，亦即三江、福州、泉漳等地出身的商人所建立，住持也由同乡人担任。首先，元和九年（1623年）南京地方的船主建立兴福寺（俗称南京寺）。继之，宽永五年（1628年）泉州地方的船主建立福济寺（俗称泉州寺，后又称漳州寺）。之后，宽永六年（1629年）福州地方的船主们建立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如此一来，长崎的华商之间，就有了三江（南京）帮、泉漳帮、福州帮，三帮别的唐三个寺所形成的华商团体。”

“唐三寺”与黄檗禅僧有着密切的渊源，据长崎县文化观光国际部文化振兴课编辑的《长崎唐寺巡游》（2016年3月发行）中文资料介绍：1654年隐元禅师初抵长崎住于东明山兴福寺；1655年隐元弟子木庵性瑫入分紫山福济寺，该寺第七代住持大鹏正鲲出生于泉州，擅长水墨画；1655年隐元入住圣寿山崇福寺，1657年其弟子即非如一成为该寺住持。

“唐三寺”只有三个“福”，被列为第四个“福”的圣福寺，1678年由开山和尚铁心道胖创建。铁心道胖的父亲是在福建漳州出生的华侨陈朴纯，母亲是日本人西村氏。圣福寺并非由广东商帮捐建，因为那时在长崎并未形成广东商帮。那么，由铁心道胖创建的圣福寺为什么被称为广州寺或广东寺呢？陈东华《广东会所与圣福寺》一文指出，原因在于幕府末期寺院财政困窘而广东商帮提供了巨额布施捐助。

长崎“四福寺”的创建为江户时代的华商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保障。寺院提供精神保障这一点容易理解，那么“四福寺”如何为当时的华商提供物质保障呢？一方面，往来长崎的华商是“四福寺”的施主、功德主，他们捐赠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给寺院，保证了寺院的建设与修葺的需要。另一方面，笔者推测，寺院也为这些功德主的货物提供寄存和间接管理，这个推测是基于当时的贸易船主写给寺院住持的信函。

现藏于圣福寺一封标号为“二十三番”的船主谢廷修写给圣福寺住持铁心道胖的信（该信同时寄铁心修理、铁心和尚、松月院），内容如下：“前送贵宝刹之物，今回棹在已，祈乞和尚细查，照数所该之银，可付井手仪石门，来人手收回为感，余容面谢不既，布此。”信函的字面意思是货物已送到寺院，现在要收回“所该之银”。那么，对于这笔货物肯定不是捐赠物资，而是寄存待售的商品。

随信函还附有二十三番船的货单，写给铁心和尚的货单已不存，写给铁心修理的货单包括：“冰糖二篓，每篓二百三十斤。桕油三包，每包二百斤。白罗三匹，每疋四匹。色缎三匹，每疋三匹。纱帐三顶，每顶八匹。丝线二件，每件十包，每包一斤。丝绵二件，每件二十斤。”写给松月院的货单包括：“大纱二匹，每疋三匹。色缎二匹，每疋三匹。桕油二件，每件二百斤。绸帐二顶，每顶八匹。丝线二件，每件十包，每包一斤。内乙顶不交来。”

江户时代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主要有生丝、绢织物、棉织物、砂糖等，货单上的货物与史料的记载是完全相符的。贸易商在赚取了利润之后，又会进一步回馈给寺院，据研究长崎史的一位专家介绍，贸易商向寺院捐赠销售额的0．5％，这个数据尚需再次求证确认，但是贸易商获利之后的捐赠行为肯定是发生过的，而且应该成为常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作为黄檗宗寺院的“四福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但是一些基础建设和后续的修缮仍然需要资金，贸易商应该捐献了大部分。

此外，据笔者调研，江户时代的黄檗宗寺院利用自身的资金和影响，在长崎兴办各种佛教慈善事业，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崇福寺的一口巨锅。在长崎市教育委员会2017年设置的宣传栏上用日语、中文、英语三种语言对寺宝巨锅作了文字说明，中文说明如下：“1680年出现歉收，造成粮食不足，长崎也出现了饿死的情况。福济寺为了救济百姓，于1681年正月开始施粥舍饭。但是当时崇福寺内正在施工，无法施粥舍饭，所以自施工结束的9月15日起，由第4代住持千呆禅师开始在街上化缘，施粥舍饭。于第二年的1682年2月开始制作大锅，于4月14日完成，从锻冶屋町用车运到崇福寺，架在正殿前的灶上。据说在5月15日结束了施粥舍饭。大锅口径6尺5寸（大约1．97米），深6尺（大约1．82米）。据推测是长崎的铸师、阿山家的二代弥兵卫铸造的。在大锅四周刻着‘圣寿山崇福寺施粥巨锅天和贰年壬戌仲春望后日’的字样。之后，大锅被移到现在的位置。”

笔者查阅《圣寿千呆禅师语录》，卷九记载“乙卯年荒，师托钵施粥”，乙卯年当为1675年，这一年的施粥情况，语录里边有相关记载：

师问别禅：“你哪里来？”禅云：“施粥直日来。”师云：“今日贫人多少？”禅云：“四百九十九。”

师问侍者：“今日几多众出山托钵？”云：“十六众。”师云：“好一队没神通罗汉。”者微笑。师云：“信施丰寡？”云：“米五包、钱数千。”师云：“吃者多少？”云：“千五百人。”

师因侍者施粥直日回，乃问：“今日人数多少？”云：“三千。”

从上述记载可以推测，施粥行为实际上是长崎黄檗宗寺院的常例，每到年荒之时就会举办，施粥受惠的人数也相当多，从一日500人至1500人至3000人不等。或许是由于1680—1682年的饥荒特别严重，所以崇福寺特意委托工匠制造了这一口大锅，以接济更多的当地民众。

大锅铸成之时，时任崇福寺住持千呆性安（1636—1705年）禅师写有《施粥铸万人锅成志喜》一诗：“昔日南泉亲打破，今朝寿岭铸圆成。天公雨兆丰年瑞，万姓歌谣乐太平。”千呆性安为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人，俗姓陈，嗣法即非如一，系隐元法孙。作为禅僧的千呆性安一方面在尽自己的力量救济受难的百姓，另一方面也在内心里深切希望天公作美、时泰年丰、天下太平，使百姓能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