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皂隶舞的威仪

据《莆田县志》记载，莆田皂隶舞雏形为唐宋时期地方祭祀活动中的傩礼，其根源则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傩舞。傩舞作为古代驱邪逐疫的宗教仪式，以面具、舞蹈和音乐为载体，体现了“人神鬼”共存的原始信仰。皂隶舞由西汉傩舞演变而来，保留了“驱鬼避疫”的核心功能，并融入了地方特色。2009年，“麟山宫皂隶舞”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皂隶舞的演变过程可分为明清定型期、近代转型、传承创新3个阶段。明代莆田民间庙会兴盛，皂隶舞从宗教仪式发展为节庆表演，动作程式化，形成“开道”“巡游”“驱邪”三段式结构，并加入地方戏曲元素。表演部分通常分为“请牌”“开道”“收牌”3个部分，请牌即旗牌官挥动令旗，皂隶从队列中请出烛牌，并伴随锣鼓声完成动作；开道即皂隶们按队列左右舞动，手持竹杖开道前行，动作整齐威武，表现肃穆气势；收牌即绿面皂隶独舞收回烛牌，标志仪式结束。

表演队伍由旗牌官、皂隶（通常4~8人）、八班（随从角色）及乐队组成。皂隶头戴狰狞面具，形象粗犷神秘，表演伴随传统打击乐器的合奏，以及“威乎乎”的呐喊声，增强仪式感。

皂隶舞的动作刚猛遒劲，以跺脚、跨步、甩臂为主，模拟衙役威仪，体现“力”与“势”。以“盘腿跳”“左右跳步”“左右望”“左右摆”为基本动作，强调横向流动的线条，动作简练古朴，如“进退反复”“踢跳”“拍望”等，带有傩舞文化的原始风格。队列阵法采用“八卦阵”“长蛇阵”等传统阵法，体现军事化仪仗风格。

在服饰方面，皂隶身着黑衣红裤，头扎红巾，手持法器皂隶板（木制令牌）与火把，服饰纹样融入莆仙戏蟒袍元素；佩戴青面獠牙木质面具，象征神格化身份，面具制作技艺为莆田独有。

表演节奏鲜明干练，动作粗犷威武，兼具力量感与造型美，如群舞“开道”时的整齐划一，展现出庄严肃穆的气势。面具与服饰的夸张设计，强化了表演的视觉冲击力，青面獠牙面具和五色纸丝花头饰象征着勇猛的驱邪力量。音乐以莆田十音八乐为基础，锣、鼓、钹等打击乐主导节奏，曲牌《皂隶令》为专属配乐。

皂隶舞中面具与服饰的狰狞美感、队列变换的几何构图，形成强烈的仪式化视觉语言。通过舞蹈，可直观感受莆田信俗文化圈的多元信仰体系。夸张的肢体语言与急促鼓点，传递出驱邪纳吉的集体心理诉求。

皂隶舞作为元宵等节庆核心活动，以宗族为单位组织表演，承载闽中汉人移民史记忆，是中原礼乐文化与闽越土著文化融合的活态见证。其“人神共娱”模式为传统民俗现代化提供样本，彰显非遗活动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

莆田皂隶舞的传承方式与传承主体，体现了传统民俗舞蹈在当代社会中的现代化发展。皂隶舞的传承主要依靠宗族与社区代际传承，长期依托莆田地区的宗族网络和村落社区。例如枫亭镇麟山宫的表演队伍由村社宗族主导，成员年龄跨度从30岁至70岁，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在家族内部或村落中延续技艺。元宵巡游等民俗活动也成为传承的重要载体，村民通过参与表演强化文化认同，如枫亭镇朱寨的表演队伍由村民自发组织，38个自然村数千人参与巡游活动。

皂隶舞也面临着困境与挑战，如老龄化与年轻群体参与不足。尽管当地通过非遗培训班和传习所留有一定的传承培训机制，但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莆田乡村年轻一代人口持续外流，导致皂隶舞传承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加剧了老龄化传承主体的结构性矛盾；在传统民俗活动的传承与发展进程中，部分村民也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担忧：过度舞台化的改造，会在不经意间让原本纯粹的仪式内涵被日渐削弱。

在民俗活动的创新之路上，平衡本真性与创新性成为一个关键命题。像“请牌”这一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先辈们对“神灵”的敬重与祈愿，“开道”则遵循着古老的规制，彰显着特定的寓意，这些核心仪式是民俗活动的灵魂所在。与此同时，为了契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也可以通过增添现代元素丰富表演形式，比如融入现代音乐、舞蹈编排，让古老的民俗活动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在皂隶舞的非遗传承过程中，资金匮乏与技术受限成为两大棘手的难题。以面具制作和服饰复原两个传统工艺为例，它们深深扎根于手工技艺的土壤，每一个面具的诞生，都离不开工匠们手持刻刀精雕细琢，从选材到塑形，再到上色装饰，每一道工序都饱含着岁月的沉淀与匠人的心血；服饰复原同样如此，从丝线的挑选到一针一线的缝制，传统的技法讲究细腻与精准，力求还原历史的风貌。但也正因如此，对人力的高度依赖以及漫长的制作周期，使得这些传统工艺成本居高不下。高昂的成本带来诸多困境，传承往往因资金短缺而难以运转，购买高品质原材料也变得捉襟见肘，这些直接影响到皂隶舞的传承。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皂隶舞对凝聚乡村力量、助力乡村经济、体现乡村文化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传承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如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传承人才的断层以及传播渠道的局限等问题，通过建立健全传承机制、提高群众参与和教育普及、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等多元路径，皂隶舞的传承发展或将迎来新的契机。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