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致用之书 明历史之鉴——郑樵《通志》钱币思想述评

郑樵是南宋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福建莆田人，其《通志》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书中“二十略”集中体现了郑樵“会通”“求实”的思想，但后世学者多关注其语言文字、校勘编纂等学术价值，而忽视了《食货》等五略的重要价值——既是以会通思想编纂史实的实践，也是经世致用的政治经济教科书。

郑樵继承前代观点，将钱币定义为“无用之器以通交易”的表征货币，区别于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货币。他以钱币名称为切入点，横向分析命名缘由，纵向考察历史流变。其方法初显现代语言、逻辑科学色彩，其结论可资钱币历史和理论研究。

郑樵借助名称的符号性揭示钱币相关概念，所得结论与马克思货币理论存在学理上的契合。其一，郑樵认为以“货”“布”命名钱币基于二者的功能，“货”在古代指金玉布帛，涵盖“布”，常用作商品交换的媒介而成为固定一般等价物，与马克思货币起源与本质的论述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二，郑樵运用金石文字学揭示了钱币形制的演化轨迹：“古文钱字作泉者，其形如泉文，一变而为刀器，再变而为圜法。”“泉文”见《金石略·古今殊文图》，像农铲之形，与三晋布币形近，“刀器”是指割草的削刀，与齐鲁刀币形同。“圜法”是指周秦通用而后统一币制的圆形法定货币。钱币最初以农具为形，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工具曾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历史论断提供了中国例证。

郑樵立足金石与方册文献，运用二重证据法与逻辑演绎法，创造性补充了货币“夏殷以前，其详靡记”的缺失。他梳理钱币名称流变为：“自太昊以来，则有钱矣。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其中“金”和“泉”的始用仅见金石文献，即郑樵所见、如今已失传的《钱谱》。“货”“布”“刀”则既见《钱谱》，也有文献依据。

“货”，郑樵参考的《通典》言：“自神农列鄽于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此句改写自《易经》，且注引《汉书》点明“货”指称货币；“布”，《文献通考》吸收郑樵的观点，补充有《周官·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句，注以“钱”对译“布”；“刀”，《墨子》反映东方诸侯国用“刀”称呼钱币的史实。基于“货”“布”“刀”呈现的金石与方册对应规律，郑樵进一步推断“金”“泉”的金石记载也具可靠性，与演绎法的基本逻辑相符。尽管郑樵的结论因论据真实性存疑而仍有修正空间，但他的研究方法展现了科学智慧，对后世考据与推演结合的学术范式具有开创之功。

郑樵以会通求实为史志编纂的准绳。“会通”指“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地综合史料，“极古今之变”地梳理因革损益。“求实”是“会通”实践的前提与终极目的，郑樵广求群书而明确指出“虚言之书不在所用”，主张史书“留意于宪章”的实用目的，反对“徒尚于言语”的空疏作风。郑樵言《食货》等五略“虽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诸史之文”，正是指以会通求实思想为指导删增《通典》对应部分，力求客观呈现历史经验以达到经世致用。

郑樵大刀阔斧地删去《通典·食货·钱币》中臣子政策主张的议论性言语，保留钱币政策施行的前因和结果，以事实呈现货币调控经济的经验与规律。例如，在记叙周景王铸钱事件时，郑樵删去了《通典》所载单旗反对更铸大钱，主张官府所铸大钱和民间自铸小钱并行的子母相权议论，仅保留“钱轻（通货膨胀）”的前因和周景王铸钱后“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其利”的结果。在记叙汉文帝解除私人铸钱禁令事件时，郑樵舍弃贾谊关于铸币权让渡民间的“五祸”和中央独控铸币权的“七福”论述，保留开放铸币权的后果，即“诸侯富埒天子……后卒叛逆”。 两相比较，单旗和贾谊观点相反而理论上皆有可取之处，历史经验则显示政府主导铸币权，有利于百姓生产生活与社会稳定，因而郑樵省去“无意义”的议论，保留因果事实以明规律，无声地为宋代“钱荒”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此外，郑樵增补了《通典》缺漏的时间、地点、人物、钱币形制等细节信息，使货币制度演变更加清晰客观。

郑樵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客观陈述钱币发行、管理等相关事件与典章制度沿革中，赋予人民群众主体化关照，以民生便利作为评判钱币金融作用的核心标准。

首先，郑樵提炼《通典》内容时突出钱币的便民功能。他将杜佑大量引用《管子·轻重篇》并作注的文本概括，改造为“钱所以权天下之利而便于民”一句，其中“权天下之利”反映管子的主张，即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调控经济、劝民耕战而实现富国强兵，主要站在君主的立场之上。郑樵吸收其合理成分，并结合历史经验补充“便于民”三字，是以人民为主体挖掘钱币的核心功能。其次，郑樵强化政策结果的便民表述。他不仅保留《通典》叙事部分的所有便民记载，还删减冗长议论而使政策与民生效果直接关联，更直接增补便民结果词句，如为“太公立圜法”事件补充“民实便之”成效。再次，郑樵精准调整表述对象，有时直接将《通典》指称范围广泛的“人”改为仅指称百姓的“民”，如杜佑记叙汉和帝时有人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郑樵径改“人”为“民”，凸显货币贬值对百姓而非豪强生活造成的影响。最后，郑樵特意保留赈民记载，如删《管子》繁论，独留禹、汤水旱时，以历山、庄山之金铸币赈赎“民之无饘而卖子者”之事。

郑樵以名实之辨揭示钱币本质源流，以客观叙事呈现钱币历史经验，以主体关照彰显钱币便民功能，其会通钱币典章制度的实践，为挖掘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智慧提供了宝贵资源。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考察郑樵钱币思想为始，重视《通志》政治经济理论研究，是吸收中华优秀传统、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