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悟”

作者简介

俞兆平，福建福清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学报》主编，编辑部主任；福建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

已出版《哲学的鲁迅》《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等13部学术著作。在海内外文艺刊物上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的论文数十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所转载。主持和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以及福建省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多项。

读书有两种状态，一是淡泊悠然、随心所欲地阅读，那些古今中外上至哲理宏文、下到随笔小品的各类书籍，皆可在一杯茗茶的香气中化融于心；二是作为一个人，他为物为躯所累，要应付生计，要增长技能，就不能不有目的地选择书的范围，甚至强迫自己阅读。这无意与有意的两种读书状态，让我不由得想起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审美判断的第三个契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读书先是不应胶着于直接的功利目的，而是熏陶涵养自身的文质，着重于人文心理建构，达到古人所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界域；这样，个人品位气度在无形中超越平庸，他自然在所欲追寻的领域中就能更顺捷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像我认识的几位老一辈自然科学家，其人文素养之深厚，让人佩服不已。

我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算开始，那时幸运地考入厦门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开始了“老童生”的求学生涯。在此之前，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限制，阅读面极为狭窄，记得那时的文学书籍无非就是《艳阳天》《林海雪原》之类，哲学类仅存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单一的价值取向也造成了单调与乏味。中学时期发现一位同学家中尘封于阁楼上的一堆《创造月刊》时，竟像哥伦布寻得美洲新大陆般欣喜，大家竞相传阅，甚至捉笔摹仿，虽然那是一堆乳臭未干之作，但也可能就在那时埋下了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兴趣的种子，这就类似于康德的“审美无目的性”吧。

进入厦门大学就读研究生，方知读书之真谛。在两位导师郑朝宗、许怀中的言传身教和严力督促中，我才慢慢地走上读书之径道。郑先生留学英伦剑桥，在研究西方现代小说上造诣精深；许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厦门大学，其时已在国内鲁迅研究界初展锋芒。两位先生延续、发展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从陈衍、鲁迅、余謇以来的治学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实证原则”，即进入研究的前提是，扎实读书，积累资料，“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以所读之书中的第一手资料为立论的基点。这就逼着弟子们去爬梳书丛，披沙拣金，虽显笨拙，却为其以后的治学炼造了扎实的“童子功”。

记得一次我上交学期论文，只因文中引英国批评家阿诺德的一段话，底下注释用“转引自”，被郑先生狠狠地批了一番：“怎么能转引？为什么不去查原著？”后来他记起我是念俄文而不是念英文的，才放我一马。那时的我，虽松了口气，却也冒出几滴冷汗。而许先生，更是谨严稳健。他尊重史料，钩沉稽索，力求言必有证，语无虚发，他研究鲁迅的《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等五部专著，可谓无一字无来历。

两位导师的严格训导，使我获益良多，受用终身。掌握第一手资料，方能纠错勘误。例如，国内现代文学界有一极为稳定的思维定式：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和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二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突出、相峙对立的文学社团，几部权威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均是如此定论。但我曾就创造社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查找、阅读了1930年之前的相关书籍和资料，却看不到创造社主要成员肯定、推崇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任何史实，反而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均持摒弃、批判，以至否定的态度。由此而发表的商榷论文在《文学评论》上曾引发了一场学术论争。

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是十分幸运的，因为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开始了一段纯粹而又真诚的读书时光。国门初开，人类累积下来的思想精品如潮水般涌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学译文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等，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面向全球的视野。

印象深刻的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原因不仅是他们对我在美学和哲学上知识的“恶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写作范式对我的影响。极其艰深抽象的理论问题到了他们的手里，则以一种举重若轻、通俗晓畅的文笔得以轻松传达。我曾兼职多年学报工作，有一段时期，来稿出现一种高深莫测文风——“用谁都看不懂的话，讲一个谁都懂的道理”，瞧着他们故弄玄虚的样子，脑海中就会浮出罗素与朱光潜们的风范，何苦呢？

引导我读书的还有一个编外导师，即孙绍振先生，我和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痴迷于新诗而相识，从而铸下了半个世纪的亦师亦友的缘分。貌似以离经叛道而著称的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精义已渗入他的骨髓。他私下对我说过，每到年底，他都会把英文版的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诵读一遍，由此，也潜移默化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对马克思主义下了功夫，陆续写出《创造社与马克思主义美学》《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等系列文章，论文《现代性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美学》作为该期头条而转载。显然，如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美学著作的精读作为基础，这些论文是难以诞生的。当然，孙先生给我的不止于此，他那蔑视权威、创新求异的精神更是给了我莫大的学术勇气。可以说，我的《哲学的鲁迅》《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等专著的完成，离不开这一潜在精神氛围的激励。

但以史实为证、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也不能绝对化；读书如若溺于史料，以发微索隐为目的，也会陷于困境。读书也必须建立与时俱进的观念，资料、史实的开掘与新的理论视角的建立并非矛盾对立，它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新视角多来自新的社会思潮与新的社会语境，它有着形而上的意味，但和那种战术性的预设的具体命题完全是两码事。当这种战略性的、全局性的新的理论视角建立起来，就如同一盏聚光灯亮起，那些尘封多时被人遗忘的史料，或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乃至边缘性的史料，都将被照得熠熠生辉，焕发出新意；而一些传统的、权威的判断，也可能露出缺陷与不足，失去原有的话语权力。

20世纪末“现代性”理论视角的建立，就让我发现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关于《文化偏至论》注释的错误。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是跟随卢梭对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而“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是借助尼采“超人”观念对卢梭“公意”说的质疑，对“借众以凌寡”的庸众式民主政治的调整。然而，其却被注释者轻率地判断为“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急进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特征……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群众和个人的关系这两个有关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上，作者当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在读书求知中，宏观性、战略性的视角的建立仍然十分必要，由其导引，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或许将会展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