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港龙山寺的郊商往事

咸丰古钟

嘉庆石狮

行郊是在清代时期随着两岸航海贸易蓬勃发展而兴起的一种地域性商业组织，是闽南及台湾地区民间特有的称谓。行郊有时简称“郊”，其成员有“郊行”“郊户”“郊铺”或“郊商”等多种称呼。行郊除了维护同行共同的商业利益外，在兴学、赈恤、平盗以及建庙等地方公共事务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鹿港龙山寺有“台湾紫禁城”“台湾艺术殿堂”等美誉，主体建筑依然保留了清道光、咸丰年间重修时的旧貌，风格古雅，雕饰精美，被认为是台湾岛内最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传统建筑。鹿港龙山寺始建于明末清初，在其发展历程中，郊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鹿港龙山寺五门殿前，有一对雕刻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的青斗石石狮，基座左右分别刻有“澎江弟子许克京敬奉”“温陵弟子刘华堂敬奉”的字样。“澎江”与“温陵”分别是澎湖和泉州的古称，表明许、刘两位商人的籍贯。据说两人在一次海峡航运过程中遭遇狂风巨浪，平安回到泉州后就请当地石匠雕刻这对石狮，运到鹿港龙山寺敬献。

这对石狮是寺内现存最古老的石雕作品，也是郊商踊跃捐资建寺的物证。根据史料记载，龙山寺原有旧寺，但空间狭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金门籍官员陈邦光倡议迁建新庙，实际工作由郊商林振嵩和绅士许乐三负责。道光《彰化县志》记载其事：“龙山寺，前大殿祀观音佛祖，后祀北极上帝，在鹿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泉州七邑士民公建。”

台湾的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地缘性特征，主祀观音佛祖的龙山寺多分灵于晋江安海龙山寺。鹿港龙山寺与艋舺龙山寺、凤山龙山寺、台南龙山寺以及淡水龙山寺并称为“台湾五大龙山寺”。在移民开发时期的台湾，寺庙具有慰藉心灵、凝聚力量乃至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鹿港以泉州籍移民居多，故龙山寺的建设得到广大士民的支持。

台湾民间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民谚，反映了清代台湾由南至北渐次开发的历史脉络，也反映了台南府城、鹿港和艋舺港埠因商贸发展而繁荣一时。鹿港的开发较早，早在清雍正年间就已成为台湾的米谷集散中心。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政府开设鹿港为正口，与泉州蚶江对渡，鹿港由此进入全盛时期，郊行林立，商贾云集。《彰化县志》描写当时的鹿港“街衢纵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

泉郊、厦郊在乾隆时期出现于鹿港，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达到鼎盛，形成了“八郊齐兴”的繁盛景象。鹿港诸多行郊中，泉郊的实力最为雄厚，在鼎盛时期所属商号达200余家。泉郊、厦郊的区别，主要依据对渡贸易地区的不同，《彰化县志》载：“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出赀遣伙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者曰厦郊。”

许克京和刘华堂的舟楫往返于鹿港与泉州之间，应属于泉郊的成员之一。他们与众多郊商冒着重重风险，将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连成庞大的贸易网络，疏通有无，富裕民生，本身也获利颇丰，故在嘉庆初龙山寺新庙落成之际，有财力敬献这对价格不菲的石狮。

鹿港龙山寺至今保存着众多不同年代的碑刻，其中道光时期的碑刻既早且多。道光九年（1829年），距离龙山寺建成已有40余年，寺庙出现了一些倾颓损毁的情况，举人林廷璋于是联合鹿港八郊进行重修，当时的官绅、郊商及船户踊跃捐输，共襄盛举。其事迹在《重修龙山寺记》《重修龙山寺捐题缘金》《泉厦郊商船户捐题缘金》《观音菩萨寿费》等4方道光碑刻中得以体现。

