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泉州：从扬州之域到七闽越地的变迁

《九州山川实证总图》（源自程大昌编撰的《禹贡山川地理图》）

新石器时代，泉州地区就有人类聚居生息。1956—1960年，在惠安大岞山，晋江青阳、内坑，南安狮子山，德化尾山、后坪山等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石器证实了这一点。先秦时期，泉州地理“禹贡扬州之域，在周为七闽地，春秋、 战国时为越地”（清乾隆《泉州府志》）。

古人常用“九州”代指中国，《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夏朝依据山川地形等自然地理特征，综合物产、人文等因素，将中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扬州地域范围大致包括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涵盖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泉州“禹贡扬州之域”。

传说大禹在巡视天下的途中，在会稽山（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去世，“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夏朝的第六代君主姒少康，“恐禹祭之绝祀”，将庶子由余（号“于越”）分封到会稽山，负责祭祀大禹。这一举措加强了夏朝对扬州的控制和管理，促进扬州农业经济的发展。

西周时期，泉州属“七闽”。“七闽”不是行政区划的定数，而是出自西周在闽“所服国数也”，这种称法一直延续至北宋末年。“七闽”最早出自西周周公旦著《周礼 夏官 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当时的七闽包括今福建省，浙江省东部宁海县及其以南一带（包括今温州、台州、丽水、衢州部分地区），广东东部潮州、汕头、梅州，江西东部一带。唐代贾公彦著《周礼疏》中提到“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清嘉庆，晋江人蔡永兼在《西山杂记》对“七闽”作新的解释：“福建省周时有七闽，其地域即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蜒户，剑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漳郡之南太武，汀赣之客家，此七族称七闽。”

随着历史的演进，泉州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泉州属越国地，土著分散居住在今泉州各地。越国的前身是“于越部落”，故又称“于越”。东晋时期，贺循（会稽郡山阴县即今浙江省绍兴市人）《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其后裔允常与吴王阖庐有怨而相互攻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允常去世后，“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国后，出兵向北渡过淮河，在徐州与齐国、晋国诸侯会合，向周王室进献贡品，势力范围一度北达齐鲁，东濒东海，西达今皖淮、赣鄱，雄踞东南。清乾隆《泉州府志》载：“至勾践灭吴，尽有东南之地。”

公元前333年，越王无彊北上伐齐，听信齐国说客所误，“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彊”（《史记》），不料中埋伏，兵败身亡。由于无彊没有指定继承人，越国因此而分崩离析，各宗族子弟们竞争王位和权位，部分越国老百姓南下，留居今泉州各地，与土著融合。清乾隆《泉州府志》载，勾践之后，“六传至无彊，灭于楚，其族子散处江南海上，或为王，或为君，并服于楚”。此时，楚国的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

先秦时期，泉州尚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未被纳入夏、商、周王朝或其他强大政权的有效统治和开发体系之中。清乾隆《泉州府志》载：“三代之时，九州而外所弃地居多也，何有于泉。泉之北山，传有朱翁子寨，其是否不可知。”

泉之北山，即今泉州的清源山，又因山上泉眼诸多，别称“泉山”；因山高入云，称“齐云山”。传说大约在夏商周时期，清源山上建有朱翁子寨，真实性难以确定。后人认为朱翁子即朱买臣，但朱买臣是西汉时期的人物，《汉书·地理志》记载朱买臣任会稽太守期间“治泉山”，后人将泉州的“泉山”与会稽“泉山”混淆致误。

2016年，清源山摩崖石刻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该区域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可以追溯至商周之际，恰好与“公元前334年，楚国灭越国后，部分越民南下，留居今泉州各地”（《泉州市志》）的时间节点吻合。

（作者单位：中共泉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