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任《香草笺》：清代台湾射虎必备参考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众多文人墨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诗人黄任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据台湾学者林文龙研究，黄任《香草笺》自清代以来，风靡了台湾“整个诗坛，乃至成为书房讲授诗学的范本及灯会射虎必备参考书”。

黄任（1683—1765年），字于莘，又字莘田，福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清代著名诗人、藏砚家。其幼承家学，诗书画三者兼长，尤善诗，诗集有《秋江集》《香草笺》等，乾隆皇帝曾言“福建无宝，唯黄莘田诗字为好”。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黄任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自幼聪颖好学，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20岁参加乡试就高中举人，而后“屡试不第”，但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游历闽、吴、越、鲁、冀诸地，结交文人墨客，切磋诗艺，增长见识。后到吏部候选，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时年42岁的他被派为广东四会县令，又于雍正四年（1726年）续为四会知县兼摄高要县事。然而，在任上仅3年，因才高气傲、性格耿介，受上司所妒，遂以“纵情诗酒”被劾解职，直至后来归隐福州光禄坊早题巷写诗赏砚度过后半生，一生作诗近千首。可以说，黄任一生仕途坎坷，不甚得意，却在诗文创作方面成就斐然。

一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黄任，其诗文构思新颖，别出心裁，清新俊逸；加之高洁的人品，所咏之人、事、物、景万般皆有情，又易上口，故一诗写成，不胫而走，到处传诵，流布甚广，影响甚深。时人对其给予了极高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源出温（庭筠）、李（商隐），往往刻露清新，别深怀抱”。清代诗界大评论家袁枚对黄任诗文推崇备至，在《随园诗话》中高度赞赏：“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在唐则李青莲一人，而温飞卿继之，宋有杨诚斋，元有萨天锡，明有高青丘，本朝继之者，其唯黄莘田乎？”

许子逊作《黄任传略》云：“莘田宦粤，有惠政。罢官归，贫不能自存，而独耽于诗，清词丽句，错落于弓衣罗帕间。七古出入韩苏，《弃妇词》有乐府遗意。五言古《筑基》《赈粥》诸篇，恺直悱恻，香山之《秦中吟》也。至七言绝句，实兼玉溪、金荃、攀川之长，有妙思，有新色，有跌宕之致，有虚响之音，一唱三叹，深情流注于其间，令人悄焉以悲，怡然以悦，黯然魂销而不自持。”

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不录在世诗人的作品，却破例选录了黄任的6首诗；黄任去世后，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叶梦苓、寄闻轩主人、云窗主人、陈应魁、王元麟分别为他的诗作笺注，这在清代诗人中也是仅见的。郁达夫《记闽中的风雅》说：“清朝像林茂之、黄莘田、朱梅崖、伊墨卿、张亨甫、林颖叔辈都是驰骋中原、闻名全国的诗人。”

黄任不仅是名重一时的诗人、书法家，还是著名的端砚收藏家，而且每藏砚必题诗。他的题砚诗别具一格，对砚的石质、石品花纹、形制、雕刻或讴歌赞美，或记事抒怀，或论砚言志，都有独到的见解，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具有文献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如“曾浸银河湿不干，支机濡染彻霄寒。谁偷吴刚砍桂斧，琢出文窗七宝团”，这是黄任得到“水岩神品”端砚时留下的题砚诗，从中可以看出诗人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绮丽飘逸的神思；而留在“生春红”古砚上的题砚诗“端江共汝买归舟，翠羽明珠汝不收。只裹生春红一片，至今墨渖泪交流”，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高要端溪三洞是著名的端砚之乡，但嗜砚的黄任不为一己之好谋良砚，为官期间仅得有百姓赠送给他的一片端石。他将此石制为井田砚，并镌诗曰：“他山半亩佃秋烟，琢得方形井地连。自笑不曾持一砚，留他片石当公田。”在此展示了其高洁的人品。

黄任晚年贫病交加，83岁病故时，那些砚台及题砚诗文带着砚人的生命气息，迅速散逸在历史的长河和茫茫人海中，写就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黄任请制砚名家吴门顾二娘所制的宝砚，有两方现分别藏于两岸博物馆——“端石随形方池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生春红”古砚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这两方古砚，见证了中华儿女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和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

黄任诗文不仅在闽地广为流传，更跨越海峡，对台湾诗坛影响深远。台湾学者林文龙说黄任的诗文在台湾提倡诗教风气之始就已流传，“（清）道光末年，高鸿飞以翰林来任彰化县知县，在他任内，聘廖春波主讲白沙书院……‘为言四始六义之教，间及唐、宋、明、清诗体’，开台湾提倡诗教风气之先”。为了揣摩古今佳作，当然“士子必须接触更多的读物，闽台一水之隔，福州、漳州、泉州等地风靡一时的《香草笺》，也很快地就广受欢迎”。“陈肇兴（著有《陶村诗稿》六卷、《咄咄吟》二卷）在（清）咸丰九年（1859年）赴福州应己未科乡试，重阳同友人登乌石山，有‘九日同诸友乌石山登高用十砚老人韵’七律二首，及其集中有‘无题’七律八首，已深得《香草笺》神韵。”与陈肇兴同时期的淡水林占梅，“著《潜园琴余草》诗稿，其中不乏旑旎的香奁作品，风格也明显受到《香草笺》影响”。

清末台湾社会风气日趋开放，时“偏嗜《香草笺》的文人学士，仍大有人在”，彰化举人吕汝修、台南名士许南英等都很喜欢《香草笺》。“南英著有《窥园留草》。（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曾写了一首‘戏集香草笺句’七绝……翌年，南英又作了‘王泳翔纳宠，戏作催粧诗贺之’七绝六首，第五首甚至还特别提到了《香草笺》。”另一个《香草笺》迷、鹿港诸生许剑渔，“著有《鸣剑斋遗草》，他大约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前后，曾写了‘梦游仙用黄莘田先生原韵’七绝九首及‘望仙词用黄莘田原韵’七绝二首”。

日据时期，“一直定位在贵族文学的《香草笺》，急遽转化为平民文学”，于是台湾民间书房教师“以之作为诗学教材”。在书店中，《香草笺》“与童蒙读物等量齐观，成为学习作诗的启蒙教本”。台湾诗坛竞相模仿、套用《香草笺》句法，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香草笺》愈受推崇，于是又与传统灯谜结合，成了台湾各地元宵射虎大会上的宠儿，出尽风头”。

“《香草笺》所散发的文学魅力，风靡了（台湾）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使薪尽火传的重责大任，唯此是赖。”因此，林文龙说黄任的诗文是“恢宏汉文学的大功臣”。当代学者陈名实认为，当时的“黄任诗文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成为台湾人民思念祖国的寄托，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激发民族精神都有积极作用”。

台湾光复后，黄任的诗文影响仍然很大，台湾民间许多人都会背黄任的绝句。1958年，张作梅在台北重刊《香草笺偶注》。1980年，台北再次重刊《香草笺偶注》。

“一诗写成，不胫而走，到处传诵，晚年更风靡天涯，享誉海内”的清代诗人黄任，他的作品和事迹为人津津乐道，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了台湾，成为闽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不仅丰富了福建和台湾的地方文化，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福建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