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士仓夷的幸福观：按理想来自由生活

1937年，仓夷与陈元翼在回国的邮轮上合影。左为仓夷。（图片均来源于《仓夷文集》）

1946年仓夷在北平颐和园排云殿前的留影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有一位青年华侨怀揣着报国之志，毅然踏上回国抗战的征程。他就是仓夷，原名郑贻进，祖籍福建福清，1921年出生于马来亚的华侨工人家庭。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求学期间，他接受了中国文化教育，并受进步思想启蒙，渐生报国之心。

1937年春，年仅16岁的仓夷告别父母弟妹，与陈嘉庚之子陈元翼同行，经香港回国，开启了寻求抗战报国之路。然而，当他来到武汉，却对国民党的抗战意志深感失望。于是，他辗转到晋南，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他担任二战区司令部《西线》杂志编辑，沿着黄河防线进行采访。

1939年，他发表长篇报告《华北的敌寇在挣扎》，随后前往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民族革命通讯社、《救国报》记者。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1940年冬，仓夷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转任《晋察冀日报》及新华总分社记者。

抗战期间，仓夷多次穿越封锁线，深入危险区域采访，采写了近百篇作品，如《爆炸英雄李勇》等。他的报告文学《纪念连》荣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文学奖”。郭戈奇曾评价他：“在艰苦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年月里，他那多量而又出色的通讯报告，曾起了鼓舞战斗情绪、坚定胜利信心的作用；他曾是晋察冀有名的青年新闻记者。”

然而，命运却对这位英勇的新闻战士十分残酷。1946年8月，仓夷奉命调查“安平事件”，途经大同时遭国民党特务诱捕杀害，年仅25岁。这位未死在日寇枪下的新闻战士，倒在了同胞叛徒的刺刀下。

仓夷虽然牺牲了，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生前亲自整理汇编的《幸福》一书，蕴含着他对幸福的深刻理解。1946年上半年，仓夷受组织派遣驻北平参加《解放报》编辑工作，其间他选编了自己在晋察冀边区7年间所写的一部分报告文学，准备以《幸福》为书名出版，“献给对‘晋察冀’生疏，然而又时刻神往的读者们”。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后来，晋察冀新华书店于1947年印行了《幸福》，由周扬撰写“前记”；东北书店也在1948年11月印行该书，由郭戈奇撰写“前言”。两个版本《幸福》的篇章内容完全相同，均包含7篇文章（包括14个故事）。

郭戈奇在《幸福·前言》中说：“我们悼念这位可爱的热血的青年华侨战友，让他那勇敢的进取的精神，同着‘幸福’的传播，永远激发起每一个正直的灵魂吧！”那么，仓夷是如何从他百余篇报告文学当中，挑选出14个“实人、实事”的呢？烽火年代的主题为什么是“幸福”呢？他用生命捍卫的幸福观于今有何意义呢？

仓夷给自己的这部书题名为《幸福》，有着深刻的含义。他在前言中说：“这本小集子里的几篇文章，是我在晋察冀边区服务七年间，一些当时当地的零星纪事。书名叫做《幸福》，是我的偏见，因为我认为人民能按自己的理想来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而这本书里所写的人物故事，正是表现了这种生活的几个侧面。”

其实，这并非仓夷的“偏见”，而是他作为战地记者对时代需求的敏锐回应。当时晋察冀边区虽被称为“敌后模范根据地”，但因战争阻隔，外界对其认知常停留在“战场”“苦难”的模糊印象中。仓夷以“真实的记录者”身份，架起了晋察冀边区与外部世界的桥梁，用鲜活的“实人、实事”满足华北读者们对“新社会”的想象，传递出在晋察冀边区“人民能按自己的理想来自由生活”的幸福是值得为之奋斗与向往的核心信念。

《幸福》的第一篇《晋察冀边区生活杂记》，包含4个日常生活故事，将“幸福”具象化。其中《婚礼》记录了易家庄的一场集体婚礼：三对新人穿着蓝布新衣，在村小学礼堂交换手帕、钢笔作为信物。村长在致辞中痛斥“十五岁闺女嫁六十岁老头”的旧俗，强调“婚姻是自愿的”。新娘霍振娥大方地将钢笔别在衣襟上，展现出自信与自豪。这场婚礼不仅形式“新”，更重要的是象征着婚姻不再是“被安排的命运”，而是“按自己的理想来自由生活”的起点。