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龙山寺重修工程宣告竣工。时任北路理番鹿港海防同知的王兰佩欣然应邀撰写了《重修龙山寺记》，而在《重修龙山寺捐题缘金》碑中，我们可知他此前为重修工程慷慨捐银四十圆。王兰佩叙述了龙山寺的历史沿革及重修盛况，对林廷璋及其祖林振嵩、其父林文浚的贡献褒扬有加。

林振嵩，石狮永宁人，清乾隆中期渡台谋生，初以贩盐起家，后在鹿港创立了“日茂行”商号，由于经营有方，遂成鹿港首富。发迹之后，林振嵩积极投身于地方公益事业，除了主持修建鹿港龙山寺，此前还捐建鹿港敬义园。《彰化县志》记载其事：“敬义园，在鹿仔港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浙绍魏子鸣同巡检王坦首捐倡，率绅士林振嵩及郊商等捐赀建置旱园，充为义冢。仍以赢余捐项，置买店屋租业，择泉、厦二郊老成之人，为董事办理。”

从该文可知，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鹿港就出现了泉郊和厦郊。同时也说明，早在鹿港龙山寺迁建之前，当地的地方公共事业业已形成了“官员倡导—郊商出资—能人主持”的运作模式。

林振嵩既为郊商，县志中却称其为“绅士”，这是因为他后来受到朝廷的封赏。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的地位远高于“商”。许多事业有成的商人总是想方设法跻身于士绅队伍，这不仅可以提高身份地位，也有助于商业发展。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发生了林爽文事件，林振嵩不仅出银五千，还积极招募义勇，协助清军平定事变。事后，林振嵩与其子林文浚被朝廷封赏了监生加六品职衔。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振嵩因母丧返回泉州，此后再也没有回台湾。他在家乡修桥、建塔、建宗祠，做了诸多善事，并在当地继续开设郊行。鹿港与泉州两地共用“日茂行”一个商号，林振嵩与林文浚各负责一边，两地对口配运经销，实行“联财对号”。实际上，自鹿港与蚶江正式对渡之后，鹿港与泉州之间商贸异常活跃，鹿港向泉州对交的商行属于“泉郊”，反之则属“鹿港郊”，两地的郊行多为同一商业团体，实行跨地区联营。

林文浚为林振嵩的第三子，接替其父掌管台湾“日茂行”工作和主持修建龙山寺。林文浚精明能干，尤其擅长与官府打交道，“日茂行”在其经营下达到鼎盛。嘉庆六年（1801年），林文浚捐纳六品州同的职衔，朝廷因此颁赐两通制诰，封赠其父亲、祖父为“奉直大夫”，其母亲、祖母为“宜人”。这两通制诰即民间所谓的“圣旨”，至今还保存在永宁林家的“大夫第”中。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林文浚因赈济饥民，被恩授中宪大夫军功四品职衔。同年秋，其五子林廷璋、长孙林世贤联袂中举，“林日茂”家族一时风头无两。不过，龙山寺的建设却异常坎坷，先是遭遇林爽文事件，后又碰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大地震，再后来又因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陈周全事件而停工，即碑记所说的“林君封翁文浚鸠庀缮完，遇警中止”。工程直至嘉庆初才基本完成，前后历时十余载。

林廷璋以科举正途入仕。除了捐纳等异途入仕外，许多郊商也十分重视家族文化人才的培育，鹿港在清代出现了多位举人和进士。除了“林日茂”的林廷璋、林世贤外，祖籍晋江陈埭的“丁协源”家族出了进士丁寿泉，郊行“谦胜号”也出了举人庄士勋。

