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船“耆英号”：首航欧美的中式古帆船

停靠纽约的“耆英号”

“耆英号”纪念章

英国新闻媒体对“耆英号”的报道

伦敦国家海事博物馆藏画作

在19世纪的航海史上，一艘福船的名字——“耆英号”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尽管“耆英号”的名字在西方广为人知，但在中国却鲜有人了解这段历史。这艘船不仅是首艘到达美国和英国海域的中式帆船，也是中国航海技术的杰出代表。

福船作为中国古帆船的杰出代表，自古以来便以其卓越的性能和独特的设计著称于世。南宋名相吕颐浩曾言：“海舟以福建为上。”福船以尖底造型、小方头阔尾、多水密隔舱为主要特征，不仅适合做深海捕捞的渔船，还适合做远洋运输的货船，是当时我国使臣出使海外的重要交通工具。在明清两朝持续数百年、多达20多次的册封航海活动中，使用的都是坚固牢靠的福船。

“耆英号”是一艘按照福船造型和工艺建造的三桅帆船，虽然建造地点在广州，但其设计却是中国福船传统的改良版，拥有达800吨的排水量。“耆英号”是由英国商人秘密购入的一艘中国传统帆船，为方便出港，便以时任两广总督耆英的名字命名。在1846年至1848年期间，“耆英号”从中国香港起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最终抵达美国和英国。

这艘船由英国船长查尔斯·阿尔佛雷德·奥克兰·凯利特指挥，船员包括30名中国船员和12名英国水手、高级船员。“耆英号”从1846年10月19日离开广州，开始了它的历史性航行。同年12月6日，它从香港起航，继续其旅程。1847年1月26日，船只通过爪哇岛，3月30日成功绕过好望角，4月17日停靠在圣赫勒拿岛。

在圣赫勒拿岛，“耆英号”受到了当地知名人士的参观，包括帕特里克·罗斯爵士和查尔斯·霍瑟姆爵士及其随从。4月19日，船上的航海日志记录了约3000名客人的到访。尽管船长凯利特计划直接驶往英国进行首次展出，但由于船员的不满和食品供给问题，他被迫改变航线，前往美国。7月9日，“耆英号”抵达纽约，并在此地开办收费展览数月。

在纽约展览期间，“耆英号”的中国船员被迫成为展览的一部分，与船长产生冲突。当此消息传至闽县人林鍼耳中，他便前去慰问这些船员，并尝试联系律师提供帮助。然而，英国商人却反诉船员作乱，导致7名船员被监禁。此时，纽约著名律师丹尼尔·洛德挺身而出，无偿为这些中国船员辩护。由于案件的关键证据在于船员的口头证词和中文合同，林鍼与传教士卫三畏出庭担任翻译。最终，法院判决英商补发26名船员的工资，并安排其他船只送他们回国。

卫三畏是美国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也是一位致力于消除西方对中国偏见的汉学家。而林鍼作为近代亲身走进西方世界并如实记录的中国人，虽然名声不显，但他在鼓浪屿日光岩上留下的石刻“鹭江第一”“鼓浪洞天”却广为人知。林鍼的著作《西海纪游草》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游西笔记，也是近代旅美进行商贸口译的第一人。

“耆英号”的旅程继续，它先是在纽约受到关注，随后前往波士顿，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直到1848年2月17日离开。不幸的是，在2月28日的一场风暴中，船只损失了两艘小船，前桅帆和船舵也受到损害，二副在修理过程中不幸溺水身亡。3月15日，这艘历经磨难的中国福船终于到达泽西岛，仅用了21天的时间横渡大西洋，这一速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美国蒸汽邮轮。经过短暂的休整，“耆英号”最终在3月28日抵达了伦敦，完成了它的历史性航行。

根据《伦敦新闻画报》1851年5月24日的记载，“耆英号”这艘福船在伦敦博览会期间从香港抵达，停泊于泰晤士河畔，成为当地一大亮点。船上的中国风格交谊厅装饰华丽，广东商人希生及其英国合作伙伴将其打造成了一场中国主题展览，对外宣扬这是中国皇室的御用船只。希生自称中国特使，五品官员，向包括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内的伦敦市民和王室成员发出了参观邀请。当时的《泰晤士报》也写道，在伦敦附近的展览中没有比中国帆船更有趣的了：只要跨进入口一步，你就进入了中国世界；仅此一步，你就跨越了泰晤士河到了广州。

“耆英号”停靠期间，每天接待几千名观众，而希生也因此成为伦敦家喻户晓的人物。《匹茨菲尔德太阳报》的报道还补充了希生在世博会开幕式上的风采。他不仅受邀出席，还在现场向维多利亚女王行了优雅的礼，这一行为被英国画家塞鲁斯描绘在其万国博览会开幕的画作中。

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耆英号”的故事可能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但它在航海史上的地位和对促进文化理解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和传颂。在伦敦国家海事博物馆中，一幅描绘“耆英号”的画作格外引人注目。画中的“耆英号”艏艉皆翘，舰艏饰以黄龙花纹，船鼻宽大，两侧绘眼，成为全船最显著的标志。船尾的鹰图腾设计，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罗马帝国时期，这一欧洲古老象征图案的沿用，也体现出“耆英号”在文化上的中西合璧。

值得关注的是，现今许多仿造的古福船中常常雕刻鹰的图案，这一现象实际上源于对留存画作的误解。南通大学海洋文化资源研究院院长刘芝凤教授经过多年扎根闽地的研究，揭示了福建沿海地区并无崇拜鹰的习俗。这一发现不仅纠正了现今船模制作中的一个小误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和理解“耆英号”及其文化意义的契机。

“耆英号”这艘集闽人智慧打造的帆船，不仅是跨越大西洋的使者，更是中国航海技术的杰出代表，在19世纪的航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数名人与它结缘——当它抵达纽约港时，就连著名的诗人惠特曼也慕名而来，登船一睹其风采；而当这艘帆船最终驶入伦敦，维多利亚女王及王室成员也亲临参观，显示了其非凡的魅力。当时身为新闻记者的狄更斯亦不放过这难得的机会，登船参观后撰写了评论文章，为“耆英号”的传奇之旅再添一笔。

“耆英号”及其传奇故事，可谓是晚清中国社会的生动缩影。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国被迫步入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全球舞台，而“耆英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向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卓越与造船工艺的精湛。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勇气，也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中的复杂地位。

（作者单位：阳光学院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