该篇中的另外3个故事——《劳动美化了大地》《少年刻字工人张云山》《冬学》，同样展现了边区人民“幸福”的日常。仓夷描绘了胭脂河两岸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进行麦收的“无限愉快蓬勃的气象”；刻画了在新劳动条件下，一个刻字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并能创作动人诗歌的形象；记录了冬学运动中乡村群众活泼严肃学习文化的情景。这些都是边区群众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追求创造出的日常生活，是国统区旧秩序下无法想象的。

在《冬学》中，仓夷还记录了胭脂河旁小村“石桥”里，冬学课堂上男女老少朗诵“中国人，爱中国”的场景。当离开小村时，他耳边仍回响着这句话，深感其意味深长，因为这句话道出了整个抗日根据地人民对祖国的热爱。

仓夷的幸福观并非建立在虚幻之上。《幸福》中间3篇的7个故事，几乎都以战争的残酷为背景，说明“自由生活”的权利其实是边区人民用鲜血与抗争换来的。仓夷对战争的描写，没有回避任何细节的狰狞。《反“扫荡”断片》中，日军将粮秣委员张俊林绑在柱子上，“滚烫的开水从他被撬开的牙缝里灌下去，嘴唇、舌头，焦赤了，下颊、脖子，全都臃肿起来”。《无住地带》中，日军实行“集家并村”政策，将沿长城线村庄毁灭，烧毁小草棚，荒芜田地，把百姓驱赶到“人圈”，“黑夜里这大山谷里吹出来的风，都带着焦臭味”。在《边界上》中，日军在炮楼旁对12名百姓施以苦刑，逼问谁为八路军工作，对妇救会主任陈雪，“用枪托和皮靴敲打着她的脊梁”。

但仓夷没有被战争的残酷所淹没，他看到了边区军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张俊林脱险后“嘴角的血丝”，宋天德连夜转移老乡的身影，张晓生临终前的呐喊，刘万举拒绝给日军带路，陈雪拒降的决绝，这些都证明了当人民为“按理想生活”而抗争时，他们已经活成了“幸福”的模样。这种幸福超越了生存层面，指向精神与社会的“自由生活”。

《幸福》后3篇的《李雨》《爆炸英雄李勇》《小女工》，讲述了3个人物通过抗争与劳动掌握生活主动权，建构“幸福”生活的故事。李雨是怀涿县游击区的青年领袖，在残酷的“清剿”中历经多次生死考验，成长为坚定的抗日骨干。他拒绝地主的贿赂，发动群众，组织“演习会”，让农民揭露当地恶霸罪行，“把高永海这大恶霸打倒了”，建立起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在他看来，幸福就是群众能自主当家，摆脱恶霸压迫，按自己的意愿参与抗日、维护权益。

爆炸英雄李勇是五丈湾村自卫队中队长，父亲被日军刺死后，他怀着仇恨投身抗日。他带领游击组用地雷战术与日军周旋，战斗中灵活运用“快枪与地雷结合”的策略，让日军防不胜防。他的战绩得到军区嘉奖，成为“李勇运动”的标杆，激励着更多民兵参与爆炸战。他认为幸福就是家园能安宁生产，村民能安心种地、收获粮食，不被战火破坏生活秩序。

小女工左庆荣自幼父母双亡，在子弹厂找到了“家”的温暖。她从拣子弹壳的新手成长为熟练的底火组工人，面对火药爆炸的危险，她毫不退缩，坚持工作。她关心工友，把帮助工友进步当成自己的责任，最终，“全厂工人选举左庆荣当女劳动英雄了”。她将自己的劳动与前线战士的需求紧密相连，认为“多造子弹，打跑鬼子，家乡才能恢复白杨成林的安宁”。对她而言，幸福不是个人的安稳，而是通过劳动参与抗战，为让更多人能按理想生活贡献力量。

仓夷的幸福观是那个烽火年代的写照，反映了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追求自由生活的精神。在当时，晋察冀边区虽面临战争的严峻考验，但人民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仓夷以笔为媒，让外界了解到边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仓夷的幸福观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我们，自由需要通过具体行动去争取，幸福在于按自己的理想生活。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