由于林廷璋身兼士绅与郊商双重身份，由其倡导的龙山寺重修工程得到了多方响应。在《泉厦郊商船户捐题缘金》碑中，可以看出众多行郊、郊商及船户捐款的情况。其中泉郊捐银800圆位居榜首，厦郊捐银300圆位居其次。除了泉郊、厦郊作为组织统一捐资，一些郊行、船户为了表示虔诚，另有数额不等的单独捐款，碑刻记录泉郊旗下的119家商号共捐款471圆、厦郊旗下的25家商号共捐款75圆。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台湾中部发生了强烈地震，鹿港龙山寺受损严重。咸丰二年（1852年），鹿港士绅及郊商着手重修龙山寺，至咸丰八年（1858年）完成。咸丰九年（1859年），派人到浙江宁波铸造铜钟，运回安置放在厢廊。该钟的承重钟钮虽已毁损，钟身锈迹斑斑，但其表面的铭文仍可辨识，其中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

古钟以平行环线隔成五层铭文。第一层铭文为寺庙及主神的名称“鹿溪龙山寺观世音菩萨”，“鹿溪”是鹿港的旧称。第二层铸有“阿弥陀佛”“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曾辉”等祝语，其字体尺寸较大。第三层铭文为铸钟时间及敬献主体：“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仲秋合港仝立。”第五层铭文为铸钟的承造商：“浙江宁波胜兴承造。”

第四层的铭文分为四面，内容最为丰富，罗列重修工程中的贡献者。第一面文字为：“总理泉郊金长顺；蔡福隆号；施和成号；铸钟梁如金；职员蔡鹏海；监生何清源。”第二面文字为：“温陵泉缙绅；厦郊金振顺；布郊金振万；染郊金合顺；油郊金洪福；敢郊金长兴。”第三面文字为：“糖郊金永兴；南郊金进益；诸港商船户；船头金和顺；船业家铺户；温陵诸董事。”第四面文字为：“挂印台湾总兵曾；台澎兵备道孔；台湾府正堂洪；鹿港理番分府兴；鹿港游府祝；彰化县正堂白。”

从铭文可知，咸丰年间重修龙山寺，以泉郊金长顺及蔡福隆号、施和成号为董事总理。职员蔡鹏海、施孔彰及监生何清源统筹修建事宜，而蔡鹏海、施孔彰正是蔡福隆号、施和成号的所有者。梁如金因被委任到浙江铸钟，故也在负责人一列。曾经辉煌一时的“日茂行”，其家族成员并不在其中。实际上，早在道光末年，“日茂行”的经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鹿港的首富地位逐渐为厦郊“庆昌行”的陈克劝所取代。

董事总理之后是捐输者的名单，除了排在靠前位置的泉郊外，还有厦郊、布郊、染郊、油郊、糖郊、南郊、竹敢郊（上竹下敢，杂货店之意）。著名的“鹿港八郊”中，泉郊、厦郊、南郊以经商同一地区的郊行组成，布郊、染郊、油郊、糖郊等则以同业郊行组成。这些行郊的公号均冠“金某某”之名，许多郊行、船户也按此取名，道光《厦门志》解释其中缘由：“合数人开一店铺或制造一舶，则姓金，金犹合也。不惟厦门如此，台湾亦然。”可见，“金”字有合股的意思，另有“多金”的吉祥寓意。

由于海上贸易有赖于商船往来，有的帆船属于某郊行，运载自己的货品；有的受托别人的货品，帮人运至各港交易。这些船户有的也称“船头行”，其经济实力不容小觑，故也是主要的捐资者。如龙山寺增建拜殿，其殿前的一对龙柱就是由船头行泰顺号于咸丰三年（1853年）捐献。

古钟最后刻着当时与鹿港有关的6位官员的名字，分别为台湾总兵曾玉明、台湾兵备道孔昭慈、台湾知府洪毓琛、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盗同知兴廉、台湾水师协标左营游击驻守鹿港祝延龄、彰化知县秋曰觐，说明当地官员对龙山寺重修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珍藏着一口铸于道光年间的铁钟，其为“泉郡鹿港郊公置”，并铭有鹿港郊所属的46家商号。将泉州的铁钟与鹿港的铜钟两相比较，足以证明台湾与祖国大陆在历史时期商贸往来之密切。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